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一个被财富撕裂的温州家族

政变——一个被财富撕裂的温州家族 

默认分类 2010-07-26 19:26:20 阅读114859 评论276 字号：大中小

（注：做这个稿子，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刻划，急剧而来的财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什么？远东的案子不是个例，而是某个现象的标本。全文发在GQ 7月刊。）

这是一个家族被财富撕裂的故事。

被称为中国皮革大王的王敏，曾占据中国皮革出口的一半份额；他所创办的远东集团，曾经是当地纳税第一大户，由温州市市委副书记亲自挂名监管；他给出的定价，被当作世界评估皮革价钱波动的重要指标——远东价格。

但也是这个定义中国甚至世界皮革规则的商人，曾被父母及兄弟姐妹绑进精神病院，被弟弟等用伪造身份证的方式侵吞股权，甚至如今一回到老家，“就有生命危险。”

曾经的皮业巨头已经消失，王敏的人生，如今完全用来把这些他曾经最亲的亲人推上被告席，甚至监狱。王敏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一次战斗，用他的说法，“关系到公道、道义和人性的问题”。然而这么大的命题，一场官司真的能理清？

无论官司的结果是什么，王敏都注定事输，因为他的被告，就是他曾经最亲的亲人。而他至今仍然记得，当年办这个企业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能过得很好”。

“好消息”               

三年来一直胶着的案情，再过几天，“可能即将要有突破了”。老家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个官员透露出来的消息，关于弟弟王怀假冒自己冒领身份证，由此侵吞财产的诉讼，领导的指示“这几天会有个交代”，因为“北京那边已经给了压力”。

听到这个消息，所有员工发出雀跃的欢呼声，但一转头，看到王敏笑了几嘴，就借口出去走走。周围人明白这种情绪的潜台词。如果诉讼顺利，“或许被侵占的那十几亿能拿回来了。”王敏要的“公道”讨回来了，然而，作为王敏的被告，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曾经最亲的人，都可能被投进监狱。

在此之前，这个案子已经按照“中国特色”的诉讼伎俩，翻来覆去让王敏一直找不到突破口：

关于应该告谁：告三弟王怀主谋把自己绑加进精神病院？告平阳县外经贸局非法帮王怀进行股权变更？告公安局给王怀办理了自己的假身份证？

应该从哪个角度告：非法拘留？政府部门不作为？受贿？

告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先告公安局证明自己的身份证被冒领？进而证明王怀以此进行非法股权转移？

就像是一个逻辑游戏的攻防战，只有一个逻辑成立了，官司才能往前推一步，而每一步要推进，不仅仅是事理层面的问题，还取决了“能否”推进的问题。

比如法庭立项不立项，开不开庭，审判后能否执行。比如寄一个传票，对方说没收到，就必须反复寄，寄了三次来回就要拖八九个月；如果对方又说寄出的单位不对，要到省里去寄，等到从省里寄出，对方又说某些规格不对，甚至干脆搞出股东会把传票起诉的公司名注销掉，于是这边又需要重新申请……

一开始，王敏还觉得这只是商场常有的攻防游戏，一度还很享受，他每次见到朋友，都会很激动介绍自己如何三路包抄：1、不断通过往高层寄申诉材料，让平阳政府感受到压力，推进案情发展；2、找朋友找上层的关系，保证审理结果不会不了了之；3、通过媒体造势，让案件不会被逆转。

为了这个庞杂的工程，在这三年里，王敏的生活全部都围绕着官司。他一般9点半左右到公司，到公司以后，他先会花半个小时左右处理生意上的事情，“保证有口饭吃”，然后就会叫来助理林杰，开始核对每个战术的进展：每天一千多份的申诉材料寄了没？那边朋友说可以帮忙找到的人确定了没？是否应该争取让哪个媒体来报道这个事情？

