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记 - 闲侃庐随笔 - 张延龄 - 和讯博客

求医记  [原创 2009-06-15 19:55:27]    字号：大 中 小 求医记
    自从2002年底废除公费医疗，改为医疗保险以来，在这六年半的时间里，除探望亲友病情以外，我没进过所有定点医院的大门。老妻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近三年来也没报销过一分钱。这比什麽都好。这年头有什麽都好别有病，没什麽都行别没钱。不料今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一纪录被打破，发生了全家分两路出去求医的事。一路是我陪着老妻去看中医，一路是女儿、女婿带外孙女去检查视力。
    先说我陪着老妻去看中医的事。她吸烟、吃辣椒、不吃蔬菜，还好生个邪气儿，怎能没有火气？近几个月来，牙疼完了喉咙疼，喉咙疼完眼睛疼……吃几天西药消消炎，前脚消下去 ，停下药又发作起来。我说这样不是长法，干脆吃几副中药降降火吧。按说这也不需要上医院，自己照龙胆泻肝汤方剂对症稍作加减，抓两三副药吃下去就会好的。可是白交了两三年的合作医疗费，还想捞回一点来。自己处方吃药谁给报销呀？新开张才几个月的社区医疗中心，比县人民医院还干净明亮，去那里看一趟中医吧。走到一看，中医门诊室锁了门。向里面的人打听何时有人，得到的答复是中医撤了！好事情总是来得劲头十足，但却很快销声匿迹。剪彩的剪刀一响，那边就瘦下了一半去。
    既然社区医疗中心没了中医，依老妻便回去算了。我说既然来了，换个地方看看吧。于是就近来到了在这小城排第二位的中医院。花了四块钱挂了个中医门诊号，中医门诊室没有人，中医专家门诊有人我们不敢进，怕挂的是普通门诊号遭人抢白和驱赶。又是在走廊里打听 ，才知一挂就是专家门诊，这里根本就没有普通门诊。我们这才敢进去，接诊的是一位姓G的大夫。病人主述以后 ，大夫问：“小便黄吗？”“黄。”“疼吗？”“不疼。”“困难吗？”“不困难。”“那得查个小便！”我虽觉有些多此一举，考虑查一查也好，便接过了他开的化验单，交上了十块钱的化验费让她去查了小便。检验报告出来了，九项都是减号，只有WBC（白细胞）一项是一个加号。交给大夫看了，他说小便里有脓了！还得做个检查！我这时已经意识到大夫在忽悠人了，为了叫老妻安心，心说做个肾功能检查，或者做个肾和膀胱B超，花几十块冤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没有吱声。单子拿到手里，我分明看见是“双肾CT”！简直是乱弹琴！早在公费医疗时期，我就知道大夫开一个CT单子可得百分之二十的提成，许多人都心知肚明地帮大夫们增加过这项额外收入。看来这政策倒有连续性，不像好政策往往朝令夕改，好事情往往是朝生暮灭的！有心拒绝吧，怕老妻不懂。觉得有一项检查没做，不放心。咬咬牙让你这位中医专家沾我几十块钱的光吧！我没动声色地拿了单子，交了二百四十元，给妻子做了个双肾CT!结果当然是“双肾CT平扫未见异常”。大夫没有别的枝节可生了，给开了一张中药单。我看他的方子堆砌了二十好几味中药，看不出君臣佐使，纯粹是一碗杂烩汤！六十二元抓了三副。
    回到家妻子才知一共花了316元，把她疼得像蝎子蜇了一样叫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国营医院，不愧为全民所有制的卫生事业单位。居民这样一点可看可不看的小病，就引起如此的重视，花这样大的力气检查、治疗！有朝一日，我无可避免地肝硬化了，肾衰竭了，或者什麽器官长了瘤子，那得怎样劳动他们呀！到时他们所费力气可就大了去了！再说女儿、女婿领外孙女检查视力的事 。
    近来我们发现外孙女晚上看电视的时候老是往电视机跟前凑，看的时候眼睛也略微有些眯缝。她自己还说，在教室里她的座位偏左，看黑板最右边的字有些困难。看来视力有些下降，应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该如何矫治。
    我们分别动身之前，我还特意跟他们说：“找公家的医院。”现在想来这话真弱智！
