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８－14）

第八章龙虎相争
1．抗衡CC
戴笠与CC系的矛盾由来已久，到30年代中期，这种矛盾已变得更加深刻而尖锐。追溯矛盾的起源，主要是因为蒋介石手下的政治派别活动。
蒋介石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一派是政学系，以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为首，其问集结了一批政府机关要人，仅各省的省政府主席就有10人。政学系的辈分较高，上层基础厚实，久经宦海沉浮，从政经验丰富。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都能与之商量，采用他们的意见，显得比较得势。另两派是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的主管党务和文化教育的CC系和以复兴社为代表的主军的黄埔系，班辈较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三派虽然都受蒋介石直接掌握，是支持蒋介石统治基础的三大支柱，然而三派之间由于各有长短，互不相让，相互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拳打脚踢，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黄埔系这一方面看，他们认为政学系始终不过是受蒋雇佣的一群伙计，充其量只能是些师爷、管家，永远当不了老板。黄埔系背后称杨永泰为杨师爷，张群为张总管。政学系控制的主要是政府部门，主军的黄埔系尚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的黄埔系对政学系操纵得太过火也只是骂骂而已，没有动真格的。但是，黄埔系对CC系就不一样了。黄埔系一贯自诩为蒋介石的惟一嫡系，而把CC系看做是蒋的螟蛉子，他们间的矛盾是争当嫡系和主流派的斗争。
从CC系这一方面来看，则是采取两面作战的态势，即一方面要和政学系这一批老官僚作战，另一方面则要对付以复兴社为代表的黄埔系这一批天子门生的挑战。(32系要搞党天下，不能没政权，由此而视政学系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发展到后来，竞雇佣杀手将杨永泰杀于汉口海关轮渡码头。在CC系眼中，复兴社这～批黄埔军人，只不过是给蒋介石的浙江系官僚当差的保镖，现在居然也想染指政权，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CC系同复兴社的矛盾很尖锐，两派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和动力来源。有时，双方的一般成员对所谓异党活动的防范，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只有对CC系或复兴社的摩擦纠纷，才真正感到劲头十足，斗志昂扬。
取攻势的时候多，CC系取守势的时候多。
戴笠的特务处与CC系掌握的调查科是蒋介石掌握的两大特工组织。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更比不正特务处有成绩。
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级首脑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
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妓女。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5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可见当时02与戴笠斗争的激烈程度。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干，只是在暗中憋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这也是戴笠所以在反共方面不惜代价，要与调查科争锋的原因。但争来争去，戴笠的反共方面还是争不过调查科。
CC系的调查科自从在30年代初破获顾顺章案，一炮打红后，又相继破获了中共的一些重要组织，其中有共青团中央、中共临时中央等重要机关，先后被捕的有中共上海书记李竹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卢福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等重要干部。这与戴笠抓了个怪面人，却没有下文的场面比较起来，声势自然不同。CC系的特务组织，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笠所不及的，体现出较高的反共水平。按照蒋介石对CC系特务组织的要求，主要有5项凋查，即党政调查、党派调查、经济调查、日伪调查、文教调查。其中党派调查就是对共产党的调查，并规定只要党派工作做好了，即使其他各项工作做得都不好，也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嘉奖。
而戴笠反共的决心和劲头虽不亚于(℃系，但是，蒋介石交给他的任务是以猎取军事情报、监视军队将领、控制瓦解杂牌军队、完成绑架、暗杀任务等特工活动为主，这样反共就不能做到专心致志。同时，特务处在反共的资历方面，也比CC系的特务系统要浅，人才、技术、经验、基础、条件都不如CC系雄厚优越。
首先在内部建制上，CC系把他们认为基本队伍中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一线。
其次，在对共产党的研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布置学习问题。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乎要高明～些。
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训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第四，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于戴笠。他们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人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增值的障碍，立即予以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d：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在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千，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作法，但从不公开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的态度。于是，他一方面借重黄埔系的势力，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力量就要打上门去，进行争斗。另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种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丽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难堪。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
30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系特工总部(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第一任区长史济美通过CC系掌握的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室的关系，与上海市警察局所辖各分局打交道，但只能在华界地区活动，对于租界当局，是不能去联系的。史济美要捕人，只能用上海市特别党部肃反专员的名义向上海市警察局申请，批准后才能执行，而且被捕者要首先送上海市警察局，这给CC系特务们处理中共案件，培养细胞、发展内线带来极大不便。
当时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兼特务股主任刘槐因是戴笠的人，处处对史济美进行刁难。史济美对此忍无可忍之中，又不得不对刘槐低声下气，处处予以拉拢巴结。后来，史济美干脆向特工总部申请了一笔专项费用，按月津贴刘槐，这才算网开一面，让史济美把上海区反共活动的一些特殊工作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2．一山难容二虎
戴笠与CC系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深感削弱了，认为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下令成立军事委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
长。局内设3个处：一处(党务处)为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徐恩曾担任；二处(军警处)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三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先是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都兼任，后由金斌担任。1935年5月4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街32号，二处地址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三处设在山西路。局本部与3个处分别在4个地点办公。3个处从合并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戴笠来说，由于归人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般问题，则自作主张。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徒有其表，一钱不值。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町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部下台之后，由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接替，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笔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恫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就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一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问，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皤察掉一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能上能下，躲人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土绝后吗?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人，到了这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
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喜形于色，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将终于下令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燔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来。
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A；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A；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O(罗杏芳是湖南酃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小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戴笠后来居上，开始立稳了脚跟。
3．争夺复东会
戴笠向CC系进攻，几乎打的是一场立体战，只要有CA；系插足的地方，戴笠或复兴社是非要插上一脚不可的。1934年，戴笠与(72系围绕抗日社会团体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夺。
1934年3月，蒋介石接到cC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腿脚勤快，当然这也是蒋介石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受命之后，戴笠马不停蹄，立即赶到北平。见到刘健群，略事寒暄后，戴笠马上问道：听说北平有一个秘密组织复东会，具体情况如何?
刘健群回答：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名义上是收复东北，听说是一批流亡北平的东北人发起的。
据有人密报，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要收复东北，实际上于一些对总裁不利的勾当，是不是这么回事?戴笠压低声音说。
刘健群觉得事情严重，便很认真地说：既然如此，那我马上组织力量调查一下。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事情起源于九事变后，流亡关内的许多东北籍进步人士，纷纷成立抗日复土的社会进步团体，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团体是在北京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成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得到张学良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CC系的注视，结果在国民党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下，宣布解散。
不久，原救国会领导核心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排除CC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并于九·一八两周年时，于北平欧美同学会会址正式成立。会员们在关岳像前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这就使CC系极为仇视，于暗中收集材料。并加以扩大，意图借蒋之手对复东会进行打击，加以取缔。
戴笠、刘健群调查的结果，认为复东会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与张学良关系密切，东北军将领与原救国会负责人对复东会大多取同情支持态度，使复东会成为关内东北军与东北人民联系的纽带。这时，张学良刚从德意考察归来，主张拥护领袖，实行。
独裁政治等论调，很合复兴社的胃口。
戴笠、刘健群认为，既然如此，正好可以通过复东会把张学良的力量拉到复兴社一边，削弱CC系的力量。于是，戴笠开始向张学良提出复东会及东北军与复兴社及黄埔系合作的问题。当时正．是蒋、张关系比较融洽时期，张学良派复东会的重要干部王卓然、王化一与戴笠进行了具体研究，研究结果决定，彻底融合蒋、张双方的核心干部，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拥护蒋介石为新团体事实，二的领袖，由张学良出面具体领导。
接着，张学良派戴笠、王卓然、王化一一起从汉口去南昌北坛，向蒋介石当面报告研究结果。蒋肯定了东北军、复东会与黄埔系、复兴社合作的计划，并指定由戴笠、刘健群、邓文仪与王卓然、王化一具体负责筹备。
经过戴笠、刘健群、邓文仪和王卓然、王化一的共同商量，决定新组织叫四维学会，以维护领袖地位，维护国家统一等为宗旨，会址暂定武汉，成立理事会主持日常工作，复东会由张学良说服取消，继续东北抗口工作，拥护蒋介石作为惟一领袖。并据此起草章程草案经张学良同意，报经蒋介石审批。四维学会于1934年5月12日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了15名理事，复兴社方面7人；复东会方面有8人。会议根据蒋的安排，选举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
为；或少该会的特务色彩，戴笠没有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但该会是由戴笠一手策划成立的，从而加强了戴笠在蒋介石、张学良心日中的地位。也就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迸一步看到了戴笠在蒋身边的影响力，从而与戴笠的关系更加密切。
四维学会成立后，首先在武汉成立总会，会址在武昌明月桥旧奉直会馆内，接着又在南京、北平、上海、杭州成立了区分会。戴笠极力控制四维学会，使之成为与系斗争的重要力量。直到1936年11月14日，张学良在西安市金家巷张公馆秘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四维学会的重要干部谈话，表示决不再参加内战，要实行联共抗日，四维学会的活动暂行搁置，另组织抗日同志会，对外完全保密。四维学会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30年代中期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是联合东北各抗日团体而为一体的东北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当时刘澜波、于毅夫、等共产党人均以无党无派的面目出现，在该会内负实际责任。东总成立后，仍然受到CC系的压制，为了求得掩护和发展，东总不得不利用已被抛弃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决定与当时最有力量与02系进行抗衡的戴笠取得联系。戴笠经过一番考虑，认为把东总抓住自己手中，一方面，可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张扬复兴社与0C系对抗的声势，另一方面则可以监视东总，不让他们靠拢共产党，从而对东总的请求表示同意，并答允每月补助500元活动费，当即先批给2000元，作为4个月的开支。这就是东总利用戴笠、戴笠利用东总，双方发生合作关系的开始。
4．特警相斗
戴笠与(E系的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也表现得极其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时任E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土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近，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4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校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传
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和二步计划，夺取t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视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懂得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链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土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二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旋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土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第一步骤：戴笠同样以加强警察教育为理由，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协助教育长对中央警校的工作进行咨询、决策和管理。在教育长之上，又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校务委员会，无疑是一个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但是，报告送到蒋介石，蒋介石不但批示同意，而且居然手令由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这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戴笠敢于有此举动，可以说也是对蒋的心理揣摸透了，他懂得蒋同样不放心将中央警校交给李士珍人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提出一个什么只要对李士珍有所掣肘的建议，蒋介石若是会同意的。戴笠是假传圣旨的老手，他得到蒋的批准，立即把校务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太上皇式的机构，并设立办公室，以亲信潘其武为秘书，进行控制。潘其武是特务处内惯于打小报告、制造摩擦的专家，用这样一个人作为钉子，当然使李士珍处处不能为所欲为。给了李士珍一个不小的颜色。
第二步骤：戴笠策划推动一批多年从事警察教育工作、对警察学理有研究的人物出面，筹建中国警察学会，以此网罗全国警界人材，暗中却受戴笠控制运用。为了扩大该会影响，戴笠每年拨出专款，资助他们活动，派遣专人负责组织、联络工作，另外还发行个月刊，大造声势，宣传戴笠的所谓政治警察论(即特务警察)，影射和攻击李士珍所鼓吹的正宗警政理沦。由于戴链舍得花钱，当然有人愿意为之奔走、鼓噪，为之卖命，所以这一活动居然搞得有声有色。
第三步骤：借浙江警校并人中央警校的机会，以变应变，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然后除留下少数人之外，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以便在中央警校内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再通过这批人不断地滚雪球，掌握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并向蒋推荐由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任政训处长，陈玉辉为总队长，掌握中层权力，结果这批大小特务进入中央警校后，抱成一团，犹如釜底抽薪，把教育长一职架空，使李士珍顿失重心。
第四步骤：下功夫提高赵龙文、酆裕坤等亲信特务在政治上的声望，以便进一步向警界高层发展。1937年5月，蒋介石派孔祥熙为特使。赴英国参加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戴抓住机会，保荐赵龙文为随员，就便到英、德、意、比等国考察警政建设，为赵镀金。在这之前，又保荐浙江警校教务主任酆裕坤赴美留学，学习警政。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酆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酆为警政司长。酆一反前任们自g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10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
李士珍无形之中被戴笠打了顿闷棍，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也千方百计地进行反击，希望形势有所改观，变被动为主动。
首先，针对戴笠搞的中国警察学会，李士珍也组织起一个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社，与戴笠争夺警界人材，规定凡在中央警校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虽然如此，李士珍还是争不过戴笠，因为李士珍是搞教育的，经费有限，手中又掌握不到警界公开机关，让这些学生去发展；而戴笠有的是票子，位子，可以收买，通过警政司和手下控制的公开机关，又可以给官做，结果，李士珍训练警官，教育出来的学生又都给戴笠抢走了。李士珍常常骂这些变节的学生是欺师灭祖。
其次，针对戴笠办月刊，鼓吹政治警察论的办法，李士珍也在中央警校办的刊物上大做文章。李士珍是警政科班出身，又是喝过洋墨水的，早已视警政教育为终身职业，因此能勤于钻研，在学术理论上拿得出成套的东西。而戴笠搜罗的警界人材，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留用和中央军校转行过来的，未受过更高级的正规教育，更没有专门研究过警察学术，在许多问题上是外行，提出的一些警政理论不免粗俗、浅薄、支离破碎、强辞夺理。据此，李士珍引经据典，把正宗的警察理论从制度、组织、职能、人事等方面阐释得头头是道，驳斥戴笠把政治警察教育(培训特务)和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的谬论，并列举日本、英美各国的实例，证明世界各国培训政治警察和正规警察各有专业，不可合流，如果把正规警察教育办成特工培训，无疑是自人歧途、自毁警政的邪门歪道等等。捅到戴笠的要害处。
戴笠看到李士珍在校刊上用化名发表文章，听从特务处谋士赵龙女的建议，决定不予正面回击，而以击侧旁攻的办法对付。戴笠先是指使潘其武把这些文章一一收集起来，要害处均用红笔勾出，然后送给蒋阅，并假惺惺地摆出二副；到欺负和委屈的样子向蒋诉苦说：
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交换，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同室操戈，公开发表言论，底毁校长耳目，豆萁相燃、相煎何急!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于党国何利?于校长河利?!真令人胆寒!。
果然，蒋一见此情，勃然大怒，把李士珍叫来，大骂说：
娘希屁，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交换讨论吗?为什么一定非要在校刊上张扬，制造矛盾。以后绝对不许这样!
李被骂得狗血喷头，又是戴笠反败为胜。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警察是要的，特务也是要的，如果两者相权，当然还是以政治警察(特务)为先，这也是正规警察李士珍斗不过政治警察戴笠的真正原因。
李士珍多次啃不动戴笠，并不罢休。当时，戴笠办了许多特训班，其中有不少以中央警校的名义开办，学生毕业时，需要发一张中央警校的毕业证书，可以取得警官学历，便于介绍到警察机关或稽查处去工作。但李士珍借口这些训练没有在中央警校备案，没有按中央警校的教育大纲进行训练水平够不到中央警校的要求，不同意颁发，使戴笠大伤脑筋。同时，李士珍为了与戴笠竞争，也扩大工作范围，不拘守警校一隅，自己组织人搞起谍报工作，以见重于蒋。只是搜集的情报大多是传闻和推测，水分不少，质量甚差，甚至像侦探小说家那样编造苏联驻华谍报网的故事，多年中难以拿得出手，有时转送到侍从室，蒋手下的侍从参谋看了也觉得不够呈送蒋阅，更不用说与戴竞争，最后还只得专心干他的本职工作，抓好警校教育。
李士珍虽然屡受戴笠打击，但始终没有被戴笠吃掉，并且始终是戴的强硬对手。在蒋介石这方面说，是养李以制戴；在李士珍这方面说，是借助CC系的援手，拉CC系以抗戴。曾任四川省内江县县长、后任中统专员的Oc系大特务仲健辉向CC系特工总部报告说：李士珍的学生都很够朋友，随时随地都帮我们的忙。为了合力制约戴笠，李士珍大力帮助cc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在奥地利留学警察的杜承庸学成归国后，找李士珍介绍工作。李士珍劝其不要投奔戴笠，而引见给CC系的徐恩曾。戴笠历来警惕CC系把手伸向警界，也特别讨厌那些吃警界饭的与CC系发生关。系，但是，因有李士珍从中穿针引线，鼎力相助，戴笠也无可奈何。
5．初试离间计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脱离国民政府，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号。
一夜北风，吹落梨花万朵，南京城笼罩在一片雪色之中。雪后清晨，戴笠一人来到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刚刚吃过早点，见戴笠进来，点头招呼道：是雨农啊．进来坐。
戴笠斜身坐下，问道：不知叫卑职来，所为何事?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却道：陈铭枢、蔡廷锴拥兵福建，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什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还说什么反蒋抗日，嚣张得很啊
戴笠道：区区陈铭枢、蔡廷锴何足惧哉。
蒋介石坐下来道：单单一个十九路军，自是不足惧，但恐时间一长，为中共所乘，若是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只怕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
戴笠点头道：委员长深谋远虑。我们应尽快采取行动才是。蒋介石嗯了一下道：明日我赴南昌调集兵力进攻福建。戴笠建议道：十九路军在福建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大都各自为政，我看进攻的同时，不妨派人前去策反分化。蒋介石面露喜色道：知我者，雨农也，我叫你来也正是这个意思。
戴笠道：那我回去立即着手去办。
蒋介石道：雨农，你说派谁去好呢?
