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6

天国之薨（11）
⒌
    广西虽然远古时代便有人类繁衍生息，但原有的土著居民为数不多，增殖甚缓。《岭表纪蛮》说，“秦汉以后，汉人移殖来桂者代有增加，至明及清，乃臻于极盛”，“桂省汉人自明清两代迁来者，约占十分之八”，形成广西汉族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情况。
　　乾隆年间，广西人口剧增至600多万。嘉庆道光年间，更增至700多万。“康熙帝以盛世滋生人丁为喜，乾隆帝则有人多食艰之忧。”在康熙看来：“户口殷繁，固是美事”，乾隆则认为：“生齿渐繁，则食货渐贵”；“使赤子胥有艰食之累，殊益焦劳。”到乾隆时，皇帝已经为广西人多艰食而深感忧虑。
    关于乾隆朝广西人口剧增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国泰民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从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至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34年间，“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从无烽燧之警。”第一，国泰民安，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提高。从1681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至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134年间，“丁男不知兵革之患，亭障从无烽燧之警。”太平盛世,每隔30年人口翻一番,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人口发展规律。
    由于清初康雍乾三朝承平日久，社会较为安定，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兵燹战祸和灾荒瘟疫，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率大为降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有所提高。以洪秀全的宠臣蒙得恩的先祖蒙道先为例，从康熙、雍正年间至道光五年(公元18世纪初叶至1825年)，蒙道先及其妻韦氏2人所繁衍的子孙后代，光是男丁便有69人之多。大抵不过百年，一对夫妇可以繁衍出一个数十人的小家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约为原来的三四十倍。
    据专家考证，乾隆6年至59年(1741—1794)的50多年间，全国每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约为14．85％，即每千人每年约增加15人。从乾隆59年至道光30年(1794—1850)，人口增加的速度减慢，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66%，即每千人每年增加五、六人。《清史稿》说：“自圣祖以来，休养生息百有余年，民生其间，自少至老，不知兵革之患，而又年丰人乐，无有夭折、疵疠、转徙、颠踣，至于凋耗者，其户口繁庶，究不可谓尽出子虚也。”
    第二，朝廷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税收政策。康熙五十年颁布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五十一年明令各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如有州县将滋生人丁私行科派者，该督抚即行题参。”
    由于取消直接征收人口税，不仅大大地刺激了人口的生育，而且使原来因逃避赋役而隐匿的人口纷纷实报，所有外人土人，男女老幼均悉入户籍。
    第三，外省流民大量涌入广西。清代前期外省流民由于自己家乡人口膨胀，无田可耕，便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涌进广西。其入桂路线主要有3条：湘赣方向来的，多沿湘江、过灵渠，散居在桂北地区和桂西北、桂中的一些州县。自粤闽方向来的，溯西江而上，散居于桂东北、桂东南地区，以及桂中和桂西南的部分州县。自黔蜀方向来的，则自融江而下，至柳江流域，散居在桂西北和桂中的部分地区。可以这样说，当时广西人口的高迁徙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增长率。这是乾、嘉、道3朝广西人口剧增的又一关键。
