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受虐纪事（13-16）

省城受虐纪事（13-16） [原创 2009-09-16 12: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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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受虐纪事（十三）
在那些逃亡济南的地主中，也有一个人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过着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他就是朱绪尧先生。
朱绪尧先生是邹县北亢村人。前面提到过的朱绪台大叔是他的堂弟，朱有灿先生是他的堂叔。我父亲生前曾与他拜过仁兄弟，我叫他仁伯。有一次他打听到我们的住处，傍晚搬一个西瓜来坐着。穿着换了探肩的白粗布褂子，到膝盖下的半截短裤，赤脚穿一双黑布旧鞋。所谓“换探肩的褂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都没有听说过了。因为褂子的上半部分被汗溻着容易坏，下襟则相对坏得慢一些。为了不因肩背破了丢弃整个褂子，就把上半截剪掉换上新的，与下半截连接在一起，这就叫“换探肩”。那时朱绪尧大爷完全是一个出大力气人的打扮了。他谈到他不参与同乡会的一切应酬活动，不打算“克复”以后分他们一份好处，领他们一份官票。他说：“我一窝孩子跟一窝小燕似的，张着嘴要东西吃。我才不跟他们的大鱼上串，我们赔不起。”还说到他置了一辆地排车，与两个孩子到乡里贩西瓜到市里来卖，能赚到一家人的吃喝还有些剩余。他还说到有许多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码头上拉套子，每天也能赚个七八毛钱。我动了心，我想自己挣钱吃饭，比看别人的脸色好受一些。便提出跟他们去拉套子。他察颜观色，看我的叔婶没有阻挡之意，便答应了。说好跟他去熟悉两天。当天晚上跟到他家过夜。
他家住经几路纬几路我都忘记了。只记得在一道纬路的路西。靠街的两大间门面房。那时候经济凋敝，很多门面房都当住房出租了。我还是头一次上他家见他家眷属。他三个女儿以下才是两个儿子，二儿子比我还大好几个月。比我们小的还有，不记得是几个，也不记得男女了。总之，他有六个以上的儿女。在屋子的一角拉一道布帘，隔开一小片地方，就是几个姐姐的“绣闺”了。
当夜和大哥、二哥拉了一领席在大街边上睡了。天上还挂满星星的时候，就拾掇车子动身。大哥拉车，二哥拉偏绳。我和大爷坐在空车上。过了十二马路，继续大下正西。天胧明时赶到段店。那天段店大集，集上的西瓜堆垛如山。很快就讲好价钱，装了一车西瓜，捆扎停当就往回走。回来时大爷驾辕，大哥、二哥一左一右拉偏绳。又给我拴了一条绳子，在大哥这一边帮着拉。到家时约十一点钟。大娘早已做好了饭，大家并不卸车就吃饭。吃完饭原车拉起来直奔路东而去。他们这道街的路东就是济南市有名的妓院区“八卦楼”，这里的妓院比北岗子的土娼强一些，但也是中级以下的。不知当时济南的高级妓院在什麽地方。