戴笠想了一下，回道：我看就叫耀全兄去吧，他在十九路军中广东的同乡很多。
蒋介石也i司意道：嗯，我以前也交代过介民，要他通过同乡关系介绍一批人到十九路军中作下级军官，现在也该到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戴笠辞别蒋介石，回去安排策反事宜。其时It已升高，雪也开始消融。
戴笠回去把蒋介石的意图向郑介民交代了一番，征求郑的意见。
郑介民听后，大表赞同道：用间，古已有之，为兵家常用之计，今观福建之势，策反分化必有大动刀兵所不能达之妙效。戴笠道：耀全兄生于广东，十九路军中与兄熟稔的军官也有不少，非耀全兄莫能当此重任。
郑介民道：哎，十九路军中是有不少经我介绍去的同乡，通过特务处计划部署的也有一些。
戴笠道：那就拜托耀全兄往福建一行了。
郑介民又一皱眉道：可是通过我这层关系打进去的人有一些还没有联系上，他们态度我们一时也不明了，况且军中认识我的广东人也自不少，万一被人认出，遭到出卖，失败了我不要紧，岂不是坏了蒋委员长的大事。
戴笠见郑介民颇多顾虑，也不加勉强，便道：既如此，我只好另行安排了，耀全兄，你把靠得住的关系介绍几个，我们也好通过他们去联系。
郑介民道：其实我去也是一样，只要不露面，暗中调度就行了。
戴笠见他如此说，只得又转口道；那好，你先打人福建。我已派了张超、连谋等人先去了福建，你到了后，先与他们联络。我随／
后就去。
郑介民应道：好!就这样吧，我现在就回去马上准备赴闽。郑介民收拾停当之后当即起身去福建，进行策反分化活动。随后，戴笠也开始了行动。
1934年1月的一个晚上，夜色正浓，鼓浪屿如一艘舰艇在惊涛中飘荡，风正紧，浪正高，狂风撼树，惊涛拍岸，黑暗中更增几分恐怖。
黑暗中从沙滩上走来几个人，挑箱担担，上岛后，便住进了一个大茶商的花园洋楼里，他们不常接触外人，但偶而外出，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长了副马脸的中年人。
此人就是戴笠。
当时福建的仓前山和鼓浪屿，就如同上海的租界地一般特殊。居住的大都是洋人或富商巨贾，政府军警均不得持枪闯入。戴笠、郑介民正是利用这一特点，插进了福建的要冲之地。
戴笠一入福建便拿出当年独自摘情报、搞策反的劲头，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整天带着两个枪法极好的警卫和贾金南，奔走于福建乡间，策反被十九路军收编的民团。
福建地区的各式杂牌军总共有4万人，闽变后被十九路军收编，好在都各自为政，有奶便是娘，谁给好处就给谁干。所以戴笠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便委任了26路讨逆军。
无形中又有几万个敌人，枪口指向了十九路军。
这一期间，郑介民也不甘落后。他的目标是范汉杰。
北伐期间，范汉杰屡立战功，四·一二之后，老蒋提升他为浙江警备师师长。直至1928年，范汉杰的师才被编人陈铭枢的十九路军。闽变时，他虽在十九路军中身居要职，拥护十九路军抗日的主张，但要反蒋，心里总是不能接受。
郑介民也是抓住这一点，让黎庶望去对范汉杰和译电科科长进行游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黎庶望带着郑介民交付给他的使命来到范汉杰的住所。刚到门I：，一名卫兵便拦住他的去路。
黎庶望对卫兵解释道：烦请老兄进去禀报范师长，就说他的军校老同学黎庶望求见。
卫兵听说是师长的老同学，忙道：黎先生，您在这儿稍等，我马上去通报。说完转身进门禀报。
过了片刻，只见范汉杰从屋内走出。范汉杰抬眼一看是黎庶望，立即满面喜色，迎上前去，哈哈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黎兄，咱哥俩可是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快快，屋里请。
范汉杰把黎庶望让进屋内落座，叫人沏上香茗，边品边聊。黎庶望调侃道：我还以为汉杰兄高升，不认我这同学了呢。范汉杰道：哎!黎兄说的哪里话来，我是那种重名利、轻义气的人吗?况且，我这又算什么高升啊，一个走卒而已。
黎庶望道：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你也不要忘了你是怎么才有今天的地位的。
范汉杰道：那自是蒋委员长从前提拔之功。蒋委员长对我的关照，我是不敢忘怀。
黎庶望反唇相讥道：可是你现在非但知恩不报，反过来还同什么陈铭枢、蔡廷锴联合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你又如何解释呢?范汉杰蹭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挺胸脯保证道：我虽在十九路军中混饭吃，但我绝无半点与蒋委员长对立之心。
黎庶望又追逼道：那你又为何跟着他们反蒋呢?
范汉杰一听顿时泄了气，叹了口气，重又坐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道：他们都同意了，你叫我怎么办，难道跟他们说我不干?黎庶望缓下口气道：其实，你的处境我也能理解，我想蒋委员长也一定会理解，只要你愿意跟他，他还是会像从前一样待你的。范汉杰叹道：就算他老人家不介意，我又哪里有脸面再去见他呢。
黎庶望劝慰道：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汉杰兄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范汉杰背叛了十九路军，背叛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重新做了蒋介石的一名走狗。
这次是特务处郑介民副处长派我来见你的，他另外交给我一项任务，我想还要借助汉杰兄。黎庶望道。
什么事情黎兄尽管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不负所托。范汉杰回答道。
黎庶望一笑道：郑处长想弄一本你们的密码本，如汉杰兄有办法弄到手，便是作为你重返党国的一个见面礼了。
范汉杰道：这个没问题，译电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定跟我的。
黎庶望谢道：那就拜托汉杰兄了。范汉杰道：哎，黎兄怎么这么客气。果不其然，第二天的中午，密码本就落在了郑介民的手里。
掌握了密码本，就如同摸住了十九路军的脉搏，其全部活动均暴露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而无任何秘密可言了。闽变的失败已经注定。
戴笠闻说郑介民已获得密码本，对郑大加赞赏，蒋介石也大赞郑介民料事如神。
同时，戴笠对地方武装的分化已基本完成，之后便把目标重点转向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戴笠第一个瞄准的就是黄强。黄强当是是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原是蔡廷锴的参谋长，称得上是陈铭枢的亲信了。可是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特务。
戴笠偕周昭琼前往漳州，说服黄强。
黄强当时对另立，央之事本来就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以往中原大战之时，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均败在老蒋手下，区区十九路军又怎么能与老蒋的几十万大军抗衡?
而按陈铭枢等人原来的设想，将与广东陈济棠、江西中共红军联合起来一致反蒋抗日，可是蒋介石大兵压境，那两方面均无增援迹象。
更让黄强忧虑的足，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之后，内部许多高级人士均对更换国旗，取下孙中山先生遗像不满，他们都主张抗日反蒋，但不愿反对孙中山和他所创立的国民政府，甚至连事变发起人蔡廷锴、蒋光鼐对此也不甚满意。
听说密码本已落人蒋介石手里，黄强更觉十九路军必败无疑。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终于做出了反叛陈铭枢等人的决定，答应在适当的时机举旗降蒋。
戴笠见策反成功，非常高兴，便趁热打铁地说：黄司令，我还想见一个人。你是不是能把六十一师长参谋赵锦雯请到漳州来?黄强面露难色道：这!恐怕......戴笠见状，微微一笑道：黄司令请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请你出面的。
黄强忙解释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六十一师就驻扎在泉州，请他来容易。我是担心戴先生你的安全。
戴笠摇了一下头，满有把握地道，这点请放心，他决不会出卖你我。
原来，赵锦雯与特务处的执行科长邱开基是同乡，且私交甚笃，一年前他往南京公干，顺便想看看邱开基，谁知邱开基却受伤迸了医院。
赵锦雯不解地问：卫华兄，你好端端地，怎么会挨上枪?
哎，算我倒霉!他妈的一个小兵擦枪走了火，正好让我碰上。邱开基苦笑着把受伤的经过述说了一番。
赵锦雯置疑道：卫华兄，真是枪走了火，怕是姓戴的和你有什么恩怨?
邱开基连连摇头道：不!不!此事与戴先生毫无关系。
赵锦雯仍不能释疑，道：不是就好，不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凡事多个心眼才行。
锦雯兄言之有理。不过戴雨农这个人决不会加害于我......接着又把他初任执行科长不久的一件事告诉了赵锦雯。
一天，邱开基从外地出差归来，看到家中的一封来信中说：......母亲的丧事已办完，你汇来的2000元钱真是派上了大用场，丧事办得非常体面......。邱开基泪如雨下，既不知母亲已去世两个月，更不知是谁寄的2000元钱。带着疑问去找戴笠。
戴笠不正面回答，反而问道：你如果回云南奔丧，来回起码三个月吧?以你现在工作能准三个月的假吗?如果明知老太太去世，又请不准假，你会怎样?所以我没有把报丧的电报交给你，怕影响你的工作情绪。我知道你家并不富裕，需要钱办事，就替你寄回2000元钱，发回封电报告诉你家：路途遥远，往返费时，请假不准，奉命移孝作忠。我想我这样处理，你一定会同意吧。
邱开基见戴笠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感激得五体投地......
赵锦雯听了他的叙述，也认为戴笠这人有气派，够义气，值得一交。邱开基答应把赵介绍给戴笠，但一直没有机会。
此次戴笠赴福建就带了邱开基的信。
黄强这道关口打通，是个好开端，戴篷马脸上露观难得的微笑，只等赵锦雯前来，用他钓一条更太的鱼。
天上浮云，白衣苍狗变换。世事正如天上的浮云，变幻莫测。一个无雨的清晨，赵锦雯来到漳州。
不出戴笠所料，赵锦雯与戴笠一见如故。一见就道：雨农兄，我早就听卫华兄提及，说雨农兄高义过人，早就有心结识，只是缘悭一面，未曾得睹尊范，不意今日竞于漳州相见。实感荣幸之至。戴笠笑道：能结识赵兄这样的朋友，我戴雨农也是欣喜之极。
二人客套一阵后，逐渐把话头引上正题。
赵锦雯道：至于脱离国民政府，我本来就大不以为然，我想昨天还联手抗日，今天就刀兵相见，心得上总觉得别扭。
戴笠进一步试探道：不知毛维寿师长是什么想法。
赵锦雯道：其实毛师长也不愿同室操戈，我看得出来，他对重组政府也不大热心。
戴笠又道：我们也希望毛师长重新回到蒋委员长麾下，只是找不到一个能和毛师长通上话的人。
赵锦雯一听还不明白?当即毫不犹豫地拍拍胸脯道：戴先生请放心，别人我不敢说，毛师长的工作就包在我身上了!
赵锦雯临行前嘱咐戴笠道：事变前夕，陈铭枢等无意中发现了两个曾在军官训练班受过训的坐探，于是在军中来了个大清查，现在他们对于各高级军官的监视很严，戴先生这次行动可要小心才是。
戴笠点头道：这个我明白，赵兄也请保重。
两天后，赵锦雯通过戴笠下属武潘牵线，定于20日中午12时于厦门赵锦雯家中见面。
同戴笠一起的李财和冯仁认为此去风险太大，宜慎重考虑。冯仁道：你冒这么大的危险，委员长会同意吗?
戴笠道：我已请求委员长发兵讨代行动延缓十天，如果我的凶信传来，必将有一场大血战，但愿天佑苍生，使我生还，再与大家见面。
李财道：戴老板真的打算单独与毛维寿见面?
戴笠道：量小非君子。为配合我的行动，委员长已下令泊在海南岛的海什号、海深号、肇和号三艘兵舰开往厦门湾。
于是戴笠决定带着黄白五、副官贾德成和一个十九岁的女特务--厦门人马菁，去厦门面见毛维寿。
20日清晨，三男一女四人从旅馆中走出，钻进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去。
却不知就在他们上车的时候，一双眼睛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人见车已开走，立即打电话：他们已走了，看方向是去厦门。
宁策身为六十一师的副官主任，其实是陈铭枢派到毛维寿身边的内线。毛要与戴笠相会之异动为其所查，遂暗报于陈，陈要宁策密切注意毛、赵二人的行踪，在证据不足之前不要先打草惊蛇。宁策一接到戴笠已离开漳州去厦门的电话，立即命令执行暗杀戴笠的人做好准备。
通往厦门的公路上，一辆雪铁龙轿车飞驰而来。迎接它的是轰的-手巨响，汽车被地雷炸得翻了个。
路旁迅速窜出几个人奔向被炸的汽车。一个上前检查尸体，忽然啊的一声大叫。其余几个端着枪赶上来问道：什么事?
那人指着一具死尸道：那不是范总监吗?
宁策暗杀戴笠不成，反把六十一师执行公务的闽府警察总监范登炸死。
在特工王面前玩这种把戏，岂不是鲁班门前耍大斧。
也就在汽车轰然被炸的时候，一个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厦门赵府门前。
烦劳通报赵参谋长，就说贾副官求见就行了。片刻，卫兵回来道：参谋长客厅有请。
一进客厅，那个贾副官摘下礼帽对赵锦雯笑道：我来得还不迟吧?
赵锦雯一怔，哈哈笑道：原来是戴老板，原想是贾副官，谁知竟真是假副官。
毛维寿握着戴笠的手道：戴先生真神人也。
戴笠笑道：人就是人，不会是神，我们不过耳目众多，计划仔细一点罢了。
二毛维寿道：戴先生，委员长有你这样胆大心细、不怕出生人死的特别助理，何愁天下不得?古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委员长一统天下，陈铭枢逆天而行，必败无疑，我等当顺天意，请先生转告委员长就是了。
戴笠道：我老实向兄台报告，中央军将发动海陆空三军进攻福州，福州指日可下。戴笠今斗胆前来，不仅为兄台前程，更为十九路军中的光荣传统而来，十九路军以往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全国亿万同胞哪个不晓?今口遭小人利用，破坏祖国统一大业，实是不该，稍有良知的同胞，都会明白。
戴笠一番言语，毛维寿听了，十分感动，遂道：吾决不违天时，请问戴先牛，本师今后行动，中央有没有指示?
戴笠道：六十一师今后之行动，请直接向南昌行辕前线指挥部联络。
毛维寿道：是。
戴笠沉吟了一下，又道；毛师长如是能有机会将陈铭枢、蔡廷锴等人拿下，却也省却了一场血战，以免生灵涂炭。
毛维寿面露难色道：这个......，我看不太妥当吧，十九路军的几个师长和中下级军官均为蔡廷锴的同乡，是多年跟随他的亲信。
如果把他们抓起，一定会遭到其他师长的反对和攻击。再说
我在十九路军这么多年，陈、蔡两位毕竟对我有过栽培之恩啊，要我动手抓他们，又怎么过意得去，戴先生所托恐怕......。
戴笠见如此说，也知此事无望，立即做出颇为感动的样子，接过话头道：好，毛师长不愧为忠义之士，既深明大义，服从中央，又不出卖自己的长官，真是可敬可佩!委员长最佩服的就是你这样的革命同志啊!
几句话说得毛维寿满心受用，但却满脸苦笑道：惭愧、惭愧
当下戴笠给毛维寿留下与蒋氏南昌行营联络的密码，便离开了六十一师，自此，毛明为十九路军将领，而实为蒋介石之人矣!戴笠、郑介民策反活动，进行得顺利异常，出人意料之外。
然而另一个战场却是硝烟弥漫。
闽变不久，蒋介石便以个人身份发出告十九路军将士书，大骂陈铭枢等卖国叛党，煽动官兵反对福建人民政府。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i人，撤销蒋光鼐、蔡廷锴本兼各职。接着，派飞机入闽轰炸，又凋动10万人马由蒋鼎文统领，自浙赣两省分路人闽，大举讨伐陈铭枢、蔡廷锴。
面对蒋介石的行动，福建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忙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始后，蔡廷锴道：
福建乃四战之地，今除西边与红军有约无忧外，其余诸方均要设防，我今兵力七万多人，此七万多之兵力，若散在四方，处处设防，既无机动作战能力，又处处为薄弱环节。依吾之见，当集中兵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危害我军最大的刘和鼎的杂牌部队，继而迎击南下，与蒋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将敌军第一批先头人马击败，争取有利的战略形势。
蔡廷锴说完，蒋光鼐道：蒋即发兵使用军事来进犯。我们便既迎头痛击取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倒会因过早使用主力而丧失有生力量。敌后继强大人马再至时，我已无力反击了，如此则等于不攻自破，招致全局失败。我当将各军主力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抗战，或将全力放在闽东方面，乘敌人虚进入浙东，打乱蒋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道：不然，福州乃首都，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心脏，非万不得已，决不可放弃。我军兵力不宜分散，当集中主力守住福州。福州确保，则政治影响会日渐扩大。
李济深道：真如(陈铭枢字)之言极是，贤初(蔡廷锴字)之迎击敌之先头主张，悍然(蒋光鼐字)东出浙东的战略都过于冒险。一番讨论之后，军委会和参谋团成员都主张守福州，虽蒋、蔡心中不喜，也不好再持主见。
次日，蔡廷锴飞抵漳州，布置兵力。
在福建人民政府调兵遣将之际，蒋介石下令其陆海空一齐出动，空军对南闽各地大中城市都进行轰炸；海军在陈季良指挥下，向闽各海防要塞炮击；蒋鼎文师第二路军，卫立煌师第五路军，由浙东人闽；张治中率第四路军由浙江人闽；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向延平进击；汤恩伯部为后续部队。
蒋介石赴闽坐镇建瓯，指挥督战。．
蔡廷锴闻知蒋介石兵力情况，不由仰天长叹，谓蒋光鼐道：数月之前，一·k战役中，张治中与我等并肩作战抗倭，卫立煌、蒋鼎文也以动员沪战为名到达上海外围。想不到数月之后，我等之间竞要互相残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蒋光鼐道：第三次剿共期间，蒋鼎文在赣南老营盘被红军包围，若我十九路军不以死相援，恐怕早已尸骨无存了。今日反目成仇，都是蒋介石一手所致。
二人一时感慨万端，自不在话下。
风云突变，战火一触即发。
在闽沿海，日本第二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的白云号兵舰、美国的杜沙尔号兵舰，以护侨为名，虎视福建。鼓浪屿、仓前山设立了情报站。特务遍布福州、泉州、厦门。并且还在范汉杰家中装了秘密电台，闽方军事行动，南京方面了如指掌。
军长毛维寿暗中投蒋，加之闽府名不正言不顺，军心涣散。可怜闽方众叛亲离，自是不战自溃。
1934年1月11日止，闽方除第五军谭启秀部两个师被南京方面歼灭外，其余各路人马，基本上未与敌接触便溃不成军，纷纷脱逃。
蔡延锴下令飞行一、二大队飞机起飞援助，谁知购买飞机的黄强，从中受贿，飞机上缺乏设施，不能投人战斗。
蔡闻之，仰天悲叹：天亡我也。
军事紧急，李济深、陈铭枢无奈急电向两广求援。
广东的胡汉民、陈济棠一番协商，只发一纸通电申斥南京方面派飞机滥炸无辜。
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接闽求援后，却发一电示陈铭枢，文中说：回顾民国十八年初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敌，内外交困，危机严重，不减闽局当前处境，卒因坚持不屈，终于转败为胜。往事不遥，可资参照。
两广电文无异一张白纸。
赵一肩死守古田，苦战几日，投降张治中，守延乎的司徒非师，亦向宋希濂部投降。
闽府众叛亲离，岌岌乎殆哉!
1月17日，驻守泉州的毛维寿见时机已到，便召集其所属的将领道：今我十九路军节节失败，这是必然。因我所抗拒的乃是天兵。蒋先生是真龙天子，抗拒他的人马，安得不败?而今，我已处于天兵的包围之中，即使我们退到闽西，北靠江西，也无法生存，惟一生路，只有接洽和谈。
毛维寿说完，各将官均垂下头，默不作声。只有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怒斥道：蒋介石乃窃国大盗岂为天兵?我等降贼，将为世人耻骂!
接着怒目向前，直指毛维寿道：蔡、蒋二公待你不薄，今正用你之际，你竞背叛集团，如此不仁不义，与贼何异?