    他们按我的意思先去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检查时就出了个洋相。他们不是叫患者直接面对视力检测表，而是背对检测表，面对一面大镜子，从镜子里看检测表。没检查眼底，单凭看检测表就认定双眼视力为零点二。矫治办法是去他那里按摩，每次二十元，二十次为一疗程。没说几个疗程能好。
    他们没敢做主，回来和我商量。我说再去一家试试。于是次日又去了比上次那家医院高一个级别的一家“公家的”医院。这家检测视力没用大镜子故弄玄虚，是直接面对检测表检测的。并且也检查了眼底。结果与上次那家医院的相同，矫治办法也是按摩，一千五百块钱包好。保证视力由零点二恢复到一点五。
    女儿仍然没当时做决定，还要回来和我商量。老实说此事真该感谢中医院那位姓G的大夫。如果头一天我不被他忽悠，我们全家出于对“公家的”医院的无条件相信，就会坦然无疑地接受这两家医院的治疗办法。我受到的忽悠使我们多了一个心眼儿，知道穿“公家的”白大褂的也是同一品种的人，也带有人性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于是我们认真考虑了一下。首先对他们这个零点二有些怀疑。外孙女视力纵然有些下降，也不至于一下子就降到零点二。我们也见到过别人零点二的视力，表现得比这严重。怀疑这两家眼科大夫也在忽悠人。决定货比三家，再找一家试试 。
    找第三家又怎能不会被忽悠呢？为避免重蹈上两次的覆辙，该多动动脑子了。从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教育我们讲伦理和人情 ，因此我们这个社会是个讲人情的社会，什麽事情没有人情是办不成事的。还是托托面子吧。女儿的一个同事的亲戚家的一个什麽人，在一家驻当地大企业的医院里看眼科。经这位同事和那位眼科大夫说了一下，我们认真的问是否还要“意思意思”，同事大包大揽地说不必。于是打听到那位眼科大夫几时上班，女儿家三口人一齐请假去就诊。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的女大夫。检查的办法并没什麽两样，无非是看视力表、散瞳检查眼底。结果却不同，一只眼的视力是零点五，另一只眼是零点六。大夫讲儿童的假性近视，注意营养和休息，注意看书写字的姿势，少看电视，暂时不玩电脑，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恢复的。也可以用点药，就把用来散瞳的那瓶托吡卡胺，每晚临睡时每个眼睛里滴入一滴，视力恢复以后停用。连挂号花了不到十块钱。回来用了几天，视力已有所恢复了。
    附带说点小事：上第二家医院检查时的收费单是印好了收费项目的。我看那上面先划上“散瞳” ，应收十五元；又被抹去改为“快速散瞳”应收（也是实收）三十元。可是第三家医院只收一两块钱买一瓶托吡卡胺，一个眼睛里滴了一滴就得了，剩下的自己拿走再用。其实散瞳的办法是一样的。照此计算第二家医院用药的利润率是百分之几万？
    回来又听说外孙女的一个同学被忽悠去做了按摩，并未见效。现在已经戴四百度的眼镜了。我们吃了一堑，长了一智，使我的外孙女美丽的大眼睛没被厚厚的玻璃瓶底盖住，真该感谢那位中医院的G大夫 。老妻做双肾CT忽悠去的那二百四十元，花得好值呀！
人们常说住房、教育、医疗是压在下层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其实，只有医疗是一座永远绕不过去的大山。

    住房这座山对于有个窝趴着的人来说就无所谓了，它仅是压在刚刚长成、刚刚步入社会、刚刚成家立业或将要成家立业的年轻人头上的大山。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得不面对现实的话，买不起房就去租房，租不起好房就去租差一点的房子、租棚户、租贫民窟,租不起全套的就两三家合租一套。谁让我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位置呢！在本地谋生的，还可以挤在父母的窝里不走。改革开放前长大了的兄妹或姐弟住双层铺的情况不少吧？何况现在每家一个孩子，连上下铺都可以不用了。还有，改革开放前领了结婚证没有房子的，夏天带着证件在公园过夜不是常有的事吗？那时能行，你以为现在就不行了吗？