这样的生活情节，紧凑得让一向喜欢竞争的王敏一度很兴奋。有重大突破，便手舞足蹈，似乎回到了当年创业的时候。

然而当事情越可能接近到本质，他却越来越没有预想中的兴奋。在这个家庭，儿子不敢提及“爷爷”“奶奶”等这样的词语，春节、“父亲节”、“母亲节”都是尴尬的节日。王敏有时候坐在那个申诉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的“作战室”，翻看材料，一看就一个下午。身边的员工有细心的发现，他其实是在看附在那些冰冷文件里的，亲人的照片，一有旁人走过，就马上合上。

父亲

王敏做人很客气，办公室里没矿泉水了，自己会打电话到前台，用商量的口气说：“能麻烦你送桶水到王总办公室吗，谢谢。”

然而这种客气的逻辑根源是，他有很强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在他理解中，别人为你打工是因为看得起你，所以应该相互尊敬。然而一旦他认为谁触犯了他认定的是非标准，他决不苟且。王敏的员工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国外很多年的合作伙伴因为资金问题拖欠了货款，不说明原因就是拖着不肯还，王敏一怒之下，花了比被拖欠货款还多的钱，跑到国外和对方打官司，打完了，又听说对方确实是遇到实际困难，他又打算借钱给对方。

王敏的这个性格很像他父亲。而这点或许又是这个家族基础不稳的关键。“如果父亲能支持王敏，或者能压得住王敏，那这个家族最后不至于此。”

在周围人眼中，王敏和父亲王大同在脾气性格上最像。父亲看重家庭完整、无法遏制的控制欲，日后在王敏身上也不断显现。然而当两人同样倔强和强势，矛盾就显得很难调解了。

有件事至今没有被父亲王大同知晓，在王敏读中学时，在父亲当校长的腾蛟镇中学里，三儿子王怀因为犯错被教导主任抓去训斥，王敏知道之后，跑去动了手，一拳打下去，教导主任没有反击，而是选择了默默走开。无从查证这位教导主任当时的心情，但无论是他，还是“解救兄弟”的王敏，都没敢在王大同的面前提及过这事。

另一个王家兄弟的朋友还记得，敢动手教训教导主任的王敏，当年巴巴地想极了要买一双时兴的白球鞋，只因为父亲一个严厉的眼神，就再没敢吱声。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王敏还处于弱势。等到王敏开始有力量，父子间的战争，就开始。中考结束后，他无意再读书，跑到乡下的爷爷的作坊里作糕点学徒。王敏成为了父亲眼中的异数。

父子的分歧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王敏一心想在温州出人头地，而一直在体制内部的王大同则希望儿子能和其他弟兄一样，多读书、将来找个稳妥的工作。

这个亿万富豪的发家过程，就这么一直贯穿着与父亲的抗争。

可以断定，王敏对钱并没有那么敏感，从做小生意开始，他就习惯把自己的工资或者赚到的钱，交给父母处理，这是儿子应尽的天职。此后很多年里也是如此。

80年代末那场社会动荡之后，温州商人的生意网络也被压缩。王敏的小生意很快收摊。当时的父亲还能以一家之主的身份，要求王敏重新回到安全的“体制内部”。在王敏初闯社会的这段时间，王大同由中学校长，调任当时的水头镇电视转播台台长。走投无路的王敏接受了父亲提供的进转播台工作的机会，回到了父亲无处不在的注视中。

但王敏从内心里不认可父亲的安排。1992年迎来了录像厅的黄金年代，王敏搭上几个同事，以承包的形式，搞起了“录像队”。开始的时候，这支“录像队”会带着录像机和录像带，走街串巷下乡镇，播放通留在转播站里的录像节目；到后来，这个“录像队”只需要提供录像带节目，每月坐收各个录像厅缴纳的一笔不菲的租赁费。

这个时候，王敏还和父母、兄妹们，合住在转播台租住的两大间公房里。“住是够住，但没有自己的房子，在这里总是件没面子的事情，因为人家家里都有自己的房子。”而大哥王伟，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亲第一次默认了王敏的“越轨”。