毛维寿恼羞成怒，当即下令道：身为军人胆敢厚骂长官，给我把姓云的绑起来，皮鞭侍候。
可怜云应霖皮鞭着体，遍身鳞伤，但口中犹自大骂不休，直至昏死过去。
众视此情，无不噤若寒蝉。
毛维寿令人将云应霖拉走，随即派赵锦雯为代表，向卫立煌部投降。
蔡廷锴闻知，沉默良久，慨然一声长叹，谓左右道：毛维寿投蒋，非蒋之力，乃我姑息养奸之过也。
实不知，毛维寿等叛陈投降，与戴笠、郑介民的策反分化有着直接关系。
大势已去，闽府要员纷纷出逃香港。
蔡廷锴也于2，目初孤身抵港，其十九路军残部亦被陈济棠收编，并将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以通共的罪名杀害。
蔡廷锴悲痛不已，大骂陈济棠落井下石，不仁不义，恨恨地咒道：陈济棠，你会得到报应的，
果然，两年后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也得到同样的下场。
而此时，鼓浪屿上，戴笠与众特务正高呼酣饮，庆祝瓦解闽变成功。
第九章西安救驾
1．西北失利
平息两广事变后，戴笠按蒋介石的要求，迅速把大批特工力量北调，用于华北和西北方向。对于西北，蒋介石指示戴笠，一方面要加强对红军的情报工作，侦查红军的行动，一方面要密切注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动员张、杨按照中央的既定部署进行剿共，配合中央军对避居西北一隅的数万红军作最后一战，以竞剿共全功。蒋介石称之为最后五分钟的战斗，这未免高兴得过早了。据此，戴笠在指示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开展情报工作的同时，对西北区的组织进行适当充实调整。一是将各地特务机关中吸收运用的一些中共叛徒抽调西北区，把他们送到第一线和中共作战，策略是以共制共；二是内定调特务处的反共专家、卜海区长王新衡接任西北区长，以加强西北区的反共特工活动；三是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风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职负责处理有关西北区方面的情报和业务，以加强对西北区业务处理的速度和效率。毛人风也从此参与处理戴笠的机密事项，并在这个岗位上一千就是10年，成为戴笠的心腹亲信和团体事业的看家人与继承人。自此，西北区的特务工作成为戴笠关注的霞点。
对于戴笠来说，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是注视得较晚而又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地区。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至于西北地区就抓得更晚了。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阴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蒋的嫡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
戴笠的原则是：但凡有黄埔老大哥来投奔，即便是大饭桶一只，大草包一个，也是一律来者不拒，其原因：一则可以提高他这个黄埔六期生的身价，N可以加强特务处的黄埔系色彩，增强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三则可以运用老大哥的关系，呼朋引类，加强特务处的实力。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皆熟，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蒋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白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调在湖北境内期共的十几万东北军星夜开往西北，由张学良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身份，指挥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与红军作战。
为适应西北剿共的需要，戴笠除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外，又相继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除此之外，戴笠对西北区还规定了4个工作对像。
第一工作对像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总剿共时作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索侦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及爱国青年学生，以维护蒋管区的社会秩序和治安。
第二个工作对像是张学良和东北军。重点监视和控制张学良手下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和进步人士的活动，防止他们对蒋有怨恨情绪，消极对待剿共军事。
第三个工作对像是杨虎城和十七路军。在西北方面，戴笠对杨虎城的注视是仅次于共产党的。但杨虎城是位使戴笠很伤脑筋的人物。为了能及时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戴笠曾经试图用财、色、官等手段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亲信，却很久不能得手。
在一个社交场合，偶然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十分活跃，戴笠立即计上心头。他请自己的玩友、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出面，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然后又在交际场中安排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就合。戴吸收向友新加入特务处，由向友新将杨虎城身边的内幕情况定期向戴汇报，并陆续把杨虎城手下办公厅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过去。不久，向友新与戴笠的暖昧关系被胡逸民发觉，胡因此而与向友新离婚。以后戴把向派遣到冀东给大汉奸殷汝耕做秘书，另派一个女特务、自己的情妇周志英双双去监视殷而又互相监视。向友新后来改名向影心，由戴笠介绍给大特务毛人凤做老婆。
白打通向友新这一关后，戴笠手下的特工系统对杨虎城的情报源源而来。马志超曾经数次向特务处报告：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九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第四个工作对像是驻防在西北地区的中央军，但是对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戴笠对西北地区形势最忧虑的是害怕张杨一旦联手，共同消极剿共，要求抗日救国。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那就会完全打乱以至延误校长一再强调的剿共大局。因此，戴笠多次指示特务处西北区，要充分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和，扩大裂痕，挑拨两军关系，实行分而治之。当时，特务们要利用这种机会的确是很多的。
1935年冬，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大批东北人涌入西安，但并不为十七路军欢迎。西北剿总成立之初，连一个办公地址都找不到。双方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从居住争房、看戏争座到上街争路，动辄争吵打架，甚至相互开枪，双方有很大的恶感，以至一些中上层军官也疑忌对方将有不利举动等等。西北区的特务们更是借此大肆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企图使之火并。
但是，张、杨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他们都认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分则共亡、合则同存的利害关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张学良叫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专就双方的中上层关系做沟通工作，立见成效。
为了麻痹特务处西北区特务们的监视活动，张、杨进一步商定了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以掩护双方的关系，避免蒋的怀疑。果然，张、杨的这一手不但瞒过了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复兴社、特务处、CC系，政训处等各个方面的特务，以戴笠如此机警过人、老奸巨猾的人居然也被瞒过。由此导致蒋介石对张、杨的估计不足，在已经出现种种异常迹象的形势下，仍然轻入险地，误人虎穴，最后发生西安事变，造成戴笠一生中特务工作最大的失败。
戴笠第一次得到张、杨将有异动的情报是在1936年12月初。在这之前，蒋介石以避50大寿为名，来到中原古都洛阳，先后往返于西安、济南、太原、兰州之间，与各方面的军政大员进行会谈，秘密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催促东北军与17路军对陕北红军进攻，然后集中数10万中央军完成对红军的最后一击。
12月初，蒋介石回到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小憩。戴笠于此时匆匆从南京赶来，向蒋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要人正在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洋。蒋立即指示戴笠弄清详情，注意保密。
戴笠回到南京，立即指示江雄风火速弄清张、杨与陕北红军的接触情况。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二期生，1936年1月接任西北区长，与胡宗南的关系尤其亲密。这时，江雄风已被胡宗南向戴笠要去第一军工作，只因新任区氏王新衡没有到职而暂代西北区长。不久，江雄风得到进一步的情报，张学良身边的亲信传出，张、杨将采取兵谏方式，逼迫委员长停止剿共，领导抗日，戴笠获此紧急情报，立即亲自飞报蒋介石。因蒋此时即将去西安，身入险境。如江雄风提供的情报属实，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因为蒋介石平时头脑中灌满了特务们密报张、杨不和、冲突的情报，分析张学良素讲忠义，对蒋很迷信，决不会出此异谋。因而认定戴笠提供的所谓兵谏情报是谣传，放到一边置之不理。戴笠因为对张学良私交尚好，故也认为兵谏之说可能来自张手下个别极端分子的企图，没有继续深究，就此放过。蒋介石放弃了惟一一次可以避免西安事变的机会。
2．群龙无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南京之间的通讯突然全部中断，报上也没有了正在西安视察的蒋委员长的任何消息。
古城西安沉睡在夜幕中。
午后一时正，戴笠忽然接到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江雄风的特急电报：
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确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b!江雄风敬叩。
下午3时，驻守潼关的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发来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这时，中统所属陕西省特务室主任王恩诚也发来电报：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
事发之时，戴笠正在广州进行接收，扩充广东缉私部队。他一听到老蒋被扣押在西安的消息，顿时震惊，焦虑得手足无措，第二天就乘飞机赶回南京。
回到南京，他立即去见了何应钦，又去找宋美龄和宋子文，问蒋委员长处有无消息。最后，他驱车来到陈布雷处。
陈主任，委员长西安方面有消息吗?戴笠急不可耐。你这是什么意思?陈布雷一惊：有什么事吗?
戴笠将译好的电报递给陈布雷。陈布雷木然半晌，子瘫坐在沙发上。
夫人知道吗?陈布雷低声问。已经知道了。
还有谁知道?这条消息暂时不要扩散。陈布雷从沙发上站起来，拨通了电话。
戴笠犹豫了一下，说道：何总长、宋子文先生也都知道了。再等一等，西安有没有消息来。你先去准备一下。陈布雷长叹一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雨农，你去吧!
戴笠立刻来到慧园街谍报参谋训练班，召集余乐醒、梁干乔、郑介民、文强，说有要事相商。
下午3点50分，西安的电报正式到达南京：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扣!
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整个南京都沉浸在恐惧之中。
全体在京中央委员即刻齐集何应钦官邸，召集艋时紧急常委会。
大家议论纷纷，奠衷一是。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冒然发言。
考试院长戴季陶站了起来，痛切陈词：张学良、杨虎城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命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何以立足?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后因朝内镇定有办法，英宗才能回来。只有张、杨的性命掌握在我们手里，领袖的性命才有保障。我希望迅速派兵包围西安，逼张、杨交出领袖。
孔群熙沉吟说道：不要这样急嘛，不要这样急嘛。蒋委员长生命要紧，真要急狠了，他就没命了。
何应钦站了起来：诸位，我看应马上派飞机轰炸西安，坚决讨伐叛逆!
宋美龄一直没有发言，听完何应钦的话，她迅速提出反对：轰炸西安是置中正于死地，我决不能同意。
戴季陶又站出来，他跪下向大家叩个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经大吉岭。诚心拜佛的人这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还有那一条。说完，他站起来退出会场。
戴季陶的奇特举动，搞得与会者更加茫然。经过一番认真讨论，决定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宋氏兄妹担心武力讨伐引发内战，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担心此举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动用武力。会后，宋子文对戴季陶说；你不应该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对蒋委员长不利。
戴不以为然，他说：我和他中正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营救蒋委员长。同时，你们也不应该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决不能含糊。
复兴社里乱成一团，主战主和争吵不休。
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说这次事变是中共指使张、杨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到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很难有生还的希望。
于是纷纷寻求新的主子。
贺衷寒代表黄埔、复兴社向何应钦表示，在蒋蒙难期间，一致服从何为领袖，服从何的命令，集中一切力量营救蒋介石，不惜动用武力。
邓文仪赞同贺衷寒的意见，极力主战。他认为不用兵只会拖延时间，是不忠于蒋委员长的表现。
与何应钦关系最为密切的刘健群在南京三道高井黄埔同学会总部，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响应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营救蒋介石。
蒋介石被扣，对于戴笠来说，确实是很伤心的。在事变初起的几天里，他哭丧着脸，有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处乱窜，一筹奠展；有时则如一只被人打在痛处的老狼，绕屋嚎叫，大呼大喊，精神似乎到了崩溃的地步。他每见着一个黄埔同学或手下的大特务，就痛不欲生地哭诉；校长这次一定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如何是好?
谁都知道，特务处是老蒋个人的御用工具，他戴笠死心塌地效忠的也只有老蒋一人。万一老蒋有个三长两短，他戴笠的前途事业便都将毁于一旦!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着汽车到处奔走，打听情况，寻求营救办法。在何应钦家中，他听到何应钦已做出派E机前往西安轰炸的决定后，更是吓得魂不附体。这个何部长要干什么?领袖还在西安城里，怎么能用飞机轰炸?戴笠刚要表示自己的看法，劝说何应钦，但话刚出[|，就被从门外进来的复兴社要员贺衷寒、邓文仪等指着鼻子责骂了一顿：你这个特务处长是怎么当的?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老实告诉你，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你算账......
戴笠被骂得汗流浃背，满心委屈，但他并不愿做任何解释。他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设法营救老蒋。他一语不发地离开何家，直奔慧圆街谍参训练班，去找在那里任教官的余乐醒。
戴笠此时是病急乱求医，他认为余乐醒曾在西安杨虎城手下干过，或许有点什么办法。见到余乐醒，戴笠急切地说：
乐醒兄，如今中央主战者甚多，连贺衷寒、桂永清都要推戴何应钦为总司令，轰炸西安。如此情况，领袖怎能得救。我准备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混入西安去救领袖，请你想想具体办法。
说完，他又禁不住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起来。
余乐醒为难地说：救人要快，越快越好。但一时之间又哪里去找飞檐走壁的人呢?我愿化装陪戴先生人城，到那里再想具体办法。
戴笠说：何总长已经派佳永清带领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星夜由南京开赴潼关，并已下令轰炸，再不想办法，领袖危在旦夕。闻讯赶来的郑介民、梁干乔等人见状，也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但戴笠大哭之后，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脑子也灵活了点。他见大家都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就立即派人带电台赶往潼关，命他们设法先潜入西安，与原潜伏在西安的特务取得联系，准备进行策反工作。
12月21日，老蒋的外籍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从西安带回消息，说张．杨无意加害老蒋，只是想让老蒋接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为救老蒋的性命，宋美龄、宋子文决定随端纳一道去西安，劝说老蒋先答应张、杨的请求。
戴笠听到消息，决定冒死赴西安一行。的确，戴笠对蒋确是有感情的。因为，以前没有蒋，就没有他的今天；将来没有蒋，更没有他的前途。蒋存则戴存，蒋亡戴亦亡。这个利害关系，聪明的戴笠怎能不明白。
戴笠深知，此次西安事变，事先未能洞察张、杨的密谋，所以酿出这等大祸，事变之后，校长无论是生是死，自己终逃脱不了渎职误国之罪。与其坐等，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随宋氏兄妹冒死赴西安一搏，尚有可为。
戴笠暗忖：此去西安，虽然有如赴泉台见鬼，死多活少。但是也有安全因素：
一是张、杨既然同意宋氏兄妹赴西安，表示事变就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张、杨既已不斩阎王，何必又杀一小鬼呢?
二是张学良与宋子文有姻亲关系，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又是宋美龄母亲倪桂珍的干女儿，张氏父子与宋氏兄妹关系非比寻常，有此两层关系，张必不至于加害宋氏兄妹。有宋氏兄妹保驾，此行当是有惊无险。
三是自己与张学良是私交玩友，感情甚笃。张学良素重友情，颇讲义气，有古侠之风，想来不会将我置于死地。想是这样想了，可是临到真正下决心的时候，戴笠又犹豫起来，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自己是个特务头子，早已是恶名昭彰、臭名远播。自己本在南京，尚无生命之虞，如果一念之差，一着走错，误入险地，被张、杨手起刀落，人头落地，我戴雨农岂不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被天下英雄耻笑。如此思前想后，戴笠一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总是下不了决心。
突然，戴笠想起挚友胡宗南。胡久在西北驻节，对张、杨所部情况比较熟悉，对天下大势常有惊人之语，何不请其决断。于是戴笠当即去一电，请其决疑。
胡宗南很快回电，告诉戴笠说：根据我从各方面掌握的情报分析判断：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底牌是握于校长之手，而非张、杨。张、杨发动兵变的目的，无非是逼蒋抗日，洗雪亡国亡家之耻。蒋亡，国必乱，张、杨初衷必不能实现，反成千古罪人。以张、杨的聪明，断不会出此下策。因此校长绝无生命危险。校长不亡．岂有学生先亡之理。你此去西安，不但没有生命危险，相反却有勤王保驾之功，此是千古难逢的建功机会，得之终身受用，失之却难逃杀身之祸。望你深思
胡宗南一番话，使戴笠茅塞顿开，终于下定决心，万里救驾，孤注一掷。
我要去!戴笠对末氏兄妹说。
你最好别去!宋美龄看了戴笠一眼。西安事变发生后，黄埔同学纷纷攻击戴笠。言辞激烈者称应杀戴笠以谢天下，他去只能坏事。
宋子文却不以为然，他用指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不慌不忙地看了看表情很尴尬的戴笠，对其妹说道：让雨农去吧!雨农与汉卿私交不错，而且那里还有不少他的人，能帮我们劝劝张汉卿，做做东北军的工作，也是好事嘛!
夫人请让我同去吧!领袖有难，我戴某怎能苟且偷安?戴笠流着眼泪恳求宋美龄。宋美龄似乎也为他的一片赤诚所动，默默地点点头，半晌才轻声说道：好，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夫人!戴笠冲宋美龄深深地一鞠躬，便告辞出来。
当天晚上，戴笠在南京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集科、股长以上骨于特务讲话。戴笠涕泪交流地说：校长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张、杨叛逆所扣押，生命垂危，前途堪虑。我们失职，未能事先明察，致校长蒙难，真是罪该万死。现在惟有尽最大努力，进行挽救。我现在决心随蒋夫人、宋部长飞赴西安，去营救校长。此行凶多吉少，我到西安后愿和校长共生死。若校长平安返京，我亦能安然归来，否则，此次乃最后之痛饮!古人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望我去后，诸位能安心工作，效力党国!
说完，一副英雄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神态。
几个人听得泣涕涟涟。戴笠把特务处的事务委托给郑介民和梁干乔，心情沉重地回到鸡鹅巷五十三号，那里，住着他的家人。戴笠双膝跪在老母耐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儿平时奔走国事，疏于侍养，未尽孝道，愧为人子!此次儿奔赴两安，不知何日能回家。望老母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
戴母蓝氏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怜惜地搀起儿子，平静地说：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能看到你为国尽忠，又心存孝意，我心就放下了。我虽年迈，身体还好，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携家人回去住，你放心好!
母亲说的是!戴笠含泪站起身来，叫过自己的儿子戴藏宜：藏宜，我去西安，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要小心侍候奶奶和你娘。
他又转脸对自己的妻子鞠一躬：拜托你好好照顾老娘。与家人泣泪诀别后，戴笠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颓然坐下，面对墙壁，静静思索。
此次去西安，凶多吉少。东北军中有许多将领视戴笠为不共戴灭之仇人，共产党更是视戴笠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但此次事变，若蒋介石一命归天，他戴笠亦难逃一死。不仅东北军、共产党会杀掉他，国民党内部也时刻会有枪口对准这个杀人魔王。戴笠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了几分钟，祈求上帝保佑。
3．古都历险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另有宋美龄的侍女、厨师，一行共7人，从南京机场登上福克式三引擎飞机，直飞西安。
临行前，戴笠经过再三犹豫，还是随身携带了两支手枪。虽然行前有胡宗南对西安形势详细的分析，有宋氏兄妹的保驾，但是等到一上飞机，已经绝无退步余地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再次袭上戴笠的心头。
戴笠尽管一生中屡次深入虎穴，最后总是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但此次毕竟不同于以往。东北军都是亡家亡土之人，是一群早就被仇恨和屈辱逼急了的汉子，他们连委员长都敢扣押，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他们不敢做。再说那个杨虎城，早已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把我生吞活剥，以泄其愤。如果再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共分子掺杂在内，还会有我戴笠的好果子吃吗?到那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戴雨农就是十八般武艺，也只有任人宰割了。如此一想，戴笠只觉得一阵阵寒气从脚底升起，直透心田，脸色时而苍白，时而蜡黄。
宋美龄是位很细心的人，她早已观察到戴笠内心的变化，于是用她那充满女性温柔和母亲般的语调娓娓地对戴笠说：我虽然至今没有儿女，但蒋先生告诉我，他的学生、他的部下，就是我们的儿女。戴笠望着宋美龄爱抚关怀的神情，心中一阵感动，稍稍缓解了恐惧和紧张的情绪。
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后，张学良首先登机来迎。宋美龄与张学良寒暄数语后，第一个走下飞机，接着张学良、宋子文、端纳和戴笠鱼贯而出。戴笠看到机场四周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仍然显得紧张而又疑惑。机场上，宋美龄与同来迎接的杨虎城坦然握手，然后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张学良回答说：夫人请便，我不敢检查。说罢即请他们连人带行李一齐上汽车。当张学良的目光与戴笠的目光相遇时，张学良猛地一愣。他二话不说，转身对身后一个警卫低语了几句，便甩下戴笠，快步往自己的汽车走去。戴笠正想随端纳一起乘车离去时，张学良的警卫过来不客气地拦住他说：戴先生，请上那辆车! ，慢点!把他的枪拿下来。戴笠正要上车，却被杨虎城喝住。
张学良闻声也停住了脚步，冲警卫点点头。警卫立即将戴笠腰间的左轮手枪取下，交给了杨虎城。戴笠不由一惊：这个张汉卿，难道真要对自己下毒手?但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好乖乖地跟着那名士兵上了另一辆小汽车。一开始，他们的车还在张学良等人的车队后面行驶，但离开机场不久，他乘从的汽车就驶向了另一条马路。戴笠不禁问道：带我去哪里?
