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16

天国之薨（30）
        再看看《金陵省难纪略》一书中对“逼封万岁”经过的记载：
    东贼旧托天父下凡以惑众，谓天父之言，籍传于东王金口，兵机政要，皆由天定，人莫得违。及破南省，众权独揽，虽洪贼亦拱手受成，北、翼贼无论矣。六年五月向帅移营丹阳，贼颇猖獗，先时仅据省城，东贼便称江山一统，至是又据溧水、句容，颇觉其事指顾可成，使北贼寇江西，翼贼寇宁国，率意指挥，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而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
        某日合城闭门一日，不准出馆，违者合馆皆戮。至日，东贼著白绉短衫裤，腰利刃，杂于心腹参护数十人中，指天贼居而去，将刺天贼也。其门内司釜爆贼（指洪秀全布下的坐探）初见无仪从，不疑东贼出，既探其去，急燃爆而炮声遂连作，附近各馆闻之，奔来跪天父，远者亦续至。东贼知计不行，急返宅，便为天父下凡状，召洪贼将就图之。方炮声连作时，洪贼所属人亦奔赴，见东贼半道返，及结束非常状，向固窥其有异谋，及是遂信，反白于洪贼，而召洪者适至，洪贼俄大惧，托疾不行，急以情事遣使达北贼。东贼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时北贼（韦昌辉）寇江西败回，亦不准入，颇怀愤怒，得洪贼函，即晚率三千余人遽入南门，趋围东贼宅，自携数贼入，杀东贼及其妻小。
        先是，东贼取八九岁小儿数十，将阉之为内侍，不得法皆死。故是时宅中服役皆女人，尽杀之。旁宅为东贼侍从馆，闻变各持械出，北贼挥众击避。天既明，函首致天贼（洪秀全），请标为老奸头，榜诸罪状示众，下令扃（关闭）各门，凡老奸所属，无论官兵男女悉自首，匿者连坐，数日拘得两万人。方北贼之穷搜东党也，洪贼使人谓曰：“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北贼怒曰：“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而欲沽名耶?”乃悉杀之，自是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洪贼愈畏其逼而亦无如何也，又急使人召翼贼（石达开），翼贼归，城扃已三月，不得入，射书城上，转请于北贼，令只身入，入即见洪贼得其情，然后见北贼，语不合，知有害己意，俟暮缒城出，北贼果率众围其居，搜翼贼不得，疑避洪贼所，遂执妻小去要洪贼，洪力白其无，乃杀之（杀了石全家），暴示翼贼反顾偏心罪，悬赏格，有得翼贼者，官丞相，金六百两。
        一日，（韦）率众到洪贼居请朝，索翼贼，洪惧不敢见。薄暮，陈三千人于洪居前，谓不出翼妖即火攻。洪乘墉与对垒，枪炮互施，逾时无胜负。洪居服役亦女人，悉使裹发效男装，各持械启门，则竖伪制翼贼旗，大呼出冲阵。北贼不意其出，又见翼旗，谓石果久伏洪所，与同谋，大惊，众遂溃。其先锋某率众趋朝阳门，斩关尽奔出。洪乘胜围北贼居，尽杀其妻小，比晓传令，北贼所属皆不问。
        以上张汝南记载中荒谬的程度，较之知非子的记载有过之无不及。试略举数端：
          ⑴、既然“逼封万岁”，总得有个“封”的仪式，也需要“昭告天下”，岂能“诡为天父下凡”，双方对话几句，就算“封”过？
       ⑵、既然已经逼封，目的已达，何必又要去行刺？在洪杨内讧之前，杨秀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搞政变是易如反掌，何至于要杨秀清本人“著白绉短衫裤，腰利刃”亲自去行刺？
       ⑶、行刺计划不成，又遣人去召洪秀全，杨秀清是傻瓜？杨秀清既已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又遣人召洪，洪不至，难道他还不警惕，竟会遭人暗算？
       ⑷、韦昌辉杀杨之后，下令杨的部下自首，数日之间即拘得两万多人，这些人何以如此驯服?难道完全没有反抗?最后“乃悉杀之”，对付两万多手执兵器的人，会如此容易?
      ⑸、洪杨内讧之后，石达开回到南京，不得其门而入，韦令他只身入城后，为什么不监视他，而让他会见洪秀全?既然韦石意见不合，韦有害石之意，何以又容石遁去?