    当年江南各省大都有移民汹涌的浪潮，但以广西情况最为严重：
　　一是持续时间最长，不仅自宋元以来就有，明代、特别是清代移入的客民最多，甚至乾隆嘉庆时，仍在大量移入。据光绪年间编写的《贺县志》中说：“自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田我田，宅我宅”，几成“客家变地主”局面。
    二是移民人口多，分布广。据《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估计，客民占居民十分之六七，即所谓“通计土著（只占）十之三、四”。客民遍布全省，“柳，庆、桂、平四郡，楚南贸易垦荒者多，粤东间有民入，亦略相等，闽省差少。梧、浔、南、镇、郁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间亦有之。”福建客民在一些州县为数也不少，如太平天国运动后，“永安、荔浦民情汹惧”，县令“立招本县福勇千余”，“此勇皆福建客民，素称强悍。”此外，还有江西客民，如僻远的龙州就有江西商人和挖矿者。
    三是移民中流品（成分）十分复杂。客民中除了有少数人是地主商人外，其余都是下层群众，有的是小商小贩，“贺属多湖南永，宝民，岁常负贩于藤。”龙州客民多为“走鬼”，“搭架篷厂，摆卖杂货物件，朝搭暮收。”有的是采矿工人，如南丹土州，“旧有锡矿，间有银砂，自明时开采以至于今，多湖广，江西及本地人偷挖。”贵县的银矿，“招集来人，五方杂至。”有的是各种工匠，如贵县“城廓多华居，各匠悉用外江者。”恭城“百工悉出异省”，全县“工为泥水匠颇多，陶工、缝工土著间有之，至木工、石工、冶工则土著几无人。”这些行业的工匠多来自湖南。当然，更多的是农民，垦荒是客民最主要的生产行业。在拜上帝教最活跃的紫荆山区，人数最多的就是清代移入的广东籍客家人，他们是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老乡，所以无论是洪秀全的“天王诏命”，还是杨秀清的“天父下凡”，讲的多是客家话。
    四是各成帮派。居住城镇的商人、工匠，以省、甚至以县为单位，组建会馆，设立义冢义祀，如龙州就有粤东、江西和两湖会馆，还有广东顺德县的义冢。至于农民虽无条件设立会馆，但“其人不与村众为邻，筑屋另居，男女力作，不变乡音。”很自然地形成与土民不同的群体。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团结力，“笃于族党，遇有仇杀，一呼百诺。”
　　五是很大一部份人，还有程度不同的流动性。不言而喻，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是这种状况最突出的一部份，那些从事长途或短途贩运，“朝搭暮收’的小商小贩，自然也常年奔波于各集镇。木工、石工等则随着雇主的不断变换而转移劳动场所，铁匠和铜匠中的绝大多数，也不会有自己的固定作坊，而是肩挑着简陋的设备，在各集镇和村寨中打造农具和器皿。采矿者或因矿产“衰旺不常”，矿井“时开时闭”，或因春夏多雨，地下水旺，不能开采，或因其他人事原因，如官府封禁等等，而不得不变换劳动场所。农夫虽然有很多长期定居下来，但也有一部分居流不定，如平乐一带，“往往招广东阳山人种植”，但“招种之人，去来无定额。”
    民人流散之日，便是社会动乱之时。“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民安其乡不足存活，是故强者肆桀骜，弱者习狡诈，盗贼滋蔓，讼狱如荼。”为数众多的人生活不安定，社会也就必然不安定，必然危机四伏。广大农民初因饥寒交迫而抢米抗粮，再因干犯王法而聚众抗官拒捕，终因官逼民反而揭竿起事，无数的涓涓细流最后汇集成为激浪滔天的洪流，这是我国历史上农民暴动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嘉庆朝开始，广西社会渐呈不安之象，人口稠密的桂东南地区，已有千百成群的“流丐”，“每日结队入乡”；“向殷户强索钱米’；“不餍不去。”迨至道光年间，广西各地早已“盗匪如毛，会党纷起。”
　　由此可见，当时把广大P民吸引到拜上帝教旗下的，与其说是宗教信仰，毋宁说是“因食而随。”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劳苦大众固然需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希望得到“皇上帝”的拯救，更直接的动机却是迫在眉睫的“肚子饿”问题。反正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当时的形势正像大灾年饥民成群结队涌到地主家“吃大户”——试问天下间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遏止这股暴民汹涌的浪潮？  