不许说话，到那里就知道啦!那警卫板着面孔喝道，右手始终不离腰间的手枪。过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汽车驶进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公馆。那警卫不由分说，就把他推进公馆的地下室，关押了起来。地下室阴冷潮湿。戴笠急得像只被困的猛兽一般，在阴暗的地下室内来回走动着。他万万没料到，自己连老蒋的面也没见上，就被关押了起来。整整一天一夜过去了，外边发生的一切他都不知道，除了那警卫给他送来三顿饭之外，竟无一人前来提审他。他觉得自己已无生还的可能，便在日记本上写道：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整整一夜，他都不曾人眠，直到次日凌晨，才朦朦胧胧地睡着。但他刚睡了一会儿，就被地下室铁门的开锁声惊醒。他不禁猛地从临时支着的行军床上跳了下来。一直避而不见的张学良走了进来。此时，张学良的模样似乎比戴笠还要疲惫。他双颊消瘦，双眼布满了血丝，以往那潇洒、豪放的气度，仿佛被什么重负挤压得都走了形。他见到戴笠，仿佛连说话的精力都没有似的，只把一份东北官兵联名写的报告递给戴笠，就一屁股坐到行军床上。
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几个赫然大字一下就闯入了戴笠眼帘。他觉得自己在劫难逃，必死无疑了。但他仍强作镇静地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说：古语言：主厚臣死。现在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傲部属的，怎忍偷生?我若怕死也就不来西安了。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同志你是杀不尽的。
张学良不等戴笠把话说完，就连连摆手说：雨农兄，你不要误会。我无加害委员长之意，更无加害你之意，我是怕部下伤害你，才让人把你送到我公馆的地下室，保护起来。戴笠一听，知道张学良还是很霉旧情，不会杀他了，于是乘机劝道：汉卿，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薄情寡义之人。可你知道，你此举造成了多大的混乱?亲日派的人都蠢蠢欲动，想置委员长于死地，好让汪兆铭来接替委员长。到那时，还有你我立足之地吗?
这些情况我也都知道了。张学良显然已多日未能休息了，他疲惫地一个劲地用双手按摩自己的太阳穴。
既然这样，你又何苦呢?现在大部队已包围了西安，如果你不赶快把委员长安全送回南京，势必酿成大祸。汉卿，下决心吧，只要委员长平安返京，我保证你也会平安无事......戴笠索性坐到张学良身边，以朋友的口吻劝他。戴笠还不知道，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斡旋下，张学良已经完全明白应该何去何从了。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站起身来说：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送委员长回京。不过，为了你的安全，你老兄还得在这里委屈一下。张汉卿说完，便告辞而去。
为决定老蒋命运，张学良主持召开了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会议。连日来，他们对送蒋回京的问题讨论了多次。许多人总担心老蒋回京后不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所以一直未形成一致意见。张学良知道事情越拖越棘手，必须尽快统一意见。所以，他在这次主要将领会上颇为激动地说：......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为我而造成国家内乱，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会场鸦雀无声，在座的无不为他的真挚所感染，往常坚持要保证条件的人，也不再固执己见，终于一致同意送蒋返回南京。
自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蘑的作用。
第二天下午，刺骨的西北风夹着黄沙尘埃，席卷着西安古都。西安机场上，身着藏青色呢大衣的老蒋，以及宋氏兄妹等人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登上飞机的舷梯，护送戴笠的小汽车亦开进了机场。戴笠一见老蒋被人扶着，艰难地攀登舷梯的背影，眼睛就不由得发酸。他为老蒋的生还而兴奋，又为自己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内疚。一上飞机，他立即走到老蒋面前，深深地一鞠躬，激动地低声说：校长处分我吧!学生未能保护好校长的安全......
这不怪你!老蒋摆摆手，示意他坐好。
宋美龄在一旁关切地望着他，说道：雨农，快系好安全带。这些天你没受什么委屈吧!
谢谢夫人，我很好!汉卿派人把我保护起来了。戴笠指指机舱内临时决定亲自护送老蒋返京的张学良，随别坐到一个空位上，系好安全带。
飞机腾空而起，事变以来压在戴笠心中的石头却落了地。
张学良的影子
尽管是一场戏，但还是要演一下的。
1936年12月31日上午，民国元老李烈钧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宣判：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长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这一天，随同张学良的秘书、警卫人员的枪被宪兵三团团长罗友胜命令宪兵收缴而去。张学良则被戴笠送到太平门外的孔祥熙公馆监禁起来。
监禁张学良的工作由戴笠亲自安排并督促、检查。监禁由内外线两部分组成，内线警戒由戴笠派特务处大特务周伟龙负责，带有15名特务队员，王芳南担任组长。外围警戒则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带有宪兵特高组7名组员和排武装宪兵，中校处员欧阳湘担任组长。张学良被关在孔公馆2楼，不准外出一步，对外严格保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又以张学良勇于改悔，自行诣京请罪的名义，予以特赦，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而扣押软禁起来。
在此同时，蒋介石把戴笠召到中山陵官邸，具体面授严加管束4个字的含义。蒋授意戴说，警戒看守工作必须绝对严密，任何人不经我的同意不准擅自见张。可以挑选1名忠实精干的特务人员，朝夕同张住在一起，对张的言行起居逐日秘密记载具报。张可以对外通信，但必须予以严格检查，以便割断他与东北军等有关方面的联系。张的居住地点和房屋要绝对秘密，而且要便于防守，至少应有个连的武装警卫看守。这个连守卫要选择确实可靠、并且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充任。可以让张学良有选择地阅读一些书报，但必须经过检查批准，不许张本人自行订阅。如可出看守人员中有与张学良私自勾结者，即行枪毙，并且惟戴是问。
蒋进一步规定：如果住地移动，更要机密，千万不能让张趁机跑掉。平时，对张不是死死关着，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活动等等。这就是蒋对严加管束4个宇含义的规范和具体化。在实际看守过程中，戴笠不但严格遵守，而且进一步充实发展，确实使囚禁张学良的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后，激起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强烈愤慨。西安方面强烈要求蒋介石遵守在西安的诺言，释放张学良。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与蒋的军事威胁进行对抗，西北的内战形势一触即发，十分险恶。为此，蒋介石采取挟张学良而号令西安的手段，指示戴笠利用原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籍理事的关系，在南京与西安之间进行斡旋，分化C解西安方面对南京的对抗局面。
戴笠受命后，立即于1936年12月31日分别发电邀请在武汉、北平、西安等地的四维学会东北籍理事王化、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等人到达南京。1937年1月4日，戴笠带着蒋介石关于处理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腹案从溪[回到南京。当天设晚宴请王化·、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吃饭，商量懈决南京、西安对峙的办法。
宴席闻，戴筏鼓动如簧之舌，对四维学会的东北籍五位理事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又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两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疗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节外生枝。
五位理事听了，把E午在中央饭店商量的两个条件提出，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北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并请戴笠再返溪口，向蒋阵述以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两个条件。
1月5日，西安将领由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领衔发表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蒋介石则派顾祝同为总司令，刘峙为副总司令酶往洛阳，准备对西安作战，形势更趋紧张。蒋介石深知t}央一旦对陕用兵，损失将不堪设想。因此，蒋在军事上作强硬表示的同时，决定采用缓兵之计，从长计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笠经请示蒋认可，决定暂时同意5位理事在4日提出的两个条件，考虑由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以作缓兵之计。1月6日上午，戴笠又去陵园孔祥熙公馆会见张学是，提出以上设想，张表示同意。并提出可以由他写一封亲笔函件，由王化一、吴瀚涛专程赴西安一行。
1月6日晚7时，戴再次邀王化一、吴瀚涛吃饭，席问传达了蒋、张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戴说，宋部长昨晚已由上海去溪V，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
同时，戴还转达了张学良反对用兵以及盼望与蒋见面的想法。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学良的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因两人都请求由自己派人监视，蒋裁决：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看守，大门以外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都有权核定。戴笠告诉王、吴，张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戴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
王化一当即机警地追问：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
戴自知失言，连忙掩饰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月7日，经戴笠安排，原东北军政要员莫德惠、刘哲到孔祥熙公馆会见了张学良。张表示：战端将起，有违韧衷。他叫莫、刘去见何应钦，劝阻用兵。当日戴笠乘飞机赶往溪口，向蒋面报与王化一、张学良等人会谈结果，请示下一步的行止。
1月8日，戴笠带着蒋的两封亲笔信回到南京，一封信给张学良，一封信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下午4时，戴笠先陪同王化一、吴瀚涛2人去见何应钦，取得了绝对不对西北用兵的保证，接着又陪同王、吴去见张学良。双方见面后，戴为了表示对张及壬、吴二二人的信任，即主动离开。
1月9日上午9时，戴笠把蒋、张各1函交给王化一，送王化一、吴瀚涛乘机起飞赴西安。王、吴征得戴同意，回宁时将带赵四小姐同行。
1月10日，戴笠奉蒋命再次赴溪口，具体安排将张学良解囚于奉化雪窦寺的事宜，以避开南京许多人的看望、说情。
1月11日．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因东北军内和、战两派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王、吴回到南京。1月12口，戴笠从溪口匆匆返回南京，听取了王、吴西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戴笠委婉地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王、吴估计情况不妙。
戴笠问王化一：传说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
王化一回答说：没有注意。当晚7时半，戴笠陪同王、吴同去见张学良，报告西安之行结果。张学良正颜厉色地对戴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口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团结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他又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是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笠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
当晚，戴笠同王化一等人一起去首都饭店看望赵四小姐，并许诺第二天陪赵四小姐往会晤张将军。
戴警惕地追问赵四小姐：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我可以转交。．
赵四小姐十分警觉，回答说：没有。
其实，在这之前，赵四小姐已把东北军将领要求转交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以防止检查。
蒋介石因在西安事变中腰部摔伤、家兄蒋锡侯病故，加之在南京常有人登门为张学良说情，故决定同溪口一边为家兄治丧，一边疗养，同时也躲开为张解脱的说客。并指示戴笠也将张学良解因奉化。
1月13 H上午11时，戴笠、米春霖、贺耀祖陪同张学良飞赴奉化。第二天，米春霖携带解决两安问题的甲、乙两案返同南京，15日飞西安。在这以后，由于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少壮派杀害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军长的事件，造成东北军分化解体，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营救张学良的一线希望破灭。
张学良于1月13日到达奉化后，先住武岭学校，几天后移住雪窦寺。张的住所，由戴笠以军委会名义将建在寺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十几问房屋全部包租下来，改称张学良招待所，内称特务处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先由首都警察厅调矗课长赵世瑞负责，没有几天，又派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接替。特务队设有队长、队副、副官、事务官员各1人，另有便衣警卫约30人和1连的武装宪兵。戴笠对刘乙光交代：每天都必须在张的身边安排值班特务，监视张的一言一行、逐记录，汇总具报。在内围特务和外围宪兵之间，要互相制约，互相监视，防止勾结串通。特务队的特务和宪兵连的宪兵，都必须由南方籍的人充任，以防东北籍士兵的混入。
在溪口，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籍的人士，戴笠都要自始至终陪同，使张与来人无法深谈。不久，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和赵绮霞分别来溪口陪伴张学良，戴笠照例指示刘乙光派人监视。戴笠规定，张学良可以在东至宁波、西至新昌县帕40公里范围内活动，但必须受到严格保护。其实一般只能在千米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张学良所读的书报也都是经蒋指定和戴严格审定的。
蒋决定凶禁张学良后，曾经保证张学良赴京安全问题的宋氏兄妹为之深感内疚。宋美龄因此当着蒋、戴的匝，要再嘱咐戴笠，第九章西安救驾
不许对张乱来。到溪口后让汉卿能自由走动，可带几个携带武器的亲信卫士，照顾生活，允许老友探望，允许对外通信等。蒋、戴当时都一一承诺，实际上这些诺言大都没有兑现。不过，由于戴笠与张的私交甚好，戴在生活上对张还是关心照拂的。
5．因祸得福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迭次追究有关方面人员的责任。首先受到处分的是原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这两人都是蒋原先放在张学良身边，对张、杨起监视作用的。由于未尽到事行察觉和防范之责，特别是曾扩情在事变初起后，竟然应张学良的要求，向全国民众广播，上书蒋介石，致函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要求蒋和南京方面接受张、杨抗日救国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晏道刚无用，曾扩情无耻，并立下手令一道，申斥晏道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耻，着撤职查办，交戴笠执行。于是，当年颇受戴笠尊敬的扩大哥被戴笠关在特务处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内，成了戴的阶下囚。但是戴的人情练达之处也就在这里，曾扩情被扣押后，戴笠对看守所长交代，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他住在自己家里一样。曾的同学、同事、亲故等到南京，一概可以自由会见。曾扩情后来解禁后，感念这段时间戴对他的照拂，也就成了戴公馆的座上客。
第二个受到处分的是复兴社的高干、军委会政训处长贺衷寒。贺衷寒是复兴社的首席台柱，虽极力钻研苦干，终以二心之疑，不被蒋见重，导致了他对蒋的怨恨。西安事变发生后，贺衷寒很自然地站到何应钦一边，纠集邓文仪、刘健群等一批复兴社高于和桂永清等黄埔将领，联名通电讨逆，企图置蒋于死地。
蒋回到南京后，戴笠将这段时期贺衷寒等人在复兴社和黄埔将领中秘密勾结何应钦、兴风作浪的活动情况一一具报，气得蒋对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人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于是。以出国考察名义，撤去贺的军委会政训处长职务，以示惩戒。从此，蒋对复兴社亦失去信心，并逐步冷落。1年多以后，终于被并人三青团。
另有一些人，蒋虽然想给以惩戒，只是一时难以下手，只得从长计议。这当中，蒋极为痛恨的当是杨虎城。蒋在事变后回到南京，当即令陈布雷起草对张、杨的训词。蒋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张天真、阅历浅，由张出面。戴笠几次报告，张汉卿是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是张汉卿自己派卫队，严密保护我的。由此，蒋把西安事变的全部怨恨都集于杨虎城一身。只是苦于杨虎城在西安带兵，蒋难以立下杀手，只得耐心等待机会。
1937年3月，经宋子文、顾祝同授意，杨虎城两次主动到杭州见蒋，意在恢复感情。蒋怨愤难消，仍然借骂张学良而斥责杨：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跟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部队的历史。
4月16日，蒋介石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指令杨虎城辞职出洋。6月29日，杨虎城带着军委会拨给的15万元出国考察旅费，偕夫人谢葆贞及儿子、随员等，从上海港乘胡佛总统号轮船，赴欧美考察。
最后剩下两个难以处分的人是戴传贤和何应钦。戴传贤是党国元老，何应钦是军政部长，这两个人在西安事变初起时，是力主讨伐的强硬派代表人物，且竭力阻止宋美龄亲赴西安调停。何应钦并迫不及待地出任讨伐军总司令。蒋回到南京后，对戴、何的做法深为不满，但当面又不好发作。
结果，在1937年1月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假宋美龄之口，不指名地讥讽戴、何的做法和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鞭挞。戴是一个封建礼教思想很浓的老夫子，如何受得了这等侮辱，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抓起1把佛尘将1只花瓶打得粉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问题在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说明这是蒋的指使。
至于何应钦，蒋早已认为他，i,怀二志，终在后来把他从军政部长的座位上拉下，由蒋的亲信陈诚顶了上去。蒋介石一阵拳打脚踢，对西安事变的有关责任人员该关的关、该撤的撤、该赶的赶、该骂的骂，可谓痛快淋漓。但是对西安事变最重要的责任人戴笠却是恩宠倍至。这在蒋介石来说，固然有戴笠原先转报的江雄风关于兵谏之说的情报记录在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戴笠冒着生命危险赴西安救驾。
戴笠在与郑介民等大特务们见面时，彼此弹冠相庆，俨然以第一功臣自居，甚至把自己此行同当年蒋介石在永丰舰上护卫孙中山总理脱险相比。他对蒋介石的侍卫副官居亦侨感慨地说：老哥，我是冒险去的，你虽然被软禁在新城大楼，但还安全，我这几天，真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啊!
戴笠的西安之行，使蒋对戴笠的作用重新加以审视认识。蒋在一生中，虽把特务工作摆在极重要的地位，可谓之时刻不忘，但在公开的文集和讲演中，提到戴笠二字的只有一次，这就是在《西安半月记》中。由此可见，蒋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深为感动的。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又提到戴笠一次，这都使戴引为不世殊荣之事。
西安事变之后，戴笠患慢性盲肠炎在上海英租界宏恩医院动手术，蒋介石特地叫宋美龄代表他去看望，宋美龄并亲自关照医院，没有完全痊愈，不准他出院。这是蒋对心腹亲信很少给予的殊荣。这在西安事变之前，也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恩宠。难怪连当时专程赶到二海看望戴笠的胡宗南，了解到个情形，也不禁羡慕和嫉妒起来。
蒋在西安事变后，完全解除了对戴的防范和疑虑，自己的警卫工作也全部交给戴负责。侍从室一处三组专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该组的警卫股长、特务股长也由戴推荐黄埔学生陈善周、黎铁汉分别担任，在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王世和调离时，陈两次代理侍卫长。戴由此掌握了蒋的警卫大权。
戴餐的工于心计是无人能及的。西安事变，特务处事前虽有密报，但毕竟没有提出确实证据，因而令蒋疏于防范。这件事因戴赴西安救驾有功，蒋没有深究。然戴不得不做一番戏给人看看。但是，惩罚那一个人呢?当然，除了自己不能惩罚，首要责任人当是西北区长江雄风，但江对西安情况，已有准确预报，关江的理由不足，况江是黄埔学生，与胡宗南的关系又极好，不可轻易下手。思来想去，戴忽然想起两安事变前一个多月，自己曾下手令调上海区长王新衡任西北区长，因王没有及时到任，等到西安事变爆发，也就延搁下来。既然关江不行，就关王吧。戴笠一下手令下去，：西北区长王新衡因失职，着即撤职查办，交特务队执行。结果王新衡稀里糊涂地代人吃几个月的官司。
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代人受过的王新衡才被放出。王见到戴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不知为何要关我?