我们拉车走到，拐进去是一条条的小胡同。一个个门口都挂着招牌。招牌上靠边一行小字“扬州甲等书寓”，全是甲等，一个乙等的也没有。居中大字是她们的字号，都起的十分香艳的字号名称。有的能看出就是人名，那便是以鸨母的名字做字号了。我们走到以后一吆喝，便从一个个门里走出一些鬼魂一样的女人来。她们往小里说也得在三十岁以上，长得很是老相，一脸皱纹。萎黄面色还是好的，有的发黑、发青甚至发紫。她们有的穿背心、三角裤衩，身体的四分之三裸露着。裸露部分都是骨瘦如柴，青筋虬结。有的穿筒子形套头穿的睡衣，下襟遮到大腿的上三分之一处，总给人以没穿内裤的联想。这些人不说话犹可，只要一说话便露出被烟草和鸦片熏黑的牙根，看着整个嘴就是一个黑窟窿。从口里散发出一股混合着烟味的口臭，熏得人发晕。趁着大爷和他们讲生意，我便悄声问大哥：“这些都是窑子的老板吧？”大哥说：“老板买西瓜给他们吃？这都是窑姐！”我说：“哎呦，敢嫖这些女妖魔的人，好勇敢呦！”大哥说：“她们刚起床嘛！她们是夜里干活，白天睡觉的。从天明打发客人走后，一觉睡到现在。像破旧的墙脱落了石灰露出底色来了。一道道砖缝子，一片片污迹，看着怪难看的。可是一到太阳平西，又开始打扮起来。像用石灰膏涂墙一样，把脸用白粉涂上一层，这些老太太就全部变成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你问吧，连一个到二十岁的也没有！”我说：“光涂一张脸，那也瞒不了人的！”他说：“嫖她们的心里明白，偏要甘心情愿的上当，你有什麽办法？人一有了钱就犯贱，家里放着白面馍馍不吃，上这里来吃豆腐渣！”我更压低了声音说：“你怎麽知道得恁清楚？来过？”他急忙摇手分辩：“没有，都是同乡会的一些黄子说的。他们把媳妇撇在家里，方便了邻家比舍，自己却像饿了八九天的狗似的……”
据说那一年济南市娼妓业畸形繁荣，就受惠于全省集中到那里的逃亡地主和旧政权人员。这些社会渣滓拖垮了国民政府，自己也被荡涤干净了。不料文化的土壤还在，近年来新生出来的这个阶层，仍然是那副德性儿，并且因为文化修养不足，他们比之旧的那一阶层，少了些贵族气，多了些流氓气，其消极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车西瓜一阵风的功夫就大体上卖完了。只剩下一些歪巴头缩巴腚的，拉回家来。朱大娘在门口拉一张小案板，把西瓜打开论牙卖。我跟着大爷和两个哥哥，在大街上拉着席赶着太阳地睡觉。躺一会起来吃一阵西瓜，可着肚子吃，吃得一趟趟跑茅房去撒尿。吃饭也是光吃干粮。咣咣当当一肚子西瓜水，不能喝汤了。
晚上像昨天一样在屋门口睡下，白天睡足了，夜晚便睡不着。绪尧大爷就和我们一首一首地背《千家诗》，还讲给我们听。他背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我改了词儿抢着接下句：“也到段店拉西瓜！”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在那里我的脸上展现了久违了数月的笑容。
第二天从天桥北行，走到洛口的黄河码头拉了一车西瓜，也是在“八卦楼”卖掉的。
省城受虐纪事（十四）
经过两天的“培训”，我看清楚了拉套子的一切方面，可以结业了。绪尧大爷给我拴了一个套子。套子就是一根结实的麻绳，在一端拴个铁钩子，好往地排车上挂。另一端双过来一段栓牢，以便挂在胳膊肘上。再在肘部和肩部着实的地方串上两只旧布鞋底，这样用力时不勒肉。临动身回家大爷给我两块钱，我死活不要。他没法了，收回两块，又拿出五毛钱来说：“这一定要接着，明天没挣着钱以前先要买一顿饭吃。”我只得接过来了。大娘又包了一大包晒干的瓜籽，说是拿回去给你婶子和弟弟妹妹吃。不接不好，接过来走了一段路，我就都撒到街上了。我没有义务给我的“婶子和弟弟妹妹”送零食。
第二天开始了我的拉套子生涯。
