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10-15　点滴

寂静的诺贝尔奖
何君华
每天早晨，你会看见一位蹒跚的老人准时出现在罗马市郊的欧洲脑研究所，下午，她的身影又会出现在市中心的非洲妇女教育基金会。
你肯定想不到，这位老人就是美籍意大利女细胞学家、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如今，她已经101岁了，尽管年事已高，莱维·蒙塔尔奇尼依然坚持每天辛勤工作。
再来看看另一位老人的生活。2009年10月的一天，天气跟往常一样好，76岁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平静地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时间是早上九点，跟昨天的上班时间丝毫不差。接下来，她就开始着手自己今天的工作——为学生们授课两小时，却丝毫抽不出时间来理会那些拿着“长枪短炮”对着她的媒体记者们。记者们之所以如潮涌来，是因为在昨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刚刚被授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她也是该奖设立数十年来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时光倒流12年。1997年10月，美籍华人科学家朱棣文被宣布因发明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获知得奖的当天，朱棣文仍平静如常地去给学生们上课。他说：“当我想到还有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比我强的科学家还没有获奖时，我自然就不应该把这项奖看得有多重，我只是运气比较好而已。”
无独有偶。1973年，帕特里克·怀特被宣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在自己家中的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后，怀特只是笑了笑，接着，他一摆手，说：“诺贝尔文学奖不会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然后就拎着鱼竿钓鱼去了，留下一堆记者瞠目结舌地呆立原地。
行文至此，让我们不禁想到了上个世纪初的伟大科学家居里夫人，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两度荣膺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然而，即使是在第二次捧起诺贝尔奖章之后，她依然是那么的平静如初，依然心如止水地从事着手头的工作，她甚至把自己的金质奖章给孩子当玩具玩。爱因斯坦说：“在我认识的所有名人里，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盛名所累的人”，“她是一尊不被荣誉腐蚀的塑像，矗立在时间的广场上，昭示着公心”。
我们也终于明白，花环与掌声终究是虚浮的，荣誉与财富也算不了什么，诺贝尔奖其实是如此寂静。

抵挡风暴的心灵堤坝
韩松落
1906年4月19日，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被运货马车撞死，三十九岁的玛丽·居里开始独自生活，三年前，他们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她寄情于工作，试图以工作掩盖伤痛。也是在工作中，她和居里教授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产生了感情，保罗·郎之万比玛丽年轻五岁，有军人气质，人送美称“骑兵队长”，是一个足以和玛丽比肩而立的的伙伴。“这将是玛丽经历自己一生中最佳时光的第二次机会”。
但郎之万已经结婚，生了四个孩子，而妻子珍妮是一个陶瓷工人的女儿，暴躁粗鲁，极其蔑视丈夫的工作。她撺掇他辞去大学的教职，接受企业的高薪工作，争吵中，她甚至用花瓶打破了他的头。但这个女人敏锐地觉察到了郎之万的出轨，她雇了私家侦探，从郎之万的办公室窃取了玛丽居里的情书，将这些信件送到了报社。
法国的报纸，开始不遗余力地对玛丽·居里进行攻击，她被称为“波兰荡妇”（玛丽出生在波兰），她家门外聚集着愤怒的群众，石子不断地丢在窗板上，一切都只因为她是个女人。而那个时代，待她一向如此：她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的成果上署着别人的名字；她获得了诺贝尔奖，却无法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与郎之万的恋情被公开后，他毫发无损，她却处在风暴中心，科学家们写联名信，要求她离开法国。
就在此时，1911年12月，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又将本年度化学奖授给了她，人们纷纷“好心地”建议她不要去领奖，以免丢人现眼，她却坚持去了斯德哥尔摩。领奖归来，她身心濒临崩溃，改名换姓去修道院医院修养。
她没被这样一段经历摧毁，没被男人遮蔽，因为在她的内心深处，有一道理性的堤坝，拦住了情绪的狂潮。略事休整后，她重新投身科学研究。这之后，她继续工作了23年，直到1934年7月4日死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研究而带来的恶性贫血症。人们认为，她的科研成果和她所表现出的强悍意志，都是她留下的财富。
她甚至没有由爱生恨，而是和郎之万保持了终身友谊，而且，他们的故事还有余韵，几十年后，她的外孙女伊莲娜·约里奥·居里和朗之万的孙子迈克尔·朗之万结婚，这，大概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

幸运儿与倒霉蛋
冯国川 编译
为什么有的人是幸运儿，而有的人却是倒霉蛋？
10年前，我开始研究运气。我想弄清楚为什么有的人总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我在本国主流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要求那些自认为幸运或倒霉的人联系我。
我进行了一项小小的测试。我给这些人一张报纸，要求他们仔细翻看，然后告诉我里面有多少张图片。我偷偷地把一张纸片加入内页，上面写着：“如果告诉我你看到这张图片，我就奖励你50美元。”图很大，而且印刷的字体非常显眼，细心的人一眼就能发现，但也人会将其忽略。
尽管这些人并不知道运气来源于什么，但是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决定了一切。焦虑限制了不幸者的眼光，让他们注意不到额外的东西。结果，他们太专注于寻找图片，从而失去了得到奖励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们参加聚会时，通常怀着寻找对象的目的，而错失了交朋友的机会；他们在报纸的广告栏里寻找特定的工作，而错过了其他不同类型的工作机会；可是幸运的人非常放松，。他们看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他们会兼顾主要和次要信息，以至于发现了没预料到的机会。
由此我继续研究。我把好运气的产生归结为4个原因：善于发现机会、按直觉做决定、积极进行规划、保持不服输的态度。我要求一批志愿者按照这4个原则去检验自己的行为。一个月后，80%的人变得更快乐，对生活更满意。也感到自己更幸运。看来，也许真的有可以掌握的“幸运因素”。

