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2

★天国之薨（3）
⒊
定都南京初期，太平天国征集粮食的方法，其本沿袭以往的“贡献”和“打先锋”。把自武汉以东，太平天国所至各处征集的粮米，用船沿江运往南京，由典入圣粮官专司收纳。据《金陵杂记》载，当时南京城内，太平天国屯粮之处甚多。“如复成、虎贲，丰备、添储等仓皆有。此外，汉西门大街民房米店，以及水西门内朱状元巷、安品街、油市、大仓巷、糯米巷等处民居，仪风门内张宅，南门内英府，钓鱼台、百花巷会馆，南门外大街民房，亦屯有米谷。据张德坚搜集有南京粮食储备和发放的具体数据说：“(南京)屯贮截至癸丑年(1853年)终共存谷一百二十七万石，米七十五万石。江宁群贼口粮每月约放米三十余万石，合计米谷足支四月。”
南京的粮源，除了来自各地征集外，“城内又设天朝典农官，城内田地使主之。”当“东门外麦熟”时，又发动抢收，“乃使女子割麦。”由于初入城时的大量运载，及多方开辟粮源，建都初期南京的粮食显得比较充裕。
再看粮食分配方式，天朝政府把军队里的分配制度略加变通，在南京实施。他们设典出圣粮官负责分配发放军民口粮，贯彻“财用以是而均”的原则。太平天国“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衙一斤四两，各匠一斤，牌尾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也有记载说，1853年7月，“计每人每天均得口粮二斤。”“自二月至十一月未巳，每日男子发米一升，女子发米三合。”并无“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的说法。
由此可见，1853年3月至1854年初，南京的储粮丰裕，供应充足。1853年冬，英国人麦赫斯向一名曾为太平天国士兵的人询问关于粮食供应情况时，这位士兵回答说：“每一个伍卒的卒长都预备全体所需，放在桌上的时候，大家平等分享，即使最高级军官的盘盘也跟最低级的士兵一般。”
次年4月，有一个跟随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南京的随员，以X．Y．Z的笔名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了一篇《南京见闻录》，在写到南京军民生活情况时，说：“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所有财物皆入公库。人民所穿的衣服都很好的，米粮丰富，足食有余。”
1853年3月底，向荣率清军扎营于城东孝陵卫，围攻南京，但毫无效果。江苏按察使查文经分析说：“推其原故，江路不塞，贼船得以往来，粮食足资接济”。为此，光禄寺卿宋晋提出“惟有断其粮路为第一要著。”礼部尚书徐泽醇同意这一方略，认为“若绝其粮道，势将不攻自破。”
太平天国主要交通线是长江，基本运输手段是大批民船。清廷提督向荣水师力量弱小，总共炮船70余艘，根本无法摧毁太平天国的水军，更谈不上控制江面交通线了。因此，太平天国在长江自由往来，将大量粮食钱物运往南京，保证了首都的物资供应。曾国藩组建湘军后，立即以筹办水师为急务，咸丰帝也多次表示支持。湘军设船厂于衡州和湘潭，建造快蟹与舢板船，配置洋炮，成军10营，遂为太平天国水师劲敌。
1854年4月，湘潭之役，湘军获胜。水陆沿江东进，10月陷武汉，12月在田家镇水陆两路大败秦日纲军。1855年初进抵九江城外。据张德坚统计，在湘潭，武汉，田家镇三次会战中，湘军焚毁太平天国船只达9000艘。曾国藩奏称：“发逆经屡次大创，前后焚毁逆船约计万余号，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逆船有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与此同时，1854年7月，清军长江“下游艇船既上，瓜洲、镇江之贼恐其接应不通，粮食不继，有合并内窜苏常之说。”8月23日，向荣声称：“即江北裕溪粮米，贼亦不能运至江宁。是肃清江路，即所以保内地腹地。”清军逐渐控制了江面交通线，南京的粮道受到严重威胁，守军乃另行设法筹粮。向荣奏云：“现在金陵上方桥贼营，尚在固守。又该逆水路接济艰难，必于陆路附近劫粮。”
随着军事上的挫折、水师的削弱、水上粮道不畅，南京储粮准以维系数十万军民的食用，自1854年秋起，南京发生了第一次缺粮危机。但此时正值秋熟，太平天国政府遂大规模组织抢收稻谷，以缓和危机，当时许多史料记载了这一事实。
《金陵癸甲纪事略》说：“贼粮不足，于闰七月二十七日(公历9月19日)，赶妇女八、九万出城，至乡圩割稻。”向荣于八月十一日(10月2日亦奏：“自本月初一日以来，城中妇女被贼驱令出城获稻。乘间逃出者不下三、四万人，无不鸠形鹄面，实堪怜悯。讯知该妇女等，在城每日一粥皆不能给。”
湘军不仅焚毁太平天国船只，而且对上游城乡实行坚壁清野，使南京粮源陷于危机。8月，杨秀清为解决南京粮食补给，仍然“派船日赴上游，掳人掠运粮食。”但是“连接湖南北、安徽各贼回书，言所到之处，米谷俱无。”
开源受挫，只好节流，在分配上厉行节约。“乃改议发米数：男子牌面，每日每名发米半斤，牌尾四两。女子每日每名，湖南以前发米六两，湖北以下发米三两。均以稻代。悉令人食粥，否则杀。”又“另立‘吃饭馆’，伪令凡兄弟愿打仗者，许自(愿)报名归馆”。“城中男馆，于闰七月亦不发米，悉使出城割稻自食，人多逃散。”
