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会是不同话语的博弈

记者会是不同话语的博弈蒋兆勇
要在十几秒钟内对精心设计的话语圈套做到政治正确的反应也不容易。中国的高官对西式民主缺少体验或者不认同，往往会遭到“提问谋杀”。
朱总理的记者会有好几次对大陆记者顺着提问、赞颂式的提问表示出不耐烦。朱总理似乎更喜欢外国记者、港台记者的挑衅性提问。他扫视记者席的眼神像鹰一样逼人，充满睿智和霸气。
温和亲切的温家宝在本届最后一次记者会上也说出：“大家要不饿的话，我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我希望最后一个问题给外国记者。”似乎也有点嫌国内记者提问不过瘾。
外国记者问：“最近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您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您同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要经历一百年。请问这是否意味着说，中国在未来的一百年都不需要民主？”
“另外，谈到民主，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有关最近中国的前总理和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中国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像台湾那样实现民主的政策，过去台湾处于独裁的统治下，现在实现了民主和多党制，您对这位前总书记的话有何评论？”
这些提问逼着总理在刀刃上迈着政治的舞步。温总理回答基本上未“上当”，他知道背景，也明白你暗含的逻辑圈套，这真是智慧的较量。记者席上泛起窃笑，可圈可点的回答，让一些中国记者松了一口气。话又说回来，要在十几秒钟内对精心设计的话语圈套做到政治正确的反映也不容易。中国的高官不是靠选举上来的，对西式民主缺少体验或者不认同，往往会遭到提问谋杀。
历来外国记者对中国政治领袖都有着微妙的互动，袁世凯与莫里循，蒋介石与端纳，毛泽东与斯诺，邓小平与华莱士、法拉利。
在总理记者会上的这些外国记者大多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都有强烈的政治主张，核心的价值观是民主自由，借总理的招待会也来一个价值宣示。他们的提问是复杂问语或者叫带规定性（附加不少条件）提问，应答与否，对听者而言，都有大量信息、大量判断，经常把回答人置于难堪地步。既有逻辑圈套，也有敏感案例，逻辑打你不倒，举的敏感事例也会让你手忙脚乱，回答得好，形象丰满，回答不好，受人嘲笑，甚至带来可怕的政治麻烦。
这类提问的特征值得研究：把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问题归入西式价值体系，以示你的“荒谬”！把公认的道理套你具体工作，以示你的“荒唐”！把一个判断拆成零件来提问，叙述过程又隐含另外的判断，以示你的“问题”。
一场记者会就是一场中国官方话语、官场话语与民间话语、民主话语的较量，算是政治人与“第四个代表”的智慧对话。以此提问方式，外国记者“修理”过不少中国高官。
从政治行销的角度讲，温总理说话用诗太多，他用的白话诗还好懂，古诗却怎么来说不好懂也不好翻，君不见那翻译被憋坏了。其实有些诗是大众的，国人能听懂；有的却隔了几天，报纸老编、老记还在查原文，有的解释还有歧义，当然个别的“模糊”反而有政治话语的技巧，但现代行销却要求明白、简单，大家都能听懂。最容易让人记住的是个性化、感性化的语言，易记、明白，就连大字不识的大妈都能够听得懂最好！就像朱总理的地雷阵之类的语言，温总理也有国人让人记住的个性语言。
我有一点不明白，总理几次记者会都提起从网上获取民意。但现实情况，中国网络设定了不少敏感词汇，阻隔一些政治信息的传播。一国之总理来说网络民意，会不会激起网络暴民也来拍砖头呢？！
网络传播特征是趋同除异的沉默螺旋，声音小的不吭声了，放大的往往是极端的声音，很多网站号召XX网向温总理发问，问得最多的是医疗、卫生、教育、房价等。当然也大致反映了民意，但为何却有大量“我们怎么活”的质问？生存最难的普通市民是恐怕是“数码隔离”的群体，大多并不上网。网络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而体制的民意表达不畅和民众政治参与热情得不到释放，通过网络号召来参与，潜藏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笔者参加过十几场总理记者会（李鹏、朱容基、温家宝），置身现场，往往也能看到一些电视上看不到的场景。
去年，拄拐杖的台湾记者抗议，可能有的部门认定是在“闹场”，其实，是因为那位老先生占了预留给官员的座位又有人叫他离开惹出来的事。当时还是统计局副局长的邱晓华坐我前边，我问他：“要占座位，为啥不早来？”他说：“我们是政府阁员，我们也可以听记者会！”我还看到他几次使劲地提前鼓掌，不过不知现在他身在何处？也不知道他看到今年的记者会作何感想！
今年有好几个部门的发言人来听记者会，诸如公安部的武和平、教育部王旭明、卫生部的毛群安都早早坐在那里，并笑容可掬地与记者聊天。那位成功举行过两场中外记者会的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也来观摩记者会，不过记者会一结束，不少记者想问问他对总理说“腐败越来越严重”的反映时，他已不见踪影。（原稿刊于《凤凰周刊》2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