母猪公司和沙丁鱼罐头
孙晓宇
冷笑话听多了也无趣，能从小故事中悟出大道理，才是大智慧。
一头母猪现价100元，把它变成100股股票卖出，每股应是1元。这道小学生都不会算错的题目在股市上就会走样。假设将这头母猪注册成凤凰集团，发行100股凤凰集团的股票，你认为凤凰集团的股票每股值多少钱？如果这些股票上市，你认为凤凰集团的股票会以什么价格交易？
答案是它既可能以每股1毛钱的价格交易，因为股民会认为母猪会老、会死，也可能以每股上百元的价格交易，因为他们会想到母猪每半年能生10只小猪，而小猪长大后又会生小猪，真是财源滚滚，永无止境！
只要养这头母猪的张嫂，也就是凤凰集团的张董事长，能说服股民们相信这头母猪的生育能力奇强，而她的经营管理能力也特强，凤凰集团的股票被炒到上千元也不奇怪。毫无疑问，凤凰集团的公司介绍中不会说他们只有一头母猪，它会告诉股民，集团从事的是“饲料购销、良种培育”之类具有挑战性的业务。
股价和股票所代表的价值有什么关系？华尔街流传过这样的故事：两位炒手交易一罐沙丁鱼罐头，每次交易，一方都以更高的价格从对方手中买进这罐沙丁鱼，不断交易下来，双方都赚了不少钱。有一天，其中一位决定打开罐头看看，了解一下为什么一罐沙丁鱼要卖这么高的价钱，结果他发现这罐沙丁鱼是臭的。他因此指责对方卖假货，对方回答：“谁让你打开的？这罐沙丁鱼是用来交易的，不是用来吃的！”

别再让我听到枪声
王思维
上尼科兹村位于格鲁吉亚中北部，距离发生格俄军事冲突的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仅800多米。南奥塞梯宣布独立后，茨欣瓦利地区由俄罗斯边防军驻守。格俄冲突后，村里唯一的学校生源明显减少。
校长塔马斯说，一方面是因为冲突后，村里一些人举家迁往别处居住，另一方面是因为村里出生率降低了。
晚秋，教室里十分阴冷。政府完全按照学生人数给学校拨款，每个学生仅几十个拉里，教师的月收入为120-350拉里（1拉里约合4元人民币），学校经费非常紧张，因此没钱用天然气供暖，只能烧柴，教室里也没有电灯。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校教学秩序井井有条，孩子们上课也非常认真。这里7年级开始上德语课、10年级开始上俄语课，此外还有生物课、历史课、音乐课、美术课等。在低年级，孩子们还有形式多样的手工课。
学校的这些孩子都听到过去年冲突时的枪炮声。他们眼里那熟悉的生活已有所改变：曾经平坦的操场多出了几个弹坑，教学楼窗户玻璃全部破碎，村里一些人家的房屋在冲突中受损，还有个别人家的老人在冲突中遇难。校长塔马斯说，冲突刚过时，很多孩子或多或少都出现情绪波动，有的表现出焦躁不安，有的则沉默寡言。因此学校教师把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作为重要工作，用各种方式调动他们乐观向上的情绪。
冲突过后恢复上课时，老师们从每节课拿出5到10分钟给孩子们讲述关于和平的故事。为了使孩子们逐渐从心理阴影中走出来，教师们还在课余时间和校外场所同孩子们倾心交谈，利用讲故事、做游戏等方法调动孩子们的乐观情绪，学校还增加了音乐课和体育课的课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一些公益组织还出资为学校建起滑梯、秋千和电脑教室，为孩子们送来图书、笔记本、书包等。现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逐渐从军事冲突的阴影中走出来。
如今，在茨欣瓦利与格内地的交界地区局势依然不稳，村里仍时常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枪炮声。每当听到枪炮声时，10岁的罗兰德常会用牙使劲咬着铅笔。这时，妈妈只好安慰他说这是部队在训练，或者说那是下雨前的雷声。尽管有妈妈的安慰，罗兰德还时常被噩梦惊醒，或梦见与当边防警察的爸爸分离，或梦见没有小伙伴同他一起玩耍。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心中仍然渴望着安宁美好的生活，他们的心中依然燃烧着梦想。10年级的塔克莉说她长大了想做一名儿科医生，为不幸的孩子们免费治病。而罗兰德最大的爱好是画画，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一页一页画着村里的教堂、果树，还有孩子们玩耍的情景。在笔记本的扉页上，罗兰德用粗黑的画笔写下一排醒目的文字——别再让我听到枪声。

《读者》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