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5

天国之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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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问：清朝自立国以来，地方上发生民变从来不曾停止过，均被清廷一一镇压下去，何以太平天国独能掀起连天巨浪，朝廷几不能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爆动恰恰发生在清廷政治失控的广西。
　　早在史上的隋唐时代，地处长三角的江南地区就已成为不断向（西）北方政治中心输血的经济中心。当年隋炀帝疏通4000里大运河前后，曾在江南经营多年；清帝康熙、乾隆爷孙先后十多次南巡所为何事？作为一次普通的社会民变，太平天国本来不会比史上任何一次民间功乱更有戏，然一旦调转马头，兵火直扑大清帝国的心脏江南地区，战局形势立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发生在中国东南边陲的广西？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中十分重要的问题。令人关注的是：广西在当时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清朝时两广合称为粤，广东称为粤东，广西称为“粤西”。广西是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西，古称“江南地区”的一部分。从明清之际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里先是南明残余势力与清王朝激战的地方，紧接着又经历了三藩之乱的战祸，后来又成为新起的天地会基本活动地区。在鸦片战争中，这里即使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也受到间接的影响。同时，广西与江南各省，除了常见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外，还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其中最为特别的是无数来自广东、湖南、福建和江西的客民（移民），形成全省各地长期处于土客混居的状态。
　　广西地处南疆，距离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都十分遥远。在当时条件下，人员商货往来十分不便。史载，“广西至京水陆七千余里，江湖之风波可畏，车马之颠覆可虞”，“往返动经半年”。甚至一纸公文上达，单程也要20余日。清廷规定，“平常本章”到京日期，巡抚驻桂林为23日，提督驻柳州为26日。
    广西气候炎热多雨，地势崎岖多山，向有“山国”和“瘴乡”之称。“夫粤西岩疆也，地瘠民贫，重峦叠嶂，人皆传为瘴乡。”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对这种自然环境很难适应，“水土大恶，外乡人不可久居。”这种情况，在江南各省中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最突出的。“土著之人，习而不觉；外省人至其地者，一中其毒，即成疾病。”史载江苏人宋某任广西西隆县令，“之任不三月，毙于瘴者十七人。”康熙朝名臣于成龙任罗城县令时，也认为广西“蛮烟瘴雨，北人居此生还者十不一二。”瘴气后来虽然不那么严重了，但留传下来印象，仍令人视广西为畏途。康乾二朝皇帝多次巡视江南地区，就从来没有涉足广西一步。
    这种僻远多山和多瘴的地理条件，大大阻滞了中原文化进入广西。秦汉时，中原文化虽已传入广西，但进展十分缓慢，相当一部分地区，至明清两代才进入。这种情况在江南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
　　广西不仅是当时江南最贫瘠的省，也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该省每年额征地丁银仅69万两，在江南各省中位居最末，在全国18省中，位居第15名，与其他省份的差距也很大，如江苏额征358万两(包括苏北)，浙江为280万两，江西为224万两。如果再加上这3个省的漕粮，广西与它们的差距就大到惊人的地步。江、浙税额高，虽然是出于朝廷的需要，但江、浙农业最发达，既是水稻高产区，又是蚕丝、棉花的著名产地，可见某地税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广西地丁税额低，正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反映。
