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7

天国之薨（13）
第三章、末代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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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若百五十年前没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发生，就不会有湘军、淮军和曾国藩、李鸿章们的崛起，作为太平天国政权的“克星”，曾国藩们的出现至关重要，但当年太平军兴，咸丰皇帝首先想到派去镇压的人选并不是曾国藩（此人是个文官），甚至不是其后丧师辱国的军机大臣赛尚阿（蒙古八旗人士），而是远在边陲的林公则徐，惜乎其时林公垂垂老矣，且疾病缠身，未几即死在赴任途中。
        耐人寻味的是，清季“同治中兴”的三大名臣，也就是太平天国政权的三大克星（胡林翼、曾国藩、左中棠）都不是带兵出身的读书人，他们到前线与太平军流血死拼，手持的不过是朝廷一纸委任状，最后却能靠地方武装势力（团练）直上青云，乃至门下督抚半天下（包括本人），实有赖于清末朝廷的军事制度，已经走向腐朽。
　　清朝自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起事，清廷命将出自多门。将帅以绿营不可用，都各募“勇营”以作战。一省所募动辄数万，而东南7省所招募者更多，常不下数十万众，其中以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与源自湘军的淮军（李鸿章部）为最著名，这些人的军队都是自招自练，不属国家管辖，兵部所辖唯旧日的绿营，故中央兵权已下移于将帅，而为将帅者，复多膺任疆寄，他们除了手握兵权饷权外，复有民事之责，实际上已经成为割据地方的土皇帝。
　　中国近代社会这种分崩割据的局面，实见于民国初年，而其形成则已见光绪季世，即曾文正公去世之后。康有为在《中国今官制大弊宜改》一文中说：
　　　夫立国之道，兵食为先，而财政兵政，皆散在各省。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制造局，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一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故江宁创自强军，湖北有恺字营，直隶因袁军之旧，而增军政司之万人……故庚子之祸，征兵勤王，而观望不前，多寡不一。微论当八国之强敌，而此十八小国之援师，素无统驭，勇怯不一，枪械异式，何以为战乎?
　　从康氏所述，可知光绪之世，中央威令已经不行于地方，各省疆吏都各手握兵权饷权，各自为谋，国家每遇大事，虽一兵一卒一饷一糈，反不得不拱手而待之督抚，而为督抚者，则往往观望不前，视严旨若空文。康氏以18小国来喻18行省，是为确当。在这种局面之下，以之来抗拒外敌，自不免一败涂地，但以之抗拒中央，挟朝廷则有余。所以辛亥革命军兴，袁世凯得以北洋军力挟逼清廷退位，便是这种局面的结果。
　　民国初，袁氏当国时，曾有中央集权的想法，裁各省都督，企图收回兵权于中央，而不逐，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权力是受到许多限制的，必得要亲自做皇帝，这就是袁氏父子终于要冒天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的良苦居心所在。
　　袁氏当时想做的，不过是历史上所有封建帝王、例如以“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想要做的。然而赵氏可以因此而成为一代明君，而袁氏却成为千古罪人，历史的机遇，往往是因人而异的。
　　这个分崩割据局面的形成，起于“军权私有”，而“军权私有”的兴起，则始于太平天国军兴，其间经过若干演变，成为光绪季世的督抚，再进而成为民国后的割据军阀。但是，何以咸丰以前，清代兵权都归于中央，未闻有“军权私有”的事?何以咸丰以后，中央无法收回兵权，兵权不得不下移于将帅，而造成了“军权私有”的局面?