王敏开始干起了“时髦”的广告行业，开起了广告公司。最早是给一些比较成规模的企业制作宣传片，后来是只需要拍摄一套影像素材，制作无数个版本卖给“皮包公司”。当时的温州，遍地是小作坊，什么都敢生产，小到办公用品，大到机械设备，销售完全依靠跑单帮的“贸易公司”，其实只是一个人。

每套售价几千块钱的“定制宣传片”，带来的是几万乃至几十万的合同订单，“一年赚个十几万没问题”。王家人终于可以买房了。

凤尾路79号，是“一条”四层高的带店面的楼房，装着纹样夸张的古铜色防盗门。处在水头镇最主流的“商圈”之内，现在估价在800万左右。这是王家一家人后来居住的房子，王敏一直坚信，这栋四层小楼也根本就是用他赚的钱盖起来的，因为他从来都是把赚来的钱如数交给父亲。

其实当时家族中已经有争论，这个家的当家人是谁，然而，这种争论还是模糊的，大家只是试图在财富和血缘关系的对峙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最终的选择是，王敏在家族里越来越有话事权，不过一切财务还由父亲把控，他还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

然而更大的生意终于让王大同落败了。1994年。水头开始兴起的皮革生意，让很多人赚到了真正的大钱，王敏蠢蠢欲动。之前，通过“广告公司”客户的关系，他得到了一条有些烫手的生意线索，来自广东当地的一家国营外贸公司有一笔皮革订单。这种订单模式，今天依然没有过时：公司接下订单，给上游的皮革工厂或作坊预付20%-30%的定金，工厂生产交货，公司给订货商交货，订货商支付订单货款。

这种模式的回报和风险并存。一笔订单，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然而中间商在得到货款之前，必须独自承担那20%-30%预付款的风险。一旦订货商骗货，或者货款久拖不付，中间商将会瞬间倾覆。

因为担心风险过高，掌握着十几万现金和公司的父亲（和其他家人）都反对——这是他此后一直对媒体重复的故事版本。在王敏愿意拥有的记忆里，父亲并不愿意拿出钱来支持做皮革生意。王敏把广告公司和之前赚的所有钱，大概还有几十万，都交给父亲，算“赎身”。让父亲从此不再插手其事业，就靠当时在信用社工作的妻子贷款，“清清白白”开始重新创业做皮革生意。

然而父亲王大同咬定的版本——父亲坚持，当时是家里成员凑钱办的企业。王大同把平阳水头镇两间房子，拿去银行抵押贷款50万元，后来又从外甥女、侄媳妇等处借了38万元；王敏妻子林秉珍借款15万元；长女王萍在腾蛟民间借贷几十万元。

双方的争论在于，那座房子是谁赚的。王敏认为这是自己做生意争来的，而父亲王大同认为这是在他掌管下，家庭有序运营积攒的。

这个启动资金的问题，在这家叫远东皮革的公司成立的时候并没有被关注，毕竟还不知道这公司能否生存。然而随着公司的做大，拓展销售渠道因而操持着经济大权的王敏俨然占据了主动。

这个国家突然释放的财富，粉碎着许多家族里的地位关系。王敏向父亲的“汇报”越来越少，对他而言，父亲也和其他的家族成员一样，是自己的商业帝国中的一环。在远东皮革里，王大同的地位，名誉的性质远远大于实际管辖的范围。

王敏后来回忆，每次在公司里召开董事会，父亲王大同都会在儿女们的“董事会”门外逡巡。但每次都被王敏挡在门外。“从来不让他参加！”一来当然是因为这个商业帝国是王敏从家里“买身”出来后独自做大的；二来“一个中学老师”、“一个老人家”怎么懂得如何赚钱呢？