　　一般地说，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也必然发达，反之亦然。省城桂林及其附近地区是全省文化最发达地区，但直至乾隆、嘉庆时期，这里不仅一般士人，甚至举人，也很难在儒家经籍闱墨之外阅读到更多的书籍。临桂县有个叫朱约斋的，“乾隆乙酉举于乡，时值海内经学之盛，而先生伏处偏隅，有志于学，无书可观，仅得先辈所遗《昭明文选》、《艺文类聚》二书读之。”有人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他省文物之邦，有力者廷师家塾，而城镇村落之间、乡学蒙馆聚徒授教相望不绝”，而广西却“民贫俗薄，秀良鲜少，既无执简横经之地，又乏从师取友之资”，“弦诵之声里无一、二”。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士子的文化水平自然很低。生童考试，“每一题必有一篇恶烂文字，不过四百言，彼此抄袭，非古非今，不程不墨”。优秀者除了八股文外，应考的八韵诗也做得不合格，“文尚可观，诗皆可笑”，“通体悍不用韵”。有的人甚至中了进士仍然如此，“间有吟讽，亦率意不甚入格。”
　　这样的文化水平，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发达的省争夺进士翰林的名额。广西在历年进土翰林的考试中中额不多，正如雍正帝指出：“朕观广西边远小省，通籍于朝者本不多人。”“粤西偏远，士夫多朴略，每进士岁不过数人，或不得翰林。”
　　据史料载，顺治至道光间，各省入翰林院的人数，江苏为690人，浙江为580人，山东为269人，而广西只有91人，云南只有90人，分别位居全国的第十五，六名，其他各省都在100人以上。另一方面是学者少，著作少。近人萧一山的《清代学者著述表》，共收录清代有著作的学者1392人，其中江苏417人，浙江308人，安徽122人，而广西只有9人，位居全国20个省中的第15名。这与前述翰林院人数名次，地丁税额名次是相近的。3个名次相近的事实不仅证明广西文化落后是客观存在，而且也说明这种落后不是偶然的，是与经济不发达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与此情况相类似的，是粤东（即广东）的经济发展虽稍胜粤西，但在文化传统方面，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和江南地区仍是无法比拟的，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广东士人（对于客家土籍人士洪秀全的烂恶文字，在北方下来的阅卷大员眼中简直不是东西）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很难“入围”的风土原因。 
天国之薨（10）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前夕的广西，既是广大江南地区经济上最贫穷、文化上最落后的一部份，又是一个多山、多瘴，多民族和多客民的僻远边省。在这种情势下，就很容易形成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带。
　　早在雍正八年，有个叫李梅的，因在“在广东散札事发，逃入粤西。”他与李彩(亦为广东人)一起，结识僮人廖士美等人，多方秘密串联。这个廖某在此之前，就因参加“广东匪犯曾合”一案，被捕过一次。经过李、廖等人的活动，至乾隆六年，他们又组织“土苗数百”，图谋起事，还想同时攻占迁江、来宾、武宣和象州等州县，这次图谋虽因过早败露而流产，“然已蔓延多时，兵民劳顿’。参与者先后被捕80余人，但不少人、甚至一些主要人员还是逃脱了追捕。在广东不能立足的李梅，不仅在广西安居下来，而且秘密活动十余年之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地官府对此竟一直“蒙查查”一无所知。这除了证明广西官府昏庸疲软外，还深刻地反映了广西阶级矛盾之尖锐，致使洪秀全等人在这里有着多么广阔的活动天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848—1850年间，广西究竟出现过多少次民变事件，不仅现在很难说出一个精确数字，就是当时官府也只能说：“群盗如毛”，“有自行旋起旋散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江南和全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吏治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更见疲弱。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三十年，共40年间，广西巡抚（省长）先后换了16人，不是贪官，就是混官，其中任期不到二年者7人，这种频繁的首长更换对广西吏治显然极为不利，因为新任巡抚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到任，到任后又要一段时间才能熟悉情况，方能采取措施，而下属各级官吏在此期内，自然在观望风色，揣度意向。这样上下观望，只能助长官吏因循作风。另外9任巡抚中，成林、庆保、苏成额和惠吉4人是旗人。满族官僚虽不乏精明强干者，特别是在清朝前期，但在这个时期内，大多数人不是昏庸因循，就是胡作妄为，贪赃枉法。这4个人正属于这个多数人一类，其中成林尤为突出，其结局是被朝廷罢官，发配黑龙江戍边。
　　当然，以上情况对于广西来说并非自当日始，只不过当情况更为严重而已。有史家考证，咸丰初年在广西爆发的“金田起义”，其直接原因，即激发社会大动乱的导火索，乃是在充分狭窄的宜居生存空间（注意是“宜居空间”）里挤逼着太多的人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口爆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