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 ）17

天国之薨（32）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廷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洪秀全在文句半通不通的诏书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苦，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这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就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并规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天节”，简称“东升节”。
        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史官作月令诏》的客家话中说：
    “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共世人转天堂。”
    虽说将人家冤死了，给个金棺材也无济于事，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均系因罪被诛，本人爵除，家属成为罪人，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其子袭爵，称“幼东王”，并规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罪证已显，属大逆不道，又岂会如此隆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这说明太平天国官方事后公开宣布杨秀清之死为“遭陷害”，为之隆重平反，乃是对“逼封万岁”说最有力的否定。
        与以上言凿的“告密说”相比，其他3说却都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与“告密”说抗衡。而“索取伪印”说，首先见于清廷官员怡良的奏报，但是写奏报的怡良本人也不敢加以肯定，只说“所闻不一，而其内乱则不为无因”，等于白说，不值一提。
    “加封万岁”说，则来自《石达开自述》。这个“自述”有3种不同的本子，《三略汇编》本是较原始的本子，其中说：“达开自江南带人到湖北，听闻洪秀全等在金陵彼此疑忌，韦昌辉请洪秀全杀杨秀清，洪秀全本欲杀杨，口中不肯，且故意加杨秀清为万岁，韦昌辉忿气，把杨秀清杀了。”
    当时的四川巡抚骆秉章《奏稿》本，经过多次篡改，真实性不如上一个本子。其中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
    《蜀燹述略》本似为“奏稿”本的节本，其中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将杨杀死。”3种本子内容大致相同，而以《三略汇编》本较为详细，说明了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清的意图，但仍令人难以信服。因为：
        ⑴、天京内讧发生之前，石达开远在湖北，只是“闻有内乱之信”，对于实情无由亲历，所记只能是揣测之辞。
    ⑵、《自述》并非石达开亲笔，而是由石达开口述，清吏代笔，事后并经清廷官员大肆删除，可信的程度不高。
        “自居万岁”说最先见于《平定粤寇纪略》，是说杨秀清“阴有自立意，令其下呼以万岁”，因而为洪秀全所忌，以致爆发内讧。此说实在太简单了，杨秀清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引起洪秀全猜忌的很多，何至于只因此一事就引起内讧？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很长时间里，有许多论著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与东王杨秀清的内讧，称作“杨韦内讧”或“杨韦事件”，似乎与洪秀全无关，又依照幼稚的所谓“阶级成份”分析方法，把韦昌辉视为“混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由于个人野心膨胀，要夺取农民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阶级斗争说虽然日渐闪烁其词，但仍多将这场内讧的主要责任归罪于韦昌辉，说是韦昌辉为了夺取杨秀清掌握的实权，利用洪杨之间的矛盾，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20000余人，给太平军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说法，仍然是为尊者讳，为“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开脱对内讧应负的主要责任。
        笔者认为，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  天国之薨（33）
问题的关键之点在于：到底是谁利用谁?是洪秀全利用韦昌辉，还是韦昌辉利用洪秀全、杨秀清的矛盾?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妨对韦昌辉从参与造反到内讧到最后被杀的一些有关情况，大略作些剖析。
        韦昌辉在太平军造反的准备工作中，贡献最大。他家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田产颇多而且开典当铺，相当富裕。杨秀清、洪秀全、冯云山策划造反时先后在他家住，并且成了集齐会众编立营伍(团营)指挥部，正式宣布造反也在韦家祠堂。事前，韦已决心贡献全部家产供造反之用，并且以制造农具为名，开炉打铁，准备了大量武器。如果没有他的全力参与，造反必然推迟，起事地点也不会是金田村。从清朝官府直至皇帝，都曾误将韦作为“贼首”、“逆首”，就可以明白他在准备造反时所起的作用。
        韦昌辉如此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一个主要动因是想报仇雪耻，因为他家虽富，但究竟只是新发的财主，又由于是外来户，在当地没有根底和势力，不免时常受气乃至被欺凌。他想通过科举求得功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势力，但两次应县试都落第。于是捐了个监生，作为跻身仕途的一种出身，但他却因挂匾自称“登仕郎”，被当地秀才告发，官府以“僭妄”的罪名抓了韦家的人，罚银子300两了结，从此抬不起头。韦昌辉如何咽下这口气?于是，在冯云山劝说下参加拜上帝会，想以此来和欺凌过他的乡人抗衡，但一进了拜上帝会，就身不由己了。经过洪秀全等人不断以迷信蛊惑、引诱、恐吓，终于横下一条心，参与策划造反。希望在造反成功之时，不但报仇雪耻，而且扬眉吐气，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造反果然获得较大成功。太平军占领南京时，由于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已死，韦昌辉自然跃升为第三号人物。本应功高权重，八面威风，随心所欲，不料现实却给他开了个严酷的玩笑。洪秀全再也不像酝酿造反时那样可亲近了，而是比皇帝更皇帝地高高在上，连见个面都不容易。实权在手的杨秀清则给他越来越大的威压。为了求得庇护，他要在洪秀全面前甜言蜜语曲意逢迎，为了免于受到更大的打击和迫害，他又得处处诚惶诚恐地拍杨秀清马屁。尤其是对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脆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哪里是兄弟相称的第二、三号人物，简直像奴才之对待主子。由于他在洪、杨矛盾时企图两面讨好，杨便越是要打击他。他哥哥与杨秀清小老婆之兄争房子，杨便借这种小事作文章，要严惩他哥哥，而又交他处置，这种打击，已是欺人太甚。韦昌辉不敢不从，竟将他哥哥五马分尸，还说不如此“不足以警众”。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他的部属张子朋因任意殴打水兵，激起水营闹事。杨秀清追究责任，账算到他头上，将他打数百杖，以至打完站不起来。他的裨将替他抱不平，说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他竟回答说，这种处理并无不公，甚至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凡此种种，比起当年因挂匾被罚银子300两，所激发的复仇心理，不知要强烈多少倍!