这位老板的父亲，在浙江远东曾经的员工那里，有一副让人生畏的脾气和做事方式。比如在工厂和公司里，这位没有办公室的“管理者”却会要一间宿舍；在巡视中如果发现哪个员工有一点点的浪费或者偷懒，这个老人也会不留一点脸面地骂过去，甚至会嚷嚷着开除对方。而真正的老板或者说高管的儿子们，依然不敢当面驳老人的面子，往往只能等老人走开以后，把被“开除”的人“请回来”，安慰一番。在当地人茶余饭后的闲篇中，这位老人会被形容成：人家来收购边角废料，从工厂拿蛇皮袋装，他都要跟人把2块钱一个的蛇皮袋价钱计算清楚。

这位不再被委以重任的父亲，依然会在儿子的工厂里行使一些“权力”。为了不浪费工厂食堂里的剩菜剩饭，在他的“命令”下，工厂里养了几头猪，而这显然不能用来生产猪皮。与猪为伴的，还有鸡鸭若干。

父亲这样的行为，在王敏看来简直就是“越俎代疱”，他越发有意识地冷冻父亲的权力；而感觉到这种疏落的父亲，在被撼动“一家之主”的位置时，也感受到巨大的愤懑。父子间的话开始越来越少。

应该说，王大同只是被财富颠覆了家族主导权的众多父亲中的一个，而王敏也只是那些追求商业逻辑，而不得不“叛逆”、“弑父”的孩子。然而不一样的是，许多家长乐见儿子的成功，或从企业的利益出发而选择支持那个“逆子”，而这对父子却一直得不到相互谅解。甚至到了后期，父亲开始恶意攻击这个次子。

模糊的企业启动资金，和父亲动用家族地位抗衡，让这个家族企业，一开始就有倾塌的危险。到家族主权争论的后期，三儿子王怀为了抗衡王敏，带头宣称，企业一向是父亲王大同主导的，所有兄弟姐妹一起奋斗出来的，王大同不发一言地默认，这个本来不稳定的家族企业，就此开始崩塌。

兄弟

现在的王敏，更愿意把王怀描绘为一个阴谋家，虽然，他曾经是自己最疼爱的弟弟。

直到要尝试描述弟弟王怀的性格，王敏才意识到，其实自己与他有多陌生。他张了张口，最终说不出一个形容词。“毕竟十五年没见了，我真无法确定他是怎么样的人。”

王敏所能记起距离现在时间最近的王怀，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公务员。见到他总是亲切地叫他哥，嘘寒问暖的。事实上从小到大，王敏最疼爱他的原因，也是乖巧、礼貌、很懂得分寸。王敏的助手林杰记得一个细节，还没彻底闹翻前，他陪着王敏回老家办事，要走的时候，王怀九十度的鞠躬，双手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帮忙照顾我哥哥，他性子容易着急，身体不太好，一切都要麻烦你了。

王敏是在1995年到广州，从此，远东集团走的是广州订单，温州生产的路线。按照王敏的说法，当时他就隐隐觉得不安，然而说服自己可以这么放心的是，觉得自己可以完全信任这个弟弟，而且“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组织生产太需要和政府打交道了，王怀正好合适，而小弟弟王楚是个踏实的人，他可以帮着经营琐碎的事情。”

在温州当地政府后来的宣传中，三兄弟被分别这么形容：最小的弟弟王楚是实干家，不多说话，不多想，脚踏实地的一步步去干；王怀是谋略家，他不太具体干事情，但他是会策划，懂的运转和政府的关系；王敏是开拓家，从无到有，开拓了中国在国际的整个皮革市场。“

在王敏的理解中，弟弟那“两个家”都是车厢，自己这个开拓家才是火车头：没有市场的话，就没有订单，没有订单就没有工厂。他拿了很多很多订单，占住了这块猪皮市场之后，赚到钱，然后再慢慢地开始把自己工厂建设起来，在温州几个产业，好几个工业园把它建立起来，是这样的情况。

