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薨（洪秀全的恶梦）20

天国之薨（38）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特权在各方面部有表现。某人在天朝的地位很高，他的部下或亲属也可以享有种种特权。牧马人某甲见东王同庚叔时没有起立致敬，为此株连数人，牧马人某甲被五马分尸。参护李凤先因出言不逊，冒犯了东殿尚书（秘书），亦被拟成死罪。
        有人在谈到农民阶级的平等时，还喜欢援引太平天国的“男女平等”为例。在太平天国的文书中确有主张“男女平等”的字句，例如“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婚姻不论财”、“凡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等等。在实践上，洪秀全们自己家中妻妾成群，所以禁止别人使用娼妓，自己认为女人大脚好看，所以不准娘们缠足，仅从这些表面现象是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了男女平等。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的史料不过就是通常引用的那么几句，而大量的、连篇累犊的却是宣扬妇女低贱，鼓吹三从四德的言论。早在壬子二年出版的洪秀全著《幼学诗》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被牵将手断，节烈真堪诵。”“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
        在丁巳七年出版的《天父诗》中，更有大量的客家话是训诫后妃的，什么“服事（侍）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面情（表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在洪秀全眼里的江南美女不过是床上的玩物，受到的是种种非人的待遇，除了人格上的嘲弄、侮辱外，还要受到非刑虐待，如靴踢、鞭笞等等，即使怀孕在身，也难幸免一踢。
        随着等级特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的骄奢淫逸，令很多封建帝王望尘莫及，譬如，历来人们形容帝王的后宫，往往有“3宫6院72妃嫔”之说。有清一朝，自开国以来，后宫之数从未“达标”，例如康熙做了60年皇帝，只有30个妃嫔，可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一进南京，后宫就封了百十人之多，还不计府里数以千计形如禁脔的“女官”和宫婢；洪秀全等臭男人早已把从乡下带来的黄脸婆扔到爪洼国去，一天到晚与江南美女们在龙床上列队造爱，都忙不过来。
        又如，按清廷规定，在京一二品官只准坐4人大轿，只有亲王、郡王才能坐8人大轿，但太平天国甚至官职最卑的“两司马”，都可以享受清朝4品布政使的坐轿待遇，而洪秀全坐的是64人大轿，一出门就咋咋呼呼占去大半条街，据说洪秀全有事到杨秀清家去，仪仗队那头已到杨府门前，这头有人还在天王府中未出门。
        再如，我们在古装戏里常常听到“宰相家奴七品官”这样一句话，在天王府为洪秀全服务的人不论是端茶递水送饭的，还是敲锣打鼓放炮的，不仅都有特别的封号，而且“皆职同将军”，一个给洪秀全打扇的女童竟然可以官居7品，而当时一个在前线带上万战士与清廷苦斗的师帅仅得12品，这些人凭借自己在天王身边工作优越条件，狐假虎威，盛气凌人。后宫的“女官”，“无不锦衣玉食，出入鸣锣乘马，张黄罗伞盖，女侍数十人，喧阗于道”。是以，当我们从影视作品中看到南京陷落，这些人自焚殉教的镜头时，并不能使人产生多大的同情和敬意。
        还有，唐代官员品级由衣袍的颜色来区别，明代则由胸前的补片相分辨，清代除补片外，又以帽顶相区别，如珊瑚顶、水晶顶、金顶、银顶之类，而太平天国不仅袍服、马褂、朝帽、帽额、风帽，凉帽的布料、颜色、图案不同，而且连靴鞋的颜色，甚至司仪旗尺寸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更加空前绝后的是，竟把每个人的大小“爵称”，统统用金属牌别在脑门上。
        毫无疑问，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其政体已完全具备了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其表现在：太平天国政体的核心是皇权加神权。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就以汉皇刘邦和明皇朱元璋的继承者而自居，常对人说“朕是太平天子”，“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甚喜”。
