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受虐纪事（7-9）

省城受虐纪事（7-9） [原创 2009-08-30 16: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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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受虐纪事（七）
我二叔在济宁也见了些果品行的店铺，也只是见过而已。因为我们家以前有做南纸批发生意的一个店铺，在那道街上全是做行栈生意的，纸庄不多，多的是干鲜果品行。可是光凭见过是不可能了解它的经营情况的。旧时代买卖人没有上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在店铺里学徒出身。学徒讲究“三年满，四年圆”，商人并不是什麽人都能做得了的。凡是学买卖出了师的，如果不在这间店铺继续服务，只要是同行业的，走遍全国都能适应，可见商业行为的规范程度。那时做买卖不同于计划体制下的垄断商业；也不同于现今靠广告欺骗，暴利经营，赚上一笔就关门走人的投机商业；更不同于买空卖空，根本就没有门所以连门也不用关的商业诈骗行为。而是靠货真价实和诚信支撑的正正当当的经营。谁经得起考验谁站得住脚。所以那时标榜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老店。你学这一行业的生意，诸凡产销情况，东伙关系，货物加工、保管方法，账目簿记的方法，生意折赚及利润分配等等，都有固定不变的一套制度。我小时候从未上店铺里去过，连店铺的门向哪开都不知道。可也从我母亲的私房钱入股了解到其中的一些规矩。她一年三季分红的单子都让我给她看和解释。因此还学了个拗口的商业术语：“余利滚存”，就是你入股应得的利钱没有支出来的，归入下年的本金。我还知道那时入股的利钱分“官利”和“红利”两部分。官利的利率很低，应付的官利是计入成本的，不管买卖折赚都有官利。譬如这一年亏本摊到你头上是一万元，应得官利是一千元，那麽净折九千元。这样的官利人们形象地形容为“自己的拳头捣自己的眼窝”。全年的经营所得，除去税负、工钱店伙、官利及等等一切以后，剩余的纯利润叫“红利”。红利并不是资本家独得 ，而是要按比例分红，伙计们也能摊一份。分红的比例如果是“四六分红”，就是伙友们得四成，东家得六成。“对半分”就是伙友和东家各得一半。有的服务行业用伙计多的还有“倒四六分成”就是伙计们得六成，东家得四成。听说现今企业改制以后也实行分红了，但是光按持股的多少来分，没有雇员的这一块了，伙计们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怪不得那场革命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呢！
看我这是扯到哪里去了！还是说我二叔在济宁仅仅是见过做果品批发生意的，对内情一无所知，到了济南就异想天开地要做起果品批发生意来。首先在店铺的选址上就是错误的。他不知道行栈生意要有相对集中的市场。像济宁粮行在坝口，果品行在姜店街，杂货行在安阜街一样。行栈集中在一处，做小买卖的才能直接前去进货。你单独在一个地方，谁知道？再说，无论什麽货物的储藏都是有讲究的。要有可靠的办法防止霉变和虫耗、鼠耗。这一些二叔都没有思想准备。门口用整张大红纸写着“大量批发、零售大枣、板栗……”的广告。仍然长时间不见一个顾客上门。顾客不来。老鼠却来了。来得声势浩大，仿佛集合了全济南市、全山东省的老鼠似的。每到黑天，鼠群开始活动。细碎之声不绝于耳。时常公然在睡地铺的人身上趟过。二叔看损失太大，不得不联系买主减价抛售。
等买主来起货才知道，麻袋的最下一层已经霉烂 ，麻袋一提就断裂开来，流出长着一身白毛的大枣、花生米。晒在院子里，霉味混合着一股酒的气味 ，飘散到左邻右舍。麻袋的角落里有许多老鼠衔草建立的家园。有几处鼠窝已经繁衍了第二代。受惊扰的鼠群先是满屋子继而是满院子乱窜。逼到墙角里的老鼠，惊恐与仇恨的眼睛露着凶光，久久地与人对峙着。然后瞅准时机远窜。
