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受虐纪事（10-12） - 闲侃庐随笔 - 张延龄 - 和讯博客

省城受虐纪事（十）
有一天吃完晚饭回家睡觉，刚拐到杆石桥大街，忽然附近响起了很大的爆炸声。那时市区外二三十里路就是八路。市里人心惶惶，哪里听得了这一声爆炸？街道上立刻像开了锅，人们乱七八糟地奔跑。有人说全城戒严了，卡子门也关了。情急之下我叫了一辆黄包车，讲好了价钱。他把我拉到甘石桥，卡子门果然已经关闭。几个军人正在把白天顺放的鹿砦横过来。此处不能通过了，那拉车的转回头去，向北绕小路转悠到普利门。那里没事，也许已经弄清是一场虚惊又平静下来了。顺利通过，把我拉到大门口。我从贴身衣服里取出在家临来时大祖母给的二十元关金票。他说找不开，我说你找找试试。那时候做小生意人放钱的方式常常是十张毛票折成一沓，十沓摞起来用皮筋捆成个方块。这一个方块才十块钱。我那可是折法币四百元呀！结果他把所有十块、五块、一块的大票和好几个毛票捆成的方块都给了我，还差两三块钱的样子。他说：“真的没有了！”还翻着车兜给我看。我说：“算了吧。”那人千恩万谢起来。我说：“什麽大事，不值当得！”可怜我到这时候还不知道钱是好的，还没有学会小气。
原来是一张钱放在内衣口袋里，现在变成了一沓子大票，还有几个方块的小票，这可怎麽存放？这时我个人在过道里打地铺睡，当夜抱在被窝里睡了一夜。次日天明我把它裹在被子里，把被子卷在苫子里，放在过道的一角。放心不下地到作坊里干了一天。晚上回来一看，苫子卷儿原样放在墙角里，心中暗喜。谁知拉开被子睡觉时，暗暗叫起苦来。我那麽多的钱哪里还有一点踪影！这事问谁去？就算他们说见了那钱，我二叔天天哭穷，带来的钱花不了三天了，明天就没饭吃了……他说把这钱用到生活里了，你有什麽办法？何况他们根本就不会承认！我咬咬牙咽下心痛，不动声色地躺下了，可是怎麽还能睡得着！按当时物价计算，三百九十六七块钱，能在街上买三千斤酸煎饼，我在这吃个五六年也吃不着他的东西！次日和师兄在一起干活，心里着实疼得慌。这是我最后一点老本儿呀！师兄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问是怎麽回事。我跟师兄说了。师兄说：“你呀！你有这麽多的钱怎麽不早说？我有五十块钱，存在师父这里，师父还给我生利呢！”我听了更是后悔不迭。
当了一个多月小学徒，师娘说我的脸色比以前红润了。我自己也感觉得到瘪下去的两腮又鼓了起来。谁知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忽然听到风声，说是不让我去了，我装作没听见。第二天怕被他们拦住，天不明就跑出去，在师傅家门口等了好长时间才见师娘来开大门。大约上午十点钟，二叔来了，要领我回去，不干了。师父不说话，师娘问他，干得好好的，为什麽不干了？问问孩子，我们对他怎样？我也明确表态不想回家。但是没有用，二叔以没立字据为理由，声言要告到警察局，终于把我领回来了。临动身师娘不理二叔，只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小名，说：“多咱想来玩，多咱来玩。”我感到母爱般的温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纳闷这是怎麽回事呢？此事的内情是若干年后我成了半大小伙子，与朱绪台大叔闲谈时提起来，朱绪台大叔告诉我的。绪台大叔是邹县北亢村人，朱有灿先生的儿子。解放后曾在一个剧团里拉弦，五十年代初死于肺结核。我二人忘年相交，很有共同语言。