        神权是皇权的护符。洪秀全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尊地位，效法“君权神授”论，他先把皇上帝幻化，然后用皇上帝来物化自己，巧妙地运用宗教形式，编造神话故事，把自己对天国的统治说成是“权能独一”的皇上帝的意志。他以上帝的第二子自居，自称“朕”、“君”、“天王”、“真命天子”。他以历代君主为楷模，享有非他莫属的“万岁”称呼，接受显示皇帝至尊地位的“山呼万岁”的朝拜礼仪，“众官跪下山呼万岁”时，要拱手加额，不许朝上看，明文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哪个大胆看上眼，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秀全把自己摆到皇帝的圣位上，生辰称为万寿日，并规定在这天开科取士。他以“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的姿态出现，宣传自己的先知先觉、予智予雄，他说的话句句是“天言”，他做的事件件“承大意”，他的“诏令”、“诏旨”都是“斩邪诛妖”的灵丹妙药，是绝对正确的，在神化自己门同时，又竭力制造愚昧，不断向太平天国军民灌输绝对服从忠君思想，提倡盲从，要人们“无所是非，不能轻重”，以他的可否为可否，甚至将严刑峻法施于起义队伍的无辜者，借以显示自己的威严。总之，他极力为“君权皇上帝授”和“天下万国朕无二”制造理论根据，把自己的地位、权力甚至出生、世系，经历、名字都史无前例地涂上了一道道不可侵犯的神圣光环。就这样，洪秀全在“受命于天”的幌子下，取得了主宰太平天国一切的绝对权力。
        通过上述种种,一个无比沉痛的问题不期而生，并令人产生巨大的困惑：作为出身远离文化中心偏远乡间的洪杨等人，本身文化素质不高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在所谓“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那些粗通文字的乡下人，世世代代深入他们骨髓的是什么意识？为何昨天还穷到连饭都吃不上的老百姓，一旦有机会让他们浮出水面，竟然满脑子极端的专制帝王思想作派？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对国民素质“教育”所起的作用，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并不是以今天的眼当要求古人，而是评价它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和仍然存在的意义）。 天国之薨（39）
⒋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土地所有制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作为封建社会细胞组织的小农家庭内部，实行的是个人独断独行的家长制统治，联系一家一户的纽带靠神化了的族权，正是这种家族关系掩盖着社会的阶级关系，起着维系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作用。家长和族长是一家一族的代表，而皇帝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权威，是“全国的君父”。因此，父权、族权、君权是统一的，父权是君权的基础，君权是父权的扩大，君臣关系不过是父子关系的延伸。
        封建宗法家长制是封建统治者组织国家政权的重要原则，它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决定政治上的权利，把政治与宗法家长制凝成一个浑然的整体。作为小农经济的代表，洪秀全同样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家长制的束缚，这就是太平天国政体中带有浓厚的宗法家长制色彩的原因所在。
        洪秀全虽然取得了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权，但是凭他一个人无法行使这种权力支配社会，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太平天国前期，等级基本上由职务区分，而职务一般又由对战争的贡献多少决定，并各以差次享受规定的特权。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以后，这种封建化的步伐迈得惊人之快。太平天国政权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和伴随这种加快而来的封建等级特权制的加强，直接导致了1856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争权夺利的“内讧”。由于“内讧”，曾经给洪秀全一统独尊的地位造成过巨大的威胁，因此，“内讧”以后，洪秀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弓杯蛇影、猜疑多端，害怕他的皇帝宝座和洪家天下旦夕有失。
        洪秀全思想上的这一矛盾，尖锐地反映在他的用人标准上，这就是李秀成在自述中说的，“末肯信任外臣，专信同姓之重”，一切以血缘关系定亲疏，只要是洪姓的人，不限才愚，尽居高位，即使无贤不肖，也并侍幄帷，布在列位，洪秀全正是在这种封建帝王家天下思想的指导下，对石达开采取了一系列的“谬误处置”，迫使石达开“惧祸出走”。石达开出走以后，激起了太平天国军民的强烈不满，从而使天王不得不免除两个哥哥的王爵，但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标准的用人原则，并没有因此受到丝毫制约。
