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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业体系的脆弱性
作者：巴里•林恩（BARRY LYNN）
11月0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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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已经不止一次地意识到，复杂的体系中需有缓冲措施。比如，我们在设计船只时加入了水密舱，在电网中配有断路器，在银行里备有最低准备金。但自从冷战时代以来，我们在工业体系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没去想该采取什么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做法来分散风险，减少冲击。相反，我们却致力于“拆除各国和各大公司之间原有的缓冲隔板”上。打个粗略的比方，我们铲平了生产体系中的防护大堤。
结果，我们便生存在这样一个世界：若在世界遥远的另一端发生了某项独立的政治灾难或自然灾害，全人类所倚赖的基本体系就会受到干扰。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如果朝鲜半岛出现战乱，印度南部发生起义，或者亚洲各工业国爆发禽流感，将分别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如果朝鲜半岛出现战乱，全球一半的动态存储芯片的产量马上就没了着落，65％的Nand闪存芯片也会无人生产。我们失去的还不止这些，至少，全球电子产业以及需要电子配件的其它所有相关产业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扰。其次，如果印度南部发生起义，包括银行在内的大量全球企业都将无法处理信息，因为他们都已将关键的后勤业务移至该地区。最后，如果亚洲各工业国爆发禽流感，人们就将发现，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不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人们会为此感到胆寒。正如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中某篇文章所提到的，美国医用呼吸面具现在所倚赖的生产体系就是一个跨国体系，如果某种流行病大行其道，该体系就会崩溃。

在以上每个例子中，在世界另一端发生的某项日常灾难就将严重扰乱全球所有国家所倚赖的工业体系。这也许意味着生产或零售领域的人们将会失去工作，或者商店的货架上无货可卖，甚至连基本的日常必需品也会断货。如果工业体系受到干扰，并引起金融危机，那么这还意味着财富的毁灭；如果用于生产医药或加工食品的体系出了问题，那么还会有人失去生命。以上种种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少数几例。
在如此脆弱的世界里，我们曾有过怎样的结局？毕竟，20年前，我们工业体系并非如此运转。更确切地说，人们设想中的全球化本不应如此。正相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本以为全球化的效应应该是截然相反的：全球化应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公司，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生产体系也应更为灵活。而事实上，全球化也曾做到了，只不过时间不长，仅在20世纪90年代的早中期。
在过去的十年里，三大因素改变了企业组织生产的方式以及生产体系的性质。第一大因素是合并。各大企业间一系列的合并、并购、战略撤退和破产，无论实现的过程是平静无奇还是充满戏剧，都使这些大公司能彻底改变全球的许多市场。这些合并几乎不受政府的干扰，于是，我们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出现过的许多产业巨擘。比如，合并后的美国欧文斯-依利诺伊公司（Owens-Illinois）生产世界一半以上的食品容器。还有，英特尔公司（Intel）为全球提供90％以上的某些重要半导体。
第二大因素是纵向一体化的终结。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纵向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在生产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如今，这些企业又都“分了家”，分家后的企业再以全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这个过程彻底改变了各企业间、私有企业和社会之间责任和风险的分担方式。
第三大因素是实时制（just-in-time）生产的崛起。实时制生产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许多美国公司开始采用丰田公司（Toyota）的生产体制，并扩大其应用规模。其结果不仅仅是生产效率提高，而且，单一采购来源也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系统化，还出现了零库存。
就这样，生产体系的组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很明显，这种体系很脆弱，仅凭此，就算该体系的应用范围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也会产生问题。而现在，这种体系却跨越多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体系，那么风险自然更高。
卡特里娜飓风后，美国许多生产体系都出现了问题。但这场飓风也让人们看到，一个设计良好的体系又是如何运作的。这个例子就是能源。虽然美国的泵站和炼油厂都遭到了破坏，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美国仅靠平时汽油用量的10％硬是撑了过去。三年前，当反对势力强行关闭了委内瑞拉的泵站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近年来，由于Sars病毒的传播，9/11事件后国界的关闭，美国西海岸的港口拥堵以及1999年的台湾地震造成的小规模的产业危机。两相对比，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在这些例子中，用于运输物资的体系不仅绰绰有余，而且适应力强，能为人们运输通常所需的近90％的物品。
人类希望建立的生产体系有着极强的集中性和极高的专业化，在这样的集中性和专业化程度之下，我们都能设想，如果这种体系出现问题，一个国家关键工业产品90％的供应就将失去着落。
现在是时候承认，在工业管理上，自由放任（laisser faire）的宏大实验已告失败。最初的交易方式已经足够：企业按照各自的意愿行事，在生意往来中，提防危险，以免危及那些倚赖他们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如今的企业与20年前的企业完全不同，这点非常明显。这种产业组织的全新方式彻底改变了这些企业看待体系风险的方式和地点，在某些情况下，也让这些企业变得盲目行事。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该是政府调整法则的时候了，因为私有企业根据这些法则来经营国家倚赖的生产基础设施。政府这样做旨在为这些生产体系找回“缓冲隔板”。我们还可以对多年来实践证明有效的政策加以调整，然后运用它们实现更多的目标。比如，加强使用反垄断力量的力度；要求企业在采购配件时，实时地采用双渠道；限制某单一产品、单一配件或单项服务的进口商从某国的进口数量。
如果政府插手干预的次数增加，人们也不必感到害怕，毕竟在采取自由放任主义前的半个世纪里，富有国家在发展其工业体系方面做得并不糟糕。但是，如果我们坐等着看下一场产业危机会带来怎样的恶果，那才是真正令人胆寒的事。
*本文作者是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高级研究员，著有《走向尽头：全球企业的崛起和即将来临的衰微》一书（End of the Line: The Rise and Coming Fall of the Global Corporation）。
译者/胡新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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