从住的地方到段店或上洛口都约有二十里路程。无论去那里都要在天胧明时走到。去到之后，把绳套子搭在右肩上 ，右臂穿在套子头上 ，背后余出来的绳头攥在左手里。这个架势走在市上，不用吆喝人家也知道是个卖套子的了。到码头上拉西瓜的排车有两种。一种是大板车，橡胶轱轮和马车的一般大，能载重两三千斤。这样的车都得挂毛驴或小骡子来拉，不雇拉套子的。小轱轮的地排车能拉个一千多斤，都是一辆车上两个人，一人驾辕 ，一人拉偏绳 。从洛口到天桥或从段店到十二马路，都是土路，拉着费劲，就再雇个拉偏绳的，一左一右地拉。一到市里，平坦的沥青路面就不用了。那里有许多卖套子的小孩，都比我大一些。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比我小的是绝对没有了。我们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转悠，吆喝着：“谁雇套子，谁雇套子？”看到讲好西瓜价钱准备装车的也问询一声：“雇个拉套子的吗？”有了主顾便讲价钱。从帮着装车开始，到拉到目的地（从洛口到天桥或从段店到十二马路）能给一块钱。有时八九毛钱也拉。要是碰到人家已经装好了车子，光拉车也不过给八毛钱。至少也得给六毛钱。拉车时把绳套上的铁钩挂在车把的铁环子上。一路上要十分用力。因为几天下来人们就都熟头熟脸了。肯卖力气的，以后好找活。
拉到地方大约也就是十一点钟左右。给了钱就在饭摊上花一毛五买一斤锅饼或馍馍，再花一毛五买一碗杂烩或丸子汤，喝完以后可以随意加汤的。吃喝完毕就在附近玩耍。我才不老早回去抱孩子、拉风箱、听闲话！天桥上各种曲艺表演被我听遍了。我最爱听相声，唱坠子和大鼓书的也可以，不喜欢说武老二的。变戏法耍猴的都看，就是不看玩枪棒的。因为我是学过拳的，能看得出上街卖艺的都是花拳绣腿，没有真功夫的。玩渴了就买西瓜喝。那些在洛口贩来的西瓜，在天桥就又转手批发给小商贩，这叫“二道贩子”。他们也把瓜打开了卖，实际上只是当样品展示的，并不指望真正地轮小块卖钱。他们的买主是各街巷的小西瓜摊贩 ，买了去各街巷零卖。拉套子的小孩们都是熟脸，吃它们的样品往往不要钱。要钱也是一毛钱尽着吃，吃足了西瓜帮着把摊子前后的西瓜子打扫起来，洗净交给卖瓜的 ，以此为交换条件，从他那里拿些晒干的西瓜子，坐在说书场里，一面嗑瓜子，一面听说书。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慢慢腾腾地往家赱。因为每天能剩个三毛五毛钱上交，所以到家也不会受到太大的难为。
每次回家交钱都想留下一毛钱，到次日早晨走到洛口码头上或段店集上能喝上一碗粥，吃上一根油条。因为干完活才能吃上饭，差不多就到十二点了。从三四点钟起来赶路，已经八九个钟头，常常饿得眼黑。但是钱总是留不下，临睡觉时不论藏在哪里，半夜起身时都没有了。在这个事情上我没少动了脑筋，真是想尽了千方百计，但是成功率很低。有一次在外面捡到一根橡皮筋，我把一张毛票卷成一个纸筒，用橡皮筋勒在身上最隐秘的地方。这次成功了，吃了早点再干活，感觉就是不一样。不料只有一次得手，第二天那个地方也被翻到，连橡皮筋也被没收了。
那个夏天，每天晚上躺倒睡得就像死人一样。并且开始了夜晚遗尿。要不怎麽钱被搜走了都一回也没有知道呢？虽然劳累，但心里少受一些憋屈，并且中午有一顿美美的饱餐，下午玩得也很开心。但是好景不长，秋风一起，西瓜季过去了。贩瓜的车子越来越少，雇主越来越难找了。如果在码头上下不了市，还有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赶在往回走的车子前面，急忙跑到中途的一座大桥下去拉崖。拉上一钩给五分钱，挣个两毛钱也能够吃饭的。不过剩不回钱去，家里人的脸色就不大好看。再往后拉崖也找不到主了。一辆车子过来一大群拉钩的孩子偎上去，谁先挂上钩子谁拉。有时还会引起孩子们的厮打。