然而这样的财富模式早早埋下安全隐患——火车头和车厢是截然两块组成部分。从1995年开始，生意越做越大，兄弟间也因此越见越少。

到2004年，王氏家族的皮革生意成为“下辖13家公司、年产值20亿元”的远东集团，成了当地利税最大的企业之一，远东甚至进入了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序列。平阳县给利税大户奖励十几台车，远东得到了其中的将近一半。在温州市，远东成为市委副书记直接管辖的重点企业。这是一种经济地位，更是一种政治象征。

那时候的王敏，大部分时间在国外，“香港、意大利、美国、巴西、墨西哥和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俄罗斯，走遍了全球。60多个国家，500多家客户。每次回家总不超过一两天，就是见面相互问下好，谈谈对彼此的关心然后就散了。”

这让他几乎没机会和在温州的几个兄弟姐妹保持联系，王敏承认，后来他对自己几个兄弟姐妹的事情，甚至自己在温州公司的事情许多都只能是“听说”。

他知道的结果是，企业做大做强后，他的兄弟姐妹，除了当警察的大哥王伟以母亲身份持有股份，其他全部进入了公司，“弟弟后面有弟媳妇，弟媳妇后面有亲家公、亲家婆，有大舅、小舅，有大姨、小姨，全部扯进来了。几个兄弟一扯进来的话，就是50多口亲戚都参与在里面，都得到了相应的股份和利润在里面。”

公允地说，这些亲戚的加入不仅仅是分一杯羹，还有利益交换的部分，比如王怀的岳父，占了远东集团旗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30%股份。王敏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兄弟多，在黑道有实力，有面子。”

这是地方企业生长的必然过程——财富让企业成为一个与政府打交道的平台，到了后期，企业要发展，就会和地方进一步发生关系，谋取另外的财富。

当远东从单一的皮革变成一个有房地产、明胶厂等多个企业的集团，王敏内心的不安全因此开始。此前的经营模式，所有盈利都是在皮革出口商，控制住出口订单和货款就控制住企业。然而，如果远东还进一步做大，这个时候再不清晰产权所属，恐怕以后也无法控制了。

从商业的角度，王敏的时间判断点是对的，在2005年3月15日与家族成员签订了一份“股份协议书“，用百分比的形式明晰了股份占有率。然而这种内部规定的占有，却无法填补王敏自己对远东集团温州部分财务状况毫不知情的不安。与此同时，当一向不过问温州的王敏，竟然用协议书强化的方式再次确定自己地位，也让温州的家族成员开始内心隐隐的担忧和猜测。

王怀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曾说，从2005年年底，他们就注意到，王敏就特别喜欢看雍正王朝、康熙大帝这样的连续剧。几次回家，王敏对他说，自己是“四阿哥”，而王怀是“八阿哥”。而王敏则后来反复提及一个细节：当他试图把远东的资产做一个集中的时候，他“这才发现”其实大家手上有一百多本存折，都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存取，资金管理相当混乱。而在他介入之前，家族成员根本不理会外来的职业经理人，只出示了十几本存折，账面资金只有区区一百多万。

这种不安引起的相互猜疑，开始出现查枪走火。2006年1月临近春节，王敏突然截留销售货款，让远东的企业工资发不出去，他所要的，其实只是兄弟姐妹再次用书面向他保证，自己是企业的拥有者。温州的亲人也满足了他。

然而到3月14日，他却发现，王怀与比利时外商私下商量，有意向出售远东在水头的明胶长。后来王怀的解释是“因只是意向收购，所以并没有向王敏回报”。然而其中的真相究竟如何，王敏并没有把握，他以企业拥有人的身份发了一份传真给温州公司，要求停止温州公司所有的经营，“没有董事长授权，任何人不可以代表远东，违者必斩。”

“违者必斩”这四个，后来被王怀反复强调，也成了家人对王敏信心崩塌的开始。他们开始私底下说：“王敏想一个独吞了公司，虽然是他创办的，但远东能做这么大，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不可能就这样被他吞了。”