　　据从一些史料中得出的印象，当时太平天国金田誓师，从广西出发，一路穿州过省，各地前来“就食”的人数越来越多，男女老少蒙头垢面，衣衫褴褛，荷锄扛叉，其时就连“天王大道君王全”本人在内的“首义五王”，也只在头上比别人多了一块红布裹头，或穿草鞋，或打赤脚，前呼后踊，跌跌撞撞，大军集结顺长江东下时，太平天国旗下，已有“信众”数十上百万人。
        于是，从以上广西社会各阶层的复杂成分，特别是从太平天国金田起事过程看，不期然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有无发生过真正意义的“农民起义”？
        笔者的看法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谓“农民”，其基本定义就是“在农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或“以农耕生产方式为生的人们”，其中包括地主、地主中最大的族群——皇帝和权贵家族，以及农业社会中最大的“农民头”——皇帝。
        在一个以农为主业的社会中，一个“农”字，乃是涵盖人们生产和生活乃至思维方式的“最上位概念”。揆诸世界国家民族的历史，如果也曾发生过什么“农民起义”的话，那就是工业革命。
        按：儒家所谓“以民为本”，孟子所谓“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中的“民”，绝非与今日之“普罗大众”同义（“民”在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场合都有不同意义,为免引出冗长话题,就此打住）。
        当农民还是农民、或P民当稳了P民时，是决不会甘冒杀头之祸去造反的。失去土地家园的农民，与因破产跳楼的财主一样，已然不再具有其原来的身分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史上无论陈胜吴广，黄巢李闯，直至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正如上述广西当年情况，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农民”，而是失去土地家园和谋生机会的社会各界“流民”（即今日之流动人口），而其中一些人，也就是其中的“精英”人物，其实就是政治流氓，或曰政治暴发户。 
以上“农民起义”的提法，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口号问题。“拉大旗作虎皮”，在一个以农立国的生存地域中，所谓“人民”，其实就是广义的农民，而千百年来，曾有多少人间罪恶，假“人民”之名义以行？

天国之薨（12）
⒍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由翼王石达开督军，浩浩荡荡率先从仪凤门进城；3月26日，北王韦昌辉亦从该门入；同月28、29两日，东王杨秀清及天王洪秀全先后乘轿自水西门入。
        据《贼情汇纂》载，太平天国军兴，每当攻占“雄郡、省会，必以官廨巨第据为伪府。建都南京以后，更“分据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民房”，进行了大规模的建筑、装修工程，为诸王及重要官员兴建住宅。
        如同世间一切暴发户手中有了几个钱以后一样，洪秀全团伙进入南京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为自己广建宫室、大置“物业”。根据太平天国的礼制，诸王及各级官员的住处都有特别规定的名称。这不奇怪，此既为太平天国诸人的实际需要，也是一种中国人深层次的心灵渴望，其道理正如人们参观过北京故宫，就会明白如今社会上“房奴”之多的原因。
《贼情汇纂》记云：天王洪秀全在南京的住处称“天朝宫殿”，其余诸王所居皆谓之“府”。《金陵癸甲纪事略》则说：“贼王居，伪名‘府’；贼官居，伪名‘衙’”。这些王府、衙署同时又是太平天国领袖及主要官员的办公地址。如“天朝宫殿”，既是天王洪秀全的住处，更是天王大会群臣议论国事及接见外国使臣的场所，是太平天国政权的象征；东王府，既是杨秀清的住处，也是处理太平天国军政事务的政府机关所在地；至于其他诸王及重要官员，也都以其住处作为处理分管事务的办事地点。
        太平天国前期在南京城内兴建的王府共有8处，分别为天王府、东王府、西王府、南王府、北王府、翼王府、燕王府和豫王府。其中，西王萧朝贵和南王冯云山早已死去，所建王府就给他们的家属居住。至于其余中下层的太平天国广大官兵，对不起，实行集中营式的管理，统统安排到“男馆”和“女馆”分开居住，就是两公婆在一起睡觉，也是犯杀头的罪。