戴狠地说：你不明白吗?你不服吗?王说：不明白，就不服。
戴拍桌大叫：不服了，再关。
于是王新衡又被送进去关了一段时间。
阿安事变，戴笠拼死一搏，名利双收，却苦了个王新衡，白做了一个冤大头，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被关押的理由。戴笠奸诈莫测，由此可见一斑。
第十章上海大角逐
1．仆随主转
2月的南京，春寒料峭。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在这里举行。这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为商讨如何对付共产党和对日本方面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是蒋介石兑现在西安事变中的承诺，由内战和对13不抵抗政策，向着和平和抗只的方向转化的开始。至此，全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国民党政策卜的这一重大变化，使特务处的工作顿失重要目标，一时不免对反共活动无所适从，一部分特务甚至懈怠消极起来。 7
戴笠的应变能力是极强的。他揣摸蒋介石的心理。深知蒋之反共是终生矢志不移的国策。当前的国共合作，只不过是在西安事变后蒋迫于国内一致要求抗战的舆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戴笠认为，反共活动仍然是特务处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但是，必须在工作部署上有所变更和掩饰，公开的反共u号和旗帜不能再用了，可以加强秘密布置，用以退为进的方法指导反共活动。为迅速应付和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形势，戴笠多次召集特务处高级特务进行研究，对特务骨干进行训话，指出国家进入抗战时期以后，仍然是进行反共活动的大好时机，他说：围民党掌握了广。
大的地区，有丰富的人力财力和军队，既可以利用合作列共产党搞打进拉出，又可以利用高官厚禄来收买，并从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同时，对不公开的地下党员可以用逮捕汉奸的名义，公开拘捕、囚禁、杀害；对公开了的中共党员可以进行侦察、监视、利诱、威逼。戴笠分析说：共产党员，生活艰苦，叉没有官位，我们只要舍得拿出钱来，给他们官做，就不愁搞不垮共产党，这一政策一定要坚持执行，这一机会千万不能放过。
针对一部分特务对国共再度合作感到迷惑不解的问题，戴笠训诫说：我们特工人员在政治上本身有主张，我们不是政治集团，我们是领袖的耳目。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贯彻领袖的意志，替领袖分忧。从此，特务处的反共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戴笠是国民党内较早地认识并运用新的方法和手段与中共进行斗争的顽固派分子之一。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谈判正式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中间经常回到上海作短期停留，居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酒店。
戴笠闻讯后，亲自布置上海区长周伟龙调动大批特务进行监视跟踪，当时许多特务都不认识周恩来，戴笠就叫黄埔一期毕业的大特务吴乃宪去帮助指认，特务们在周恩来居住房间的西边和斜边过都开了房间，实行24小时连续不断的跟踪。上海区对监视结果每天都要向戴笠作详细汇报，但始终没有发现重要情报。戴笠曾多次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
5月份，蒋介石派军委会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意在和中共接触，了解延安方面的情况。戴笠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共进行侦查的好机会，于是经蒋批准，乘机派遣中共叛徒、特务处军事科长杨蔚扮作访问团成员，随团赴延安搜集情报。但除了了解一些一般情况外，也没有能弄到重要情报，只得无功而返。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逐步形成，戴笠意识到反共已不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目标，抗战已开始成为举国一致的大事。为此，戴笠决定逐步调整特务处的工作重点，加强对日情报和行动工作。这是戴笠特工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戴笠的思想倾向来说，他基本上属于黄埔系中主战的少壮派军人阵营。
1937年7月7日晚，戴笠由庐山牯岭街到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典礼和第二期开学典礼。该团是由蒋介石亲自举办的，目的在统一全国党、政、军以及教育界上层干部对日抗战的思想。
7月8日早晨，E平市市长秦德纯和驻守华北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报告卢沟桥事变的电报分别到达。蒋介石手中。
卢沟桥事变给云集庐山参加典礼的各省党政军大员以极大的震动，会前大家都在纷绘讨论这件事。许多军政大员因戴笠是蒋身边的亲信特务头子，了解和参与蒋的许多机密决策，也就聚拢在戴的周围，聆听戴对于形势的宏论。
戴笠也是一个喜欢卖弄的人，他凭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对七七事变后的形势发表了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
众人听了，连说：高见!高见
庐山训练班毕业典礼之后，戴笠已知大规模的抗战将不可避免，即匆匆赶回南京进行布置。他首先指示特务处各外勤区、站、组要迅速布置潜伏组织，以应付抗战初期部分国土沦陷后的对日情报工作，特别是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尤应及早抓紧落实。其次，他规定特务处的工作要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
不久，戴笠又下令，抗战期间特务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为身体力行，也为了家庭安全和减少拖累，戴笠同时决定把母亲蓝氏和夫人毛氏送回江山县保安村老家，并打电报给在甘肃景泰县县长任上的弟弟戴春林，叫他景泰县长不必做，回家照料母亲，并建造一座戴公馆，以减少后顾之忧。戴春林遵命辞职回乡。后来由戴笠让他在忠义救国军里挂丁一个少将军阶领薪水。
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工作和潜伏组织。一天，主持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召开上海区组长以上的10余名骨干特务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3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的人事问题。凼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过去只有一个在虹V东恒路开小当铺的老板朱松舟是专搞对日情报的，也曾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这个潜伏组的力量配备，提出要有10名左右的组员，并配备部电台，迅速派遣进去。
这时，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一日数变，口海军第三舰队云集上海，对海面实施封锁；日军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构筑工事，日夜连续举行演习，日侨开始撤离上海等等。上海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这时在虹口区的中国人纷纷撤离，有钱的达官贵人坐飞机、火车、轮船跑到香港或内地大城市以及上海英法租界，没钱的也要携儿带女逃离虹口。
在这种情况下潜伏组进入虹，不仅目标显著，极易被方注意，而且一暴露，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当上海区长周伟龙提出了两名组长人选时，他们马上表示自己的身份已经在社会暴露，不适宜墩潜伏工作。周伟龙无奈，只得再次点将：
那就由沈醉出任组长，你看怎样?
沈醉说：我多年来也是一直搞行动工作，恐怕不适宜作潜伏。
这时，戴笠插话了，他说：
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沈醉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沈醉即开始着手找人，加上报务员共14人，临出发前，沈醉去请示戴笠，潜伏组的工作17标除3军以外，要不要同时注意中共组织。戴笠沉吟了一下，指示可以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不过发现了还是应当要做这方面的工作。
沈醉受命出发，潜入虹口地区。由于这项工作开展得太晚，虹口潜伏组虽然在侦察、搜集日军情报、指示轰炸目标、进行暗杀活动方面做过一些工作，终无大的收获。加之沈醉等人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还经常在军事常识出些差错。潜伏组建立不到1个月，终于在日军的一次大搜捕被全部赶了出来。
戴笠正在上海紧张地布置潜伏工作时，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回戴笠。让他参与侦破一起最高军事机密泄露案。
原来在8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制敌机先的战略，在13军发动七海战役前，先行歼灭在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封锁江阴要塞，拦截江阴上游各港3和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与商船，确保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安全。
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达到有关部队，原先耀武扬威地停泊与行驶在南京、武汉、重庆一带的日军舰船以及这一带侨民几乎在一夜之问撤往江阴以下江面，且撤退的情景非常慌乱和狼狈。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警觉。
与此同时，当蒋介石出席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对学生进行洲话时，发现居然有日本特务事先已经得到消息，企图混入，因门卫严密检查而临时逃离。
种种迹象表明，有人严重泄密。
蒋介石闻讯大怒，严令南京大特务军警宪机关组成联合专案组，迅速侦破。
戴笠经过分析，认为这两件被泄露的机密都是当时最重大的国家机密，事先能够与闻的人很少，只要把能够与会或接触到这两件机密情报的人员进行过筛排查，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和嫌疑对像。果然不出戴笠所料，经过一番严密的过滤，很快发现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有重大嫌疑。此人是福州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其子也是H本留学生，回国后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都与日本人来往较多。经调查黄浚平时生活腐化，挥霍无度，其经济来源与其收入严重不符，十分可疑。且黄浚是最高国防会议的与会人之一。据此，戴笠进～步派特务对黄浚和其子进行监视跟踪，发现黄浚经常独自一人去的地方一是南京新街口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一是玄武湖公园。于是戴重点对这两个地方进行周密的设点监测，终于发现这是黄浚向日本人递送情报的地点。
一个星期天，玄武湖公园。
黄浚西服革履，皮鞋铮亮，走进公园，转了一会，似乎累了，便坐在一把供游人休息的椅子上，拿出一根骆驼牌香烟，用打火机点着，悠然自得地抽了起来。同时，又不由自主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着什么人。 ．
是老婆?是情人?
过了好大一会，一个中年男子来到他的身边。问道：先生，能借个火吗?
黄浚回答：当然可以，
说完，就把打火机递了过去。那位中年男子点着烟后，又问：夫子庙怎样走?
黄浚说：这几句话说不清楚，不如我给你画个图吧。
说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些字，便交给那个问路的中年人，一切做得滴水不漏。
黄浚和那个中年人的一举一动，早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
结果，二人被当场拿获，其子也因参与他的活动被逮捕。经军事法庭会审，黄浚供认全部罪行，蒋下令将黄俊以卖国罪枪决。
2．特工别动队
8月4日傍晚，戴笠带着侍卫贾金南，乘坐小汽车，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上海。他在枫林桥寓所沐浴更衣之后，立即让已晋升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王兆槐，亲自开车陪他出去一趟。
此时夜幕早已降I临，空气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硝烟气息，往日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此时变得像死一般静寂。
戴先生，我们去什么地方?!王兆槐发动了汽车，回头问抿着大嘴、双眉紧皱的戴笠。
华格臬路杜公馆!戴笠简单地说了一句，又陷入了沉思。
杜公馆?王兆槐自言自语地低语了一声。他不明白，在这战火纷飞之际，戴笠亲赴上海，第一件事却是去找杜月笙!多少年来，特务处与杜月笙打过不少交道，不过大都是让他王兆槐去联系、交涉。为了工作方便，戴笠授意他参加杜月笙创办的恒社．拜杜为师。可戴笠很少亲自出面去找杜月笙，这次到底为什么?我这次奉校长之命来找杜先生。请他出面，把二海民众组织起来，协助国军御敌!怎么样?坐在王身边的戴笠，愣愣地望着那些因避战然而逃到法租界地，现在横躺竖卧在马路两旁的难民，半晌才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好是好!有那么多枪吗?王兆槐信口问道。
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据我所知，日本三菱银行与三井洋行的仓库里有大批的枪支弹药，你要设法把那批武器搞到手，抢运回来!戴笠V气十分坚决地指示道。
王兆槐不禁一惊。从日本人的仓库里把武器搞出来，那不是虎嘴里拔牙吧!那仓库位于黄浦江附近，白天战火纷飞，人来车往；晚上停泊在江面上的七八艘敌舰，不停地往岸上、江面上打探照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开仓库，运走那么多武器，谈何容易!但他毕竟是在黄浦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军令如山，再难也不能说个不字。
好!我明天就找沈醉他们商量一下。他们昨天已经从虹口区撤m来了。王兆槐毫不犹豫地答道，
哦!他们怎么撤出来?!戴笠惊诧地问。
战事一发，日本人就把近一年内迁人日租界的中国人通通赶了出来。他们也怕租界里有我们派去的特T人员呀!王兆槐有点沮丧地说。
戴笠听后，深深地叹口气，说：是啊，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迟了......
说话问，汽车已驶到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口。戴笠让王兆槐留在车内等候，自己亲自登门，递上名片。在等待的瞬间，不禁浮想联翩*...··
自从1921年戴笠在赌场结识杜月笙，迄今已}多年广。这十多年问，两人的地位均发生了随大的变化。札月笙已取代了黄金荣，成了上海滩苒屈一指的青帮大亨；而戴笠也从一个流浪汉变成了老蒋手下的大红人。当年在上海流浪的时候，戴笠虽不愿与帮会为伍，但任特务处长之后，总少不了与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辈打交道。为了上作之便，戴笠常常派部下去与杜月笙联系，自己则因公务繁忙很少登门拜访。
知道来人是戴笠，杜月笙也在想，这次戴笠亲自登门，定有要事。自战事发生以来，杜月笙也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在华界的生意、店铺，就通通得关闭。他杜月笙的万贯家财和数千门徒，都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而付之东流。几天来杜月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希望国军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也愿意亲自为此做些努力。但他毕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谴，不知该做些什么，也不知怎么去做。
可是一见到戴笠的名片，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将有用武之地了，他兴奋得几乎是倒履相迎，连声高喊：戴先生请!快请进来月笙兄，何必客气，叫我雨农吧!戴笠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并紧紧握着杜月笙那干瘦的手，直到走进客厅，才慢慢松开。
月笙兄，好久不见，身体像比以前健旺了。戴笠没话找话地寒暄。
哪里，哪里．到底足不如以前啦!雨农兄，来，先喝订茶；等会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两盅......杜月笙接过一杯佣人沏来的香茗，放在戴笠面前的茶几上。
戴笠呷了日茶，漫不经心地瞅了瞅杜家那宽敞阔绰的摆着镂花硬木家具的巾式客厅，开门见山地说：月笙兄，改日再来喝酒吧。今天我特来有要事相求!
哦!雨农兄有什么事!只要是我杜某能办到的......
这事很急。我来是请月笙兄出面组建一支有足够兵力的别动队，分布于沪西、浦东和苏州河一带，配合国军御敌......戴笠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杜月笙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如果让他出钱出人，他会毫不犹豫地批着胸脯应承下来。但让他出面组建一．支别动队，真枪真刀地跟日本人打仗，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
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完，然后问：你说的足够的兵力，是要多少人?!
I万!戴笠毫不含糊地答道。
1万?!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他定定地望着戴笠那张满是笑容的长脸，心想，这个戴雨农简直是在异想天开，我手下的徒子徒孙虽多，但大都是在赌场、妓院、店铺等地混惯了乌合之众，让他们聚众闹事、呐喊助威，还差不多，如果让他们抛妻别子，拿枪打仗，为国捐躯，那可就难了!
戴笠见其沉默不语，一个劲地在客厅里踱方步，就开口笑道：月笙兄，这是一项有关抗战前途的大事!来之前，我已跟蒋委员长请示过了。委员长认为，势在必行。他答应别动队成立后，所有的番号、军械、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
一听蒋委员长和中央这两个名词，杜月笙顿时停住脚步。他是个好面子的人，既然委员长和中央都看得起他，事情再难也是推辞不得的。
于是，他坐下来试探着说：既然这是件大事，那我们就多找几个朋友来帮忙，共同设法，如何?
月笙兄说得对!我们先来拟个筹备委员会名单吧!戴笠办事向来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钢笔和记事本，与杜月笙隔几而坐，你～个、我一个地提出一些要人的名字，最后敲定筹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上海市市长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军警界的吉章简，蔡劲军等人。外加杜月笙和戴笠。
名单拟好后，戴递给杜月笙，兴奋地搓着双手说：月笙兕，我们的筹备委员会这不就建立起来啦!我看筹备地点，暂时就设在三极无线电学校吧!
好哇!辣斐路附近有我家的一幢房子，来往方便得很!杜月笙也兴奋起来。他知道既然有个筹备委员会，再重的挑子也是众人分担，用不着他一个人去发愁了。
这时，佣人端上新备的夜宵、酒菜，戴笠这才想起汽车里的王兆槐，连忙让佣人去叫他进来，共进夜餐。
席问，边吃边聊，戴笠胸有成竹地对杜月笙说：其实募集万人马并不太难。我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特务大队没问题。加上我在京沪办的两个训练班的学员，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我刚才也想了想。上海各区的保卫团，都是受过一点正规训练的。他们的团长大都是我的学生，找个把个人，或许不成问题。杜月笙也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好啊，月笙兄!戴笠一昕，高兴得一拍巴掌，又按捺不住地欠起身子，凑到杜月笙跟前说，你莫忘了，你还有两员大将哟!谁?!杜月笙不解地问。
你的爱徒陆京士他们呀!
戴笠此信一出，杜月笙恍然大悟。陆京士等是上海各工厂搞护卫队的负责人，与各厂工人有很多联系。他惊喜地说：雨农兄，你的意思是到工人中去征集?I，
是啊!上海工人有100多万，他们都是爱国不落人后的呀?只要陆京士他们一句话，集合几千人还成问题?
雨农兄，你想得真周到!明天一早我们就分头行动。杜月笙心里有了底，高兴地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第二天，他俩先召集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了个会，然后各自召集自己的部下及学生，宣布成立别动队的命令。就在这天晚上，戴笠又在招商局借了三条驳船，让王兆槐、沈醉带领40多名年轻力壮的部属，前往日本三菱银行和三井洋行仓库抢运武器。
仓库位于黄浦江的一个小码头附近。江面七八条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冲着江面和沿岸来回照射。王兆槐等人驾着驳船，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探照灯，悄悄地驶到仓库附近的码头，并摸掉守护仓库的日军岗哨，溜到仓库门前。仓库门上的大铁锁，足有大拇指那么粗的锁环。为了不惊动别处的岗哨，他们用湿毛巾将锁环裹住，轮流地用钢锯锯锉锁环，其他人均分布在仓库四周的隐蔽处，监视着敌人的动静。几乎每一个人都紧张得汗流浃背。他们都知道，万一被敌人发现，他们将腹背受敌，无路可逃。
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仓库门锁才被锯断。库房里果然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枪支弹药。40多个人不敢松懈。他们连背带扛地抢运武器。敌人的探照灯扫过来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上，探照灯一过，他们又跳起来，一路小跑地搬运。
自从王兆槐等人走后，戴笠就坐立不安地枫林桥住所内等候着消息。前来与戴笠商量别动队成立短期技术训练班的一余乐醒，见其心神不宁的样子，也只好独自拟订了别动队短期轮流培训计划，放在戴笠面前，请他审批。余乐醒告辞走后，戴笠仍无法专心研究培Ⅺ11计划。他清楚，王兆槐等人如果不能顺利地把下器抢运过来，别动队即使成立，也无法马上投入战斗。
1万多人的武器装备，要想完全靠中央批拨是不可能的。这批武器等于是他这支特务武装的命根子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深夜一点啦!两点啦!南市白云观的侦缉大队仍没有电话来报告情况。戴笠忍不住又打电话过去询问，得到的仍是：人还没回来!