等着看吧，不如那时候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再说教育。教育之成为“大山”，是在上学读书重新成为改变处境、可以晋身社会上层的有效途径以后的事。中国在取消了贵族世袭制度（唯物史观者称其 为“奴隶社会”）以后，数千年来有效的和不断完善的取士制度 ，使读书人能打破阶层垄断，有现实可循的进身之阶。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这种情况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上学读书又重新成为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上大学成为每一个年轻人的奋斗目标。谁知教育实行了产业化，穷人上学难了，才觉得学校的高收费成为“大山”了。过去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不会有“大山”的感觉。今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条晋升之路被重新阻断之后，清醒地抽身退步 ，不再走这条独木桥了，也就没有“大山”的感觉了。各阶层人员的上下流动像大气层的对流层一样，现在忽然发现这种对流只在有限的范围以内，而且范围越来越窄。在此之上是一个越来越厚的平流层。教育就没有这麽大的吸引力了。今年主动放弃高考的几十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就是最早清醒过来的人。以后清醒过来的人逐渐增多，这没用的大学倒找钱也不肯上了，这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着看，教育产业有招不满员乃至招不到人的时候。

    唯独医疗这座大山，愚公移不走，智叟绕不过。无论多麽健康和强壮的人，最后总有这麽一回。一旦这最后一次来临时，好歹不能坐着等死吧？病人自己清醒了，情愿坐着等死了，亲属、家人也看不下去呀！亲属、家人也清醒了，社会舆论也要谴责呀！甚至那些一人占据着百千人医疗资源的人士，更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们进行训斥。尤其是近年来孔老二的话又成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就算还没说成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于是不仁、不义、不孝、不悌。。。。。。就都是没钱的最底层民众的错了。谁能受得了这样道德的轰炸？所以明知挨宰也得挤着挨。人总有一死，所以至少要挨一次宰。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著名的“6·26”指示，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看得出，老人家竭尽心力地要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当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那麽 ，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是怎麽形成的呢？
    “旧社会”并不存在缺医少药的情况。让我这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说说那时的事情吧。
