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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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之薨(5)

从战役指挥上看,1860年,曾国藩扎大营于祁门,派曾国荃率湘军万余,步步为营,逼近安庆,目的是“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太平天国也看出曾国藩险恶用心,并采取军事对策,先是拟订南北两路会攻武汉,以解安庆围的第二次西征计划,由于内部争权夺利的原因半途而废。
接着,陈玉成、洪仁玕等5次援救解围,均告失败。1861年9月,安庆沦入敌手。此后,皖北腹地迅速失守。次年5月,湘军进逼雨花台,南京开始第3次被围。而此前,尽管太平天国在上游节节败退,逐渐失去皖北粮源,这一时期天京还是较为安定的,既没有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又可依恃苏、浙粮源,不断获得补给。
湘军进围南京之后,南京形势急趋恶化。与向荣、和春一样,曾国藩也把“绝金陵贼粮之源”作为攻取南京的一项根本战略措施。而且,陷九江、安庆时,他取得了一套断绝粮道、饿毙太平天国的作战经验。曾国藩指出:“九洑不克,断不能断洋船、奸民之接济;接济不断,不能克金陵。”“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
这时,湘军水师已经完全控制了长江水道,曾国藩的军事企图有着实现的前提。洪仁玕看出曾国藩的战略阴谋,批评了李秀成战略上的认识错误,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洲鱼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此前,他为了夺回长江控制权,曾设想攻占上海后,购外国轮船二十余艘,组成新水师,歼灭湘军水上力量,保证南京粮道通畅,但由于军事指挥权不在他手,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洪仁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李世贤后来也认识到,1861年取浙江,虽然获得了“五倍”的财力支持,但金银财宝硬梆梆不能当饭吃,仍然是得不偿失。他说:“上年我军不救安省是第一失着。”洪仁玕后来也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困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陈玉成一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因此清军便容易战胜。”
李秀成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而且承担了接济南京粮食与解围的重任,自食忽视西线之苦果。1862年8月,他“奉命调往援金陵,号称三十万。至句容相近,为官兵败回,并失去粮草三十余万石。”10-11月,他又率13王、近20万大军,苦战46天,欲解京危,还是失利。李秀成认为“兵又无粮”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时,城内也积极配合李军,出城作战并抢割稻谷。曾国荃说:“城内米粮本属缺乏,只以鲍超军迟久未来,莫能断其东北之路,以致贼复掠新稻入城,久延数月。”
次年初,李秀成为了解决所部给养,“图解金陵之围”,“进北攻南”,就食于皖北。但清军“坚壁清野”,掳掠一空,大军无粮,“官兵又未得食,饿死多多,食草充饥,如何为力”,以致解围的军事行动终告失败。
1863年秋,随着水路粮遣断绝,南京又发生第3次缺粮危机。是年3月,曾国藩在察看沿江军务后,片奏各地残破情形说:“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闻苏、浙之田,多未耕种,群贼无所得食,故一意图窜江西,并窥伺皖、浙已复之区。”
6月,湘军陷九洑洲后,“江面一律肃清”,南京水上粮道切断,曾国藩预测;“从此围攻金陵较有把握”。但这次他不敢掉以轻心,分析了双方形势后奏道;“然金陵城大贼众,诸酋目眷属,资财萃聚于斯。洪逆老于戎事,又留伪忠王不援苏州,共守金陵,断无轻弃之理。必须力断接济,仿照昔年攻九江、安庆之法,严防江路,禁绝贼粮,则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专恃肩挑陆运,势必不给。数月以后,当有因饥内讧之事。”
不久,南京果然发生新的饥荒。曾国荃禀报其兄说:
“上年九,十月间,金陵城内米粮告罄,百物踊贵,贼颇惊怖。旋有湖北兴国州,蕲,黄等处猾贼剃发出城,在于对江仪征四沿沟地方,设立各色行铺,转输米粮等项,以致城内无物不有,该逆仍恃以无恐。又据卑营帮办采办军火至大通镇,目击沿江米船百余号,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无人盘诘,莫知所往。又据副将曾传荣由仪征来营,面称目击轮船拖带米船至四沿沟停泊,即由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城贼等情……
金陵为洪逆老巢,各伪王府、伪官属家小,以及守城各匪、往来游贼,通计不下数十万口。纵有蓄积,而兵临城下,已及一载,自然不甚充足。且附近各县产米不多。目下上、江两县,遍地荒芜,尤属无粮可掳,所恃者江面接济耳……
该逆仅九洑洲一线来路,只能陆运,且须掳之数百里外,必难接济。如此则不特援贼再来,无所得食,即城贼亦当坐困。不出数月,定有内讧之势,将来会剿,易于得手矣。”
曾国荃说的是九洑洲失守前的情况,南京饥荒已经具备潜在因素。为了防止粮食危机,洪秀全命李秀成“力攻西梁、无为州,图取庐州、和州之米”;李世贤“力攻芜湖,金柱关,图取宁国、太平之米,欲还昔岁旧观,以保金陵之巢穴”,但结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九洑洲失陷,南京被合围,洪仁玕奉旨在1863年冬出城催兵解围,试图摆脱危机。据洪仁玕说:“京粮益缺,而京困益无所恃……于去岁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围,身历丹阳、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惮于无粮,多不应命。”
形势的发展正如曾国荃所料。李秀成负责保卫南京,向天王建议“让城别走”。他的理由是:“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无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遭到拒绝。“复行再奏”,天王仍不从。李秀成只好赴苏州筹援,毫无结果。再回南京,“奏闻主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洪秀全降诏云:“合城俱食甜露(草根),可以养身。”据史料载,为了向臣下显示顽抗到底的决心,洪秀全在宫中带头食草,到死的时候,毛发疏落,浑身浮肿。
1864年4月,太平天国“将老弱及妇女、小孩均放出城”。5月,清军“水陆围攻,贼粮断绝,城中放出老弱妇女有数万之多。”
不仅南京城内缺粮,皖南、皖北迭遭战争破坏,而且江、浙“米粮所产之地尽成荒墟焦土。”因此,洪仁玕说诸将都不愿增援天京。当时,太平天国只有“就食江西才是一条生路”。他们说:“与其饿死江南,不如战死江西。”李秀成亦派李世贤往江西,计划“八月以前则就江西之粮,八月以后仍复回窜,则徽、宁、句,溧一带秋稻熟矣。其意仍在回顾南京之粮,而不思窜楚、窜粤也。”湘军为了在秋熟之前拿下南京,猛掘地道,7月19日终于破城,南京陷落。
据《北华捷报》报道:“如守军非因粮绝饥饿,而且断绝一切军用接济,则南京城虽被轰倒,恐亦与以前数月之曾被轰倒同样无效耳。”

古人云:“足食而败之者时有之,乏食而能久持者未之闻。”为么什太平天国能够解决1854年与1860年南京的两次缺粮危机,而不能克服1863年秋发生的最后一次危机?曾国藩对此的看法是:
“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和春等虽合围城外,而贼匪仍擅长江之利,挹不绝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
这就是说,太平天国初期能够照顾农民的物质利益,农民生活有了温饱,遂安之若素,并在物资上支持太平天国,因此战胜了缺粮危机,坚持和发展了事业。
曾国藩接着又说:
“今则民闻贼至,痛憾椎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贼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据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一句话:太平天国政权,不是给打死、而是给饿死的!
有史家认为,曾国藩在这里“隐瞒”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曾某通过团练(地主武装势力),用残酷的手段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实行“坚壁清野”祸害百姓,使太平天国抢不到一粒粮食。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论点。战争是无所不为的。史实证明,在认为有需要的时候,太平天国对老百姓采取的严酷手段,不见得会比清军更仁慈。太平天国之所以坐困愁城,以饿毙告终,完全是由洪秀全等人“扎根”金陵的错误决策所致,而这,就是曾被某些史家为之倾倒的“农民革命家”洪秀全所谓的“战略根据地”思想。

附:洪秀全是怎么死的?