而父亲关于自己是企业当家人、以及远东启动资金自己出大部分本金这一说法的支持，让家族所有人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道义的立场。

按照王敏听到的说法，其他兄弟姐妹也因此被王怀挟父亲以令众兄弟，在父亲这个一家之主主持的名义下，开始商量如何和王敏争夺的准备。

2006年的7月广州的荷兰领事馆给王敏来了个电话，说你们公司浙江远东在荷兰设立了一个分公司，投资了一个公司。“因为领事馆的外国人对资金来往比较重视，到底是哪里来的，他一定会质问你总部的。他为什么把远东投资到荷兰，资金拨出去你总部的董事长不知道？”

最后一查确实有这么一回事。王敏因而猜测：“王怀的目的就是投资到荷兰，荷兰那边有比较优惠的政策，荷兰和中国没有签那个协议和条约，所以他们为这个做一个计划在那里，这样的话你再拿他没办法。”王敏这才去查，发觉自己在远东下属公司中的股份，被王怀用假冒自己的身份证，篡改到家族其他人的名下。进一步地，他又发现，自己的一代二代身份证被冒领。其中被冒领的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照片正式弟弟王怀。而办理身份证的公安局，正是二哥王伟所在的公安局。

气到极点的王敏因此在平阳的街头散发关于王怀等人不法行为的传单、横幅，给几乎所有商界的发同样性质的短信，并紧急向平阳公安局报案。直接的结果是，公安系统可能就此向王家几个兄弟提出通缉。

那个本应该团聚的春节，王家的家长王大同夫妇，带着温州的儿女，赶奔广州，和王敏签下了《王氏家族股东协议》，确认王敏在企业中的地位。之后让王敏撤销对王怀等人侵占股份的起诉。

然而薄薄一张纸的再次签订，其实已经抹不去此前的怀疑和不信任。

2007年农历新年，显然比元旦新年的时候变得更坏了。温州的王家家族曾经向媒体展示，而王敏一直予以否认的一点是：就在这个农历新年之后，本答应和解的王敏，突然以皮革大王的名义，向温州的众多政企要员群发短信，再一次称自己的兄弟等人有走私和偷逃税的劣迹。而另一个兄弟妻族的家人，更是挑拨兄弟关系侵占远东资产的幕后黑手。而王敏则进一步听说，在他毫不知情的温州，亲人们在偷偷掏空那些拥有他的财富。

在王怀等兄弟的的眼中，那个当年对他护爱有加的兄长王敏，已经“疯了”。而在王敏眼中，这群亲人已经居心叵测。他拿着《王氏家族股东协议》宣布，自己将在2008年后，带着自己的团队收编温州的公司。当时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宣布，被这里的所有亲人看作是，宣战的开始。

母亲

最困难而残酷的决定，却是和自己最亲近的母亲做的。王敏很难相信这一点，直到后来母亲的保姆亲口向他讲述。王敏也是到那时候，才理解，原来2007年3月，当他先后派遣两支部队去接管温州企业、并在3月10日参加董事会准备长期驻扎老家平阳管理的时候，他早就众叛亲离了。

从初中决定不升学开始，王敏就和父亲经常吵架，然而对于母亲，他始终没有发过任何脾气，在他眼里，母亲一直是护着这个家的。也因此，到了和兄弟争吵的后期，他也只能和母亲做比较顺利的沟通。那一天如果不是母亲，而是其他人打电话给他，他都不会回去，也不会因此被“绑”进精神病院。

2007年3月10日，王敏记得出发前他和已经前期驻扎温州的下属联系，交接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只是小弟王楚不肯交出2005年以前的财务数据，一切正在等王敏过来再谈。而远东整个集团的董事会将在下午开会，会议主要的议程，也是王敏规定的“现代化管理”如何推行的问题。

