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13

天国之薨（24）
        王作新是紫荆山石人村人，与其堂兄王大作都有秀才的功名，颇有田产，冯云山初到紫荆山教书传教时，曾与有往来。当洪秀全、冯云山大张旗鼓捣毁神像后，王作新率领一些人捕捉了冯云山，但被拜上帝教教徒卢六等夺回。王作新先后以“邪教”罪名，将拜上帝教控之于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其向桂平县的呈控书上说：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桂平县紫荆山生员王大作等，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乞恩严拿究办事。缘曾玉珍窝接妖匪至家教习，业经两载，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紫荆山内水分左右)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某等闻此异事，邀集乡民耆老四处观查，委实不差。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乡民，捉获妖匪冯云山同至庙中，交保正曾祖光领下解官。讵料被妖匪党曾亚孙，卢六等抢去。冤屈无伸，只得联名禀叩，伏乞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则沾恩无既。”
        当时王作新所代表的是当地的土著势力，向企图“客家变地主”的拜上帝教发动反攻，拜上帝教抢回了被王作新拘捕的冯云山，使双方发生了短促的暴力冲突。王作新于是向县衙门呈诉，请求支持。奇怪的是桂平知县王烈的态度，却不是像某些教科书上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官绅勾结镇压农民起义，反而严厉地驳斥了王作新。从曾任桂平知县李孟群著的《鹤唳篇》中，可知县衙当时的批示是：
        “阅呈，殊属昏谬！该生等身列胶庠，应知条教。如果事有实迹，则当密为呈禀，何得辄以争踏社坛之故，捏饰大题架控，是否挟嫌滋累，亟应彻底根究。候即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
    桂平知县之所以采取这一态度，一方面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虽然以打毁偶像的激烈行动来动员和积聚力量，但终究只是在宣传拜上帝的范围内行动，即所谓宣传“西番旧遗诏书”，而对于拜上帝，当时清朝政府根据外国教士的要求，已经明令弛禁。至于所控的“不从清朝法律”，并未能举出确实证据；另一方面，当时清朝官场腐败颟顸，官吏只顾搜刮，其他一切都以敷衍放任为主，宁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辖境内发生重大事故，所以桂平知县不愿王作新多事。桂平知县要“严提两造人证质讯”，于是江口巡检司（警署）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差传冯云山、卢六到案解县。
        冯云山也先后向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提出了申诉：
        “具诉童生冯云山，系广东广州府花县民籍，为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乞究索诈诬控事……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总督）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二十四年冬，某到紫荆山探表兄卢六，次年设教高坑冲，又次年设馆曾玉珍家，又次年复馆。只因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某谨将唐虞三代书句开列，伏乞鉴察”（以圣人教诲证明自己宣传拜上帝的合法性）。
    冯云山避开了打毁偶像之事，着重从合法的宗教宣传方面进行了巧妙的辩护。王作新起获缴官的“冯云山抄书一本”，知县认为“内有耶稣二字，系西洋天主教书”，“尚无违悖字句”冯云山已被解送到县，但原告王作新却屡传不到，这是由于在“拜上帝教”已有相当的势力，而知县又不支持他的情况下，只好外出躲避，不敢出庭。