        太平天国天朝宫殿（天王府）的位置，按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等记载，它座落南京城中偏东区，即明故宫西华门西碑亭巷东、浮桥太平桥一线之南。后扩建的宫城(太阳城)，南至科巷一线。围绕这一宫殿的，则是典天厨、典天马、御花园，侍卫府、朝馆等等，如此，则东到毗卢寺，东南至利济巷、四条巷中段，西北至薛家巷，东北至小营、黄家塘，方圆数十里，全部成为洪秀全的私人物业。这一带地方，明初为汉王府、后为太监沐英府，清初为织造署和总督府(制军署)等。原督署建筑1853年底毁于火灾，1854年春拆明故宫等重建，并向南扩大，分太阳城与金龙城两层，最南为照壁，照壁内立一排旗杆，有牌楼、钟鼓楼、天父台、基督殿、下马坊、御河、朝馆、辕门等；金龙城内有大殿、穿堂、二殿等，最后为内宫七八进，宫后设高台，台上建楼阁，台四周有栏杆；宫殿的四周为宫墙，殿堂左右建有花园。在太平天国文献里，记有1853年往湖北汉阳“招集”工匠的“札谕”，有1854年兴工的“御批”。《天父下凡诏(二)》中称：“宫城内有修筑宫殿，挖地筑城或打禁苑。”
        《贼情汇纂》又称：“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唯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门之两旁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台高数丈，外建木牌楼二。”“皇天门接圣天门，殿号真神体势尊。“天日荣光结构深，重门掩处昼沉沉。”太平天国文献《答复英国人卅条》中则说：“真神殿是我天父殿，基督殿是我天兄殿，金龙殿是我天王殿。”至于天王府的后花园，史载称“伪花园有台、有亭、有桥、有池……过桥为假山，山中结小屋，横铺木板六七层，进者须蛇行……山后山茶一树，大可合抱……后园有小山，山有洞。”
        天朝宫殿建筑材料来源，均来自附近的被逼迁的民居、城墙和古建筑。据《上江两县志》记载，“毁明故宫和西华门一面城”，“毁行宫及寺观”，并“拆毁附近民房”。《金陵癸甲新乐府》有《抬砖》诗：“砖在皇城根，抬在东辕门。”又有《拆皇城》、《造宫殿》诗。《金陵被难记》称：“四月间……将西华门城墙拆毁，所有城砖悉令运至制台衙门，以备改造伪天王府。”天王宫所用木料、石料，质地很杂，即反映了上述情况。天王宫西区建筑遗存之石柱础，与今明故宫出土石基，恰好可以配搭。太阳城遗址发现的3种石础，与明故宫石础大小造型风格完全相同，唯雕刻图案不一样，证明天朝宫殿建筑材料确是拆用的前明故宫。
        封建帝王代代相传的世袭制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象征，洪秀全既然登上了“新天朝”的皇帝宝座，那么，在王位交替这个问题上，立即选择封建的王权世袭制乃是顺理成章的事。为此，洪秀全规定只有幼主可称“君王”二字，明确诏令“幼主万岁”，指示“幼主写诏书”，将开科取士的时间由天王生辰改在幼主万寿日举行，不仅在自己的诏令、诏旨中，而且要求臣下在所有奏章行文中一律添加幼主，并假托“天命”，伪造祥瑞，把幼主的降生涂上灵彩，如此等等，通过上述一系列政治的、宗教的、礼仪的步骤，用天王世系袭制代替了封建皇位世袭制，从而确立和巩固了幼主作为天王继承人的神圣地位。由此可见，洪秀全不仅自己想当皇帝，而且要子孙相传，这正是封建帝王“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思想的突出反映。
        回到本章开头关于能与欲、也就是权与欲辩证关系的问题探讨，窃谓此乃促成古今中外一切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最初的动机和最后的归宿。事实上，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的两位历史人物，即洪秀全与曾国藩的PK，其背后代表的乃是当时中国社会南北两个王朝的抗衡，而紧随旋起旋灭的洪氏天朝，“同治中兴”之后爱氏王朝，不过也仅仅延续了50年。
    所谓“五十年有王者兴”，当时有谁会明白到，此后再过五六十年（即太平天国之后100年），设若中华帝国封建帝王“万世一系”家天下仍然香火不断，那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乱，就根本没有“被发动”的必要。
        往事越千年，一枕黄粱再现。人们努力去追思一个历史王朝的盛衰兴亡，与吹嘘专制帝王个人的文治武功，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关系的，乃是当时社会千百万人的生死荣辱。然则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究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是“顺之者亡，逆之者昌”？回首当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中山先生的遗言，岂不令人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