      ⑹、韦昌辉率部3000人围攻天王府时，洪令府中服役女子裹发效男装，大呼出冲阵，这更是笑话，天王府中服役的全是女人，这是当时南京军民人人皆知之事，难道韦昌辉不知道?一时“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的韦昌辉竟会被一群“裹发效男装”的娘子军冲垮，而且一败不可收拾？真是不可思议。这些描写比小说家言还不如。小说家言虽然不合史实，总得稍近情理，而张汝南的记载实在太不近情理。
        张汝南的记载究竟是来自耳闻目睹还是得自传闻?我们从他儿子元熙、元英、元燮、元方4人所写的此书《例言》中，就可以得到答案：
        是书成于咸丰六年(1856)，先君子（老爸）馆于杭时之所述也。当癸丑(1853)二月城破之后。先君子两觅死不得，遂日谋所以脱身者，辗转至次年(1854）八月间，始得率眷属出重围，越三年丁已(1857)，馆于杭，课余忆及，信笔记之。故书中所载，皆咸丰三、四两年(1853，1854)贼中情状。贼令暮四朝三，纷更不定，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

    这里说得很清楚，张汝南住在南京城内只是咸丰三年二月到咸丰四年八月之间的事，此后他即逃出南京。洪杨内讧之时他巳走了两年之久，对于“逼封万岁”的经过，自然不是亲闻。《例言》中已申明，“其后虽有传闻，先君子以非亲见，概不记录。”张汝南对于并非亲见的“逼封万岁”一事，何以又加记录，而且描绘得活灵活现?足见其中许多情节只是他的胡编乱造。
        当时的南京城里确实可能有此传闻，但却不能认为确有事实。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由许多细节所构成，许多不可靠的荒唐无稽的细节，却难以证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存在。作为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政治谣言，流传得越久，马脚也会露得越多。为了证实这一论点，我们不妨把以上11种史料中的最后3种——王韬的《瓮牖余谈》、李圭的《金陵兵事汇略》和李滨的《中兴别记》中有关“逼封万岁”的内容探讨一下。 天国之薨（31）
   王韬《瓮牖余谈》中说：
    丙辰向帅大营溃退，驻丹阳，忧瘁交迫，以病薨于军，东贼闻之喜。秋七月，先集伪丞相、伪尚书等，告之曰：“天父昨下凡，谓余等至天京，受困于向荣，备极艰难，乃享福嘏。今向兵退，秀清功大，当称万岁。”佥曰：“有天王在，恐不能”，东贼怒杀之。召伪承宣、伪指挥入告之，佥曰：“必有以称天王乃可。”东贼怒囚之。乃召伪参护、伪典舆入告，亦如之。咸踊跃舞蹈，谓东王功德巍巍，宜称万岁。东贼悦，白诸洪逆，洪逆佯许之，俟于八月中东贼生日进称。
    此说迹近荒唐。杨秀清召集“伪丞相、伪尚书”，要大家拥护他当万岁，大家不肯，他就“怒杀之”。试想太平天国前期丞相一共不过24人，都是重要人物，如果杀掉这样一批人，将是何等大事，为什么太平天国本身与清廷对此均无一字记载?
    同上书另记：
　　北贼（韦昌辉）先二日得书，乃于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指杨秀清）不许入城。再三请命，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请见洪逆（洪秀全）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急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以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救。东贼立时延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今我将以八月生日进称万岁，弟知之否？”北贼曰：“四兄勋高望重，巍巍无比，久当名正位号，特弟尊不敢请耳。”因膝席前贺，从者亦皆额手欢呼，东贼大悦赐宴。北贼因即于酒间斩之，投其尸首于铁锅，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此说亦错误百出，例如：
        ⑴、韦昌辉至少要带3000人入城，才有条件发动突然袭击，这里说杨秀清只允许他带10个人进城，显然与史实不符。
        ⑵、太平天国前期禁酒甚严，岂能随时备酒赐宴。又“北贼因即于酒间斩之”，哪有如此容易？
        ⑶、把杨秀清的尸体“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这一记载过于荒唐。在发动突然袭击之时，你死我活只是一瞬间事，哪有闲暇来煮食人肉？可见王韬的记载，不仅只是得自谣传，而且添油加醋，故意加以扩大。大凡谣传，愈加渲染，露马脚的地方就愈多，王韬的记载正是如此。
        李圭《金陵兵事汇略》中则说：
    洪逆乃密下伪诏召北贼、翼贼回兵共诛东贼。北贼在皖得书，夤夜疾驰，八月初六日回金陵，东贼不许入城，再三恳请，乃许以轻骑入，随从毋得过十人。北贼入，请见洪逆，佯不许。谓：“遣尔往援庐州，何得擅回，罪当诛，其亟诣东府请命，倘赦尔罪，尚速赴援毋缓。”而阴授意，谓：“如此则彼不疑尔，可于见时图之。”北贼即往东贼府请谒求赦。东贼立时延见，曰：“弟事当代为之请。”乃告以洪逆许称万岁事，问“弟知之否?”北贼曰：“三兄勋望无比，久当明正位号，特弟等不敢请耳。”因膝前贺，东贼大喜，赐宴，酒酣，北贼从者环伺左右。东贼问曰：“若辈何人也?”北贼以麾下立功之众对，东贼遍赐以酒，群前叩谢。北贼以目示意，咸拔刀斫东贼，诛其首。北贼操伪诏出，言：“天王有诏诛秀清，谋逆希僭大号，众共殛之！贬为东孽，以五马分其尸，子女侍媵悉骈戮。”火其伪府，投其尸于铁镬煮之成糜，呼群贼啖之立尽。
   通过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李圭完全照抄王韬的记载，而且抄错，如在太平天国中杨秀清应称“四兄”，“三兄”是冯云山，李圭文中称杨秀清为“三兄”，显然是不明太平天国典故的笑话。
