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21

天国之薨（40）
第六章、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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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封建帝王给孔老夫子的封号，是“大成至圣先师”，其中“大成”二字值得注意，它说明孔氏的思想、包括不少后世假托孔子的宣言，乃是“集大成”的体系，不但集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统治思想的大成。这个伴随整个封建专制时代相始终的庞大思想体系里，有人民性，也有反动性；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存在要得和不要得的部分。
　　一个登上祖传王位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是无须证明的，他没有必要去制造声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足以领导这个帝国。他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与他攀比，而当原先的一切威权被否认,一切意义上的贵族被褫夺，一个僭主却要面对“怀着懊恼、嫉妒和希望的所有人的攀比”。他要被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要向所有与他一样的人证明：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在君王被推翻之后、在一切人生而平等之后偏偏是他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世袭制被否定、民选制尚未到来的时侯,有什么绝对的理由可以为僭主的统治加冕？僭主始终不甘心自己只是僭主,那种来自天国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可以说服他人,却最终无法说服自己,无法仅仅凭它就可以为一个建立在4000年文化之上的华夏之邦加冕,就让无数子民觉得这种威权来得光明正大,来得心悦诚服。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改正朔”玩意。
　　人们看到,如果不是在事实上依然利用了传统的对于君王的认同和服从的政治文化,僭主的统治就的确找不到任何神圣的理由，更何况,对于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僭主政治来说,他要担负的举证责任,不仅仅是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还要证明这种“合法性”就到此为止，也就是说,证明线性的历史已经终结,幸福的千年王国已经来到。
        在洪秀全等人的心目中，如果太平天国建立起的僭主政治仅仅只是“五德始终论”下的一个朝代,如果这个政权还是不能跳出“周期率”,那么对于这场打碎社会自发的演进秩序和既有权利的暴力运动,就不得不进行新的诠释——显然,这种举证责任的艰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夺取政权的努力。于是人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史上一些专制王朝，在千辛万苦夺取政权之后，还要搞那么多大动作，搞那么多波及全国的“运动”。
        洪秀全是一个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人，无论对孔子还是耶稣，采取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自己有用，就视若神明；对自己不利，就扔进粪坑；洪秀全基本上是一个只有个性，没有思想的人，如果说此人还有什么特长的话，就是摇唇鼓舌、播弄权术；洪秀全无论是尊孔还是反孔，都是对传统文化亵渎。
　　太平天国政体中的宗法家长制，其要害不仅在于它坚持宗法血缘关系的用人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以伦理的形式表达了等级特权和人身依附的内容，把太平天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其遵循的原则，寓于封建道德范围之中。太平天国对集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之大成的孔孟之道前后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就是一个突出标志。
    太平天国除起义前期扫除偶象崇拜以外，对孔教儒学的态度恰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起义前期视孔盂之书为“妖书”，要求“全废”，定都南京不久，便宣布孔孟之书不都是“妖书”，不能“一概全废”，南京“内讧”以后，更认为孔孟之书“合于天情道理”，“不必废”。太平天国对孔教儒学中的糟粕越来越欣赏，正是随着等级特权制确立和加强而反映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和必然归宿。
　　太平天国对孔孟之道的态度的变化，决定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态度的变化。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时，提出反封建的平等、平均口号，对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伦理道德大加鞭挞，只不过是因为“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当他们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天国”时，洪秀全对封建伦理道德一反前态，立即宣布：“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嫂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君错”，“臣事君以忠”，“妻道在三人”，等等，完全是一套强调等级、服从家长的信条和说教。又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是不行的，重申：“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洪秀全在起义前期，为煽起民变，呕心沥血地设计了—座小农平均主义的“大厦”，后期却穷极工巧地建筑—座神仙窟宅般的皇权主义“宫殿”，进入南京之后，这些人更是“乞丐上筵席、饿鼠进米仓”，非把自己撑到肚皮炸裂，是不会住嘴的。 天国之薨（41）
    1843年，即鸦片战争失败后第一年，洪秀全第4次赴广州应试告蛋，对科举功名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创立拜上帝教以后，洪秀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广东花县乡下“将书塾中孔子牌位除去，致令学童均离散”。最早参加拜上帝教的洪仁玕说，他们所以要除去孔子牌位，是因为“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为什么迫我拜他呢?”这就是说，洪秀全等人从崇拜西方“独一真神惟上帝”、“勿拜邪神”的角度出发，废弃孔子牌位时，还不是从本质上否定孔孟之道。从创立拜上帝教到1847年前，从洪秀全和冯云山的实际行动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有大量捣毁神象和崇拜上帝的活动，但却没有再废弃孔子像的确切资料记载。因此，那种认为洪秀全从一开始就与儒家传统文化完会决裂的看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洪秀全第一次把反孔作为任务明确提出是1848年初刻本《太平天日》，这是常被学者们引用的“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书人之书多错”这段话的由来。该书中皇上帝还对上天堂的洪秀全说：“此一等书是朕当前下凡显迹，所遗传之书(圣经《旧约》)，此书是真，无有差错，又此一等书是朕差尔兄基督下凡显神迹、捐命赎罪之书及行为所传之书(指《新约》)，此书亦是真，无有差错。彼一等书，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教坏了。”于是演出了天父上主皇上帝“捆绑”，“鞭挞”孔丘的“发昏十三章”。