过了五六天，才把存货清理干净。我便把我的沤烂掉了一半的草苫子和铺盖卷搬到过道里。晚上能伸开腿睡觉了 ，也能晾晒一下潮湿的铺盖了。那批货物霉烂变质的、被老鼠拉去的，损失一定不小。低价抛售折损的钱更多。经过这一次，二叔对那亲戚家老头转着文说：“‘济南’是‘极难’！俗语不俗，诚哉斯言也，诚哉斯言也！”那老头不会转文，只“就是，就是”地应答着。二叔大概意识到，做大买卖赚钱、发财，是不可能的事，便打点余钱，打谱“闲蹲”了。其实闲蹲也蹲得起。老家的两处院落、包括五间门头房、十几间房子的卖价是多的，都是换成了银元，不会贬值的。买的果品货物只占总钱数的不大的比例。我能感觉到，以后他虽然天天苦着脸哭穷，但在他认为该花钱的时候出手还是很大方的。并且自始至终并没露出左支右绌的窘状来。
省城受虐纪事（八）
二叔的“大”买卖没结束之前，那亲戚家老头早就撺掇我二叔做小买卖了。现在“大”买卖结束，二叔正在打我的主意，于是与老头一拍即合，作出了决定：由二叔出本钱，那老头出人力，再加上我干零活，赚了钱平分。头一炮买卖是上校场卖油条。那老头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济南市正要训练商兵。受训的年轻人都是中等以上店铺的少东家，或是比较高级的年轻职员。明天开始第一批，时间半个月。以后还要一批一批地训练下去。要按老头的说法，依托这个训练，似乎就可以安身立命吃喝不愁了。
于是从下半天开始加紧准备。按说做什麽生意便要有做什麽生意的设备。卖油条的篮子是一种浅篮子，称油条的秤是盘秤。那亲戚家两样都有。我们没有浅篮子便用一般的深篮子代替，没有盘秤用钩子秤代替。没有肩挑贸易所用的那种软扁担，便用打水用的硬钩担。东西不配套便要多费力气。他们说赚了钱以后再陆续置办。头天晚上先把油条批发到手。老头批了二百根油条，给我批了一百二十根。具体什麽价忘记了，只记得按正常零售价卖出能赚四分之一的钱。二婶子说：“卖个够本儿，赚三十根油条吃也不错。”收拾停当以后，天还早，说再睡一会。可是觉得头刚一着枕便被老头叫醒了。拾掇起挑子来催促着上路。大校场在四里山方向，不知道有多远，反正足足走了两个钟头才到。从来没挑过东西，硬钩担颤动不起来，在肩膀上硬压，没走多远便觉疼痛难以忍耐。又不会一面走一面换肩，只能停下来换肩。老头更不等待，只顾走他的。我便得换过肩来小跑着追赶。越换肩磨得越疼，两个肩膀都肿了。两趟买卖做下来，两个肩膀都像扛了一个发面馍馍。过了十多天才完全消下肿去。
好容易走到了，天还没有亮。影影绰绰地见受训学员陆续到达。那老头与我说好分两处去卖。我刚放下挑子，买油条的便围上来。我为一个顾客称了一份，其余的人都嫌慢，说是论根卖吧。我一想也行。于是人们纷纷伸手来拿，你三根我两根，霎时两篮子油条便卖光了。可是大多数人拿着油条就开溜了，最后收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的钱。连自己吃的都没剩下，饿着肚子回家。那老头向二叔添油加醋地述说，我的所有失误据说他都事先告诉过我而我完全不听。他告诉没告诉真是天知道！结果被我二叔好一顿训斥，抡圆了练查拳的巴掌，反正两下，我的两腮肿了起来。还要再打，被二婶子拉住了。二婶子说：“跌个跟头学个乖吧，明天再去一手递钱一手递货，就卖不跑了。”
第二天减量，批了一百根油条，照样起个绝早赶去。等到太阳高起来了也没有一个受训人的影子。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也是搞形式，都是一个孔夫子教出来的，其表现形式并无二致。昨天搞了一天也不知是给谁看的，第二天没有检查的了就万事大吉什麽事也没有了。没人买，只好挑回来，在大街小巷串悠了两天才卖掉，卖了个够本儿。因为被家人吃了些，第二天成了陈货，又减了些价，所以没有赚钱。
那些受训的学员可都是资产阶级，用现在不太刺激的说法是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他们怎麽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越有钱的越孬种？这是后来我学政治经济学时，回想起来对资产阶级仅有的感性认识。
后来那老头又与二叔商量，合伙炸油条，说是能有三四分的赚头。又经一番准备，炸出来一锅。谁知那油条不发，不起泡，还有一股又涩又苦的怪味，扔给狗都不吃。原来他们在向懂行的人讨教时被人骗了，告诉他们用明矾和火碱的比例不对。小商贩賴以活命的手艺，岂是能随便告诉别人的！
那老头也真有些百折不挠的精神。反正有我二叔出本钱，他们又商量合伙炒卖花生、花生仁。他们哪里知道人家炒花生、花生仁都是按一定比例掺了细河沙来炒的，炒出来的才能均匀。就是后来知道了，出门在外人地两疏又上哪里去弄细河沙？还有火候的掌握，搅拌的频率等等，都与质量有关。他们过去是四体不勤的富人，对此一无所知。现在赚钱心切，，没有认真学好就急于干上了。结果炒出来的货物生的生，煳的煳。害得我挎着篮子跑遍了商埠、天桥、火车站，也卖不了多少。放上几天泛了潮，不能卖了。