        在封建社会里，君权的无限膨胀，不仅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亲国戚享有特殊的尊荣和权势，而且在皇帝身边的侍从、宦官也可得到参予国家政事和揽权的方便，前者与后者，表观形式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封建帝王家天下的派生物。洪秀全也是如此，他免除安王、福王的王爵，提拔蒙得恩为正掌率，代替安、福王“总理国事”，执行的固然是“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的任人唯亲的路线。蒙得恩被重用，既非功勋，也非德才，只是由于他和洪秀全朝夕相处，因近习之故，能先意揣度天王心意，善于阿谀奉承，投其所好而获得信任的。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唯洪秀全之命是从，继续排挤和打击功臣贤能，借维护洪氏集团利益以固其权位、以遂其私欲，从天王那里“普赐荣光”，“封授高官厚禄”。
        蒙得恩“掌握重权”，给太平天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政治上出现了“至蒙得恩于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的局面。到洪仁玕主持朝政期间，太平天国政局虽有所好转，但是经过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和嬖臣蒙得恩的蝉联秉政，洪氏集团之势力已经尾大不掉。太平天国后期，在洪秀全的默许下，洪氏集团乘洪仁玕出京之机，重新排定了一个“朝天朝主图”，把洪仁发、洪仁达的儿子洪和元、洪钰元及其婿亲安排在洪仁玕，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之上。南京陷落前夕，洪秀全更肆无忌惮地提拔他的同族同宗兄弟和亲属，“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洪秀全就是凭借这个盘根错节的血缘关系，使洪氏集团得以随心所欲地左右太平天国政事。
        上行下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那些曾经为太平天国建树功勋的领导者们面临敌人的军事围剿，都不是竭尽全力把战争继续推向前进，而却在划江自守、割踞东南的战略保守思想指导下，造成偏师北伐的重大失利。他们在清军大兵压境、南京外围一次次重建江南和江北大营的情况下，忘乎所以，热衷于争权夺利。尤其是领导核心内部为争做皇帝而酿成的同室操戈的“内讧”，使太平天国大伤元气，一蹶不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天朝内讧”以后，太平天国内部的消极因素以更快的速度潜滋暗长，官爵成了太平天国上下追求的唯一目标。诸王之间、诸王与将领之间、这一地方将领与那一地方将领之间，为了保存实力，都忙着争地盘、垒山头。石达开出走，洪秀全为了笼络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人，实行了“分地制”，在谁的“分地”内，各城佐将由谁来保荐其部将，经天王批准充任。在陈玉成的“分地”安徽境内，没有一个城市的佐将是李秀成的部将，同样，在李秀成的“分地”苏浙境内，也没有陈玉成插足余地。实行“分地制”后，更使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山头主义得到了滋长，包括李秀成在内的许多高级将领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山头——“分地”，愈来愈深的派系门户之见，不仅使他们互相之间常常出现株守辖境、坐失战机甚至勾心斗角、见死不救的情形，而且也往往置南京安危于不顾。
        鉴此，洪秀全为了削弱李秀成、陈玉成等人的力量，维扩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又采取了西汉统治者“众建诸侯少其力”的策略，滥封官爵，太平天国后期封王竟达2700人之多，这种互相牵制的分封，形成了更多的拥军自重、不听号令的山头，使太平天国出现了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控制军旅、中央调动不了地方的军队和物资、命令也无法贯彻到基层的严重局面。