最后一天，到了一两点钟，我一分钱也还没有挣到。车子差不多过完了，拉钩的孩子们也都走了。我还不死心，想再等一下。这时果然来了一辆车，一男一女两个人拉，载也不甚重。看来并无意雇人拉崖。我上前可怜巴巴地说：“大叔，让我给你拉一钩吧，我好能上天桥买碗水喝。”拉车那人首肯了。谁知我弯腰低头去挂钩子的时候，忽然一阵眼黑心跳，栽倒在车子跟前，心里却是明白的。那女人吓得大叫起来。男人说：“没事，小兄弟，你饿过火了！”他把我抱到桥边，倚着桥栏坐下，把我的两条腿盘上。从车兜里拿出少半个吃剩下的烧饼，清清楚楚地看得出月牙形的牙印儿。他递给我说：“别嫌脏，俗语说，一米度三关，嚼上两口心里就好受了。”又掏出两毛钱掖到我手心里，夫妻两个拉车走了。我久已干涸了的泪泉此时一泻而下。以后我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心里时常闪过这位拉车大叔的影子。为这样的劳苦大众服务，纵使肝脑涂地，也是甘心情愿的。
我吃力的抬起酸懒的手臂，把那少半个烧饼举到嘴边。那个香啊！无以名状的香。果然咽下一口去，心里就有了着落似的。接着是出汗。从头顶到脚心，没有不出汗的地方。当我吃完这半个烧饼，挣扎着起来往天桥晃去的时候，觉得整个身子从里到外都干透了。
那大叔说；“一米度三关”，这话比什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深刻而不带知识分子的酸味。我一生从不敢忘记这句话。至今吃饭一个煎饼花也要拾到嘴里，碗里要拨拉得不剩一个米粒。
只有两毛钱，买到一碗丸子汤就只能再买一个馍馍了。吃不饱，添了三四次汤，喝了个水饱。
省城受虐纪事（十五）
转眼入了秋，又搬了一次家，搬到鲁丰纱厂附近去住。那个地方在北郊，从天桥顺着铁路往北，大约在天桥至洛口的中间距离。那里有两座小山，凤凰山和标山。济南有“齐烟九点”的著名景致，依据唐朝人李贺的诗句“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的典故。这凤凰山和标山即是“九点烟”之中的两点。山小而玲珑，也颇为陡峻有气势。果然终年被淡蓝色的烟岚笼罩着。大概也是因为济南多水，空气中湿度大的缘故。两座山下都住着些人家。标山下多一些，形成一个小村庄。凤凰山下少一些，也不过十几户的样子。我们便住在这片聚落中段的一个院子里。住两间西屋和半间秫秸糊泥作墙、石棉瓦盖顶的厨房。屋后就是铁路，每过一列火车，天地颤动。躺在地上睡觉，觉得浑身每处地方、每块肌肉都颤动起来，比现在有钱人享受一次泰式按摩颠动得还要匀。大门在院子的东南角。出大门略向东走，就是市里通鲁丰纱厂的大路。用煤渣把路垫得又宽又高，随风扬起黑色的粉尘。送棉花包的大板车一辆接着一辆。因为南面有一座跨在小清河上的桥梁，地势南高北低。大板车来到这里都是拉车人扛着车把，慢慢地下行。偶有空车过来则飞车而下，拉车人高高地斜骑在车把上。在这片聚落以北，大道以西是鲁丰纱厂的十几排家属宿舍。格局和款式和解放后大量兴建的排房是一样的。十多排大概能住四五十户人家。宿舍路东是一片杨树林。鲁丰纱厂在对着我们住的那片地方向东。周围是高高的围墙，墙里墙外都是成排高大的杨树。这里已是农村，房租比市里低廉。但总没有在元兴里借住不花钱合算。陈孝峰先生碍着至亲关系，无论如何没有逐客之意。以二叔的精于算计，为什麽要搬到这里来呢？安顿下来不久就明白了，他要在两颗幼嫩的摇钱树上摇钱花。他领着四姑和我到纱厂招工的地方接受检验。那年四姑虚岁十五，也是童工，小两岁的我就更不必说了。