　　要论咸丰后“军权私有”的起源，应先略论清代在咸丰前军队的状况。
　　咸丰前的军队有八旗与绿营。八旗部队初本为旗主所私有。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属，各有统属，为并立不相下的体制。清太祖努尔哈赤制定国体，曾明示后人以八旗旗主联合为治的大训。清太宗皇太极本为旗主之一，嗣位后，深感此制不便，逐渐废置，而后定于一尊。至清世祖顺治时，乘摄政王多尔衮之丧，一举而扫除强藩，大权悉归皇室。于是天子自将三旗，叫做上三旗，其余分属诸王贝勒的五旗，叫做下五旗。自后旗主的势力已减削无余，各旗原有的固山额真改名都统，为天子任命的旗主，而不是宗藩世及的旗主。宗藩受封于旗，令其养尊处优，旗的行政则为天子之吏所掌握。亲贵虽或领兵，所指挥者非自主的本旗，而是朝廷的部队；所有八旗将士，都归朝廷所用，成为皇家即国家的军队，此种制度，从老百姓的立场说，乃是天下得以安定的基本保证。
　　至于绿营，则是国家的常规部队，额兵共64万人，其数约3倍于八旗，全国分为71镇，以驻守列郡汛地。绿营之制，其军队直辖于兵部。《大清会典》说：“凡绿旗（绿营以绿旗为号令）兵在京则统于巡捕营。十有八省则统于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而以达于部。标分其治于协、于营、于汛，以慎巡守，备征调。”其将则由部补选：“凡直省武职副将以上，列名具疏请补。参将以下，按月升选。”其兵则有定额，分为马兵、战兵、守兵，各注于册，以报于兵部；有籍，曰兵籍，与民籍、商籍、灶籍同著于户部。凡额兵的考拔，都取自有兵籍的兵家，“骑兵拔于步战兵，步战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无余丁，乃募于民。”
　　所以，在绿营制度下，将由补选，兵守世业，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将之亲信，而国家之于将弁，将、备、千、把，本有常职，节节相生，易于钤束；国家之于兵士，著于兵籍，尺籍伍符，按户可稽。故全国兵权，都归于中央。
　　明白了这个情况，可知咸丰前，清帝既手握八旗为皇家的禁卫军，而常规部队绿营又直隶于中央，在这样的一个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军队自不致为将所私有。所以清圣祖康熙末年，诸子争立各不相下，到清世宗雍正即位，其弟允禵虽任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出征西宁，闻诏不敢不归京师；年羹尧手握重兵，功高震主，驻军西陲，也不敢造反，束身归吏，身死囹圄；其后如乾隆朝诛张广泗、柴大纪时，因兵不为将所私有，故将不能拥兵以抗朝命，遏必隆刀到时，只得各自乖乖献上头来。
        清季“军权私有”的兴起，乃在八旗绿营武力皆不可用、而以新兴的湘军制度取而代替之后。八旗入据中国后，以征服者的地位，踞养尊处优，使他们逐渐的消磨了新兴民族的锐气。到三藩起事时，八旗的战斗力已远逊于入关的时候。康熙帝平定三藩，实出自汉人赵良栋、蔡毓荣等效忠清朝者之力。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虽都是八旗绿营并用，但军队的战斗力毕竟以绿营为主，所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有增兵之举，实有见于八旗不可用，而不得不增加绿营兵额，以应付他日非常的事变。
　　但绿营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暮气日深，积弊日重，将弁则熏染官习，兵卒则骄顽疲弱，也不可恃。嘉庆初元，川、楚白莲教起义之役，前后10年，朝廷耗去饷银二万万两，后来还是一半靠着乡兵（团练）的力量，才得平定；道光年鸦片战争之役，虽以全国兵力布防沿海要塞，英国人一个开花炮弹，就已使绿营变成“绿蝇”，结果还得与英国人签定南京城下耻辱之盟。
　　到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在广西浔州府金田村起义。这时广西额兵25000，土兵14000，三四万大军，兵数不算少，便已无法应付。到太平天国势盛，清廷复羽檄交驰，纷纷征调外兵，一时各省绿营云集广西。
　　绿营制度，其征调成法，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用本辖营弁统率，绾以提督、总兵，而隶属于专征的钦差大臣，所以3000人的军队，将士各不相习（不认识）。及到前敌，各省行伍，鹅行鸭步，杂糅并进，将与将不相习；鸡一嘴鸭一嘴，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和，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加以这时任钦差大臣的，前为李星沅，李星沅与广西巡抚周天爵不和；继李任钦差的为赛尚阿，赛尚阿也与广西提督向荣时相龃龉。钦差疆帅既不能和衷共济，号令歧出，偏裨更各分畛域，故虽拥兵千万，等于无兵。而太平天国方面，则以新兴的朝气，万众一心，乘绿营疲惫之后，一败向荣于平南官村而占永安，再败赛尚阿于永安古束口而围桂林，于是长驱北出，经两湖，出长江，其时清廷防湖防江的绿营闻风先溃，而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向荣诸人先后所统的大营军队，常落在敌后，成衔尾欢送之势，太平天国遂得以疾风扫落叶般，不过两年时间，就席卷东南，占领南京。
　　这时候，便兴起了以曾国藩为首、以读书人为中坚力量组织起来的湘军系统。
　　然则湘勇制度代替了绿营制度之后，何以竟变成“军权私有”?