        恩格斯指出：封建制的“特权”是“依靠专横而取得的。”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的特权同样是凭借行政权力而获得的。按照太平天国等级特权制的规定，官职愈高，权力愈大，特权也就愈多。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以后，这座“六朝金线销不尽”的古城立即迷住了不少人的灵魂，尤其在领导核心内部，居安忘危，踌躇满志，讲究排物，追求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东王出巡，成千人簇拥随行，“如赛会状（像赶集似的）”。洪秀全进入南京后，虽然深居简出，但还专设典天舆千余人，他们往往拿聚敛得来的金银玉帛，互相夸胜，“欣欣自得，以为尊贵无比”。他们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纸醉金迷，挥金如土，洪秀全所用的饮食器具，不是金制的，就是玉琢的，诸王竞相效仿，甚至拉屎的便盆都用金制。他们破费巨资，大兴土木，营造王宫府殿，东王府“土木寇绝南京”，“穷极壮丽”，天王府“雕琢精巧，金壁辉煌”。
        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在洪杨的直接影响下，上至武汉3镇，下至苏杭嘉湖，王宫府第，相望道次。太平天国诸王诸爵假借上帝之命，广纳妃嫔，追求犬马声色之乐。洪秀全公然在诏旨中说：“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奉天父的命令，咱们大小老婆的数量不受限制）”。杨秀清也说，天兄天弟妻妾数量，“天定（即自定）多少听天”。太平天国高级领导人就是靠强权推行和保护着的种种特权，使他们从“终年勤劳，未赏温饱”的乡下佬一跃而为“饥寒苦况不知”的“超级大富豪”。
        不受限制的权力意味着腐败，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利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注意“不受限制”的定语。并非世界上所有权力都意味着腐败）。东王府“所贮珠宝器，价不可以数计”，湘军攻陷南京，放抢天王府时，“将士所得累累”；南京沦陷前夕，李秀成一次助饷银10万两，其他诸王也都有大量私藏，“城内旧有三十余王，各伪王无不极富，一馆内箱笼总不下数百件”。
        除特权以外，利用职汉，徇私舞弊，揽权纳贿，在太平天国内部，贪赃盗窃而发财致富的人也比比皆是，他们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浮收勘索”，或者将战争中和“打先锋”（打家劫舍）得来的财物尽入私囊”，或者贪污、盗窃、私分诸匠营，百工衙和圣库的财物，或者占民田、民房“为已产”等等，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从而使家业顿时“暴发”，“衣锦梁肉”；“满身金玉”。
        主管织造营的钟芳礼，“私藏丝绫缎匹”无数，成了南京的“至富”；又如苏州永昌团练头子徐少邃，闻忠王李秀成到，“馈银六万两为进见礼，又馈金三千两于伪左同检熊万荃（太平天国苏州守将)，伪忠王即授徐为抚天预”，不久，又升为“抚天燕”，长州县地方“军、师、旅帅皆徐派授”；常熟钱桂仁为了找靠山，把大肆搜刮来的金器打成金狮、金凤各一对，献媚于李秀成，李受贿后，便在天王面前极力推荐，“令其代守常昭”，挤走英王部将黄文金”；盛泽的汪心耕投于所王陈炳文下，“奉听王令旨”，总办各处厘卡，“二年有余，获银数十万”，“珠玉珍玩不可胜数”，还有吴小溪以其妹嫁听王陈炳文之后，时人称“王舅”，“官溪天燕”，“总理嘉湖各局丝捐，积赀数十万”。自从李秀成奉旨建立所谓“苏福省”后，在其将领和官吏中，“积钱至万贯”的俯拾即是，腐化到了极点。
        到了太平天国末期，据一本稗史上举证：“忠逆（指李秀成）亟令诸王分出六门，与官守战，贼困于子女玉帛已三载，日高方起，酒食盘游，无复斗志。令既下，妇女别于寝，知交饯于酒，皆太息泣下，视出城为畏途，搜军三日不能成行，又二日未成列。”
        耐人寻味的是，纵观太平天国13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农民民主主义者”、包括曾被一些史家青眼的“民主派人士”如洪仁玕和后起之秀李秀成等人在内，曾站出来反对君主制和等级制。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首先就是为洪秀全的专制特权大唱赞歌，认为是天经地义，尤为荒谬的是，洪仁玕在其“新篇”中提出要大办铁路和电讯，主要理由竟是为了提高天朝军事、情报工作的效率。
        在太平天国时期，确实有一些来自民间的怨言或反抗行动，但没有一条历史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怨言或反抗行动是针对君主专制的，有的是针对在南京城里搞极端的平均主义，有的是针对太平天国辖区内的租佃制，其参加者主要是当地的市民或农民，即直接受害者。
        在太平天国的官员中，尤其是在既得利益者中，更是不可能会有任何人反对君主专制，即使是在香港染濡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洪仁玕，对君主专制仍然是备加颂扬，没有半句不满的言论。李秀成对洪秀全的专横也有过不少怨言，主要是埋怨他“靠实于天，不肯信人”，并不是反对君主专制，最早批评洪秀全们的君权主义的，不是当时任何一位“农民民主主义者”，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