那时工厂招工要有可靠的保人。老家郭里集一位姓盛的在厂里干保全部，在厂里已是有头有脸的人了。住在北面家属区靠北的一排房子里。二叔是与他联系上了才走这一步的。从这位姓盛的口中，我们大体上了解了当时工人的待遇。大概那年下半年已经露出了通货膨胀的迹象，所以工人工资都是折合现洋来算的。招进的女工开始就能挣五块半现洋和一袋半洋面。随着入厂年限和技术熟练程度逐年增加。像那位姓盛的每月能挣三十多块现洋和三袋洋面，养四五口人衣食无忧。除工资以外 ，厂里每天在班前和班中管两顿饭。每年的端午、中秋和年关有三次分红。工人参加分红，并不是都投了股本成为股东了。旧时代经营工商业，营利分“官利”和“红利”两种。官利是按股东的股本计算，有固定的利率。官利是计入成本的。官利以外再有盈余，叫做红利。纺纱厂的红利实行对半分红，即股东按股本分取一半 ，伙友分取另一半。从大的管事到刚进厂的工人 ，都能分到一份。不过多少不一样罢了。据说刚进厂的女工分到的钱，大约也能够买一套时髦的服装。据盛某说，像我这样的干一份小打杂，拿个拖把打扫机器走道上的棉花毛，每月可以挣到三块现洋，一袋洋面。每天管两顿饭是一样的。
我是满心希望能招上工的。再苦再累还能比半夜动身上洛口拉套子还累吗？我那时已经能考虑许多事情了。我想要保护自己免遭不测，并最终脱出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挣了自己吃。但是四姑头一次就验上了，干了一份细纱工。我却被打了下来。由秋至冬连去了三次都没有验中。我想，我和二叔出于不同的目的和想法，都是失望的。
没有当成工人，我成了专业的全职的家务小当差。每天早晨趁着露水未干去拾柴禾。把鲁丰纱厂墙里墙外杨树下的落叶用竹筢子搂起来。太阳一高把露水晒干，杨叶容易破碎就不好搂了。我搂起的杨叶在大门口晒干，垛成了一个大垛。拾完柴禾就是择菜、洗菜、拉风箱、洗碗筷。没有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抱孩子。一整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来我婶子怀了老三，每天请邹县逃到济南的陈五先生来看病，吃保胎和治妊娠反应的药。开出药单来，便派我到市里宏济堂去抓药。只有这时才能暂时躲开腻歪人的抱孩子。
宏济堂是济南最大的中药店，有两处分设我都去过。一处的街道名称和地理方位都说不上来了。另一处常去的在进普利门往东的那道街，坐北朝南五间大门面。进去店门，一道从东到西的大柜台。柜台内每两三步的间隔有一个店员。宏济堂的店员不论年龄大小都是五官端正面目俊秀的。洗理得光头净面。不许露一点胡子茬的。一律的灰布长衫，袖口卷起露出里面雪白的衬衫袖子，上面保险拿着放大镜也不会找出一星半点的灰尘污渍。这个店的生意很兴旺，每个店员面前都用檀木压尺压着四五张药方。再来了抓药的自觉地把单子压在最下面。店员称配最上面的一张，其余的挨号等着。那时抓中药是“各包各号”的。就是称出每一味药品倒在一张纸片上。全部抓齐以后，他身后有单管检查的，飞快地对着单子检查一遍。店员得到无错的表示以后，便开始把每样药品包一个小包，随即用毛笔在包上写上药名和分量。如“当归四钱”、川穹三钱“之类。这就是“号”。号是写这些字的意思。有的还要写上熬制事项，如“败龟板一两先下”、“阿胶五钱烊化”等。行书字写得都很挺秀劲拔。说句讨人嫌的话，我觉得现今许多“书法家”写的不如当时一个拉药抽斗的店员。包完号完以后，把所有小包摆成宝塔形，外面用一大张印着店名广告的保装纸包起，用纸经子扎牢。计价后在药方上划上价码，交专司检查的复核后，收钱，把药方折叠好掖在药包上面纸经子底下。把所有药物倒在一齐包成一包的，叫“大懒包”。只有乡村中不上档次的小药店才那样。像现在一秤称出约摸着分到三副或五副药里，更是连乡村小药铺也不能那样做的。