王敏从广州搭乘12点半的飞机，下午两点到温州。从机场一路往江心海景酒店突然接到母亲电话，说自己用车不方便，让王敏过来接他一起到酒店。然而等他进了父母的家，发觉所有人都似乎不见了，而他停在门外的车，马上被人支走了。他心里想着不对，刚想逃离，突然从门外涌进一些亲戚，一下子把他按住，捆绑起来，嘴巴里喊着：王敏疯了，我们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王敏疯了。“

这一段最为激烈的过程，之后成为无数媒体竞相报道的内容，也成为更多后续报道的引子。中央电视台的一期节目，用了再现的手法去表现当时的情形。不过在再现里，回到家里的王敏，是被早就埋伏在屋中的家族亲众们，按倒在地绑上汽车送进医院的。这后来被王敏直接称为“绑架”。

也是从这个“绑架”开始，广州远东和温州远东彻底分成两个阵营。获悉王敏被绑架消息的妻子，和广州同事、朋友林杰、杜总等人，马上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他被关押的精神病院。并开始拟定几个救人计划：明处，由王敏的妻子，带着媒体和律师去和王敏的父亲、兄弟谈判，暗处，由林杰雇请荷枪实弹的保安公司，随时准备抢人。

而温州远东也拟订了两个策略：由王敏父母和王敏妻子谈判，签订放弃企业所有权的协议，如果不同意，他们已经派了一组人马，去联系湖州的精神病院，“送到那里就很难出来了。”

按照参与营救的林杰的描述，抢人的过程简直和电视剧差不多。王敏妻子带着律师和记者和王大同谈判，但双方始终没有退步。第二天，广州远东这边商量后，决定突击精神病院。一大早，他们带着律师、记者、雇请来的报表和荷枪实弹的保安公司的保安人员，开车一辆特警车直奔医院。他们找到院长，用律师引述的院长可能触犯的法律条款，和记者可能的曝光，终于让院长签字放人。

他们把被打了针而昏迷的王敏从精神病院抬出来，上了车就拉着警笛就往机场跑，发觉院子停着三辆商务车，是一看就是有组织的黑道分子，看到情况不妙马上上车追。“还好我们因为一拉警笛，因为属于特种车辆，冲红灯，然后左拐，右拐，穿小巷子。拐来拐去，他们就走丢了，跟不上，直接拉到机场，给王总他们马上订头等舱最近一班飞机马上就走了。”

据说，恰好是王敏父母和亲戚开会，凑巧离开的空档时间，要不这样的强人计划也不一定能成功。事实上在医院的那一晚，母亲就睡在病房门口。而父亲守在医院门口，挡住任何试图来探视儿子的人。被问到是谁想到把王敏送进医院时，王大同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道：“我，就是我！”

然而，后来逃到广州去投奔王敏的张良女——王敏母亲的保姆，后来告诉王敏一个细节。在王敏被绑上车开到精神病院时，怅然若失的王敏母亲，走过来对着保姆自言自语，“你说，我把他绑进精神病院对吗？但是如果他不进去，还那么闹，我其他四个孩子可能都要进监狱，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好吃好喝，也不会亏待他。”“而且，王敏的儿子还会是我的孙子，所有人都会疼他，他长大了也会分财产给他，这不挺好的。”

王敏的母亲就是这样说服了自己。自此，王敏所有温州的亲人全部放弃了王敏。

“异乡人”

王敏后来尝试理解父母的选择，他觉得所有都是王怀的计谋，“他把一切人拉下水了。他先满足父亲当头的愿望，把父亲抬上去，然后，私底下通过大哥王伟帮他办理我的假身份证，又让小弟王楚和姐姐帮忙办侵吞股权的程序，等母亲知道后，所有兄弟姐妹都被拉进去了，要一个儿子还是要四个孩子，母亲只能在这里选。”