据绪台大叔说，原来我二叔送我当学徒之事，只瞒着我家在济南的亲戚。首先是我的老娘家，其次是陈、邓两个大姑家。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此事在邹县旅济同乡中传得沸沸扬扬。后来甚至传到秦大先生耳朵里。我光听说“秦大先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后来才知道秦是邹县人，《毛选》中点名的“摩擦专家”秦启荣是老三，他是老大。当时他在山东省参议会里任什麽重要职务，可想而知在邹县逃亡到济南的地主中威信很高。那时他们有个“邹县旅济同乡会”的组织，当然是秦任会长。有钱的同乡轮流做东，定期举行餐叙，下高级馆子。二叔在家里叫穷是一方面，这样的事却一次也落不下他。听说秦大先生也请过一次客，喝完酒上饭时 ，每人外加一小盅碗花生仁咸糊粥，表示乡情。吃过他这次请的都当成莫大的光荣，到处炫耀。也就在这一次餐叙时 ，不知怎麽把话题扯到二叔送我去当学徒的事上了。同乡们颇有微词，二叔矢口否认，也是以未立字据为遁词。说是给一个熟人帮了几天忙是真，当学徒是假。大先生也说不应当把兄长的遗孤这样对待，没有便罢，如有此事要立刻叫回家来。二叔诺诺唯唯 ，过后便把我叫回来了。后来我想，这些同乡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省城受虐纪事（十一）
我结束了学徒生涯以后，家里又搬了一次家。搬家的原因首先是想挪个窝，摆脱那亲戚家的老夫妻。世上凡不是道义之交的，总是不能持久。他们在一起两三个月，那老夫妻在经济上是非沾光不行的，可是我二叔也不是能吃亏的人。两家的关系早就变了味。可是要摆脱他们可真不容易。你变脸他不变脸，你生气他不生气。他跟你死皮赖脸，跟你热贴！所以二叔想出了搬家的妙计，而且是搬到亲戚家去住。对那老夫妻来说就是亲戚家的亲戚，再热贴也热贴不上了，总不能带着亲戚住亲戚家吧。搬家的另一原因是在这处房子里住的很臭。房主不知对什麽事情不满，每次去都啧有烦言。和里院住的两位袁先生处得也不很好，出出进进都不大打招呼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搬到新住处可以省房租。因为房子是陈绍曾表弟的继母董肇蕙女士娘家的，借给表弟的爷爷陈孝峰先生。陈孝峰先生自己住不了这麽多，又转借给他的亲戚朋友，自然是不收房租的。
新住所在七大马路元兴里，往南看不远处是四里山。那时四里山就完全是郊野了。那是一座两层的凉厅式的建筑。可能是董公预备自己晚年退休养静，才在城乡之交建了这麽一所小房子的。房子坐北朝南，底层是半地上半地下的，上层也就算个半截楼房吧。两层各是三大间，东面的两间前有很宽的走廊和宽大的石砌的十几级台阶。向下的台阶在左，向上的在右。最西面的一间没有走廊，朝东往东面走廊上开门，像现时农家建造的“锁皮厅”样式。陈孝峰先生父女二人住底下的一层。他住靠东的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女儿住靠西的一间。他的女儿陈克静大姑，在济宁当过小学教师。当时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结婚。是个有气质、有风度的知识女性。上层借给两家居住。东面有走廊的两间借给二叔，西面“锁皮厅”样式的一间借给一家姓吕的夫妻二人。那姓吕的是济宁人，也是陈家的亲友，那时有三十七八岁了，我叫他“二大爷”。他是个名士型的逃亡地主，据说能写会画，还会作诗。生活上也是穷烧包。出门半个钟头也得从头到脚地换衣服。按照交往场合的不同，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长衫、礼服呢布鞋。在家则是宽松休闲的便装，全是丝织品。脚下也是缎子拖鞋。他妻子的穿着在当时看已经是老样式的了。肥肥大大的，有时衣襟、袖口上还缉着云朵形的贴边。两口子都傲气得要命，不但不和人说话，而且从不拿正眼看人。