1854年10月2日，向荣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对整个战场形势作了总结。他说：
        伏念臣自三年二月抵金陵后，与贼大小不下百余仗，该逆每仗辄败。且赋党愈多，则其创败愈烈。该逆自知力不能支，恃其水陆可通，火药、米粮可以源源接济。因以固守，老我之师，匮我之饷；而彼转得分其凶党，四出攻扰，陷一城即守一城，陷一镇复守一镇，使我兵力处处为其牵缀，而该首逆得安坐雄城……自江路断绝以后，太平资粮又被焚毁。闻其火药少，该逆大困，不得不尽力与我相抗。
为了摆脱缺粮危机，解除南京城内的饥荒，杨秀清决定派石达开，罗大纲率军西上增援，继续开辟安徽、湖北，江西，“为粮食大供给所”。只有痛歼湘军，才能开拓和巩固上游粮源，夺回长江控制权，这是太平天国西征形成拉锯及相持战局的主要原因，隐藏在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后面的经济因素，显然就是南京的粮食补给问题。
不仅如此。粮食资源问题，还导致了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由过去“不要钱漕”的打先锋的“收贡”制度，改变为“照旧交粮纳税”政策。1854年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在给天王本章中说：“建都南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批曰：“胞等所议是也，即遣佐将施行。”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有两重含义：一是针对过去“不要钱漕”的“收贡”粮食，变为照旧征粮；二是沿袭清朝征粮办法，赋从租办，“暂依旧例章程，悉数如期完纳。”太平天国由默认佃农“不复交田主粮”，转变为允许地主取租办粮，显然是政策上的一个倒退。在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全国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无疑，这是对地主阶级的彻底经济剥夺，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也集中体现了中国贫苦农民世代相传的迫切愿望。如今为了粮食补给，洪秀全等不得不暂依旧例，由准备剥夺地主土地，倒退到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利益不啻是严重的损害。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转变是必然的，但对贫苦农民，尤其是佃农的起义积极性却是巨大的伤害，在他们看来，这时候的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天国之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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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冬官丞相罗大纲复国宗石风魁请发粮草、红粉(火药)事照令》说：“据二十一检点覃炳贤弟由九江回省称：该处粮米甚属便宜，安省米粮已解南京。”从1855年4月起，至1日56年3月，西征军转败为胜，痛击湘军，围曾国藩于南昌，三克武昌，取得了安徽、江西和湖北东部的大部土地，重新控制上游江面，太平天国军威大振，粮源又趋丰裕，粮道开始畅通，天京军民逐渐摆脱了缺粮危机。
在湖口大败湘军水师主力后，太平天国水师亦复振，据清廷坐探张德坚报告，长江水面，“帆樯如织，无一非掳粮之船，无一非接济江宁之船也。然而贼之他审，或有别意，于江广则专为掳粮。”太平天国文献中也不乏记载,如“着尔某某乘坐水营左三军船一千三百条，配带兵士，前赴江西南昌、湖北武昌一带收贡收粮，解归南京，不得违误。”“尔某官某弟用船一千八百条将黄州、汉阳妖魔惊走，所办粮米，速用船全数装解南京，切勿违误。务宜灵变，不可为妖魔所抢。”并有诰谕褒奖张子朋等军士，“江北黄陂，孝感、德安各处广有粮米，尔等能骇走妖魔，解到粮米二万三千石，全行收到……”
此时，太平天国一切军事行动的目标，几乎都是为了抢粮，动辄一千余艘船只运粮，皆送天京。这些粮食多数为清军所贮的军粮，随着军事胜利，缴获敌人，充实和壮大了太平天国，正由于西征军每克一城，“悉载粮下行”，源源接济，为南京提供了丰富的粮源，使南京军民暂时摆脱了饥饿困境。
正是在南京军民得以足食，人心大奋，勇猛出击，太平天国才得以于1856年4、6月首次分别击溃了围困南京三年之久的江北和江南大营。向荣兵败自杀时，在遗疏中分析大营溃败原因，指出除了“贼合而我分”、“事权不一”等军事、政治因素外，就是不能控制长江交通线，以断绝南京的粮食按济的物质因素，他说：“以东南全局而论，武汉以至镇江，该逆据长江为巢穴，此时仍当以先肃清江面为第一要着。”
