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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升迁的“玻璃天花板”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杰弗里•梅尔维斯(Jeffrey Mervis)
2005年11月11日 星期五

美
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简称NIH)每年都要举办一个文化展庆祝“亚洲遗产周(Asian Heritage Week)”。但是，在今年5月的活动之前，病毒学家蒋观德(Kuan-Teh Jeang)和他的同事们利用这一机会，对亚洲科学家在国家健康研究院内部项目中的地位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 在国家健康研究院 280名有望获得终身头衔的调查员（相当于助理教授）中，亚裔所占比例为21.5%，但是，在950名高级调查员（相当于终身研究员）中，只有9.2%是亚裔。在约200家实验室或者分支机构主管中，亚裔仅占4.7%。（在这里，“亚裔”包括具有中国、韩国、印度、巴基斯坦或日本血统的科学家。）在个别研究所，这一比例更严重。截至今年春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55名实验室主管中，只有一位是亚裔。而在美国国家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的22名实验室主管中，连一位亚裔都没有。
在蒋观德等人看来，这些数字表明，亚裔生命科学家在攀登事业阶梯时面临着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这些数字似乎说明，在多数实验室亚裔都受到欢迎，而且那些能证明自身价值的人还能获得终身职位，但他们不应指望进入高级管理层。蒋观德称：“我们感到这个领域并不公平。”

一些亚裔生命科学家表示，国家健康研究院并不是唯一存在着“玻璃天花板”的地方。今年夏天，伊利诺依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神经学家饶毅(Yi Rao)对本行业两大专业学会的领导层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是神经系统科学学会(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简称SfN)，另一个是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简称ASBMB）。
饶毅的第一印象是，不管是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的26位理事会成员，还是其下属11个常设委员会的193名成员，没有一位是亚裔。在其顶级学术期刊《生物化学杂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简称JBC)编委会的703位成员中，亚裔科学家比例不足4%。他发现，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领导层中也同样看不到亚裔的身影。
他表示，这中间的信息很明确。“不管人们如何描述这种现象，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歧视。”饶毅在7月份致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和神经系统科学学会管理人员的信中写道，“华裔美国人习惯于默不作声，部分原因在于没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和忧虑。但那就意味着永远的顺从并甘居人下吗？”
国家健康研究院、神经系统科学学会和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的高层管理人士没有对上述数字提出异议，不过其中一些人表示对此感到惊讶。在寻找可能有助于解释上述差距的原因时，领导着国家健康研究院内部研究项目的迈克尔•戈特斯曼(Michael Gottesman)及其他人指出：亚裔科学家来到美国学术界的时间相对较晚，语言方面存在障碍，同时文化定式不同，这些因素都妨碍了亚裔积极谋求升迁和荣誉头衔。但最后他们承认，其机构有义务设法改善这种情况。
但是，来自安娜堡市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社会学家于谢(Yu Xie)指出，这个问题同时也非常复杂。“人们往往只看一眼统计数据，就马上作出（这方面）存在歧视的结论。”他表示：“但我没有发现能证明这种结论的任何证据。这也许是事实，但是我们所知甚少，还不足以得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的确，在写这篇文章时所采访的几位亚裔科学家表示，他们并未没遇到过任何形式的“玻璃天花板”。骆利群(Liqun Luo)表示：“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受到这种现象的影响。不过我也不是很敏感。”他来自位于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图市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今年早些时候，他被指定为休斯医学研究会(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研究员。
神经系统科学学会掌管各委员会的最高委员会主席、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欧文•莱维坦(Irwin Levitan)表示，当他看到那些数字时感到“非常震惊”。“人们对于性别（歧视）及某类人群缺少代表名额等问题非常关注。”他说，“但坦率地讲，我们没有注意到亚裔美国人（的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实验室中人数很多。”
对于一些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官员而言，饶毅的语气与他所传达的信息一样令人震惊。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琳达•派克(Linda Pike)表示：“那是一封非常污辱人的信。他指责我们在做一些糟糕、可怕、卑鄙的事情，同时又不花功夫去寻找原因。人们不应该光盯着数字。”
在回复饶毅时，派克探究了在出现上述情况时经常会提到的一个问题：有多少亚裔科学家真正有能力担任领导职务？“撰写科学论文的中国学者中有多少能够胜任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委员会委员？”她问道，“他们中有多少选择回国？又有多少人真正在努力争取在美国执教？”此外她指出，在获得资金和建立升迁所需业绩方面，“语言技能的匮乏可能使大学教职人员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宾夕法尼亚赫尔希医学中心(Hershey Medical Centre)总裁朱迪思•邦德(Judith Bond)表示，尽管如此，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正非常严肃地对待此事。上月，邦德女士称，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决定邀请JBC编委会的“一位华裔美国人”担任副主编，并计划在12月召开的会议上讨论“玻璃天花板”问题。
“玻璃天花板”并不意味着没有亚裔人士能够成为本行业的杰出人物。实际上，一些亚洲科学家表示，批评人士在描绘美国这种暗淡景象时过于极端。其实，许多人预计会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他们表示，这一天将会到来，这既是因为目前这代领导人正逐渐老去，同时也是由于亚裔科学家在学习如何出人头地方面将越来越熟练。
蒋观德也相信情况将发生变化。他表示，去年在他准备离开国家健康研究院时，一位资历颇深的同事说服了他，告诉他历史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我在国家健康研究院成长过程中，”这位同事对蒋观德说，“医学主任和主管都是WASP(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盎格鲁-萨克逊白种人)。但他们所有的得力干将都是犹太医生。而现在亚裔成为了左膀右臂。这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这番鼓励的言语，加上最近与戈特斯曼之间的谈话，都令蒋观德相信国家健康研究院是真正的事业所在。因此他表示，自己将继续留在这里，等待不平等现象消失的那一天。
本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出版的国际性杂志《科学》(Science)供稿。www.aaas.org；www.scienceonline.org。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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