去抓药的时候，知道反正得挨号等待，也就不必在那里死呆着。也可以门里门外溜达溜达，或到别处办点其他小事。只要隔一会去看一下，不要到跟前没有人被越了过去就行。有一次我刚压下单子，忽听门外鞭炮齐鸣。出去一看，原来是王耀武欢送何思源到飞机场，飞赴北平就任市长。只见前面摩托车开道，以后相跟着两辆敞篷汽车。头一辆是何思源和他的法国夫人并肩站着，两侧站着他们的一儿一女。何思源儒雅清秀的面庞，细条身材着西服。第二辆敞篷车上是王耀武戎装肃立。两道半截眉毛又浓又粗，显得脸相凶凶的。无意中看到这一幕，直觉地意识到是有兵权的王耀武挤走了文职的何思源。当时我是个小学没毕业的十三岁孩子，懂事不算少了。在济南的几个月使我趋向早熟，能思考好多问题了。在家时可不行，只知道蛮捣憨作。
有时碰巧抓药等得时间短一些，我那也不马上回去。在市里玩一会，在大街小巷无目的地乱跑一气。不到天黑我是不到家的。我也很想我学徒时的师父，尤其是想念师娘，很想去看一下，玩一会。但是我忍着没有去。我怕见了他们忍不住要哭。
归途中走在铁路边上。路两边树影摇曳，虫声唧唧。夜里走路安闲而静谧，我喜欢黑夜。
省城受虐纪事（十六）
在家里，一入了黑夜我也恢复了自由。我的地铺是搭在厨房里的，没有人来管我的事情。多户杂居的院落，大门又是彻夜不关的，无论早晚出进自由。我便每晚出去玩。纱厂家属院路东的杨树林南端，有一个卖烟酒零食的小摊。出摊的克珍哥也是邹县逃亡到济南的，当时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摊子上有拆开包论支卖的纸烟，有论端子卖的零酒，二两一端子。还有炒花生、花生豆、葵花籽、黑的和白的瓜子、干的和湿的蚕豆、煮的和腌的豆腐干等等。纱厂里绝大部分是女工。年纪大一些的女工下了晚班，也会打上一端酒，仰脖子一口喝下去。买一把炒花生，一面剥吃着一面走回家去。年轻的不愿意马上回家，买一包瓜子磕着，聚在一起唱小调。只可惜需要“这边唱来那边和”的时候，只有克珍哥、我和一个青年保全工应和着，显得太单薄。克珍哥教她们许多我们家乡的情爱小调。这些家乡小调对于我这个在济宁长起来的邹县人也是陌生的，颇有新鲜感。有一首开头一段是：
“一更鼓儿咚，一更鼓儿咚，
手捧着小银灯来到了绣房中。
打开了描金柜得儿喂，
来把那针线缝！”
以后从一更到五更，一段一段叙述情人来了。中间的缠绵缱绻 不必细表。到五更鸡叫，把情人打发走，她又疲倦地睡下。最后一段的歌词是：
“身也懒怠起，头也懒怠抬，
浑身酸麻骨头缝儿开。
叫声小情郎得儿喂，
被了你的个害！”
另一首是一对不欢而散的。开头是：
“姐儿房中扣花针儿，
忽听的门外有人来叫门儿，
就知道是心上的人啦哎嗨呦！”
以后也是成套的风流缱绻。谁知亲热之后发生了矛盾，要散伙了。最后一段是：
“南北那个大街烧上一炉香，
谁要是再想谁×过他亲娘，
从此就不再来往啦哎嗨呦！”
女工们毫无羞涩地唱着。那些民间小调的作者有很强的分寸感，很善于打擦边球。能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但绝不赤裸直露。不但比那些“用身体写作”的畅销小说干净，而且绝对比有身份的“纯文学”作家写性的小说干净。所以女孩们唱着也无伤大雅。那位青年保全工教她们“送君送到百花洲”和“好花不常开”她们也唱。但是教国民党的政治宣传歌曲，什麽“我们总理，首创革命”，他只要露出一句，女工们便七嘴八舌地制止：“那是些麽玩意儿！”济南人说这句话很有特点，不说“什麽”，单说一个“麽”字，把“玩”字说成唇齿音，“艺“字儿化而上扬。表现出一种轻蔑、不屑的情绪。他于是知趣地打住。有一次一个大年龄的女工谐着那歌曲的音，把“我们总理，首创革命”唱成“你们肿的，头上流脓”。引得人们开心地大笑。