1856年秋天，太平天国爆发了严重的上层内讧。1857年6月，石达开又因与天王“相互猜忌”，率部出走。清军乘机反扑，长江上下游重镇相继失守。1856年12月，湘军陷武昌。次年12月，长江下游交通枢纽镇江陷落。1858年1月，清酋张国梁与和春“复因南京”；5月，林启荣坚守六年的上游重镇九江被湘军李续宾部攻陷，江西许多郡县相继失守。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出现了全面危机。两江总督何桂清奏：“(南京)已成合围之势，接济可断矣。”曾国藩也断言：“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
然而曾国藩等人高兴得似乎早了一点。《李秀成自述》说：“和帅、张帅困南京，得幸粮食丰足，件件有余。虽京兵少，有食有余，而各肯战，因而坚稳也。”虽然长江交通线受到威胁，南京粮食运输困难，补给锐减，但那时南京尚“仅通浦口一线之路，车运北岸粮米以济京用。”李秀成还具体分析说：“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山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两浦之通，虽被德(兴阿)帅攻破两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中兼有余粮，固而稳也。”
    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联军第二次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打通两浦至南京粮道。11月，联军西指，全歼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于皖北三河镇。胡林翼说：“该处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聚粮米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必先得三河，乃能进兵庐州。浦口，三河连捷，使“安省之围自解”，南京之北的威胁亦除。
1859年底，清军和春立大营于孝陵卫南之沧波、高桥门之间的小水关。并在“城西、城南、城东一带宽掘长濠，坚筑高垒。自水西门以东，历通济、太平诸门，北达七里洲，绵亘百余里，经年始成，俗称万里长潦。”
1860年初，清军悍将张国梁攻占九洑洲太平天国营垒，切断了南北江面交通线。南京粮道不通，又发生了第二次粮食危机。这时，“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
和春亲信幕僚萧盛远详细记叙了这次南京粮食危机的严重情形，写道：“金陵大营自九洑洲克，并上下关收复之后，官军水陆合围。逆匪接济已断，屡有贼划装载粮食，夤夜偷行，叠为水师所获，斩首甚众。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而饿死不少，逆势实已万分穷蹙……已成阱兽。”
外国人主办的《北华捷报》也说：“南京城内已全无粮米，不久即当弃而不守了。”印证了上述说法。
究竟如何摆脱和战胜新的粮食危机?洪仁玕、李秀成提出“围魏救赵”之计。李秀成兄弟奇袭杭州，攻敌必救，分江南大营兵力，然后兼程回援南京，与陈玉成联军，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5月，太平军又乘胜东进苏南，次年经略浙江。东征的胜利使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其经济目的，仍然是为了开辟新的粮食资源。
据《北华捷报》的记载称，李秀成占领苏州后，立即“缴现银七十五万两于南京，又运大量食粮入京，足供四十万人一年之食。”天朝以幼主名义下诏，表彰李秀成说，“开疆裕国建奇功……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
李鸿章认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胜利，与粮源丰裕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李秀成自咸丰十年春间，破江宁长围，陷苏，常、嘉，湖，上窜江西、湖北。掳胁溃兵、游匪以百万计。尽得东南财赋之区，取精用宏，日以强大。”正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苏浙基地粮源的开辟，从而解决了南京的粮食危机，太平天国才得以“其势复张”，出现衰而复振的局面。
正当太平天国在东线经营苏浙时，西线的曾国藩督湘军乘虚进围南京上游重镇安庆。他的战略方针是：“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他还强调：“浙江既失，则安庆为重，以其为武昌、九江之门户也。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也。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也。”显然曾国藩是从军事地理、双方态势与粮食供应线三个方面作出围攻安庆的战略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