直到凌晨4点，戴笠靠在沙发上刚刚要进入梦乡。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戴笠猛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抓过电话筒。他一下就听出，王兆槐那疲惫但很兴奋的声音：戴先生，货全运回来啦!足有五六千支!
太好啦!没有遇到麻烦?戴笠睡意全消。没有!很顺利!
一定要保管好!你们先休息吧!戴笠说完放下话筒，兴奋地搓着双手，高兴得不能自己。他走进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便开始研究余乐醒拟订的培训计划。他边看边想，这次一定要干个样子给人们瞧瞧，我戴某并不光是会收集情报，打起仗来，照样不含糊!
仅一个来月的时间，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正式成立。老蒋亲自颁发了苏浙别动队的番号。戴笠亲自把任别动队委员会的书记长。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杜月笙推荐的早年担任过军长的老友刘志陆承担。该别动队共分5个支队和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队长何天风，主要成员都是杜月笙的门徒；第二、三支队队长分别为陆京士等，主要成员为上海各厂家、企业的工人；第四、五支队队长分别为张业、陶一珊，主要成员是戴笠在京沪地区的部属和被招人特训班的年轻学生。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成员都是原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人马。
与此同时，他又分别在青浦、余山和松江成立了技术训练班，让别动队员分批分期地去战地短期训练，然后分赴前线，配合正规部队作战。
总算有一支自己的武装了，戴笠的神气劲就别提了。
3．中日间谍战
淞沪战争期间，戴笠在上海组建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别动队等，这还都是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活动。除此以外，他还秘密领导了一场与日本特工之间进行的间谍与反问谍，这完全是一场高水平的斗智斗勇的较量。
较量首先是从与上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斗争开始的。1937年9月中旬，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先生向戴笠推荐了两名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程克祥、彭寿，并说程、彭二人愿意为反间谍斗争作出贡献。
特工战线本是一个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战场，以戴笠之精明和谨慎，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位学者先生的判断和推荐，就吸收运用两个素不相识的反问谍人材。于是，戴笠指令由文强当面去法租界拉都路章乃器先生寓所与程、彭二学生洽谈，意在对其进行考察。文强经过了解，得知程、彭与章乃器先生是师生关系，因出于爱国心，愿意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中某教授的特殊关系，打人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和日本海军俱乐部，搜集日方情报，贡献给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以日本陆军为后台的日谍巢穴，成立于1887年，原名叫目清贸易研究所，其实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开展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的情报调查活动。内容一是调查中国市场和财政经济，二是调查中国的地理、政治、军事等问题。调查的项目非常细致，仅以地理而言，包括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长度、建筑材料、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的宽度等都要一一调查清楚。在其绘制的地图上，不仅精确到村庄，甚至连村中有多少眼井，都一一标了出来。调查材料分别登载在该书院办的《支那研究》杂志和《支那省别全书》、《兵要地志》等书中，送日本陆军统帅部参考掌握。 +
调查人员以日本留学生为主，并有一些军事人员参与。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大儿子近卫文隆受其父的派遣，在同文书院任职，在中国各界高层人物中收买汉奸。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甚至云贵等省的边远乡村也去，足见其调查情报之深入。
程克祥、彭寿本是东亚同文书院的雇员，但淞沪战起，两人激于尚未泯灭的爱国心理，更受恩师章乃器的教诲和影响，决定利用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搜集一些日方的情报，为抗日救国做些工作。其意亦有脚踏两只船的想法，借此了船一些中方抗战的活动，提供给紧追不舍的东亚同文书院。此二人无疑是一个双重间谍。为达到这一目的，程、彭向文强提出：需成立一个取其以文会友之义的文友社组织，以作掩护，由程、彭分别任社长、经理，聘用男女记者五六人，并相应地解决飞所独立的3层楼房，备用金1万元法币、小轿车部及司机等。
戴笠听取了文强的汇报，经过一番深思，对文强说：此事惟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问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于是，将计就计，戴笠当即批准了程、彭所提的全部条件。
淞沪抗战期间，戴笠时间的计算完全不以天为单位，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他限令文强连夜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上报备案。叉限其3日内将文友社这支反间谍网络布置起来，开展活动。然后戴笠、文强设计一步一步地与程、彭二人斗智，逼其就范。
第一步，文友社成立后，戴笠、文强设计如何将特务处的特工人员不露任何痕迹地打进去．以控制这座反间谍机关的主动权。首先，戴、文决定派遣黄埔六期出身的特务、杭州警察局指导员王树人当～名文友社的看门人兼收发，实际是这座机关的戴方特工总负责。
因王是跛脚，处处叉装出一副无所作为、任人训斥笑骂的昏阍模样，不但文友社的程、彭和日方间谍毫不起疑，就是戴笠派进文友社的特工人员也没有识破王树人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平时，王对他们的指示都是用约定的不直接接触的方式进行联络。
接着，文友社聘用记者，程克祥引来了3名日方间谍，戴笠决定派两名女特工打进去工作。为了不使程、彭和方起疑，戴等叫文强通知程、彭，对聘用记者进行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则不用。而戴笠安排的两名女特务，一名安占江，东北人；一名吴忆梅，曾任《上海晚报》记者。两个人不但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懂照相，而且都受过大专教育，又分别在北平警高和中央警校受过严格的女警官训练，骑马、射箭、打枪等样样皆精，是两位特T全能人才。戴笠、文强还预先对她们训练一番，既不能太露，以显出马脚，又不能装得太笨，反不被录取。果然是一试就中，又没有令程、彭和日方间谍起疑。
第二步，戴笠、文强设计遏制企图进人文友社的口方问谍，而对已经进入的则试图赶走，这样不给日谍在文友社以立足之地，以便于戴方特工人员的活动。程克祥介绍了3名目方间谍，文强提出须进行考试、审查资历，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以便确定工资待遇为借口，使3名日方特工知难而退，主动提出不计报酬，只为爱国尽义务。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也是程克祥引来的日方问谍，且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安占江提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在日方特工中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这个司机很骄傲，看不起中国人，要对付他。结果日谍作贼心虚，把这名司机以自动辞职为名调走。随后，戴笠指示文强暗中商请朱学范介绍了一位司机陈阿毛应聘，与t树人配合，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步，戴笠、文强继续通过章乃器先牛、胡子婴女士这两伉爱国夫妇对程、彭施加影响，促他们坚定地站在戴的一边。群、彭受当时抗战大潮的影响，也逐渐和戴笠、文强一方靠拢，最终成了一边倒，文友社也完全成了不文不友的反问谍机关。
安占江、吴忆梅则以文友社记者为掩护，深入到同文书院和口本海军俱乐部内，调查搜集各种情报资料，每天向文强、戴笠汇报，甚至把谍的行踪及其在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关系人等重大情报，都基本上调查清楚。
安、吴二人还按照戴笠的指令，将同文书院内以教授面目伪装的日谍二尉福田信一引诱出来，绑架到南京晋察所关押起来。中日之间高水平的间谍斗争是在戴笠与日方一流特工高手南本实隆少将之阃展开的。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拥有发展军工生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远东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一方面，在中国最高统帅部来说，是志在必保，由此蒋介石把70万国军精锐投入战场，甚至把自己多年积聚起来的老本：黄埔之花毫无保留地全部调上前线，作拼死抵抗。
另一方面，在日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也是志在必得，企图通过迅速攻占卜^海，实施中央突破，打击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和能力。淞沪战役打到9月底，战场态势进入相持阶段，呈胶着状态。蒋介石对战场形势忧心如焚，如果就此撤出淞沪战场，国际国内对抗战的信心都将动摇，抗战前途殊难逆料!如果继续拼下去，70万精锐即使全部拚光能挽救颓势吗?后果亦不堪设想!
恰在这时，出自宋子文的谋略，依据《九国公约》，清欧美列强出面调停、干涉、制裁日本。所谓《九国公约》，是指1922年2月6只由美、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间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各缔约国享有在q，国通商贸易和开办企、№的机会均等权。
宋子文提出让《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解决中日争端，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等人为首纷纷出面调停，使国民党内一部分高层领袖人物欢声雀起，认为是一着置自本于死地的好棋，就连戴笠也把《九国公约》看成救命符，认为上海有救，和谈成功就是胜利。
但是，曾在杭州警校内与许多学者研究过t本问题多年的文强提醒戴笠：要谨防中敌人缓兵之计。戴笠是悟性极高的人，他略一思索，兴奋地在文强肩上一拍，认为谨防二字说得好，他一定要在电话中向校长禀报。
签字国出面干涉中日战事，确使日本方面一时处于被动，不得不有所对策。于是．日军统帅部急调原在华北的间谍老手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赴上海，主持上海方面的特工活动，迅速窃取中国统帅部对日作战的部署，并伺机暗杀动进行外交调停的核心人物宋子文。
南本潜赴上海的情报，很快被戴笠派遣打人日本军方的谍T人员侦悉，迅速电告戴笠知悉。南本实隆是位中国通，对中国社会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久在平津一带活动，能说出一口流利的略带天津音的中国话，且外表忠厚至诚，朴实无华，内则奸诈阴险，诡计百出，应付各种险恶局面皆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因而得以成为日军大特务头子土肥原、松室孝良的得力助手。南本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曾多次破坏戴笠布置的特工组织，仅被其打死和逮捕的特务处特工人员就有数百之多。戴笠对其有切骨之恨，以至不呼南本之名而呼其为毒蛇，屡次设计要在华北将其干掉，皆因南本以变幻莫测之功而滑掉。
南本潜赴上海之初，戴笠的计划就是将其干掉，以泄心头之恨。他考虑到南本到达上海后，必定要在同文书院和本虹海军俱乐部露面，戴笠已在这两处日谍巢穴安排了内线，其行踪将不难掌握。难的是派谁去执地这一极危险而极艰难的任务。戴笠先将当前集中在上海能够充当这一杀手任务的特务逐一排队，分折比较，最后选定由文强担任。
戴笠考虑：文强是湖南长沙人，湖南人素有不怕死的硬汉作风，能临危不惧，又是黄埔四期毕业，对校跃和自己都很忠诚，不会临阵变节，多年在浙警校特训班和南京谍参特训班工作，对特工情报业务和行动技术熟悉，未出任过公开职务，不被日方注意；办事机警干练，极有头脑，可谓有勇有谋，文武双全。
接下来，戴笠考虑如何说服文强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历来的观点是，交代部下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宜智取，不宜强攻。戴笠首先打电话给文强，叫他到福履理路自己的寓所来一趟。这处地方本是戴笠保密最为严格的密室，除心腹亲信毛人凤外，即使文强这样的亲信大特务也不清楚。毛人风向文强指明地址，并交代只能坐自备汽车去，并且不能直开大门，须远远停下，步行前往。这是戴笠的惯用手法，未向部下交代任务，已经先声夺人，在心理上让他建立起一种已被受到高度信任的感觉。
文强来到戴笠在福履理路的密室，两人先到内室共进早餐。然后戴笠才让文强看了南本潜赴上海的电报，接下来就是一番鼓励：观涛兄，你辛苦，文友社这出戏唱得不错，你还得再唱一出全武行的苦打戏，我考虑由你出马最为妥当。
戴笠介绍了南本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他的外貌，身材后，问道：老兄有无左轮手枪，西服可多做几套，配几名得力助手给你，由你自己挑选．作好出马的准备吧!，希望老兄多动脑筋，为国诛患。说完，戴把准备好的1枝马牌3号左轮，配有30发达姆弹，连同500元特别费一并推到文强的面前。这一连串的动作和气势已使文强几无退路可走，但又不敢贸然接受。戴见他面有难色，已知其意，结果又一顶高帽子戴到文强头上：你的兼职多，事太忙，我很了解，再忙你也干得下来，不必推辞，不要被一个难字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要做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这一番恰似战前动员的思想鼓动工作，不但无丝毫霸气、杀气，而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激之以义，可谓淋漓尽致，不由得文强不生出一股豪气，愉快地接受任务。临告辞出门，戴笠叮嘱文强说，这次谈话不可告第二人，此问会见地点也不可告人，以后无他的亲自电话，请不要来。
4天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南本到上海后，撇开外围，用掏心战术，直接用重金收买日本七官学校的同学、国民党原八十七师参谋长杨振华，要其提供中国军队的情报。岂知杨此时一方面激于爱国大义，不甘就此堕落为汉奸，二是慑于在戴笠身边当一个别动队的参谋长，不敢贸然出卖机密，也用了一个脚踏两船的办法，将这一情报向戴笠报告。戴笠迅速以变应变，重新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计划，交代文强执行。
戴笠第二次在福履理路紧急召见文强，一见面就说：该死的毒蛇出洞露面了。他们急于要赶在九国公约国开会之前，完成攻下上海的任务，你判断陶德曼奔走和谈是缓兵之计，幸好我已向校长禀报。你的见解证明毒蛇的活动恰恰就是和谈为假，进攻为实。我们的方针要有针对性，不到时候不诛此蛇，且看他如何横行，一定要掌握他的三魂六魄，使他落人我们布置的陷阱之中。毒蛇所需要的是情报，手法是以重金收买奸逆，到处混进他们潜伏的间谍。这是毒蛇在平津地区活动的一套规律，我已摸熟。毒蛇已经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企图收买杨振华这位王敬久手下的前参谋长。
喝了一口水，戴笠继续说道：我决定将计就计，要杨金蝉脱壳，推荐你顶替他以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甘心为虎作伥的面孔出现。他们要通过全面的考验，然后再谈其他。毒蛇要杨约你于今晚8时前往静安寺路100弄10号见面。到达时，按门上的电铃，有一妙龄女仆开门，问是李先生吗?你说足，就可随她进去。你的化名杨已取好，叫李文范少将，你得注意，千万不可露出马脚。我已电军委会，在职员名册中，加卜李文范少将高参的虚名，以免有内奸去查册误事。你好好准备去与毒蛇见面。不必带手枪，也不要带任何男女，自备汽车，换换牌照。见面后问到年龄可报大一点，日本人不到50岁出头不会有少将官衔，中国人不讲这些，也得大几岁好。此盘不要忘记是英租界，这一次不暗中派人保护你，以后还得派。问题是他们为何不约到虹口租界，也不是旅馆和公共场所?可见初次约见，已对你有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来自杨振华的介绍，杨这个人呀!......戴笠没有再说下去，但是杨却在淞沪抗战后公开投敌，可见戴笠的怀疑是正确的。
戴笠的这一番长篇指示，条分缕析，丝丝人扣，恰如给文强上了一堂高水平的特工业务课。最后，戴笠再次嘱咐，要深思初次见面的对话，使其百分之百信任，陷阱就在你的脑子里。
上完课，戴笠问文强：有无困难7
此时，文强已经信心倍增，愉快地回答：还没有和毒蛇见面呢，有困难再来请示。
于是，彼此哈哈大笑。一切果如戴笠所料。第一次见面，双方只是了解证实对方身份，并约定过两到虹口海军俱乐部进行第二次会谈。临分别，南本送文强一大捆东西，文强带回苏浙行动委员会办公大楼。戴笠一昕，勃然大怒，指着文强的鼻子大骂：你怎么会将毒蛇赠礼不加考虑地带回来了?试问一声爆炸，玉石俱焚，那还了得吗!戴笠越说越急，连声音也沙哑起来。当即由行动技术专家余乐醒在楼下大院里加以各种引爆试验，终于证明不是炸弹，拆开点数，竟是1万元法币。
一场虚惊，颇使文强不快。戴笠由此又引出一番宏论，解释说：老兄沉着应变的精神可佩，我的警惕过头也是不得已。过虑则愚，过敏则乱，不如此则怠，不认真则万事无成。全胜而败不如积小胜而大胜。剑及履及，步步以慎敌之心，则有备无患。反之，掉以轻心，事无不败之理。说完这番话，戴笠还用剑拔弩张的字体写下上述之赠文。如此一来，文强不但转嗔为喜，而且对虹口之约勇气倍增，心明如镜，毫无后顾之忧。
文强第二次赴约，南本实隆开始抛出底牌，急欲了解4件事：一是中国统帅部之抗战决心如何?二是对日作战之动员及兵力配备如何?三是九国以约之制裁倡议是否出自宋子文部长的谋略?四是对陶德曼奔走和谈的看法?文强按戴笠事先部署，以下次作答作借口，约定两日后再谈。
第三次赴约前，戴笠指示文强，引蛇上钩已成，但要严防脱钩，关键在假戏真做，以解对方燃眉之急，而目附带目的在于骗取一笔巨款，以充军垧。别动队万人所需，如有200万元到手，则两年饷糈无虞，这一任务必达成。据此文强闭门造车，写好4题的答复提纲，经戴笠审定修改，嘱咐留存底稿，上报校长备案。
第三次虹口会议，文强抛出第二题，骗取日方同意支付200万元的承诺，并当场由南本在名片上签字。戴笠认为日本人素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200万元的兑现难免有变。果然，第四次会谈，200万元现款未能到手，双方调旋的结果是4题总代价为400万元。第五次会谈，文强只拿到40万元现款，余下的360万元南本只同意开支票，条件是文强必须把另外3个问题全部交出。戴笠评价40万元可作小胜，反谍大胜的考验是360万元支票交付后能否兑现。
第六次会谈在赫德路某号进行，这处房屋原是特务处特务刘戈青租赁的，因租期于下月期满，戴令其悄悄搬走，腾空作为会谈地点，并开始利用这处地方为干掉南本预作准备，这项计划连文强、
也没有预知。由此足见戴笠谋创之深远这次会谈，南本交付支票，但提出须在三五天后提取，且须按9折支付。然而却不能转出户头。这一次，南本又抛出一个新问题，要求文强作为内应，暗杀宋子文，答允可以先付10万酬金，事成之后不会少于百万之数。此题文强佯为应允，回来后当即向戴笠汇报，戴不禁大吃一惊。
戴于是问文强，这出戏是不是到了收场的时候，我看毒蛇提出了宋子文，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使我们提高警惕，要加强对领袖、何部长等的安全戒备。我们引蛇上钩，不止于骗款，更大的目的是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不容许再滑掉。戴接着分析：对杨振华这位参谋长我很不放心。假如他向毒蛇方面说了什么话，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也会对你下毒手。你考虑过没有。文强被戴笠如此一提醒，不禁毛骨悚然。、当即，戴笠下令由文强去安排，就在赫德路会谈点除掉南本实隆及其一伙，外围行动则由戴吩咐赵理君、王兆槐去干。
第七次会谈，文强再次骗到5万暗杀宋子文的酬金，约定第八次会淡仍在原址，具体商定暗杀计划。
文强归来后，向戴笠汇报会谈经过和除掉南本一伙的布置，戴笠则分析淞涫战场上中国军队形势很严峻，陶德曼和谈调停落空，我们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南本许诺的400万元代价，只到手46万元，其余的支票经查询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还要一星期才能办到。戴分析这其中有诈。多方迹象表明，明日的鸿门宴看来要落空。戴甚至后悔，不应该贪图金钱，应在第七次会谈时就干掉南本实隆这条毒蛇。
第八次会谈，戴笠布下天罗地网，专等南本来钻。但文强等人一直等到午后6时，也没有见到南本一伙人的影子。戴笠打来电话，要文强立即撤退。在银行家贝淞荪家里，戴笠告诉文强，日军已从金山卫登陆，全用不着我们对4个问题的答复，对暗杀宋子文也已不感兴趣，并吩咐文强迅速准备从上海撤退。
总的来看，戴笠指挥文强对南本斗智，其7次会谈，每次会谈前戴笠均对文强作出详细指示，其分析判断之准确，有如剥茧抽丝，丝丝紧扣。确是特工中的顶尖人物。然南本亦属一流特工高手，在问不容发之际，不但自己拔脚溜掉，而且300多万元巨款也未被戴笠取走。
4．看不见的战线
在此期问，戴笠并末忘记他的老本行--搜集情报。他除派了设法收集敌方情报外，还派了一些可靠的部属前往正规部队充当联络员，以随时掌握部队及战争情况，向老蒋汇报。为此，他常常奔波于闸北、罗店、浏河等前线。此时，日军大量增兵，且海、陆、空一齐向蒋守军反攻。蒋方守军虽已增加到三个集团军，共54个师的兵力，但终因武器装备太差，而不能继续反击，双方处于相持状态。
这天，戴笠在由自日线返回途中，正逢滂沱大雨，回到作为别动队指挥部的三极无线电学校时，周身早被雨水淋得透湿。一向自以为体壮如牛的戴笠，由于多13来劳累过渡，竞被这一场大雨打倒，生起病来。当天夜里，他高烧不止，昏迷中浣着胡话。
贾金南和警卫人员吓得连夜把他送进附近的医院。孰料，这次病情米势凶猛，戴笠竟三灭三夜高烧不退。他住院后的第二天，负责松江训练班的部属汪祖华来沪向他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戴笠紧闭双眼躺在医院病床土二，烧得满面通红，满嘴起泡，呼吸显得十分急促。汪祖华十分担心地问在病房陪伴戴笠的陈质平：戴先牛怎么烧成这样?