后来他们又学会了做凉粉的方法，倒是成功了。办法是：取做凉粉用的淀粉，晒干搓碎过罗。把这细粉子加水搅成糊，像下稀饭一样下到开水锅里。开锅以后急速舀到带釉质的陶盆或搪瓷盆中。舀前在盆中用油布揩一下，防止粉糊巴盆。粉糊在盆里冷却凝成块，从盆里整个倒扣出来，就成了倒扣的盆状的凉粉块。用一种圆形的小擦床，上面扣个纱兜的，从凉粉块上擦过，擦下的凉粉条就钻进纱兜里。倒到碗里，加上香油、麻汁、蒜泥、醋、胡萝卜咸菜丁等等，可按不同口味酌加不同的佐料。这就是论碗卖的凉粉了。用一副挑担，一头是凉粉块，用木墩板托着，白纱布盖着。另一头是个分格的木托盘，上面放着上述那些材料。挑到街头路边上，嘴里吆喝着：“喝凉粉，压渴拔凉的凉粉，大碗的凉粉！”要放在现在，在飞沙扬尘的街道上，这东西是不能吃的。但在那时，哪像现在有那麽多清凉的瓶装、罐装饮品？所以许多穿戴齐楚的人，也会到路边上买一碗凉粉吃，更不要说下层百姓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卖这麽一盆凉粉，能卖六七十碗。一毛钱一碗，可以赚到两块钱。不但有利可图，而且自己能随时喝一碗多加了材料的凉粉，又不用多跑腿，比干什麽都强。
有一天，在四大马路东头的水楼子底下阴凉里卖凉粉，遇见了济宁明德小学的一位姚老师。他是教我们五年级国语课的，是个很年轻的老师，跟学生比较接近的。外地相逢自然有一番寒暄。得知他那时在齐鲁大学读书。我请他坐在马扎上，打凉粉给他喝。喝完非得给我钱不可。我怎能收他的钱呢？彼此推让着，两个人都出汗了。姚老师无奈地离去，我放心地与他挥手告别。谁知他走出十多步以外，忽然扭头大喊了一声，扔过一个纸包，竟是用毛票包着的一块现洋。扔出时纸包飞落，银洋落在了马路上，当啷作响。他扔出以后转身飞奔而去，还险些与一位拉黄包车的撞上。追赶已是不及，心中好生不过意。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究竟是多麽弱智，竟不知把这一块银元留起来，回家以后照样上交了。
不久，我的疥疮长满了两手。虽说是疥癣小疾，但在那时得在身上也是很难治疗的。当时有句俗话说：“疥是千天疮”。意思是说得上了就要三四年才能好。又说“疥药方子，一大筐子”，意思是治疗的方法很多，但常常不大见效。那时疥疮流行，许多人长疥。因此人们对疥疮的传染心存畏惧。打凉粉时不能不伸手。一伸手人家见你长了疥疮，不要钱也不敢喝了。于是这生意也只得作罢。
省城受虐纪事（九）
没有可做的小买卖了，二叔又托人介绍我去当学徒。那天晚上，二叔郑重地对我说：“俗话说，良田千顷 ，不如一技在身。今后家里的产业是不能指望了。为你着想，学一样手艺，今后是一辈子的饭门儿！”我也没问到什麽地方去学什麽手艺，就答应了。我巴不得一步走出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什麽“一技在身”，什麽“一辈子的饭门儿”都还来不及细想。眼下只想着有个吃饭的地方，吃饭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不吃别人吃剩的、变馊的东西，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一早，二叔领我出了门，走过杆石桥一直往东。在路上他告诉我，到了人家那里不要说十三岁了，说十五岁。任怎麽也不能露出十三岁来。也不要说姓张。你姓孙，随老娘家的姓也不算卖姓。我们是老亲，问是什麽关系就说你也说不清。要是说漏了嘴，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我一一答应着。
在一个路口上向南拐，进了一家大门，把我领到一个胖胖的男人面前，说：“这个就是你的师父，叫师父！”我便叫了。他两个人又低声咕哝了两句话。师傅问我：“多大了？”我说：“十五。”他左右打量着 ，似乎不信。沉吟了一下，终于说：“那就先干着，试试吧。”二叔说：“字据怎麽立呢？我倒是按你说的意思写了个草底。”说着拿出一张用毛笔写在白杭连纸上的字据递过去。师傅没有接，说是过上一段时间再定。并说他家里没地方睡觉，过夜要报临时户口，外地人也不好报。二叔说：“那就叫他暂时在我家住着。”把我留下，他走了。