    不久，卢六在羁押中病故，冯云山乃于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1848年5月30日)向浔州府控诉：“为恃衿横嚼架题寻害，号宪严牌饬县提讯以雪无辜事。”浔州知府顾元凯批示：“冯云山因何讦讼送解到县，桂平县立查案讯明，分别究释具报，慎匆稽延滋累。”这对于冯云山是有利的。继任桂平知县的贾柱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以无业游荡之名将冯云山押解回广东花县原籍，但冯云山却在途中说服了两名解差加入上帝教，一起回到了紫荆山。
    当冯云山被羁押时，拜上帝教弟兄曾捐款集资营救，称为“科炭”（雪中送炭之义）。捐款者都登记在册，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追叙“科炭”之功，对捐款者都予升官。当时发起“科炭”的，是被王作新控为冯云山窝主的曾玉珍弟兄和做过讼师的黄玉昆，他们用这笔钱在衙门上下打点，当然会对案件的了结发生大作用。
    冯云山事件前后约经半年多，使拜上帝教遭受了一些损失，如得力的骨干分子卢六就在羁押中被折磨致死，但总的说来，在这一事件中拜上帝教并未遭到严重挫败。事后王大作诗《忧时感事抒怀》中写道，王氏弟兄在事件后“三载仳离居蔑定”，即3年不敢在家乡居住，显然是害怕拜上帝教寻仇报复，而当冯云山在解送回籍途中脱归紫荆山后，也无人再敢向他挑衅或再向官府报告，这说明了拜上帝教的势力已相当强大，压倒了王作新。从拜上帝教内部来说，当事件发生时，会众起先出力抢脱，后来又纷纷捐款营救，冯云山脱归紫荆山，会众“十分欢喜，即杀牛宰马，献祭上帝，以谢天恩”。
        然而，令洪秀全万想不到的是，正是由于自己急功近利的行为，而引起的另一个严重后果。  天国之薨（25）
⒉
        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十一月初旬，在闹事后由曾玉景陪同去贵县赐谷村，大约在获悉事件发生后回到紫荆山。当时，清政府应法国要求开放天主教传的禁令，已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由两广总督耆英奏准宣布，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又经耆英奏准，明降谕旨晓谕弛禁，广东礼拜堂只有在此以后，才可能悬挂弛禁的文件，而冯云山的行踪，据他自己的呈诉书和《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运动记》等文献，从1844年春自广东来广西后，几年间都在广西，从未回过广东，不可能见到广州礼拜堂悬挂的准许传教的政府文书，而新从广州罗孝全教堂来的洪秀全却一定已经见到，所以冯云山的呈诉书，应该是洪秀全从贵县赶回紫荆山后两人共同写的。
    冯云山在被押期间，洪秀全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月初离开紫荆山，于3月下旬到了广州，拟向两广总督耆英申诉营救冯云山事，因为耆英是传教弛禁的经办人，洪秀全期望耆英给予帮助，但耆英已离粤内调，于是没有结果。
    冯云山在遣送回籍途中脱归紫荆山的日期未见记载，推测总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七月间。得知洪秀全为营救他而去广东官府投诉，冯云山随后也去了广东，同正从广东返回广西的洪秀全在途中发生顶撞，于是洪秀全又从紫荆山回到广东，二人又于十月在花县见面。其时他们为什么要仆仆风尘来往于两广？因为拜上帝教内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怪事——有人假托“天父天兄下凡”作秀。
        上帝降附在杨秀清身上、并由代上帝传言之事，发生在戊申年(道光二十八年，1848)三月。太平天国后来的文献多次提到这件事，并规定三月初三日为“爷降节”，此时冯云山在桂平被押，洪秀全为营救冯云山正在广州，不久冯云山脱归紫荆山，洪秀全因营救不成也回到紫荆山，当然都知道此事。这是一件大事，是拜上帝教前所未遇的，对于太平天国宗教运动来说，此事至关重要，有人竟想到利用紫荆山区盛行“降僮”即民间巫婆神棍跳神（神灵附体）这种最原始的巫术伎俩来煽动民变！好鬼马（广东人谓机灵）啊！是认同还是揭露？相信洪、冯二人当时一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洪秀全会利用的，别人当然也会利用。拜上帝教本来是以拜上帝、除偶像为基本信条的。洪秀全、冯云山在早期宣传中强调上帝是独一真神，反对其他一切神怪。除洪秀全吹嘘自己在丁酉年(1837)病中见到上帝，并授命他在凡间宣传福音这一幻觉故事以外，一切人神交通、人鬼交通的传统迷信都在排斥之列。洪秀全在1845年写的《原道救世歌》就以“巫觋”为第5种不正，斥之为邪术惑众，但从1847年夏，洪秀全第2次到广西后，情况有了变化。为了政治上的目的，他们便有意地利用了这种迷信，打毁甘王庙后发生的神灵在童子身上附体，要当地人不得伤害洪、冯，就已经属于这种情况。