没陈等质平开口，戴笠已睁开被烧得通红的双眼，似醒非醒地指着汪祖华身上的西服说道：你这身衣服怎么可以上战场?去，赶紧做一身中山服!说着，从枕头下抓一把足能做20套中山装的钞票递给他。汪祖华知道，他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了，但为了礼貌起见，他收下了钱，又恭恭敬敬地说：我这就回去。不知戴先车右没有什么指示?
戴等似乎明白了他的话，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嚷边，抓起桌上的笔，吃力地写了三个字不怕死。当时在场的陈质平、汪祖华均深受感动。在当时全国军民抗日救国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下，这三个字，对当时的苏浙别动队队员们起到不小的激励作用。
O月下旬，I寇大量增兵。苏浙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掩护正规部队由闸北撤往苏州河南岸。该队全体人员本着不怕死的精神，与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房地抵挡口寇。但由于他们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以，正规军撤退之后，第四支队的2000余人几乎全部阵亡。
11月。卜旬，正规部队奉命大撤退。陶一珊率领的第五支队及第二、三支队的部分队员，却奉命配合五十五师某旅固守南市，以掩护主力部队往浙皖边境撤退。接到命令后，戴笠即令谍报组组长周伟龙送去命令，让陶一珊部效仿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壮举，固守南市，没有他的命令，决不许撤退。
原来，在此前不久，部分部队撤过苏州河转移之际，老蒋即令八十八师死守闸北，拖住军，以争取时间。但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认为，大部队撤退后，八八帅将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很可能导致全师覆没。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他征得当时最高指挥官顾祝同的首肯，决定留下谢晋元所在的524团死守闸北。当时，谢晋元团仅有400多人，但为麻痹敌人，号称八百。大部队转移后，谢团以大陆、金城、盐业、中国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为据点，顽强地阻击敌人。当时他们三面都是日军，只有身后苏州河对岸是英租界。而英租界当局一方面担心炮弹落入该租界，一方面担心中t军队涉河闯入租界，故在河岸沿线耸立了一排装满汽油的大坦克。他们成了真正的孤军。
Ⅱ是连续几天几夜，他们以四行仓库那四层楼高的庞大建筑为据点，击退了军的多次进攻，却未让日军越雷池一步。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令上海市民不胜敬佩。市民们想方设法为他们送医送药，送慰劳品，奔走援助。当时，甚至还有一位刚高中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杨惠敏，冒着枪林弹雨，泅水过河，给谢团官兵献旗，以表上海民众对抗战勇士们的敬意...·一
戴笠当时有专门的电话线与四行仓库联络，及时听取谢团的战斗情况，然后向老蒋汇报，同时，把老蒋的命令直接传达给谢晋元。因此，戴笠对八百孤军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也为谢晋元等官兵的那种以身许国，誓与阵地共存亡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能缘谢团一样顽强抗敌，在这场战斗中建立功勋。他要让以往瞧不起特务处的官员们看看，他戴笠领导的特务武装，决不亚于正规部队。
当时，戴笠和宋子文共同坐镇英法租界，指挥苏浙别动队和上海市警察总队。南市大部队撤退的前夜，风雨交加。病愈不久的戴笠，在法租界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别动队指挥总部坐镇指挥。奉命冒雨前来的特务大队队长王兆槐、侦谍组组长周伟龙及人事科长文观涛，一个个神情严肃地站在戴笠面前，等候着他的指示。戴笠习惯地把双于叉在腰上，不安地在室内走动着说道：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明天一早大部队全部撤退，命我别动队，警察总队，配合五十五师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大部队撤退。我已命陶一珊任总指挥，率别动队5000多同志配合困守。伟龙兄今晚一定要设法送去3万个面包，作为紧急食粮，另外送去200面国旗，让一珊派人连夜插遍南市各个角落。观涛兄，你马上去哈同路宋公馆，宋部长已为我准备了四部电话机。你拿到后，立却送到伟龙兄的锦江公所，让他一并送给一珊。这些电话可以直接与我及宋部长通话，委员长随时都要了解固守南市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分头去办吧!我在这里等一珊的电话。
周、文两人二话不说，披上雨衣就走了。王兆槐站程一旁有些按捺不住地问：
戴先生，我的任务*...··
放心!还能没你的事干?!你的任务是坚守白云观稽查处。万一珊他们的防线被突破，你就要带人顶上去，直到我下令撤退为止。戴笠说着，从公文包中抓出一叠钞票，递给他，接着说：你处理完这里的事后，立即带稽查处的同志化装转移，先去香港，再转武汉。这是5000元钱，足够你们做路费了。
王兆槐接过钱，小心地装进军装内衣的口袋里，自言自语地说：千万莫丢了。他扣好衣袋扣，又不放心地摸了摸，这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们走了，那稽查处关的40多名死刑犯如何处理?戴笠习惯地歪着脑袋沉思片刻，正想开【1说什么，电话铃急骤地响了起来，一旁的贾金南抓起话筒问了句什么，立即递给戴笠。戴笠急匆匆地去接电话，对王兆槐说道：现在哪有时间顾他们?到时候你看着处理吧!
王兆槐知道戴笠已没什么要交待的了，便向他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出去。
电话足杜月笙打来的，他告诉戴笠说，法租界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栏门，从当天晚12时起一律关闭，禁止通行。他担心别动队也将缘四行仓库的守军一样三面受敌，无退身之路。戴笠听完，沉默片刻，便坚决地说道：月笙兄，我们的同志是有这方面思想准备的。
大敌当前，杜月笙虽然心疼他的3000门徒，但也不便说什么。他清楚，这5000奉命固守南市的别动队成员巾，有2000多是戴笠的部下和特训班的青年学生。
自第二天上午，大部队撤出南市之后，日寇就用飞机、太炮开始向南市猛烈轰炸。整个南市地区终日硝烟弥漫，烈焰腾空。身居法租界的杜月笙，深为他的门徒担忧，终171站在楼上向浓烟滚，在窗前来回搓手踱步。
戴笠也在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担心。他知道，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绝大部分是靠着这砦人才取得的。然而，他毕竟是个军人，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同时，他此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替守南市的部属忧心。他忙着制定上海沦陷后的潜伏计划，以及苏浙别动队后的行动方案。
南市守军与日寇激战了：i=天三夜，戴笠也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困乏之极时，他便去洗个热水澡。这是他任特务处长以来，发现的一个最佳的解乏、解困、松弛神经的方法。
固守南市的第四天凌晨，大部队全部撤退。守南市的五十五师某旅和警察总队，先后接到撤退命令，已向吴福线转移。戴笠刚刚布置完苏浙别动队第一、二支队转移到浦东去打游击的任务，正在英租界的宋子文公馆商量第三、五支队撤退后的去向。
突然，佣人说有电话在找戴笠。戴笠刚抓起电话，就听见杜月笙那低沉而焦灼的声音：
雨农兄，快下命令撤退吧!现在大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守军也撤离了南市。弟兄们再不撤，就会全部牺牲的!
月笙兄莫急，我也正在考虑他们的撤退问题。现在他们已经三面受敌，只有先撤往法租界。租界方面我正想请宋部长联络戴笠话音未落，杜月笙就接茬儿说：租界方面由我去疏通。雨农兄，你只要下个手令就行了，一珊没你的手令不肯撤退。
那好，我马上请宋部长的随从给你送去手令。戴笠放下电话，立即提笔下了道命令：苏浙别动队立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通过杜月笙和宋子文的共同努力，当天下午4时，法租界当局第终于同意在当时12时开放距苏浙别动队指挥部所在地一一南市十六铺招商局码头最近的南阳桥铁珊门，放苏浙别动队进入租界。但此时，敌军已到达徐家汇以西地区，炮弹已落到了别动队阵地。陶一珊接到放弃阵地的命令，这才率部向南阳桥方向转移，于当晚12时全部放下武器。撤人法租界，向戴笠复命。
与此同时，王兆槐在日军距白云观稽查大部仅半小时路程之际，亦率部化装成难民向后方撤退。临行前、他自作主张，释放了关押着的40多名死刑犯。他颇为激动地对犯人说：你们部是死囚，但都是中国人。在敌人到达前的中小时处决你们，我也于心不忍。现在我自作主张放了你们，你们今后要好好做人......现在赶快离开吧!
40多名犯人先是深感突然，但等他们意识到自己已获得自由时，都禁不住感激涕零地跪下冲王兆槐连连磕头，然后才起身离去。
王兆槐等人随即迅速转移，经香港去武汉待命。
陶一珊率领的第三、五支队进入法租界后，部队全部化整为零。戴笠命一部分人随周伟龙留在上海执行潜伏任务，另一部分人转往安徽祁门打游击，后改编为忠义救国军。还有小部分人随陶一珊化装潜往香港，转道奔赴武汉。此时，老蒋已决定以汉口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淞沪保卫战之后的南京保卫战，只是为了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以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结。南京鸡鹅巷特务处已由郑介民带领，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了汉口。戴笠的妻儿老母也由当时已晋升为特务处机要秘书的毛人风负责，派人送回了江山保安乡。所以，戴笠安排妥上海的工作之后，便径直去武汉向老蒋复命。他清楚，淞沪一战中，自己和部属的所作所为，无疑又给特务处增加了一圈光环，在老蒋的心目中，又增添了一个砝码．
第十一章青云直上
1．截留杨虎城
1938年12月。
长沙开往武昌的火车，宛如一条吞云吐雾的巨龙，风驰电掣般在寂静漆黑的湘楚大地上奔驰。 t
凌晨3时左右，列车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火。乘务员提醒睡意朦胧的旅客：武昌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们准备下车。
旅客们顿时骚动起来。刚从欧美归来的杨虎城将军却叼着雪茄，坐在车窗前一动不动，思绪万千。
一年前，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老蒋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将军扣留，不久又逼杨虎城将军辞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出国赴欧美考察。
前往欧美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杨虎城将军的心情有如海潮般汹涌澎湃。九·一八以来，他一直渴望率部杀敌，收复失地，西安事变他与张学良冒险兵谏，同样也是出于一片爱国赤诚。可是当全国掀起抗日高潮之际，他却被变相地驱逐出了国土，夙愿难成。为此，他多次致电宋子文，要求回国参战。宋子文的回电却是一再让他暂勿回国。随着战火的蔓延，他渴望凹国杀敌的心情更加急切。
在欧美期间，他四处奔走呼吁，进行抗宣传。淞沪抗战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宋子文突然去电请其回国。他兴奋异常地向朋友和侨胞们告月0。但许多朋友、侨胞，都担心他会像张学良一样被扣押，劝他不要回国。
对此，他异常激动地答道：不到海外，不知国弱的耻辱。弱国的侨民无时无刻不盼望祖国的强大。在国外这段期间，多少侨胞拉着我的手，声泪俱下地说：将军回国后，定要规劝各方，枪口一致对外，赶走日本鬼子，这将是我们海外侨胞的莫大幸福!我身为革命军人，岂能坐视日寇肆意横行?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妄想侵吞中国，独霸东亚。这血海深仇，岂能不报!我恨不能马上就上前线，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在场的侨胞和朋友，均被他这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所激动。许多留学生当即表示要随他回国参战。
就在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之际，他携妻带子到达香港。前往港迎接他的人很多，场面非常热闹。他亦为自己回到祖国不久将投身抗日战场而激动异常。他本打算随前来迎接他的十七路军代表王炳南、王僧根等先回西安，安顿好家眷，视察一下自己的旧部之后，再去向老蒋汇报欧美视察情况，可是刚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就先后收到了老蒋和戴笠的电报，前者要去南昌见面；后者则约他先去长沙与其会合，再一同前往南昌。
他不知蒋、戴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正在犹豫之际，宋子文赶到了香港，送给他两张去长沙的飞机票。
就在这时，王炳南、王僧根等发现，酒店周围有些身着便服、贼眉鼠眼的人在监视他们。王僧根等担心老将会加害于他，便力动他先回西安，不要到其他任何地方去，以防万一。
而杨虎城，这位西北黄土地上长大的峥峥铁汉，光明磊落，心地坦诚，而且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朴实、坦率的他，从来没把蒋介石想得太坏。他还天真地以为，老蒋现在既然动员全民抗日，不至于如此不讲信义而阻止他回国抗日。于是他心怀坦荡地说：我回来只为抗战，别无他求。宁可蒋负我，不能使我负国家、民彭：个人利害在所不计。
部属见其态度如此坚定，即决定让王僧根陪同其前往，其眷属随王炳南等人先回西安。可是，他到长沙时，戴笠却去了武昌，只留下一纸便条，约其去武昌碰头，他猜不透老蒋到底要搞什么鬼，也不知此行是凶是吉，可既然来了，也只好听天由命。
呜的一声长鸣，列车驶入了武昌车站。陪同他的王僧根已提着皮箱站在了他的身旁。他这才站起身，整了整西服及领带，随旅客们一道走出车厢。
月台上，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戴笠，领着武汉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的百十来人正等候在那里。欢迎杨将军一来，场面显得异常隆重。
杨将军一下车，戴笠就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紧握双手说道：杨将军，一路辛苦了!他的话音未落，其他的人也纷纷凑一k前问候寒暄。
当晚，戴笠陪其下榻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次日又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招待得极为周到。杨将军和王僧根一直悬着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
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杨将军已经陷入了老蒋和戴笠设下的圈套。
原来，杨将军从国外启程的消息传来时，老蒋正为南京保卫战之事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仍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西安兵谏之事耿耿于怀，即使在此大敌当前，急需发动国人全力抗战之际，他也仍不能放弃这报仇的机会。
此时，戴笠刚由上海撤到武汉，老蒋就电令其去南昌见他，让戴笠马上派人去香港，等候监视杨虎城，并设法将其骗到南昌，软禁起来。
戴笠奉命挑选了20多名特务，专门负责对杨将军的监视工作。老蒋还煞有介事地一一召见这些特务，叮嘱他们要严格保密。他最担心的是杨将军队香港直接飞回西安，所以才有亲自去电，约杨将军到南昌见面，以及宋子文赴港送机票之举。
接到老蒋的此项指令时，戴笠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被软禁的张学良。他知道，西安事变虽是张、杨二人共同发动的，但老蒋对他俩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后来老蒋扣押张学良，许多人为其求情，老蒋曾愤愤地对其幕僚长陈布雷说：张汉卿年幼无知，犯上作乱，而杨虎城则是真正的肇事者。他利用汉卿的天真、阅历浅，由汉卿出面。戴雨农几次报告，说张汉卿足不主张杀我的，而杨虎城几次要加害于我，足张汉卿派自己卫队严密保护我的。张汉卿可以不杀，但军纪国法的尊严要维护。
老蒋之所以有这些想法，确实是戴笠的一再游说分不开的。他总是把责任尽量往杨虎城身上推，想借此为张学良开脱。他这样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他念念不忘张学良与他的友情，希望老蒋不要扣押张汉卿；另一方面，则是他一直对杨虎城心怀不满。
原来，早在1935年胡宗南任第一师师长时，曾奉命追击徐向前率领的工农红军。当时，国民党军委会命令驻扎陕西商南，龙驹寨等地的杨虎城部协助堵截，防止徐向前部人陕与陕北的工农红军会合。可是胡宗南追赶徐部到陕西边境漫川关时，杨虎城却不予协助，使徐向前部得以过漫川关，到达陕北。为此，胡宗南气愤异常，曾在戴笠面前大骂杨虎城。因此，戴笠觉得杨虎城很不可靠。
后来，他派部属马志超前往西安任警察局跃时，一再叮嘱说：杨虎城野心甚大，不可不防。加上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飞机场亲自下令，没收了戴笠防身的左轮手枪，其部属曾与张学良的部属一道，一再要求杀掉戴笠，而由于张学良的极力保护，他才得以脱险。因此，在感情的天平上，戴笠十分感激张学良，仇视杨虎城。特别是老蒋强调军纪国法，一定要扣押张学良，戴笠无法阻止，除了在其职权允许的范围内，在生活上尽量给老友以方便外，内心深处总是把张学良的被押归罪于杨虎城。他觉得若无杨虎城的怂恿，张学良是不会发动兵谏的。他甚至对张学良被囚禁，杨虎城却畅游欧美而愤愤不平。
当老蒋命其设法拘捕杨虎城时，他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幸灾乐祸：姓杨的，这次该收拾你啦!
不过，他毕竟还没有完全摸透老蒋的心思。依他之见，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老蒋不可能把颇有影响的张、杨二人关押太久，最终他还是会起用他们的。因此，戴笠虽将杨虎城骗到武昌，但他还是不敢做得太过分，免得日后杨虎城再被起用时反过来报复他。因此，表面上他对杨虎城极热情周到，到南昌后还亲自陪杨、王二人游览万寿宫、青云谱烈士墓等名胜，并让部下租下了原江西省长熊式辉在百花洲纬二路上的一幢幽静、独处的花园洋房，让杨虎城居住，谎称老蒋不久即来南昌，让其住在洋楼内耐心等侯，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
但是，暗地里他却指使人搜查杨虎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当部下从杨的行李箱中搜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他时，他极为感慨地说：历史总是会重演的!去年我去西安在机场被扣押，杨虎城收去了我一支左轮。想不到今天，我又没收他一支左轮，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颇为感慨地直摇头。
杨将军住进熊式辉的别墅后，戴笠先是派了20来名便衣特务住在别墅的一楼，负责监视，不久，他又奉老蒋之命，加派了一个宪兵连，做外围警卫，共同看守杨将军。
当杨将军发现自己已被囚禁时，他站在窗前，半晌没说出话束，最后才仰天长叹道：我今回国，只愿当一兵一卒，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却不让我上前线。即使让我牺牲，我也问心无愧了。但愿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就好啦!
