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龄:省城受虐纪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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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受虐纪事(一) [原创 2009-08-07 16: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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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受虐纪事
(一)
1946年从春夏之交至深冬季节,大约八个多月的时间我是在省城济南度过的。这段经历埋藏在心底六十年,碰都不想去碰它。因为一想起来心里沉重得不得了。可是那段经历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身体、精神和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态度、处世态度。我想我之所以成为后来这个样子,无论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成就抑或是局限,都与那段经历有关。英国上个世纪之初的王尔德有一段话,大意是说古代哲学的任务是“认识你自己”,现代哲学的任务是探讨“怎样成为你自己”。我想就是省城那段生活,使我“成为我自己”的。
一同经历那段生活的人,大多都已不在人世。尚在人世可以见证那段事情的人,甚至比我更无辜。造成我当时那种状况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是儒家“圣贤”倡导的封建宗法制度。现在回想那些事情,已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可言 。即便有,也早已是恩已无可酬,怨亦无可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家庭关系的表面现象比作“温情脉脉的纱幕”。我记述这段往事,就是想把这纱幕掀开一个角。让六十年之后的人们了解,不仅唐代的玄武门之变,明代的燕王靖难,清朝的雍正夺嫡,那些皇家贵族可以把同气骨肉杀个干干净净,小民百姓的日常小事中,也包含着触目惊心的骨肉相残。从中可以认识一下孔孟圣贤提倡的伦理道德是多麽苍白,多麽不可靠。
那年阴历年后,我们家在济宁越河崖避了两个月。以前我有一篇《传奇越河崖纪事》的博文记述了那段经过。后来发现什麽事都没有,并没有老家的村干部来奈何我们,完全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吓唬去的。于是便又搬回了济宁城里总府后街门牌七号的故宅。我也到学门口小学报了插班。入学上了两天,忽然听说家中要把我送到省城济南去。说是上八路军的学,学不到什麽东西,反而会把人学坏了。这是我的祖母提出来的。此前我二叔、二婶和他们的一儿一女,还带着仅比我大两岁的四姑,已经去了济南。虽说是叫我到济南上学,我母亲仍然是舍不得。但她在我祖母面前是晚辈,在那个时代晚辈的女子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两个大祖母也反对。于是便有常在家走动的一家亲戚,我的二姑奶奶夫妻二人缠着劝我的大祖母。他们什麽话都说了,仍然说不通。最后二姑奶奶才说:“大嫂,你本身上没儿没女,孩子是人家的,咱担好不担孬。人家二叔捎信来叫,你要不放 ,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会落抱怨的!”这样一说,两个大祖母没话说了。
为什麽我二叔对我的“前程”忽然这麽关心起来?事过若干年之后,才慢慢理清了此事的头绪。原来阴历年前济宁解放,二叔便急着逃到济南去。本想制造流言把我们吓跑,他们倒腾变卖家中浮财。无奈大祖母不为所动不肯离家,此事没能办到。便私自变卖了住宅西南角上的两个院落,卖价用作盘缠。这事瞒不了多久,新的房主一上房 ,事情就漏气了。这时忽然传出谣言,说是我的耿氏大祖母和我母亲发了话,房子是我二叔卖了钱带走的,不是公中的用项,今后分家也要算在我二叔的那一份上。此后好多年提及此事,我大祖母和我母亲都否认曾说过此话。但当时此话传到我祖母耳中,她是确信无疑的。俗语说“天下的爷娘爱小儿”,我祖母怕分家时我二叔吃了亏,便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劝告的人显然是二姑奶奶夫妇),把我送到济南,这份房产便算是共同消费的,不能光算在我二叔头上了。这全是我祖母的主意,并未与在济南的二叔商量。所以把我送到之后,我二叔既觉突然又很反感,说是“打兑了两个钱是出来逃活命的,这也能抱屈,还得打发个人来分一杯羹!”至今在我们家的老亲中,关于我上济南之事的内幕,由于各自远近亲疏的不同,有各自不同的同情对象,因此存在着以上两种说法。至于那家亲戚这样从中撺弄的小主意,无非想以护送我为由省下一笔上济南的路费而已。甚至连关于分家算在谁头上的流言 ,也不会是别人编造的。
那家亲戚本来不过是一两百亩地的小地主,完全可以在家分一份土地劳动生活。但他家一向刻薄,在村子里有些民愤,所以也选择了逃亡。又是这样的至亲,我家当然要把我托付给他们,捎带到济南去。我们家两派人都是这麽说的。但是二姑奶奶家另有说法。他们说是受我家之托,专程护送我到济南去的。去到之后无力返回,因此才流落在济南的。所以此事后来也是两说并存。
一两个家庭的事情尚且如此夹缠不清 ,将小比大 ,那印在纸上的《春秋》、《左传》、“二十四史”究竟能有几分可信,几分可疑?
