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11

天国之薨（20）
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字甄甫，江苏省仪征县人。历任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福建巡抚、江西巡抚、浙江巡抚、云贵总督等要职。他曾是曾国藩在科举考试中的阅卷座师，因而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吴文镕在浙江巡抚任上，又曾识拔浙江秀水县县令江忠源，在他奏陈办赈有功人员的奏折上，即以江忠源之名摆在首列；他在云贵总督任内，还曾识拔贵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因此可说清末中兴名臣都是他的学生。
　　吴文镕出任湖广总督后即与曾国藩、胡林翼等往来函商，希望等曾、胡率兵到达湖北之后再对太平军发动进攻。吴文镕的想法立即遭到湖北巡抚、满人崇纶的严厉参劾，崇纶在奏折中写道，“奴才屡劝督臣（指吴）派兵攻剿，决意不从，督臣之意，专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诸项完备，多集大兵，方敢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
    吴文镕以一介老臣，却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反唇相讥，痛骂崇纶出城扎营，只不过是为将来失守城池可以免罪，甚至还向清廷发泄牢骚，说“臣才识迂疏，军旅之事，更所未娴，何敢自以为是，谓所行克当。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立赐罢斥，另简重臣来楚，或先令抚臣兼摄督篆（兼任总督），以期事归划一，任有专责，不致贻误封疆。”
    最后，由于崇纶等人的逼迫，咸丰皇帝处事的操切，吴文镕终于奉旨离开武昌，前往黄州前线督师。吴文镕行前特别致书弟子曾国藩，向他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并寄以深厚的期望：“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唯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环境）不同也。”
    接着，崇纶又以吴文镕扼兵自卫武昌极形空虚入奏，咸丰四年正月初四日，皇帝听信崇纶之言，在奏折上朱批：“吴文镕出省，自拥多兵，置省城重地于不问，殊昧大局，不知轻重，是视自己性命有重于地方，着速行传旨吴文镕将伊所带之兵勇酌量撤回，以固根本，并将此原折朱批寄与阅看。朕岂为保一崇纶，实为鄂省之民命计也。”后来，因崇纶不及时输送饷械，一味催促速战，吴文镕在黄州兵败，不得不以白头之身，而自杀殉国。
    曾国藩的密友吕贤基，官至工部侍郎。《清史稿》本传说他“持正敢言，数论时政得失”，曾向咸丰皇帝奏请“懋正学、正人心、育人才、恤民隐”，甚至请咸丰皇帝下诏求贤，不可讳疾忌医，应当一改泄沓之故习，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但吕贤基的所作所为，颇忤朝中权贵派之意。大学士祁隽藻抓住机会，向皇帝建议派遣吕贤基回安徽原籍办理团练，既不给兵，更不给饷，却要使他去对抗方兴未艾的太平军。吕贤基明明知道安徽是太平军最活跃的地区，不得不又自陈他只是一介书生，并不知兵。虽然如此，朝廷却仍旧命他必须返回原籍去赴汤蹈火。吕贤基向咸丰皇帝陛辞之日，痛哭不已。
        不久之后，吕贤基在安徽桐城，兵败身死。
    曾国藩的另一密友邵懿辰，曾以刑部员外郎入值军机处。太平天国起事以后，清廷任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进行镇压，邵懿辰极力反对此项任命，向协办大学士祁隽藻陈述自己的主张，力言其不可者有7端之多。《清史稿》说：“时承平久，京朝官率雍容养望，懿辰独无媕阿之习，一切持古义相绳责。由是诸贵人惮之，思屏于外。”时太平军北伐部队已鼓行北上，祁隽藻却建议派遣邵懿辰出京，以堵截太平军之越过黄河，显然是要他去送死。
    命令始下，有人向邵懿辰指出：大河绵亘千里，“纵有劲兵数万且不易守，而况徒手无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则以疏防罪君也。”
    果然，太平军突破黄河，直指京、津，邵懿辰乃以疏防之罪被罢官，悄然返回原籍浙江杭州。至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攻杭州，邵懿辰踞城抗拒，终为太平军所击毙。曾国藩为老友之不幸遭遇，痛哭失声，特别将邵懿辰之妻子家小接到他在安庆的大营居住，加意赡养抚恤。 天国之薨（21）
与曾同为同治中兴之臣的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潜心舆地兵法，喜为惊众壮语，自称“今亮（今世诸葛亮）”，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为友。
    太平天国起事以后，张亮基任湖南巡抚，礼请左宗棠入幕，助守长沙。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骆秉章继任湖南巡抚，复请左宗棠入幕，倚之如左右手。毛鸿宾说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办理一切，“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
    可是，到了咸丰九年，左宗棠却怀着满腔悲愤致书其朋党李续宜，说他“自二年至今，所处之地介于不绅不幕之间，踪迹太幻，早已为世所指目，今更孤踪特立，日与忌我疑我者为伍。身家无可惜，性命不足惜，特拚此身家性命而于大局、桑梓均无丝毫之裨，则殊不值耳。谨奉身暂退，以待机之可转。”“弟生死早置度外，何况祸福?祸福早置度外，何况毁誉?况此案亦万无连及之理!兄请放心，毋因是愤愤!”