　　透过这个神话故事的外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开始，洪秀全是以西方基督，其中特别是原始基督教教义并加以改造利用，作为反对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武器的。
    儒学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虽然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但其基本精神则是宣扬统治有理，造反有罪。洪秀全要准备发动农民造反，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势必要铲除这方面的障碍。1850年11月4日金田起义后，特别是1853年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对儒学态度，由调和利用向激烈排斥转变。
    根据形势的需要，1852年，洪秀全把1845-1847年初刻本《太平诏书》重新刊刻颁行。他把初刻本中直接、间接引用孔盂之话，或诗书之语，全部删去，或者改称古语，这说明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开始改变了金田起义前调和耶教和儒教的态度，转而采取激烈排儒的立场。
    史载，太平天国进军南京途中，所到之地除大骂“咸丰妖”及“妖徒鬼卒”的同时，也对儒释道传统文化进行了大批判。1851年9月25日，太平天国攻克第一个州城永安时，据光绪九年《重修永安州儒学副署碑记》载，“咸丰初元辛亥，毁于兵燹”。接着，太平天国入湖南，“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籍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以致佛寺、道院、城隍礼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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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中，自原始巫史文化崩毁之后，孔子是建立“文化—心理”模式的第一人，即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以“孝”字为中心的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须外求的思想模式：对家而言，称为“孝道”；对国而言，称为“王道”,二者合称“天道”。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皇朝的统治者来说，最令其兴奋和向往的，莫过于其一家一姓对天下的统治“万世一系”，这当然是做不到的。大清皇朝从顺治元年到末帝溥仪退位268年，这比起历史上一些徒有虚名的“长命”皇朝，例如周、汉、唐，已经很了不起。然而，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人们行为的普遍原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礼教”——儒教，却具有伴随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相始终的性质，乃是任何外来宗教思想、无论正教或邪教，都不能替代的。只要经济基础不改变，你要想它不“万世一系”都不可能！
　　洪秀全一伙是以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宗教信条起家的，那么，当时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又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政权统治下群众的宗教心理和宗教生活呢?
    有一些历史记载，过高地估计了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统治区群众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曾经亲身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英国人伶俐，在他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说：“在他们政权统治下的所有家庭，都用圣经代替了佛教……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佚和偶像崇拜，全都涤除于一旦。”伶俐是带着赞赏的态度说这些话的，其实，这些话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确实，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是想用政权的力量，把拜上帝教推行到民间。《天朝田亩制度》就详细规定了“内外诸官及民”包括所有“男妇”及“童子”，都要从事读圣书、做礼拜，“颂资天父上主皇上帝”等活动。《醒世文》中也有“为民务宜守本分，逆天者亡顺天存。尔们亦是爷生养，务各认识圣父亲。天父上帝当虔敬，切勿私自拜邪神”的训诫。洪仁玕在1861年发布的《宣谕众民》文告中，强调凡“投诚天朝，仍为中国华民者”，都应“诚心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切不可拜一切人手所做之木石死妖该杀。”但是，像太平天国的其他许多政策规定一样，在宗教方面的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的。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前后，曾在一些城市如武昌、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对全体居民实行“男女分馆”的政策，把所有的男子集中到“男馆”，全体妇女集中到“女馆”，并且把拜上帝教的一整套宗教活动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馆”中的每一个成员，每天清晨都要祈祷；一日三餐前都要在“馆主”的带领下背诵赞美词；每7日要做礼拜、敬拜天父；有时还要对人们能否背诵经句进行不定期的考核。
　　但是，由于那种对全体居民“以兵法相胁勒”、使之实行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做法，没有任何一点借以存在的客观社会条件，因此，到1855年春，太平天国政权终于被迫宣布取消，使自己的社会政策后退到现实生活习惯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时候起，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使所有城市居民都“敬拜天父上帝”的事也就随之拜拜了。
　　也许作为太平天国首都的南京是一个例外？据说一直到1861年，南京城内和城外的居民，每天傍晚还仍要在天王府的锣声的召唤下一齐进行祈祷,据英国人伶俐的书中讲：“天王府头一道庭院中置大锣数面，每日祈祷，鸣锣为号。锣声挨户传送，直传到城中遥远的角落，再由城上的哨兵传到四郊。城内和城外乡村，人人屈膝祈祷。我经常站在古老的南京城上，夕阳的余辉在周围投下了奇异的阴影，下面发出了人民的喃喃祈祷声。”
        不过，我们对这一段牧歌式的描写，只能抱存疑的态度，这不仅因为它只是一个孤证，而且还是英国人伶俐出于对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同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时发出的一些不甚客观的夸张之辞。至于在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和乡村，则任何类似这样的历史材料都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