        杨秀清身边的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曾向人说：北王阴恶而残刻，今责之而不怒，其心叵测。”杨秀清的堂弟杨辅清也认为，韦目辉对杨秀清“怨溪日深，难将作矣”。为曾国藩收集敌情的张德坚也看出：“昌辉位下杨贼一等，其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故杨贼加意防范……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曾钊扬、杨辅清的看法，必然直接或间接反映给杨秀清。张德坚说的“故杨贼加意防范”，也有充分事实根据。
        本来，韦昌辉和石达开都是辅佐杨秀清主持军政事务的，稍后，石达开经常被派到外地指挥作战，韦在杨手下负责传令转禀，杨恐他从中做手脚，就以他“劳心甚”这种很可笑的理由，将石召回南京以分其权。内讧之前，杨又将他派到江西去督师，以削弱他在南京的作用，使他无法在权力中枢有所作为。
        杨秀清逼洪秀全亲自到东王府封自己为万岁，是公开篡位的彩排，两人矛盾已经接近顶点而且无法缓解。洪秀全必然将韦昌辉作为反篡位的头号人选，因为他是洪、杨之外地位最高的元勋，却受杨凌轹最惨，对杨仇恨最深。另一方面，韦在洪面前总是表现出十分忠诚体贴，小到洪自说袍服多得穿不完时，韦还要求洪时时多做袍服；大到杨借天父名义要杖责洪时，韦跪下求情，表示愿代为受杖，如此等等，故洪认为他“爱兄心诚”。就韦自身的品性来看，他有极强的报复心理，当初为了报复被欺负羞辱，不惜“毁家纾难”，现在向杨复仇的火焰，更是到了有合适机会必定猛烈喷发的地步。而且，他心狠手辣，让他去杀杨及其亲信党羽，决不会手软。万一出现意外情况，比如杀杨不成或杀杨后事态恶化，也尽可让韦承担责任甚至将他抛出。别的人，谁也没有韦这么合适。在南京的天官正丞相陈承镕手下无兵，而且地位、资望都控制不了局面。刚调到南京来保卫天王府的燕王秦日纲有勇无谋，在南京没有多少亲信，又不能服众，担不了这重任。
        所以，这两人都不能主持执行而只能协助。冀王石达开是最有资望与能力的，但他一向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不会做驯服工具，不会同意将杨的亲信党羽斩尽杀绝，更何况，由石来执行杀杨任务之后，对石就难以控制，会成为新的心腹之患。所以，非但决不能用，最好有可能时也一并杀掉或剥夺其权力，消除潜在对手。于是，洪秀全及其身边亲信，不用多作分析考虑，便必然选择了韦昌辉。
        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从南昌赶回南京，带领亲信3000余人，杀了杨秀清，血洗东王府。随后又在与洪合演的双簧中，将南京城里的杨秀清亲信6000余人屠杀于天王府前，两个月里总共杀了文武官兵20000余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指责大屠杀，想稳定军心民心。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竟要杀石，使石不得不连夜吊城出走。韦一面派秦日纲、陈承锫率军追捕石，一面马上杀了石全家。
        秦、陈与杨秀清有大仇，奉诏助韦杀杨，正合私愿，求之不得，但他们二人与石素无仇恨，且明知石既有兵权又很得军心民心，如无洪密诏，是不敢也不会率军追捕石的。不然，无论追捕结果如何，一旦洪主动或被迫追究此事，就会罪不容诛。后来，石率领大军要回南京靖难，洪在下诏诛韦之后不久，便将秦、陈也杀了，此举既为安抚，使石休兵，同时也是为了灭口。
        有一种记载，说是韦认为石藏匿于天王府，向洪索之不得，而率兵围攻天王府，引起冲突，韦兵败而后被捕获伏诛。后来一些论著，想必为了开脱洪，便将内讧尤其是大屠杀罪责全加于韦，说明“阶级敌人趁机破坏革命”。其实这项资料从情理上说，完全不可信。如果韦怀疑石藏匿于天王府，怎会派秦、陈宰兵追捕?又怎会为防止石利用大报恩寺塔攻城而毁了它?
        1856年的洪、杨内讧，直接爆发的近因一说是杨秀清逼封万岁，要做并列天王，要篡位，引起洪秀全不顾一切地进行反击。如果说利用，那是洪、韦互相利用，根本上还是洪利用韦。韦利用洪提供的机会杀了杨报了仇，洪则利用韦来保住王座。洪与韦之间，洪处于主导地位。韦报复的机会是洪为自身利益才提供的，到韦不利于他的宝座稳定时，便将韦杀了，而且将一切责任、罪过都推到韦身上，让韦死后还长期替他背着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