搬到元兴里以后，没有小生意叫我做了，学徒也不能当了，完全在家里吃闲饭，因此在我二叔面前更加动辄得咎起来。闲言碎语我只做听不见。借口有疥不叫我上屋里睡觉，其实屋里五口人有四口长疥的，防止传染已没有意义，只是讨厌我、排斥我罢了。我也正乐得在走廊里睡，又敞亮又凉快。生活细节的指责，左手用筷子啦，喝汤和咀嚼有响声啦，挤眉弄眼的坏习惯啦（挤眼睛是有的，也许牵动了眉毛，但没有主动的、有意识的去“弄”。现在想来是缺乏维生素，眼睛发干所致）对这些指责我只当耳旁风，不以为然也不声辩。只有一事作难：他多次命我去向我老娘家借钱，说是借我的生活费。我觉得这不像话，没法向老娘说。有一次被逼不过，向老娘露出了这个意思。老娘不动声色地说：“回去告诉你二叔，可以，可是得叫他自己来拿。”回去告诉二叔，他又不去了。有些实在过不去的事，比如罚一顿、两顿不许吃饭，或者动粗打人，我便大哭大叫。下面就住着亲戚家长辈，看你还要体面不要。尤其在陈克静大姑仗义出面保护我以后，我更是常常用哭闹声请出我的保护神来。克静大姑仗义出面，可能是陈孝峰先生授意的。头一次是因为一天深夜天气骤变，连风加雨把我全身连同铺盖全部淋透。我大声叫门，二婶子要给我开门，二叔大骂不许。一个霹雳炸响，我觉得两眼满是火花，两个耳鼓也震疼了。我吓得跌坐在水泥地上大哭起来。这时一道亮光闪过来，我以为又要打霹雷了，连忙缩着头，捂上耳朵等待着。不是霹雷，是陈克静大姑打的手电。只见她从下面台阶上走上来，打着一把伞也不中用，依旧把全身淋得精湿。上来之后用手电猛地砸门。但等到里面慢腾腾起身把门打开，暴风雨已经缓下来了。她拉着我进屋，指着二叔的鼻子，叫着他的小名大骂：“小××，你真是虺蜴为心，豺狼成性！大哥在世时待你怎样？大哥死了，坟上一抔土未干，你便要把他撇下的这个孤儿处置了。你独吞下这喏大家私倒是很好。可是你也不想想，那样你还能在社会上扬着脸见人吗？”
真难为了西屋里住的那位吕名士，深更半夜还下着雨，他也踩湿了缎子拖鞋前来劝架了。来到之后便和克静大姑“之乎者也”地转起文来。背的什麽鬼书，说的什麽鬼话我听不懂，但能听得出来是不必分谁是谁非，各打五十小板之意，客观上是为二叔争理。大姑走了，他也走了。以后还有几次都是如此，大姑不来他不来，大姑来了他就来弄这一套，抵消了大姑庇护我的力度和作用。我那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是看不起我二叔的，平时两家也从来不通闻问。他过来完全是借机跟克静大姑搭讪，找个炫才露己的机会罢了。
在见他之前我没有见过“名士”是什麽样的。在济宁时，父亲的同事中，教美术的刘枕青，教音乐的冯宜民，可都是真正的艺术家，解放初期都成了著名大学教授。但是我没有和他们近距离接触过。在济南领教了这位吕名士。以后见的类似的人物多了，对这类人的酸腐、穷摆、好色、浅薄和没头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和看不起。我发现自命为名士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色，百分之百的没头脑。
省城受虐纪事（十二）
我在家闲着没事干，有时也充当二叔的小当差角色。头一次他告诉我一个门牌号码，叫我上十二马路找李登瀛公馆，带去一个封着口的信封。李登瀛住的是一幢二层楼房。底层有三四个大房间，房间里有些破桌子、破长凳，墙角里堆着些破苫子、烂席片。有七八个衣冠不整的汉子，有的就在洋灰地上画上格子，用石头子走格子棋。有的聚在一起讲荤笑话，伴着猥亵的表演动作，讲得绘形绘色，淋漓尽致。李登瀛住在楼上，楼梯上有人挡住不让上。把信封传上去，一会儿又传下话来：“明天早上才能拿，今晚就在这里住下吧。”我也不问拿什麽，叫住下就住下吧。天晚了 ，人越来越多。最后到了有二十个人左右。后来得知这都是逃亡来的，当过“七路”、汉奸、自卫团、乡兵之类的人，现在依靠李登瀛生活的。其中有一人是认识的，好像是仲家浅仲某人的护兵，以前到我家去过的。他告诉我，在这里见饭就吃，吃完饭赶快占个窝睡觉，晚了没地方就得睡洋灰地了。过了一会，果然有人从另一口屋子里端过一大盆菜，另一人挑两个篮子，一头是空碗、筷子，一头是切成小块的壮馍。人们纷纷拿碗伸过去，端菜的那人每人给挖一勺菜。各人随便拿了壮馍就了菜吃。那菜是用大油熬的黄豆芽，比在家里给吃的饼子咸菜好吃得多了。饱餐一顿之后，我打量这屋子里可以睡觉的地方。那长桌子、条凳都能睡人，而且是最干净的地方，我怕掉下来挨摔。还是睡早已睡惯了的地铺好。我在墙角里一堆席片中挑了一领不太破不太脏的，拉到冲着门有风的地方，脱下鞋来，两只鞋底相对着放下当枕头，躺倒便睡了。