    以我的原籍邹县郭里集村为例。临近解放的时候，全村五千人，就有尹、陈、仲、马、刘、徐六家中医，还有一个姓沙的西医。以每家最少两个从业人员计算，应有十四人。平均每357个居民有一个医务人员。大大高于后来一个大队一个赤脚医生的比例。当然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我们村庄一个小地方的情况不能代表全部。但至少说明缺医少药不是普遍情况，而是极个别的情况。如果我们国家一直是缺医少药的，那我们中华民族就不会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了。旧时代上学读书的人，目的当然是为了考科举做官，但是不知一百人中有没有一人能在科举中取得功名，一百个取得各种功名的人，又不知有没有一人能做上官。没有做上官的读书人，形成庞大的民间知识阶层。这些人除了家庭富有产业的，只须经营自己的产业，不需另外就业以外，其余的都要谋求一个比工农大众好一些的职业。做吏员、师爷、管账先生、医、卜、星、相等等，尤以做医生为首选。当时有一句俗话：“秀才习医，如泥脱坯”。意思是很容易做到的。那时饱读诗书以后当了医生的，称为“儒医”，跟医生当学徒后来当了医生的，叫“拉药斗子出身”的，还有家世相传，子承父业的，叫“门里出身”的。这几部分人不断地涌进医生队伍中来，怎麽能缺少医生呢？
    再说药物。中药基本上以自然物为主，草根树皮到处都是，大部分价钱很便宜。贵重药材大都有便宜的代用品。例如吃不起人参的用党参，用不起虎骨的用狗骨也能代替。那时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穷汉吃药，富汉花钱”。同样的药方，对有钱人算得贵一些，穷人用就便宜一些，实在没有钱的做医生的也不能见死不救。那时人的价值观念就是那样的。条件好一些的人都讲究积德行善。因此，可以说旧时代的人们，不论贫富只要有了病都能得到基本的治疗，看着等死的几乎没有。当然医疗水平低下，是科技不发达的缘故，那是另外的问题。1955年我到山套村为区粮管所造统购统销的册子。那是郭里集村南面的一个小行政村。四山环绕的一片小盆地，包含四个小自然村，大村四五十家，小村二三十家，总共才一百多户人家。在那最大的王家庄上那时还有一个参加不上“卫协会”的乡村医生，不在组织的批发不到药物，就完全靠在当地山上采药，为四个小村的村民治些头疼脑热的小病。后来合作化以后才被取缔。
    再说当时的医疗服务，先说医生，尽管医生的水平有高低，学富五车的儒医每个药方子前面都有“脉案”，一篇脉案有的就是一篇四六对句的骈体文。脉案结集起来就能出版。当然这样的是少之又少的。可是不论水平高低，医德的标准是一样的。多数的人对患者贫富一样对待。我小时候知道的济宁著名中医如孙静朗先生、郑星三先生，还有后来济宁专署卫生科科长王作人先生的先人（恕我忘了他的名字），都是只对富人摆架子，越是对穷人越是随叫随到。现属滕州的朱家寨村有个刘文富老先生，是我大姑奶奶的老公公。此人穷苦出身 ，读书考上了秀才，补了廪生，然后才习了医。在当时邹济滕鱼（鱼台）四县都是很有名的。南阳的一家大财主请他去为其母会诊，轿车子去请济宁的某人去了，派马车去请他。他说，我坐马车就晕车！不肯去。恰巧南湖里一个渔民汉子去请为其父看病，途中还要淌水。他当着南阳请先生的人脱了袜子，赤脚穿鞋（便于途中脱鞋淌水）跟那渔民汉子步行走了。此事几十年以后还作为佳话流传着。
    再说药剂服务。那时除非本村的小药铺是一副药总合为一包的。像样的药铺都要“各包各号”。所谓“各包各号” ，就是每个方子不论几种药 ，都要每种单包一包，这叫“各包”，然后在每一味药的药包上写上药名，这叫“各号”。有的药物根据需要还要写两行字，上行写药名，下行写煎药的注意事项。例如龟板、鳖甲、赭石等质重耐熬的药物写“先下”，黄连、黄芩、麻黄等质轻气浮的药物写“后下”，阿胶等易熔的药物写“烊化”，随方带的粉剂写“冲服”等等。各种药物包好以后，由另一人一一检查一遍，这才摞成上窄下宽的一摞，用大的包装纸总合为一包，把药方迭好放在上面，加纸经子捆好，交给买药人。对比现在不论多高级别的中医院，各种药物乱包成一包还不说，有时一方取三副、五副，都是一戥子称下来，随意分开在几包里，有什麽准头？我给老妻那次抓药是一次抓三副的。只见那调剂员女士迈着优雅的舞步，像簸簸箕一样把一秤盘草药分撒开来，我在旁边虽不敢说话，心里却暗暗叫苦：她怎一点剂量的观念也没有呢？还有按惯例从不发还药单，也是很不合理的。一旦有了纠纷，凭据在他们手里，该出示的出示，不该出示的就不出示，永远是他们有理。
    总之，在医疗服务这方面——尽管这在当今各项重大工作中的比重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比起六十年前却是大大的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