事实上在他理解中，被拖下水的不仅是亲戚，还有整个老家各种力量：“大哥的岳父有个亲戚是当地公安局的领导，他有许多利益挂在王怀身上；王怀的老婆那边的亲戚有些宗族和地方势力，他们又挂上了许多政府领导；王怀又通过请公安局、外经贸局非法帮他办一些手续，自此，他们也捆绑在一起了”。“特别是后来，王怀他们自己运营不顺，再加上我通过操纵市场去打击他们，导致越南工厂停产，温州两个工业园也停产过一段时间，王怀和政府打报告，说我哥哥王敏疯了，想把整个资产搞砸，或者全部搬到广州，这样，政府许多领导听了他的话，也站到他那边了。”

“因此现在和我作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怀，而是整个家乡了。对他们来说，王怀成了企业家、人民代表、共产党员，而我呢？就是一个外地农民。”

现在的王敏回到老家很危险，“有些人放话要把我做了，那是因为他们怕了，他们怕我要回我的东西。”但为了官司，他几次需要当面申问或者应讯，只能用保镖和游击战的方式进出：坐飞机不直接到温州，而是到杭州，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到，提前或者拖后到，不用自己的身份证订酒店，原则上办完事情马上走。

家乡成了王敏最危险的地方，家人成了王敏最危险的敌人——这就是王敏经营企业的最终收获。王敏的助手林杰几次看到，王敏一个人一脸哀伤地摊在沙发上，没有哭，但“你知道他心里在滴血，那一刻他真像一个孤儿。”有次，和一个记者聊到，90年代的一列陈旧列车上，他正和未成年的王楚分享仅有的一盒盒饭。一盒饭的分量实在不够这两个大小伙吃，但他们都竭力克制自己的欲望，生怕对方没吃。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事实上，王敏的住所里现在还存着一张全家福，他从来不肯拿出来看，但始终舍不得扔。

因为失去了温州的生产基地，王敏在广州的公司，差不多完全沦为一家纯粹的贸易公司了，按他的话说“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生活”。位于广州世贸的代表大企业身份地位的办公楼退了，现在全部的基地，只是位于广州郊区东圃镇的一间像乡镇企业的厂区。

而在温州，为了治理污染，平阳水头镇的制革厂从上千家被强行压缩到300多家。水头的皮老板说，没见到远东并购谁。据说平阳县政府指示，要成立一个半官方的协调小组由工商、公安、经贸、外经贸局成员组成，法院做法律顾问，专门处理这个事情。远东是平阳县制皮行业的旗舰企业，2005年年销售额5个亿，但兄弟之间的利益矛盾纠纷以后，业绩在大幅度下跌。现在远东年销售额不足一个亿，可以说是拉了平阳经济的后腿。因此，只要远东的问题解决了，平阳县的GDP可以上升几个亿。政府因此放话，“只要大家肯坐下来，一切都好商量。”

然而王敏坚持不肯回应这个消息：“要解决要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要有诚意……”说了一半，自己摇摇手，“很难，问题很难理清了，我现在不想说问题的细节，我现在只想讨回这公道，只要我没死，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讨回这公道。不仅是钱的问题，我不要什么，我就要公道，我会和那些人斗到底。”说着说着，王敏愤怒得一脸通红，差点喘不上气。

然而，或许最难说清的，就是“公道”。

后记：

根据浙江公安厅传来的这个“好消息”，王敏最终和林杰商量，冒险到杭州一趟，这当然是必须精心策划的。“每一趟都是冒险，都要小心任何可能的变故”。他们商量着要换用谁的名字定酒店，到达的路线和紧急离开撤退的备案。

发稿前，林杰给记者打来电话，告知了省公安厅专案小组的结论：1、非法拘禁可以走正常途径重新向温州市局报案，省厅责成温州市局立案侦查；2、非法发放身份证，相关民警会进行内部纪律处分；3、省厅法律专家委员会将此案定性为侵占罪，而非职务侵占，属公民自诉案件，不归公安系统关，建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刑事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意味着，案件的推进又被踢回法院。林杰说王敏是有点沮丧，不过，他说他们早就拟定了下一步的策略了：他们将全面推进针对每个人的刑事诉讼。

这场官司，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