大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6.1),正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死于城内天王府,年51岁。关于其死因,史学界有不同看法。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大多数人认为洪秀全是自杀身亡。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当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言及洪秀全之死时说:“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洪仁玕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说:“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
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太平天国天历,即1864.6.1)服毒逝世”。但当时的学者对洪秀全自杀说,已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100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甘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
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当是可靠的,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钞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当在情理之中。《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非洪仁玕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天历),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较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甘八日病死(彼中之四月二十日)。”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待续)   天国之薨(6)
第二章 一枕黄粱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南中国,同时诞生了两位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当然,人物伟大不伟大通常只是见仁见智,这里不过说他们引人瞩目而已。
        这两位伟大人物,一个出生在广东花县官禄埔,另一个出生湖南湘乡荷叶塘,众所周知,他俩就是洪秀全和曾国藩。
        两位伟大人物相似之处颇多,比如做恶梦,区别是前者专做白日梦,后者则专做黑夜梦。
        近年来坊间网上风向大变,抑洪扬曾渐有占上锋之势头,遗憾的是在一些论家笔下,对两位伟大人物的描绘,以漫画化居多,而笔者虽不敢说有“还原历史”之能,多少也有些史料作为依据,比如洪、曾二伟人,都长的啥模样?
        许多人都见过曾国藩的遗照,干瘪老头一个,估计年轻时也英俊不到哪儿去。
        湖南湘乡荷叶塘农家子弟出身的曾某人,走的是读书做官的正途,通常所讲的学而优则仕。专制社会的通例,没有后台不可能办成大事,更不可能飞黄腾达,当年小曾16岁秀才,22岁举人,27岁进士,30啷铛岁即已历任京师各部“堂官”(副部级),拜的就是当朝权相穆璋柯的码头(当然,一乡下仔要大佬瞧得起,首先得自己特有才)。
        曾国藩字“涤生”,乃取“涤尽污垢而后生”之意,据说该公从晋京任朝廷高官之日起,即每天写日记,每每沉痛检讨当日过失,后世人皆谓曾公自我修养功夫如何了得,殊不知事出有因。
        曾公少年得志,晋京后一度留连八大胡同烟花之地,曾经荒唐过,也淫荡过,不料如此一来却惹出大麻烦。一说曾文正公出生时,家院中有巨蟒绕宅,乃蟒蛇精转生云;后在南京总督衙门去世之日,天地间黑雨倾盆,实暗喻曾公从青年时代起便患超级顽疾——皮癣,一到夜间其痒不可止,挠之则层层褪皮,乃至到了做人了无生趣,甚至生不如死的地步。是以曾某毕生除娶一正妻欧阳氏外,还曾娶一民间寻常女子作侧室侍奉枕席,其主要“工作”,就是夜半给老公挠痒痒,却不久因难产而死,为此老曾痛苦难过,守灵三天三夜,一声不吭,并为伊人写了一副长长的挽联。所以人们也就会明白,当年曾氏屯军湖北祁门时,何以与麾下李鸿章等辈,大帅帐前天天早餐以稀粥就咸菜——非不欲为,是不能为也,若鸡鸭鱼肉齐上,再来点海鲜,当晚非痒死他不可!
        至于洪秀全,生前并无留下遗照,笔者只搜索得稗史上对其人二字形容:“痴肥”。从太平天国天京沦陷,曾国荃命人从后花园扒出的遗骸看,洪秀肤色黝黑,中年秃顶,个头总有一米七、八左右,在南方土人中算得上是异禀。或许正是由于天生一副领袖模样,自以为有帝王之相,洪某6举不第,即于广西发动金田起义。根据《太平天国礼制》,作为太平天国开国五王之首,洪某当即宣布自己合法拥有88个老婆(以下各王递减),即立马在自己头上插下88把销骨刀。而据一些坊间稗史称,洪某盘踞南京13年间,其在后宫“合法”拥有的女人——妃嫔、宫女,包括职事“女官”们,人数当在3000人以上。
        事实上,以洪天王之奢侈荒淫,在中华帝国帝王史上绝非首屈一指,只不过作为“亡国之君”,其无耻下流程度显得分外瞩目而已。其道理与隋炀帝同。
        非急欲为也,是颇能为也!关键是要消受得起。千万不要轻视这欲与能的辩证关系,此乃促成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最初的动机和缘起,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
        战场上只有永远的对手,没有永远的敌人。
        洪秀全PK曾国藩——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