省城受虐纪事(二)
临行的时候大祖母千叮咛万嘱咐自不必说,除了把所需盘费交给那亲戚以外,还暗自给了我一张二十元的关金票。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恶性的通货膨胀还没有来到,中央票的大票也就是百元一张的。二十元关金票,折四百元法币,是当时很大面额的纸币了。大祖母嘱咐我放在贴身衣服里,不要告诉任何人。出门在外万一有事可以不作难 。
我们搭乘了一辆鉄軲轮的拉脚大车。车厢内堆垛着客商们贩卖的货物。有竹扫帚苗子、卷纸烟的盘纸、成捆打包的蒜苔等等,乱七八糟堆得老高。上面用粗绠箍着。货物上面又搭载了十几个人。各人怀里抱着随身的行李,还得抓住腚底下捆载货物的大绠,才能坐牢稳了,不致被晃到马车下面去。就这麽个搭乘条件,拉到泰安每人要两块钱,货物另说。同车的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精明强干的年轻人,是二姑奶奶的干闺女婿。是来往济南跑生意的。这一趟不知带的什麽货物。
出济宁往北,一路上麦子已经出穗。广阔的大平原翻滚着麦浪。在城市里住惯了的人,乍一置身在田野之中,觉得心胸也开阔起来。麦田边上不时见到有人牵着牛慢慢地走过。牛的尾巴上都拴着红布条,脖子上挂着大铃铛,走一步“咣当”一声 。原来这时正是谷雨立夏之间,是棰牛(给牛去势)的季节。大凡牛棰过之后要一直遛到消肿才罢 。我问明白了是怎麽回事之后,心里着实为那牛们难过。那时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有多麽凶险的生存环境在等待着我。要是意识到的话,就顾不得可怜那些牛了。
车到一个大村镇,停到一个路边店里“打尖”。打尖就是旅途中停下来休息饮食的意思。车主支槽拌草,打水饮马。乘客们各自随意买饭吃。二姑奶奶的干闺女婿要饭菜时还和他们老夫妻推让了一番,执意要为他们买一份饭菜。他们刚说了个“不用客气了”,他们那干闺女婿便不再让,买了一份炒菜和烧饼,又从挎包里掏出两个松花蛋恣意饮食。我在此之前只见过切开一牙一牙摆在盘子里的松花蛋,这时才见到整个的糊着一团烂泥巴的松花蛋。我那亲戚只买了一壶白开水,用白开水泡干巴煎饼吃。还从那老头随身带的布包内掏出一把蒜苔梗来就着下饭。我那时还吃不惯这粗粝的饮食,心想我们家交给你路费,怎麽可以叫我吃这呢?只是碍着是亲戚家长辈,不好意思说出来。
大车晃了一整天,万家灯火时才到宁阳城东关,找一家客店住下。店主一份一份询问起几斤伙。有说一斤的,有说二斤的。我不明白起伙什麽意思,难道火也是有重量能上秤称的?端上来才知道,所谓“起伙”就是下面条。我们三个人起了一斤面的伙 ,用小盆端了上来。那老头给我盛了一小碗,给老太太盛了一大碗,老头自己用面条水泡煎饼吃。老太太心安理得,更不推让。看来在他们家是一向如此,形成了制度的。客店里起伙都是不放盐的 ,盐罐子放在外面,由客人按自己的口味任意取食。我觉得淡面条难以下咽,也想去抓点盐放进去。被那老头制止了。说是常在外面跑腿的人不能多吃盐,渴了上哪里找水喝去?按他的说法,那些纷纷往汤里下盐的 ,都不是常在外面跑腿的。后来有了下层社会的经验,才懂得老头不叫我放盐的原因。没有盐味的吃得少,放上盐就怕那一小碗不够吃了。
第二天打尖仍是开水泡煎饼就蒜薹梗。他那小包里的蒜薹梗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怎麽从家里带了这麽多的蒜薹梗出来?第二晚下在客店里我才看出了门道。原来那老头夜里出来解溲,回来时手里抓了好多蒜薹,显然是偷了车上别的乘客货物包件中的。