        曾国藩因见绿营积弊深重，乃起而创立湘军，弃世业的行伍，而用自招的农民以为兵，舍补选的将弁，而延乡党亲信的儒生以为将，其制以营为单位，一营500人；营分4哨，统以营官；营官上辖以统领；统领所辖，自两营迄十营数十营不等，视其材的大小而有不同。统领径隶大帅，故营哨官所辖有定数，统领所辖无定数，民国时各地方军阀都称“大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大帅者，乃一军之主。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或若干人，各檄募若干营，统领各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所以一营里面，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如指臂相联，甚至大帅欲更易统领，则必须并将其全军遣撤，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另行编伍，否则，随便派个人“空降”去担任领导，手下没有人会买账。
        在湘军制度下，营伍各为其统领所私有。因为行湘军的制度，兵皆弁所自招，弁皆将的亲信，故兵士但知有营哨官，营哨官但知有统领，非其所统，即不能相沿袭。史说：“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说明湘军之所以成为将所私有，实由于其制度所使然。所以当年曾国藩虽然自裁湘军二三十万众，也只能暂缓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已经无力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军权私有”发展趋势。同时也说明曾国荃围攻南京3年，太平军方面固然情势惨烈，老湘军也是尸横遍地，危城将破未破之日，连李鸿章率淮军的洋枪队，也只敢远远观战，而不敢上前争功。而城破之日，曾国荃即率湘军大肆屠城，其时就算曾国藩在场，恐怕亦不能制止。    清季军权私有的形成，还在于各省自筹饷的制度。其时朝廷被迫放权，令各军“就地筹饷”的方法，是助成这种凶险局面最重要的原因。
　　绿营发饷制度，凡直省标营兵饷，皆由标营册送布政使司，申请督抚、咨户部拨给，所以绿营兵士，著籍为兵，各守世业，既不是将帅所招来，而所吃的粮饷，又是由国家直发，自不致对将帅发生私人的感念，湘军则不然。湘军之起，初借民间捐输以供军需，其后奉命出征，粮饷本应由户部筹拨，而清廷内帑困竭，往往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也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募捐输、设厘卡（地方关税）以自收自养，继则各专其饷，将帅视地方财税若私有，如胡林翼巡抚湖北，破承平旧制，另设归其个人直辖的湖北总粮台，无论何项进款，都归粮台征收，无论何项开支，多饬粮台批发，藩司不得过问，国家命官职同虚设。
        又如，曾国藩初督两江时，函嘱江西巡抚毓科说：“银项应奏应题者，须倍加慎重，以少奏为是。或挈列敝衔先行寄稿函商定妥，再行拜发。或称江浙向以全力供给向帅和帅(向帅为向荣，和帅为和春)大营，今江西以全力供曾某大营云云，或可少免于大内之驳诘。”曾国藩自专江西饷权，乃是事实。将帅各自专饷，难免发生争斗。同治初，江西巡抚沈葆桢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争饷养兵事，两人各严词抗疏争辩，朝廷也无如两人何，只好两边调解，两边都不敢开罪，将帅的专擅饷权，由此可见。
　　筹饷的权既为将帅所专擅，故兵士的粮饷出自将帅，而不由朝廷。兵士眼见他们的粮饷是将帅苦心筹措来的、与人争抢来的，甚至是跪求而来的，兵士们肚子饿不饿，身上冷不冷，只有自己的将帅知道，也只有自己的上司才会关心他们，他们如何能不把将帅视同父兄？将帅又如何能不将士兵视同子侄？
