葛水平 《 人民日报 》（ 2009年9月5日   08 版）

一篇尘封的日记（放歌60年）

　　新中国诞生之初，1953年阴历六月十六，有过一次月全食。北京时间晚六点三十三分“初亏”，那时月亮还没有升上来。一个小时后“食既”，这时广大农民正在乡邻和睦的笑声中喝稀饭，也就忽视了这个极易热闹的短暂时光。晚9时11分，月亮“生光”。

　　晚风四起时，刚刚开完会的山西省某县某村社员，走出由寺庙改建的小队队部，掐灭草纸卷好的烟头，把剩下的半截卷烟按在耳朵上。嗖嗖的风声跌荡在树木和附近山梁上，似乎是蚁虫在连绵低鸣。有人长舒了一口气，看见月亮渐渐脱离地影边缘露出了金边，突然有一种想喊想叫的感觉，即刻就叫了出来：“天狗吐月亮了！”

　　刚才会议讨论的是：明年三月整社，该不该放开副业生产。副业生产不仅直接关系着90%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的问题，而且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有重大意义。会上，李书记强调了上面的意思：农业合作社应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指示精神，不该强调一切都归社集体经营。比如，单挑运输、采树籽、刨药材等等，宜于个人经营的副业就该放手；又如，养猪、打猎、编织、打铁等也应个人经营。个人的副业收入归个人，要制定出多少劳力搞农业，多少劳力搞副业的计划，劳动之余的副业归个人，只有这样社员的积极性才能提高。

　　会上，大家的耳朵支棱着认真听，听明白了，都很兴奋，同时眼里也流露出了风吹不尽的好奇与渴望。讲话的和听话的彼此都在体会自己看得清和看不清的一切，都在想着过去和今后，前途一阵阵清晰又一阵阵渺茫，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哪只脚走路。会议整个过程大家都静悄悄的，煤油灯的亮度还照不清楚“不想说话时”脸上的内容。社员们都知道，政策和落实不一样，这时候多说半句话都是挥霍。

　　主持会议的李书记叫起坐在前排看上去有点屁股不稳的社员李奎问话：“李奎，你站起来说，你每天能做几个小椅子？”李奎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六个。”李书记的眼睛盯着李奎看，这样的看法让李奎心里发毛。李奎歪下脖子看地上脚片子，一双烂了帮的鞋在地上摆着，脚指头黑不溜秋藏着里面有探头探脑的意思。李书记说：“李奎，你抬起头来看我，地上没啥看的。你一个汉子，只做六个小椅子？你的力气就没有用完。”李奎急上了，又坐下去：“你知道还问！”李书记说：“我就要你亲口说出来，看你心里是咋想的！”李奎说：“咋想的，我做得太多也没用，都是大集体的。”一句话把李书记说住了。

　　社员们等李奎这根导火线燃响儿，想知道上边说的意思有多少成分是真的。半天没响儿，等于是哑炮。大家明白了，李书记也就是一个上传下达一下的人物。他不能说李奎说的不是真话，既是真话，也不能说大集体就应该少做，人家下了力气做，工分还是八分，多下那力气有什么意义！话多一个字都不好往下继续，于是，彻底冷场了。宣布散会的时候，李书记要李奎留下来。

　　这一夜，李书记在他的日记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按照副业生产活计的难易、社员技术高低和产品价值的大小，规定副业生产的劳动定额，社员才能满意的实际情况，我很想让在座的社员都发自内心地讲讲，可是没有人说话，上边的政策是好，社员们不知道好，对政治很敏感。

　　这些个社员群众，天天给他们揉眼睛明心胸，可他们就是一脑袋狡猾，一盘散沙难管教。我敢肯定，这夜的会议让所有的听见李奎答话的社员心里应该是骚动了一阵子，因为，李奎说了实话。散会后我留下李奎悄悄问他每天能做几个小椅子？他说：“你保证我说了的话不外传？”我说：“我保证！”他说：“十个保证，十二个松松的。”李奎不放心地走到门口，指着外面天空的月亮叫我发誓，他要我说，如是我说了李奎说了的实话，我到秋口上烂了舌头。我才看到天狗吃月亮了。天狗吐出的月亮照着村庄和走进村庄里的李奎，李奎的烂帮鞋拍打着青石地，这个鬼头鬼脑的家伙，搅得我心乱如麻。

　　1953年6月16日

　　我是从地摊上无意撞到这本日记的，普通的硬皮本，封面有一个凸起来的毛泽东头像，四角是凹下去又浮凸出来的缠枝富贵牡丹。翻开这本日记的第一页是《我国1953年全年工业生产计划图》，它以1952年上半年的产量和1953年的计划产量做了比较，从中告诉:“五年经济建设的第一年，我们将要获得的辉煌成就。”

　　这一天的日记到此就画上了句号。之后是一个女人记下的织毛活的编织针脚。

　　我隐约从这本日记中看到了一缕曙色霞光，但是，现实有时候往往会被不知什么地方的来风吹散，仅留下一块并不虚无的梦境。1953年之后，我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包括1958年的农作物们在革命东风的吹拂下高产无极限，包括后来的一些事情都束缚了社员的手脚。时隔十年、二十年或更远，一片干脆泛黄的纸页告诉了我们，鸡毛蒜皮的事传承着当时的气息，由当时的气息而衍生出的幻景眼看着就在前面不远处了，却眼睁睁看着它在指间溜走了。其中，又让我感到了社员的“高贵”就是适度的“保守”。不管怎样，社员们走到今天，响应着政府的召唤，该做什么的时候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依旧做什么，不为什么，就为了目力所及之处都是黄土。他们的保守说白了就是聪明，“小聪明”。比方说，他们有足够的麦子，却不吃，要吃玉米，对外总说我没有多少麦子了，屋子里尽落下粗粮了。社员这样说是穷怕了。社员的私心是围绕着自身的利益来考虑的，只是他们的利益更需要一个好政策。他们说了一些实话，却要保证实话不能外传。他们真正能够敢说真话，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包产到户，一场席卷整个中国，深刻影响中国土地政策转变的旋风一下让他们知道了：是该下死力气的时候了。

　　耕者有其田，让中国农民过上了充满活力的富裕生活。

　　天还是这样的天，地还是这样的地，云，远近高低，悠悠成景，风，刮来刮去。然而，人们对1953年的日记已经荒疏了，荒疏了一个老党员夜晚很农民的细节。社会是许多细枝末节的相连，环环相扣，才能构成社会的进步。往往我们对于细节的荒疏，把社会的进步视为社会的必然进程而忘记了其中的挣扎。我从日记的扉页上知道了持有日记的主人叫李书平。因为经年的时间，他的名字就像“佛”刻进了石头，让我在故纸堆里寻漏时知道了什么叫好政策可以富一国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