        李滨《中兴别记》中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庚寅，伪北王韦昌辉承伪天王洪秀全伪诏，以计刺杀伪东王杨秀清，焚伪东府，尽诛其戚属部党。初，秀清闻昌辉自庐州驰还，固不疑其图已，责以擅归，不许入城，再请，始许之。先诣伪天府，洪逆亦诡责之赴伪东府请命，而阴授其计。既相见，秀清语以将称万岁，昌辉佯喜拜贺。秀清留宴，酒半酣，昌辉乘不意，拔所佩刀刺杀之，探怀出伪诏，宣示杨秀清大逆不道，贬为东孽，剖解其尸，烹啖群贼，而火其巢。
        李滨和李圭一样，也是照抄王韬的《瓮牖余谈》，二者不同的地方是：李圭是把内容尽量扩大，李滨则对文字加以压缩，但文字虽然压缩了，错误依然。
        总之，以上有关太平天国“逼封万岁”的史料，不论是知非子、张汝南的记载，还是王韬、李圭与李滨的记载，都是远离史实，荒唐无稽，不近情理，错谬百出，而且各种记载在许多情节上出现矛盾，不仅不能互相补充，反而足以互相否定。这样的记载虽多，不仅不能证实杨秀清“逼封万岁”确有其事，反而使人愈发怀疑其可信性。
    而且考查一件史实之有无，也不能全凭史料，否则就会变成谁占有史料多，谁就有真理的“唯史料论”。对一些史料，还得开动脑筋，从情理上推断某一史事是否可能发生，比如对忠王李秀成的肯定说法就不能全信。因为：
    ⑴、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中军主将是相当后期的事。在太平天国前期，他不过是一员普通的战将，长期在外作战，很少到南京。《李秀成自述》中说：“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二十五里所屯，杀东王即此时之间。”说明杨秀清被杀前后，他正在句容一带前线作战，根本不在天京。太平天国政府中最高级的军机大事，怎么会通知一个远在前线的下级军官？所谓“逼封万岁”一事，他唯一的消息来源，只能是道听途说。
    ⑵、认为“第一手的直接史料”就可信以为真，这未免把考查史料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李秀成自述》自然是第一手直接的史料，但据史家考证，其中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竟有数十处之多，既有无心的错记与笔误，也有故意说假话、大话，比如贪天之功，把5次解南京之围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足见此人在政治上并不能认为是一个诚实之人。当然说假话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或为保密，或为回护，或为夸功，或为诿过，各种情况都有，岂能都相信。
    那么，如果说“逼封万岁”实无其事，那么，洪杨内讧究竟是由什么事件引起的呢?史家整理出其的起因共有5说：
    ⑴、逼封万岁说。
    ⑵、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逼取金玺)。
    ⑶、告密说(包括杨秀清被人陷害说)。
    ⑷、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
    ⑸、自居万岁说。
    在这5说之中，倘有一说可以成立，即足以否定其他的说法。“逼封万岁”说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一说法从太平天国文书，从清廷记载，从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找不到一点根据。与“逼封万岁”说相比，“告密说”肯定要占上风，因为从太平天国文书，清廷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
        当时(距离洪杨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南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1857年1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
        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麦高文发表在1857年5月9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则说：
        “缘那大僭窃者(指杨秀清)自1849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愤瞢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秦日纲），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清确巳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则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地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8位，从洪秀全算起，第8位应是胡以晃，但胡在内讧之前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8位应是天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镕。
    此事在清廷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奏报：洪秀全在杀了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镕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3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呈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们的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