　　曾国藩的徒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常常亲临给士兵发饷的现场，逐个逐个核对该发的数目，任何人不会多给一个铜板，也不少给一个铜板，舞弊营私在他的部队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若逢晨操开始，营官如果向士兵们喝问：“弟兄们，咱吃谁的饭呀？”
　　“袁宫保！”
　　“穿谁的衣呀？”
　　“袁宫保！！”
　　史又说，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造反时，有个四川绿营提督（相当于后世的军区司令）叫七十五，因粮饷无着，将军和士兵同样在前线天天血腥厮杀，还要捞水中浮萍度日，割野狗皮为衣，后来七十五被朝廷革退，此后就再没有任何人能指得动他的部队。
　　兵士既为将所私有，故将亦遂各私其兵，即把手下的兵勇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视为命根。湘军是这样，出自湘军系统的淮军也是这样，而且其他各省以湘军制度编制的勇营也无不是这样。例如，咸丰九年，曾国藩奉命援皖，以所部单弱，奏请调回萧启江军。萧启江也是湘军将领，初为本罗泽南部将，从曾国藩创湘军，后独将一军往援江西，归刘长佑节制。   
    咸丰七年，刘长佑以病归（告假），萧启江复率所部暂从曾国藩。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湖南，曾国藩命萧回援湖南。时刘长佑在湖南方督军救宝庆，萧启江至，再隶刘长佑部下。刘长佑援桂，率萧启江军同往，至是，曾国藩奏请调回萧启江军，刘长佑却不允，曾国藩两次请旨严饬，刘长佑也两次奏请坚拒，曾国藩无可奈何。
　　到咸丰十年，左宗棠初出帮办曾国藩军务时，又拟奏调刘长佑部下蒋益澧军以为助，曾国藩曾写信给左宗棠追论前事说：“芗泉(芗泉为蒋益澧字)之能来与否，全视乎荫渠(荫渠为刘长佑字)中丞之坚留与否。阁下与荫渠为道义金石之交，如能屡函商定，然后以一片奏定，乃为妥善。否则谕旨俞允，而荫公不许，仍属无益，去年奏调萧军，几成嫌隙，可为鉴也。”
　　后来，左宗棠从曾国藩教，先与刘长佑讲交情，以所谓“道义金石之交”的关系来感动刘长佑，刘长佑才允许蒋益澧率军来助左宗棠。
        由此可见，大帅视所部，竟若私有，讲私交，或可相让；若无交谊，虽请旨严饬，睬你都傻！
　　又如同治元年，曾国藩截留李鸿章新招军九营守无为庐江，以保皖北。这时李鸿章方新任江苏巡抚，初练淮军于上海，欲大立功绩，乃向曾国藩索回此军。曾国藩因一时无他军接防，复信与弟子李鸿章，恳求说：“张树声等五营，本不应久留此间，吴长庆本营在沪，疏长庚并非营官，勉强截留，深恐有乖尊意。”
　　又说：“忠逆(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现在金陵，而对王、章王(对王为洪春元、章王为林绍璋)诸酋志在北岸甚坚，看来今冬明春上海必无异常之警，故仍望阁下敛兵自守，不必遽勤远略，遽拓土疆。其张树声、吴长庆等九营应如何陆续抽调赴沪，敬求卓裁，酌度为老乡谋，为鄙人谋。上游事势稍松，决不久留片刻。”
　　后来李鸿章还是追索，甚至飞檄相讨。曾国藩乃放九营赴沪，并写信向李鸿章道歉说：
　　“鄙人多年在外，屡经挫败，故常有无礼之葸，过计之忧，伏希亮鉴！”
　　刘长佑出自江忠源一系的“楚军”，不是曾国藩湘军的嫡系，他对曾国藩的奏请调回萧启江军，坚不放行，还有可说，至于李鸿章之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出自曾国藩幕府，其军并且是遵曾国藩的指示和规划所创立，而李鸿章对曾国藩截留己军，当利害关头时，还不免于飞檄相索，李鸿章对其恩师的态度尚且如此，对其他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