从此早去晚归，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涯。
这是一家用手推的机子卷纸烟的作坊。师傅姓张，益都人。作坊里除了师父外还有一个大学徒，十八九岁，木木讷讷的一个老实人，能上机卷烟了。我干的第一个活 ，就是在师兄卷烟的时候抹浆糊。把成沓的卷烟纸像放扑克牌一样码在托板上，顺出每张之间约两个毫米的码茬来。用刷子在码茬上刷上浆糊，要每张纸上都涂布均匀，把托板端给师兄使用。还要把师兄卷出来的纸烟均匀地排放在长方形箩筐里，端到院子里去晒。晒干再收回来。卷够一定数量以后，把卷出的长条放在等距断开的槽子里，用钢丝锯在槽子的断口处把长条锯断。一根长条断为五根。两端各剩一个长约二厘米的烟头儿。把烟头儿一个个剥开，把纸头丢弃，烟丝收起来继续使用。一个人上机卷烟，跟着一个人干这些零活，还忙不过来。这些活我见了就能干，大概师父是满意的。
最精巧的手艺活是包烟。那时的土制纸烟，都是五十支的大红包。包烟纸正面的一角斜印着横行三行文字。中间是“张瑞兴精制香烟”，上面一行小字是一句广告词“烟丝焦黄 ，管吸管尝”，下面一行小字是地址。把纸正面朝下铺在桌子上，伸手从箩筐里一抓，不多不少正好抓出五十根来，对角往纸上一放，兜起纸角包起来。并不用专门注意烟支的排列，包起的烟包自然周正。底面是平的，上面略显鼓突，呈鲤鱼背形状。用浆糊粘上纸角。印就的字号不偏不倚正在鼓背的正中。包起的烟包不松不紧，不开包，堆垛起来各包之间不粘连。这个活只有师父能干，他正在教兄干这个活。
每隔三四天要烧一次院子里的大锅 ，熬煮各种香料。一锅草根树皮，我只认识一样罂粟壳。熬透以后过滤澄清，加少许糖精，装在家中喷蚊子用的小喷雾器里，往烟丝上喷撒。喷湿了再晒干。要喷三遍，晒三遍才能用来卷烟。上机的烟丝不能太湿，太湿了烟支容易霉变。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在操作过程中容易破碎成末。这种干湿度的掌握，全凭感觉。师父用手一抄即得。到底怎样才好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一遍一遍地叫我们去试。这个还湿 ，那个又过干了，这个正好。他说，摸得次数多了，手里就有“死卡”了。
在一个叫后宰门的大街上有我们一间门面房，有一个店员照应着，也批发也零售。送货结账的事归师父，每天给那店员送两顿饭的事归师兄。我来了便由我送饭了。时间长了和那店员闹玩。我说，这里是后宰门，你在这里“候宰”。
我总算算清了师傅共有五个孩子。大的能抱小的了，最小的一个还在摇篮里躺着。到底我也没弄清是几男几女。因为一律剃得光光的脑袋。是师娘自己剃的，剃得很勤，十天八天就剃一回。师娘一脸大黑麻子，像师父一样胖，好像比师父还高一些。蹬三轮的要是遇上这样两个乘客也算倒了霉。不过她一般是不会坐三轮的。两只裹了一个尖的大脚，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干起活来也像刮风。她要做大小十口人的饭，还要洗涮缝补和其他的家务杂事，还要帮着做作坊生意上的灵活，一天到晚脚不沾地。常常见她一面做着手头活，一面斜过半个身子去，把长把瓠瓜一样的大奶搭到摇摇车里去喂孩子。有时那最小的一个哭急了，最大的那个哄不下的时候，他便叫我：“孩来，替我提溜提溜。”我便放下手里的活 ，抱起孩子来，晃动着止住他的哭声。忽然她又听到一点动静，又急急忙忙地说：“麻利地放下，麻利地放下！你师父来了！”师父不允许叫徒弟们替他看孩子。说：“人家是来学手艺的，不是咱的用人。”
吃饭的时候师傅在屋里桌子上吃。我和师兄在厨房矮桌上吃，师娘和她的孩子们在大案板上吃。不许孩子们偎我们的桌子，怕我们嫌脏。吃的是一样的饭，三合面饼子，一样大锅菜，有时加一样凉菜或咸菜。喝小米面或棒子面稀饭，他们叫“粘粥”。师父另外有点好菜。常常是煎一碟鱼，也有时炒几个鸡蛋。师父吃饭很快。很可能是有意地每顿都剩点好菜。师娘端下来就分给师兄和我吃。我不过意，夹给她的孩子们。她不让，总是说：“别卡着他们，别卡着他们！”有一次是炒鸡蛋，我分给她的孩子们，她说得急慌了，还是说：“别卡着他们……”我说：“噢，原来这鸡蛋里也有刺！”说得大人孩子们都笑了，老实木讷的师兄也笑了。别人吃饭的时候，师娘拾掇拾掇这里，张罗张罗那里，故意地磨磨蹭蹭。单等所有的人都吃完了，她把剩菜剩饭收集起来，一发包了圆儿。她的食量大得惊人。粘粥剩下几碗喝几碗，从不叫它留到下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