第三天上午才到泰安,下了车立即拼了命地跑着赶火车。那时国共停战谈判协定还没公开撕毁 ,泰安是解放区,济南是国统区,火车在双方之间穿行,在那时那种治安状况之下,每节车厢里都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押车。在泰安一上车是八路军押车,中间不记得在那个车站上换成了中央军。双方礼貌地交接。亲戚家的那位干闺女婿,上车后先是向八路军的押车人员敬烟遭到拒绝,还说了许多拥护共产党和痛骂国民党的话。一副胁肩谄笑的样子。押车的换了人以后,他又向国军押车人员讨好,说了许多诋毁八路军武器破烂、穿戴破烂的话。也是那副胁肩谄笑的样子。敬烟也是同样遭到拒绝,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这真叫我大开了眼界。原来人可以这样转过来一张脸,掉过去又是一张脸!联想到在路边店吃饭时他们亲戚之间虚情假意地推让,这是我接触社会所上的第一堂课。我从此对《中庸》上“诚者,天之道也”的屁话开始产生了怀疑。(那时我早就念过了“四书”了)
在济南下了火车,又住了一夜客店,当然还是那种低层次的路边店,也是铺着麦草的大通铺。次日一早就上街找我二叔的住处。在家临来时用一张小纸片写了个街名和门牌号。他二人又不识字,那小纸片又不给我看,走到街上拿着纸片请路人去看。问来问去,从火车站问到四大马路竟用了大半天的时间,东一头西一头走了不知多少冤枉路。不用说是饿着肚子没有吃一点东西的。找到地方太阳已经偏西了。
省城受虐纪事(三)
还是先写点轻松的事情缓一口气。
我到了济南,马上有两个小伙伴闻信赶来和我玩。一个是我的表弟陈绍曾,他是我大姑夫陈克文先生的儿子,比我小两岁。我大姑母死得很早,大姑夫又续娶了董兆蕙女士。董家在济南开着新新旅馆和新新浴池。这两处生意在济南同行业中都占第二位。浴池的第一位是铭新池,旅馆业占第一位的我忘记了。总之董家在济南市也是数得着的有钱人家。大姑父这时就住在董家,还带着表弟在那里上学。他们已在济南住了好长时间,比起我们来,得算是“老济南”了。第二个小伙伴是时寿昶,与我同龄,在济宁时读同年级却不在一个学校。他上第一模范小学,我上天主教会办的明德小学。因为同住一个大院,所以课余时间玩在一块。他家住我家大门里二门外的四间南屋。他爷爷是济宁著名中医时五爷时惠民先生。他父亲时咸斋先生,在济宁县政府建设科当科员。别看是科员,在当地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因为那时济宁城内道(相当于地区级)县两级的公务人员,不如现在一个乡镇吃公家饭的人多。县政府内民、财、建、教四个科,他们那个层级的也不过十几个人,比现在的副县级还少一半以上。因为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解放后他也选择了逃亡。他们是和我二叔差不多时间到的。
我刚到济南的几天,时寿昶和陈绍曾二人轮替着带我跑遍了济南的大街小巷。我们从四大马路东头上一个自来水塔开始,或是向南过杆石桥再大下正东,一直到黑虎泉、游泳池;或是向北进普利门,沿估衣市街大下正东。还能再向北逛趵突泉、大明湖。大明湖里有铁公祠,是纪念明朝铁铉的。这个老哥也真是冤蛋。人家朱棣和朱允文叔侄相残,谁杀谁不好?他偏要当朱允文的忠臣。朱允文的老叔朱棣登位后,下油锅把他炸了。看起来他比我们那家亲戚的智商还差,那老夫妻二人在我们叔侄相残中还知道向强势的一方靠拢。大明湖附近还有个北极阁,佛殿里四大天王、十八罗汉的塑像煞是怕人。我们出去更多的时候是顺小纬北路、馆驿街上天桥看杂耍。有时累了不想远去,便就近到大观园听相声,或是看佟顺禄摔跤卖大力丸。还去过一次广智院,是类似现在博物馆、展览馆之类的场所。去过一次劝业商场。这两处地方都不记得方位了。