    这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事，使得左宗棠如此地动感情?甚至使左宗棠周围的朋党都愤愤抑郁、深恐株连?原来是出了这么一件讼案：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以“骄倨”，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所劾罢。
    樊燮反攻，在湖南布政使文格的支持之下，向湖广总督官文控告左宗棠。官文与文格、樊燮合伙，转奏清廷，对左宗棠发起猛攻。同时还唆使樊燮另缮控状向都察院控告，大造声势。清廷果然听信一面之词，咸丰皇帝密诏官文，命他查办，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即授权他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在政见方面同情曾左、并在清廷身居要职的肃顺，将此内幕透露给身边的高碧渊，高又转告王闿运（肃顺家的西席，即家庭教师），王再转告郭嵩焘。郭嵩焘请王闿运向肃顺求救。
    肃顺说，“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当时，郭嵩焘正与潘祖荫同值南书房，郭请潘帮助，潘即按照郭意上疏特荐左宗棠。左宗棠的密友胡林翼与潘相呼应，也特上《敬举贤才力求补救》一疏，称道左宗棠“才可大用”。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咸丰皇帝左右两难，果然以左宗棠之当褒当贬问于肃顺，肃顺掌握时机，大捧左宗棠之为人，左宗棠才因此得免对簿，死里逃生。
    在此之前，曾国藩、胡林翼等仍欲左宗棠留在湖南，胡林翼写信给左宗棠说：“惟涤公则谓湘中必不可无公，嘱不可动摇，当以湘鄂为天下之根本。”而潘祖荫的奏折也对左宗棠大肆吹捧，说什么“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对左挽留甚殷，希望他不要离去，但左宗棠还是离开了骆秉章的幕府，离开了湖南，带着他的女婿陶少云欲入京师。咸丰十年新正北行，沿途风雨阻滞，暮春之初，始抵襄阳。“知鄂帅方思拘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乃颓然而返。”他写信给郭嵩焘，痛述他当时的困境及极其恶劣的心情，说“侧身天地，四顾茫茫。不独蜀道险阻，马首靡托己也。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山而下，入涤老（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为）一营官，杀贼自效。”
    左宗棠在曾国藩、胡林翼等大力掩护提携之下，终于逃过了朝中权贵派的重重包围，并且自成一军，危而复安。多少年后，刘坤一谈及此案，还替左宗棠捏一把汗，说“以本地巨绅为本省幕友，实为集矢之鹄。左文襄（左宗棠谥文襄）之在湖南可为前鉴!若非骆文忠（骆秉章谥文忠）极力主持，胡文忠（胡林翼亦谥文忠）设法排解，几乎殆矣!（早就丢了脑袋）”
    曾国藩的大弟子李鸿章，早年的表现颇为桀傲不驯，待作了江苏巡抚，拥有数以万计的洋枪洋炮装备的淮军，更是不可一世。曾国藩写信给他，漫加期许，说湘军已是强弩之末，“锐气全销”，“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
   但在事实上，李鸿章从同治元年起，也已经大为收敛，正如他在给李黼堂的信中所写，“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某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末便率性而行。”太平天国刚一失败，江苏巨绅、詹事府詹事殷兆镛即对李鸿章进行严厉参劾，说李氏兄弟在原籍合肥“大购田地，毗近者悉为所有，几于强取，宜令皖抚抄其赀产。”李鸿章闻之“尤为骇悚。”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殷兆镛、王宪成等对他的严参，“实不过未送川费、未寄炭金（贿赂）一小嫌耳。若如幼丹(沈葆桢字幼丹)之周到，何至于斯……自兹以往，当守师训勉留余地以处人，悠悠毁誉，付之不复而已。”
    咸丰十年，由于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打垮，清廷这才下定决心，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不但给以足够的军事权力，而且给以足够的政治权力。咸丰十一年，皇帝病死热河，立即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祺祥宫变”，而清廷信任曾国藩的决策并无变化。
    同治元年，顾命八大臣被斥，在慈禧、奕主持之下，起用旧臣，著名权贵派头目祁隽藻、彭蕴章等联翩复职。彭蕴章又大肆活动，条议时事多端，“其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权者三致意焉。”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清廷再不敢胡来了，不仅曾国藩仍被重用，李续宜做了安徽巡抚，李鸿章做了江苏巡抚，左宗棠做了浙江巡抚，沈葆桢做了江西巡抚。此外，刘长佑为两广总督，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阎敬铭署山东巡抚，所以左宗棠说：“今之文武错落半天下，号称楚材者（三湘为古之楚地），莫非当初相识习知习见之人。”一时整个东南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都是与曾国藩有关的旧人。
    鸟尽弓藏。等到太平军失败之后，特别是接着捻军也失败之后，由乱世转变为所谓治世，清廷的政治需要也随之而变，对此，曾国藩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曾国藩曾与其弟子李鸿章，共勉要作“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作脑满肠肥之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