        杨秀清，原名杨嗣龙，他之所以要改名，大概是同为“天父”的亲儿子在凡间的肉身，洪秀全名为“秀全”，他自然就应名为“秀清”。关于杨秀清假上帝附体传言之事，传统讲法是认为起了巩固拜上帝教的作用，认为当时拜上帝教由于受到地主王作新的打击，冯云山被押，会众陷于动摇紊乱的危机，杨秀清乃假托上帝下凡传言，拜上帝教才得以团结和稳定。                此说不符合史实。
    首先，王作新的活动并未造成对拜上帝教的大威胁。府县衙门并不支持王家，结案是对王家不利的。同时，就本地实力而论，王作新固然是一大势力，洪冯二人的窝主曾玉珍也是族大人众的有身家者，而且拜上帝教又是一个有组织有势力的团体，王作新虽然有力量捕人，拜上帝教也敢于把人抢回，势力并不稍弱，所以在这场斗争中，拜上帝教虽遇到了困难，但仍能有力地进行活动：“在此期中，广西各兄弟自愿筹集数百串钱以救冯、卢二教友，并入禀其所传之真理声辩，附呈所信之十诫，以求县官秉公审查。”由于这种种情况，教科书上所谓拜上帝教由于王作新的打击，而陷于瓦解动摇的危机云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关于这件事，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运动记》中说：
        “秀全与云山既回到紫荆山，会众兄弟热烈欢迎。此时二人闻悉当其回粤时，拜上帝教中屡有奇事发生，因而在兄弟中发生出纠纷及有分裂之像。缘当众人下跪祈祷时，忽有人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状之下，其人似乎有神附体，口出劝诫或责骂或预说未来之事，其言常是模糊，听不清楚，或则是韵语。”
        关于杨秀清等的附体传言，洪仁玕说：
        “杨本为极贫穷之人，但其入会则非常热心及诚恳。在会中，彼忽生哑病，两月内不能言语，会众均觉奇异，以为是不祥之兆，但后来复能言语，嗣后有神附体传言，比别人为多。每次代天父上帝传言时，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彼又劝人为善及预言未来，或号令人应如何做法，其言辞大概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萧朝贵则以耶稣之名传言，而其言则比秀清之言较为和蔼。黄氏有族人出言反对耶稣教训，且引人离道，此人即被逐出拜上帝教，其言即被定为假的，为魔鬼附身而说的。”
        严重的问题在于，当时不是个别人，而是不少人在“做秀”，直到林凤祥北征陷入绝境时，军中还有个姓李的火夫冒充天兄下凡，被林奉若神明，好衣好食供养起来，只是在听信此人之言而多次吃亏后，才一刀砍了他的头。
        杨、萧二人之所以取得成功，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演技”最佳。以杨秀清为例，为了使人们确实相信“天父”真的附在他身上，试问有谁能做到在两个多月即六七十天时间里，乞丐般趴在路边的沟渠里，蒙头垢面，口鼻流涕，胡言乱语，抓屎而食？这种装神弄鬼的忍性，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也会有大把人相信他是鬼上身（包括白天装乞丐晚上住酒店者）。
        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说当时拜上帝教有危机的话，那主要不是由于地主王作新等的进攻，而是来自内部，是由于内部出现了杨秀清、萧朝贵，黄姓或其他一些人，大搞神灵附体，纷纷假借“皇上帝”七大姨八大爷的名义（皇上帝既然生了耶苏、洪、杨、萧、冯、韦、石等一大窝子女，亲戚关系一定相当复杂）发号施令，因而在上帝教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裂。可以说，这种迷信行为从一开始就不但不是巩固拜上帝教的手段，而且是导致拜上帝教分裂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