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像在济宁一样飞扬跋扈,无法无天的样子。有一次在大观园和时寿昶走散,在一个说书场外和几个当地的小孩发生了冲突。有三四个孩子包围并逼近了我。眼看这场揍是要挨了。又不肯软下来当孬种,只好硬撑着拉干屎的架子,但底气是不足的。这时只见时寿昶急匆匆地找了来。我想你来也是白搭,不过多一个挨揍的。时寿昶真有他的!他赶到之后装作不认识我,先是一把把我推了一个踉跄,喝道:“你是哪个学校的?”这一把把我推出了重围。我马上就明白了,退缩到一边不再吱声。只见他转过身去便伸手掀那几个孩子胸前佩戴的校徽,掏出一支铅笔头来记他们的校徽号码。吓得几个孩子悄悄地开遛了。他们走远以后,我们大笑不止。他知道一些小学里有校外纠察队,纠察学生的校外行为,便冒充了一下。
我们有时无目的地在街上乱串。东到黑虎泉、游泳池,西到十二马路。看济南的市面和街上匆匆来往的国民党军队。见拉着军用平板车的军马,头上戴着和人的一样的草帽,只在上面挖两个洞,把两只耳朵钻出来。赶军车的人大概是司务长、伙夫之类的人,赶着车领给养或买蔬菜。人仍戴着军帽,就这麽硬晒着,并没有遮太阳的东西。我问那司务长样的军人:“孔夫子问丧人乎?不问马 ;怎麽你们蒋委员长问晒马乎,不问人?”不知是听不懂口音还是听不懂我讲的《论语》上的典故,那司务长样的军人听得傻傻地笑 ,并不回答。还见他们从车上搬下西瓜来,一切两半给马吃 ,人却不吃。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是为什麽,难道守纪律能守到这种自觉的程度?市面上卖的食品、物品,基本上和济宁一样。只是济宁叫做“壮馍”的食品 ,他们叫“锅饼”。济宁叫“锅饼”的,他们叫“糊饼”、“饼子”。不过在济宁都是麦子面做的,是家用的食品,没有上街卖的。济南却公然在街上卖米面或三合面的饼子。那时在济宁除了喝小米绿豆稀饭以外,根本没见过粗粮。因为沿运河和南四湖是肥沃的产麦区,在当地不论贫富都一律吃麦子面。在济南就不行,我们住的对过有一家泉祥茶庄,不是章丘“祥”字号那个泉祥茶庄。那时商标管理不规范,商店重名的很多。但尽管这是一家小的泉祥 ,也是三间屋的门面,玻璃门窗,霓虹灯广告,很新派。扩音唱机整天嚎着:“二月里来龙抬头,我同我的个二小妹子上呀高楼。高楼实在高呀 ,妹唻,闪了你的腰,依呼呀呼嗨!”可是我们却见店员们在门头上摆桌子吃饭,吃的是黄面窝窝头!真难为了你们的洋式门面,难为了你们的扩音唱机 。引上高楼的“二小妹子”也跟着你们吃黄面窝窝头不成?我们觉得堂堂省城比济宁差多了。济南市街上卖的煎饼有两种。糊子不发酵的每斤一毛四,发酵的酸煎饼每斤一毛六。馍馍每斤一毛五。后来东西涨价了,但馍馍的价钱一直是介于两种煎饼之间的。
省城受虐纪事(四)
在济南还有急于要走动的一家亲戚,是我三爷爷家的大姑。她婆家姓邓,原籍是邹县北庄里。我大姑的公公邓传节 ,是一位老中医。我大姑夫邓继范也学中医。日伪时期,我大姑的婆婆把他的二儿媳妇(大姑的妯娌)虐待致死,被娘家抵告 ,判了相当长的刑期 ,在济南蹲监狱。我这位大姑带着三个儿女住在济南,专门为了照顾狱中的婆婆和小叔子。大姑夫则来往两地供给生活来源,这样过了好几年。家乡第一次解放后以后,断了经济来源 ,吃穿都难以为继。靠大姑和大表姐在仁丰纱厂打工维持。其间日伪换了国民党,老太太办了个保外就医,她的二儿子仍在里面蹲着。直到济南解放,打开监狱释放所有在押人犯时才得出来。我们去的那年前不久,老太太刚刚死去。在济南草草埋葬,也没有讣告亲友。我们是至亲,如果千里关山不在一处也就算了。现在既然在一个城市里,总该带着火纸去一趟,安慰一番。但是她家住在三义街,地点很偏僻,二叔担心找不到,来到一两个月也没去成。我去到之后他把这个难题推给了我。