一觉醒来，不过半夜时分。满耳朵听到的是粗细高低各不相同的鼾声的交响乐。借着朦胧的夜色一看，只见满屋子横七竖八睡的都是人。一个个赤身露体展示着光怪陆离的睡姿。鼻子里闻到了一种微山湖边上的干咸鱼正在上锅煎着的那种又腥又臭的气味。原来一双又黑又大的赤脚伸到了我嘴巴子底下。顺着那脚往上看去，只见一个老哥铺着自己的小褂，头枕着门槛子睡得正酣。我急忙翻个身想躲开那气味。谁知这一翻身不打紧，我一眼便看见另一个墙角里，一个干干巴巴的小个子，腰弓得像大虾似的躺在那里，正做着《西厢记》曲词中所说“指头儿告了消乏”那事儿。我恶心地闭了眼睛。在济宁上学时，看过一本《陈查理探案集》，里面叙述华裔美国大侦探陈查理只身闯入匪窟的情节，这时忽然浮现在我的脑中。我想，这里的情景多麽像书里的那个匪窟啊！
第二天一早，楼梯上下来一个人，递给我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叫我回去交给我二叔。来回的信封上都封着口，我只当是什麽党国的机密呢！原来是领救济粮的批条。流亡者每口人救济十斤高粱米，我家六口人应得六十斤。中国从古时候统治者就善于搞这种形式，或者说演这种戏！那些逃亡地主有几个缺这十斤高粱米？而真正缺这十斤高粱米的又怎麽能找到李某人那里得到这个批条？我不知道这十斤高粱米在当时的新闻上，在以后的历史上，他们又做了些什麽文章！假！一个假字可以概括中国的历史，一个假字描尽了中国统治者的嘴脸！
二叔拿着那批条，叫我拿条布袋跟他到馆驿街。在一个卖杂粮的摊子上，递过条子去，称出高粱米来。二叔叫我扛着，他在后面甩手跟着 ，挤挤擦擦扛出馆驿街来。馆驿街是全济南市最大的一个粮食市，十分拥挤，是走不开车子的。出了街口才雇了一辆黄包车。二叔带着六十斤高粱米上车，嘱我步行回去。
高粱米产自东三省，是把高梁上碾轧去了外皮，可以直接煮食。高粱带皮是涩的，去皮后煮食是滑的。米是米，汤是汤，一点也不黏糊，吃着还可以。二叔和别人闲谈时说，这高粱米不知合几块现洋一斤。我想，街上大白馍才卖一毛五一斤，谁让你们买这麽贵的高粱米？
以后还有几次在十二马路和那些流亡者接触，多数是些兵痞和在家乡有恶迹、有仇人的“狗腿子”类人物。那时候与全国解放以后打算长期亡命不同。那时候他们很有信心，认为跟着国军打回去是早晚的事。他们聚在一起就大骂美国的马歇尔，他调停国共两党冲突，耽误了他们回乡耀武扬威的时间。那些有身份的地主和在旧政府有职务的人员比他们深刻些。他们骂王耀武作战不力。这里面有个隐秘的心理，就是他们希望王耀武从济南方向打过去，不希望南方的国民党军北上。从济南打过去，流亡济南的在将来权力分配上要沾光，县长就可能是李登瀛的了。如果从南边上来，流亡徐州的就要抢先一步了。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便不作长期打算，有钱的敢花。吃喝嫖赌什麽都干。有的还想讨个小老婆，这是后话，下文再叙。这些社会渣滓是前清皇朝遗留给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又遗留给国民政府的。两次改朝换代都没触动他们。这些社会的污泥浊水等着共产党来荡涤 。它们的存在也是国民党失败的诸多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