不知那青年保全工什麽学历，反正觉得出他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能讲出许多大后方抗战的故事，尤其是关于薛岳长沙会战的故事，戴笠的国际间谍的传奇故事。化妆侍者闯进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啦，日本偷袭珍珠港计划在几小时前泄露啦，等等。可是他讲故事的时候，只有克珍哥和我两个听众。只要女工们在场，就七嘴八舌地：“麽玩意儿！不听！”于是便又唱小调 。他常向一个叫“燕三儿”的女工献殷勤，总也得不到一个好脸色。无论受到怎样的抢白，都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殷勤照献不误。
燕三儿非常漂亮。现在叫我描摹他的相貌，我也描摹不出来了，只能用一句“光彩照人”来形容。尽管下班回来仍旧穿戴着纺织女工那一身白帽子、白围裙，线条、面目都被遮掩了，尽管都累得疲惫不堪的样子，但是从一大群人中，仍然能一眼便看出她来。忽然风传有一个从南边逃亡来的地主看中了她，要娶她做次妻。保证是“次妻”，不是小老婆。据传那人应继承三份遗产。大妻生的儿子归一支，次妻今后生了儿女归另一支。男方出三十块现大洋要求见一面，他母亲没答应；愿出三百块现大洋作聘礼，他母亲一合计也不大情愿。说：“俺三儿当工人，一年下来，嘎七麻八也够个二百块现洋，用不到两年，三百块还多呢！”唯一有顾虑不敢回绝的，是说媒人在工厂里颇有分量，一旦回绝了，怕影响燕三儿在厂子里的工作机会。为此母女二人很是作难。那天夜里，那保全工当着众人的面问她这件事。她绯红了脸，抡起拳头在那保全工肩膀上猛砸。一面砸着一面涕泪俱下，抽泣不止。砸了十几下以后，扳转他的身子向后，伏在他后背上放声大哭起来。
从那以后那保全工说话的口吻全变了。他开始大骂国民党，断言八路军一定胜利。胜利后把全国的地主全部杀光，孩芽不留。有个女工笑指克珍哥和我说：“他们两个也是！”他把手一抡：“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讲情，把他俩留下！”我是见过八路军的，不相信他说的那麽恐怖。后来回想起此事我想到两点：第一，燕三儿这个事件可能促进他二人关系的发展；第二，那保全工态度的转变，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国民党是怎麽失去人心的。历史上各朝各代，尽管都是剥削阶级政权，但只要帮助弱势群体，抑制豪强势力，也能得到民众认可。可是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实际上充当了有钱人的看家狗！
燕三儿的婚事后来不了了之，原因是做媒的人抽了手，不再提此事。抽手的原因有个传言未知真假。据说他一个六七岁的儿子失踪了一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到张店去找你儿子吧！那时胶济线东去的火车只能通到张店，再往东就是共产党的地方了。他找到张店火车站，果然见了他的儿子，已经饿了一天了。这恶作剧不知何人所为，但他自然地和说媒的丧良心事联系起来，从此不敢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