那天我提着他们准备了多日的半刀火纸出门,一路询问交通警察。问了好几个,有说不知道的,有说光知道在城里不知确切地点的。问到的最确切的方位是在黑虎泉附近。问到黑虎泉,果然在附近找到了三义街。原以为找到三义街不知门牌号码也难以打听。走到一看,这条街不过十几米长,街北口有一个桌子大的石头小庙,供着刘、关、张的塑像,因此而名三义街。这条街东西两侧也就是三、四个大门,都不是深邃的大宅院,一问就问到了。
我这位大姑与我父亲同岁,生月比我父亲小。那年虚岁三十四了。她是旧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婆婆坐牢期间,虽不必天天送牢饭,但数年如一日,洗浆缝补,补充生活营养,这一切从无间断,并且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做到的。婆婆出狱后养生送死,尽到了一个做儿媳的责任。她一共有三个儿女。大表姐叫小巧,比我大两岁,已在纱厂干童工。大表弟叫法喜,与我同岁;二表弟叫庚辛 ,比我小两岁。两人都在黑虎泉小学上学。在这样一个母亲的教育下,孩子们都是彬彬有礼的,与我这样野孩子类型的做派迥然有别。两个表弟上学去,严格执行着“出必告,返必面”的规矩。来了客人更是要客气而得体地应对。我在家里是最讨厌练那一“功”的。尤其我那位大表姐,那年才十五岁,却满口说的都是大人话。给我讲大道理,宛然像大姑的声口。我觉得好笑。我去到的那天,大表姐正好上夜班,白天没事。两个表弟专门请了假不去上学,姐弟三人陪我上黑虎泉、游泳池等处游玩。那黑虎泉虎口中喷出的泉水,流入一个大池塘中,清澈见底。也有人在里面游泳。但是水深而凉,好水性的才敢下。游泳池就在附近,是韩复榘时代修的。池呈长方形,很大很大,用水泥和石头砌成。池底是渐渐倾斜的,所以池水由浅入深。周围池壁上装着金属的管子,供人抓扶 。最深的一侧,上面还就着城墙安装了几个跳板,很高很高的。有几个男女在练习跳水。整个游泳池内男男女女挤了个满满腾腾。会水的在深处,不会水的在浅处。女的穿泳装,男的也都穿着裤衩。这一点与济宁运粮河、杨家坝等处只有男的下水,可以脱得精赤条条不同。他们姐弟三人都不会游泳。在他们以为我一定比他们更为娇贵些,当然更是不敢下水。见我脱衣服还一直在一旁警告我,不要去冒险。我不会游洋式的什麽蛙式、自由式之类。只会“打嘭嘭”和“漂仰”(类似仰泳)。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土气,我行我素地“砰砰腾腾”的向深处游去。他姐弟三人在石岸上奔跑、惊呼,也唤不会我来。直到临近跳水的区域了,我才打回头,晃着肩膀踩着水回来。他们回去向大姑一说,大姑也惊得不得了。一再地嘱咐我,书香门第的孩子。要学得文雅,不要学大胆泼皮!后来我想,我要从小娇养得像表姐弟们一样,那一次从济南就回不来了!正是因为生性大胆泼皮,才熬得过那场折磨。
这种欢乐的疯玩时间很短。邓家大姑住的太远不能常去,而且她家循规蹈矩地也太压抑。不久时咸斋大伯在济南找到了一份事情做,也为时寿昶在信生小学报上了插班,每天要上学去了。陈绍曾表弟本来就是上着学,只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才去的。没有了玩伴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厄运正快速地向我逼近,我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已经没有了欢乐。不过,仍然有个固定长久的避风的港湾,那就是我的外祖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