于是，杨虎城与张学良一样，开始了长期的囚禁生活。
2．翦除鲁中王
所谓鲁中王，是指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为人目空一切，随心所欲。被人称为鲁中王。蒋、韩矛盾由来已久。韩复榘这个行伍出身的军阀，早年是冯玉祥的部下，中原大战时．他叛冯投蒋，被蒋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他统治山东八年多来，一直独断专行，竭力排斥南京派去的官员，与南京政府明争暗斗，把山东视为禁脔，党、政、军、财大权一把抓，做着鲁中王的美梦。
两广事变时，他暗中支持李宗仁、陈济棠反蒋；西安事变中，他发马电给张学良，主张召集在野各派开国事会议，主张国事由国人共同解决。老蒋对此极为愤恨。
但韩复榘手卞有5个师一个旅及6万人的民团，他独霸山东，拥兵自重，老蒋莫奈他何。
平津战事南移之后，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根本不服从战区长官的命令，连续放弃泰安、兖州、济南等地，擅自向河南境内撤退，致使运河以东至徐州两侧兵力空虚，使日军长驱直入山东。
不仅如此，当战区长官李宗仁等电询其为何放弃泰安、济南等地时，他竟回电道：何必挂羊头卖狗肉?南京已失，何况泰安?!李宗仁等气急败坏，一致敦请老蒋设法惩办韩复榘。
与此同时，戴笠派去监视四川省主席兼11军总司令刘湘的范绍增，又获悉韩复榘与刘湘制定的一份秘密撤退计划。蒋介石获悉，更加不能容忍。
其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韩复榘部将退入川鄂边区，以保川抗战为名，与刘湘的部队共同阻止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入川。范绍增将此情况向老蒋做了汇报。于是，老蒋下决心要惩办韩复榘和刘湘，以正党纪军法。
不过老蒋也清楚，韩、刘二人重兵在握，决不会束手就擒，必须诱捕智擒，谨慎行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老蒋思来想去，决定将此重任交给戴笠。
戴笠把杨虎城诱到南昌囚禁后，即赴汉i!，向老蒋汇报杨虎城的情况。老蒋冷冷一笑道：好!看他还跟我作对!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随后，他便将要惩办韩复榘和刘湘的想法告诉戴笠，让他设法去完成。
戴笠恭立一旁，昕完老蒋的话后，若有所思地说；报告校长，刘湘目前正在武昌养病，我早已派人监视他，只要不让他离开此地，就算已经抓在了我们手中。不过，目前还不宜对其采取行动，否则会打草惊蛇。至于韩复榘，戴笠说到此，面带难色地停了一下，接着说道：
校长能不能......
我准备在开封召集团军司令以上军官会议，你可以利用嘛!不等戴笠说完，老蒋便打断了他的话。
学生明白了!戴笠知道已无须再说什么，便敬礼告遢b
戴笠受命之后，即听说刘湘胃溃疡已好转，正电令他的专机由四川来武汉接他回川。戴笠心想，若让刘湘回川，就等于是放虎归山，但目前又不能明着阻拦或拘捕。为此他冥思苦想了一夜，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让接刘湘的飞机来不了。
结果，刘湘的专机在来武汉途中爆炸坠毁。除戴笠和他的个别部属之外，没有人知道飞机爆炸的原因。连刘湘也不疑其中有鬼，只得继续留在武汉万国医院养病。
稳住刘湘之后，戴笠即着手诱捕韩复榘。他把在上海专门搞行动的王兆槐叫到他居住的汉口巴黎街8号，俩人策划了整整一个晚卜，于是一场由戴笠为导演的诱杀鲁中王的闹剧正式开场了。
1938年1月中旬，寒风凛冽。 ，
戴笠率王兆槐等2人，前往郑州、徐州、开封等地视察，为军事会议的召开做准备。列车行进到郑州后，戴笠等人被当地的警察局长杨蔚分别安排在陇海院和华阳春旅社住下。
这天，戴笠刚吃过晚饭，洗完澡，正靠在沙发上休息时，杨蔚便带首两个部下前来向他汇报工作。杨蔚谈到前不久原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的专列路过郑州时说：
韩复榘这个人太不像话了。他是冯长官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可是冯长官到济南时，他态度竞十分冷淡，还下令部队不服从冯长官调遣，导致青岛、济南失守。气得冯K官辞职不干了。冯长官对人说：我冯玉祥的眼睛瞎了，认错了人!*...．．
不等杨蔚把话说完，戴笠突然沉着面孔说道：你是校长的学生，韩主席是校长的干部，你怎么可以说他的坏话?我告诉你，校长马上要到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韩主席也要来。你帮我布置几处招待他的地方，等他到郑州时，你务必好好招待，经费若有困难，通通由我负责好啦!
戴笠的一席话，说得在座的面面相觑。他们不明白，戴笠为何要如此庇护弃城而逃的韩复榘。他们虽当面不敢顶撞戴笠，但背后总忍不住要议论一番，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戴笠捕韩行动的一环呢!这也是戴的过人之处。
原来，韩复榘违抗命令，弃城逃到河南边境曹县、成武一带后，也自知理亏，总担心老蒋会对其进行报复，故在郑州、开封等地派出了不少耳目。戴笠的这番讲话很快就传到了韩复榘的耳中。韩虽生性多疑，但听到此话，心里还是非常受用的。不过，当老蒋亲自打电话通知他，让他到开封参加军事会议时，他又紧张起来，连夜召集重要部属开会，商讨去与不去的问题。他的部属们一致认为。此时前往开封非常危险，劝其只派个代表去即可。
据说，韩复榘晚上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白马向西走。
第二天，韩复榘把昨晚的梦对人讲了，部下都觉得此梦是不祥之兆，因为骑着白马向西走，实际上预言着要上西天。
当时，李宗仁暗中安插在韩复榘身边任联络参谋的王道生，此人擅长装神弄鬼，经常为韩算h打卦，有好几次还很灵验，从而取得了韩的信任。韩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请王道生给他圆梦。
此前，王已得到李宗仁的指示，令其尽全力促使韩复榘本人出席开封会议。王道生为促韩前往，便对韩谎称道：我在徐州时听说，委员长准备划分鲁豫、苏皖两个战区，鲁豫战区有请总司令出任长官之议。此次军事会议，很可能与划分战区有关。你梦见骑马西行，开封正好在西边，这不正说明你要高升吗?总司令人若不去，恐怕会有影响啊|t
韩复榘听后，仍有些犹豫不决。正在举棋不定之际，戴笠请军事委员会在发给韩的开会通知上特别加上了一句关怀备至的话：......沿途不靖，委员长很关心韩主席之安全，望多带卫队，善加防护......韩复榘见此通知，疑虑顿消，遂决定前往开封。
此时，戴笠已在开封做了周密布置，撒下了～张大网，只等韩复榘往里钻了。
会议定于月16 召开。13日前后，老蒋及其他人员陆陆续续到了开封。而韩复榘直到腐开会前，才带着十几个贴身警卫和一个警卫团，来到开封。他们下车后，接等人员将他和十几名警卫让上准备好的汽车，而把警卫团留在车上。
他乘车刚离开车站，突然空袭警报声嘶力竭地呜叫起来。韩复榘只好由接待人员带领，随警卫们一同钻人附近的防空洞。他哪里知道，这警报只不过是戴笠行动计划的一个步骤。与此同时，火车站内警卫团乘坐的车厢，已被戴笠安插在车站的人，以防空袭为名，开出开封车站，驶向了戴笠事先安排的埋伏圈，警卫团乖乖地缴了械。
韩复榘不知有变，警报除解后，他随车直奔开会的地点--南关袁家花园的中国中学大礼堂。
中学的大门戒备森严，戴有宪兵二字袖标的军人，正仔细地检查来往的行人和车辆。
中学门贴一告示，上面写着：奉蒋委员长命令，有来参加会议的人，均不得带武器人内，所有的警卫也只能在学校大门外的艋时招待所休息，不得入内。
韩复榘是最后一个进入会场的，为了以防万一，他带了两把高级手枪，也在进入会场前被暂时收交。会场上约坐了四五十人，大部分都身着笔挺的黄呢子军装，只有极少数的三四个人穿着灰棉军服。韩复榘这天特意穿着一身崭新的灰斜纹布棉军装，戴着一顶灰棉帽，裹着灰绑腿，鼻梁上还架着黑墨镜。他一进会场，就被中校级的军官引导到最前排，指着李宗仁和宋哲元中间的空位，请他人座。
韩复榘乐呵呵地跟前排的熟人握手打招呼。不一会儿，负责会场纪律的人上台高声宣布说：请大家坐好了，委员长马上就到!韩复榘这才在李宗仁身边坐了下来。
身着黄呢子军服，戴着雪白手套的老蒋走上讲台，全场起立，行注目礼。老蒋笑容可掬地弯了弯腰，以示还礼，大家这才坐了下来。
最初，老蒋和颜悦色地点名。随后，他拿出一本蓝色小册子，高高举着问：你们有准带这个《党员守则》了?结果全场只有八个人站起来。他让侍从记下这8个人的名字。
然后又拿出一个小红本说：带《步兵操典》的站起来。不料只站起了一人。老蒋顿时脸色阴沉下来，开始训话。他反复强调《党员守则》、《步兵操典》的重要性，并讲了国内外的形势。
最后，他话锋一转，说道：......只要你们高级将领能服从我的命令，我就有能力指挥着你们战胜敌人，我就不愧作为你们的统帅。只要你们是为了抗战杀敌，不论你们的部队有多大的伤亡损失，我都负责替你们补充，可是，我们有些高级将领，把国家的军队视作个人的私有财产，自抗战开始以来，一味保存实力，不肯抗击敌人，只顾拥兵自重，不管国家存亡，不听命令，自由行动，哪里安全就向哪里撤退逃跑!......
老蒋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越提越高，还不时地用指敲打着桌面。接着，他又讲了一番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然后，气喘嘘嘘地坐下。
在座的高级将领各个俯首敛容，正襟危坐。特别是坐在第一排的韩复榘，脑袋低垂得几乎碰到了桌面。
看到韩复榘，蒋介石又气不打一处来，指着韩质问：向方，济南丢了，应该谁负责呀?
众将领都很紧张，看韩复榘如何回答。
谁也没有想到，韩复榘的老毛病又犯了。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回答：
报告委员长，济南失陷是我的责任，那么请问，首都南京失第陷，又是准的责任呢?
蒋介石一听，立即暴跳如雷，指着韩大声吼道：
南京失陷，自然有人负责，济南失陷，既然是你的责任，该当何罪!
会议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会议直开到午6点，天色完全黑了下来，老蒋才宣布散会。他退出会场后，一位负责会场指挥的中校侍从官笑容可掬地走到韩复榘面前说：请你在休息室稍等一下，委员长约你说几句话。与会人员陆续走出会场之后，韩复榘亦耷拉着脑袋前往会议厅旁的休息室。他刚一走进休息室的侧门，王兆槐便带领着另一位身着中山服的部属面带微笑地对韩复榘说：韩主席，请跟我们往这里走。说着，两人一边一个，夹着韩复榘，转身走出休息室的另一扇门，将其推上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小汽车内。汽车立即飞快地驶出大院，直奔开封火车站而去。
韩复榘做梦也没有想到，王兆槐等人的动作是那样迅速敏捷，根本没容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糊里糊涂地上了车，身边一边一个彪形大汉。
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t他刚要大声喊叫，就觉得后背被顶上了硬邦邦的手枪。他身边的壮汉压低声音喝道：不要说话!韩复榘知道自己已陷入了老蒋的圈套，挣扎反抗也无济于事。这时，韩复榘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要完蛋了，正好应验了前几天所做的梦。
天色已变得漆黑一团，汽车开得飞快，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车内的情景，也听不到他的喊声，他的警卫又如何能行动呢?但是他仍寄希望于他带来的那个警卫团。他认为自己挑选的那些亲信见他失踪，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可他哪里知道，他那个留在专列上的警卫团，早被戴笠亲自安排的那场假空袭而强行驶离了开封车站，并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汤恩伯部缴了械。
而韩复榘最信任的十二军军长孙桐萱，在韩复榘被扣的当时，便被老蒋召到其下榻的袁家花园。老蒋一见他就异常亲切地说：你来啦!坐吧，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指挥部队啦!
孙桐萱知道事情不妙，但出于对韩复榘的关心，还是故作镇静地为韩求情说：委员长，韩司令在中原大战时还是为国家出过大力，立过功的。只是他个性太强，有许多不周到之处，还请委员长多多原谅。不叫他带部队，就叫他休息休息也好；或者叫他留在委座身边，叫他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者叫他出国......
老蒋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有点不耐烦地摆摆手说：好!好!考虑考虑。说着他拿起桌上早已写好的手令递给孙桐萱，接着说，你当第三集团副总司令，曹福林当前敌总司令，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马上回曹县，整顿部队，继续抗战。 7
孙桐萱知道，再说下去于己不利，只得退出，连夜赶回曹县，想再设法营救他的老长官。
此时，韩复榘已被押往汉口，关押在行营大楼。老蒋于次日的会议上宣布了韩复榘的四大罪状：一为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二为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三为收缴民枪；四为贩卖鸦片。并且宣布：韩复榘已被撤职查办，现已押往汉口。
会后，老蒋为了让韩复榘的老部下心服口服，特责令何应钦、何成浚、鹿钟麟等人组成会审法庭，对韩复榘进行了三次审讯。无奈韩复榘实为一介勇猛有余而机智不足之武夫，会审时，竟毫无悔改认罪之意。
何应钦问他：你身为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何擅自放弃山东，致使济南等地失陷?!
韩复榘理直气壮地答道：济南失陷由我负责，那南京失陷该由谁负责?!
何应钦问：你有了两个老婆，为何又娶日本女人?!
韩复榘眨眨眼有点不解其意地说：那是部属跟我开玩笑，叫的日本条子。逢场作戏也有罪?
何应钦问他：政府三令五申禁鸦片烟，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
韩更是供认不讳地答道：那是人家送给我的1000两嘛
诸如此类的问题，韩复榘表面上推到部下身上，实际等于逐条都承认了。他的部属想为他求情解脱，亦无能为力。
1月24日，一直伴随韩复榘住在行营大楼的王兆槐，突然领进两名便衣特务，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你去谈语，请你跟我们下楼去见见他。
韩复榘被审问、关押得早已不耐烦了，他没好气地说：还有完没完?有什么好谈的?说是这么说，他还是转身走出房门。当他一眼看见门外几名荷枪实弹的军警时，顿觉事情不妙，转身又往房内走。可是没容他走出两步，站在他身后的两个便衣甩手就是几枪。韩复榘这个不可一世的鲁中王，顿时脑中七弹，口中的你们竟敢杀......的我字还没说完，便带着满脸的疑惑，满腹的委屈，一命呜呼。而他的军事盟友刘湘，在得知他被枪杀时，吓得口吐鲜血，随他一块赴了黄泉。
戴笠又一次圆满地为老蒋翦除了心腹之患。他在老蒋内心深处的天平上，无疑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3．创办临训班
特工是戴笠的命根子，一直被他视为三宝之一。
1938年1月，戴笠开始实施他已考虑很长时问的一项计划，举办一个大型的特工训练班，以解决特工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
关于训练班的名称，戴笠最初确定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但在办手续时，军委会办公厅却不肯承认，戴无法向该班颁发印章，只好私下刻了一个条戳。后来，戴笠以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身份，把该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在抗战期间对戴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对此，戴笠一概不理，我行我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但在对外招生时，为掩人耳目，却冠以军委会交通技术研究班的名义。
为了办好这期大型特训班，戴笠几乎集中了特务处当时所有的特TⅪ11练精英。他首先从皖南将余乐醒、谢力公召回汉口，指派他们两个到湖南进行筹备。接着又选调王崇五、陆遂初、王邦联、贺员、徐永年、吴景中等一大批特务随余、谢去湖南工作。这些人都是留苏的中共叛徒，具有多年的特工训练经验。余、谢更是从特务处成立初期就开始在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工训练班中为戴培训特务，是特务处出类拔萃的训练专家。
后来，戴笠又不断把总处机关及各外勤单位从前方撤退下来的许多特务骨干派到这个训练班去，一方面帮助办学，一方面储备力量。
戴笠原先手令湖南站站长李人士在长沙附近选定特训班地址。但余乐醒等人到长沙后，发现日机经常空袭长沙，很不安全。于是，李人土另行选定临澧县奎星楼县立中学作班址。经戴笠亲派特务处第一科科长杨继荣代表他前往该地考察认可。
该县地处湘北重镇常德市之北，湖南四大水系之一的澧水南岸，远离长沙，而且交通方便。
戴笠对招收学员的条件规定很严格，除对文化、年龄、身体状况有所规定外，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要严加控制，防止共产党派人打进。学生来源大致上取于3个方面。
一是由外勤各省站选送的。但由于当时华北各省沦陷，东南和西北各省交通阻隔，因此生源受到限制，只招到300多人。
二是特务处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招收的大批失业流亡学生。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毕业，留苏的托派分子，一度担任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他因不甘久居戴笠之下，故想利用抗战初期的混乱局面，另起炉灶，在郑州招收了800多名青年学生，进行军训，企图以此作为本钱起家。此事被戴笠知道，立派手下的大特务杨清植、王邦联赴郑州会同先期留在该处的原淞沪战地调查组组长沈醉将这批学生强行带往临澧特训班。梁由此与戴闹翻，辞别戴笠到西北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谋事去了。结果，郑州这批青年学生成了临训班的主要生源。
三是通过与胡宗南交涉，把胡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在长沙招收的60多名女生要了过来，使女生达到200多名，解决了女生生源不足的问题。
三方面学生合汁约1000余人。戴笠对缶训班招收学生的工作十分重视。凡各省站选送赴临澧途中经汉口的学生，戴笠都要抽出时间，接见点名，亲自加以审核甄别，对不合格者剔下。并给大家分析抗战形势，要求每个学生好好学习，服从指挥，为党国效劳等。
一次，戴笠在汉口15租界南小路一所151本小学内接见安徽省政府保送的18名学生，有两名只因眼睛近视而被戴笠剔除。其中有1名叫徐旭如的由于第二天找了特务处元老安徽同乡刘启瑞才被允许入学受训。
开学前，戴笠对临训班人员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职，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任总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职视事，故另设主任办公室，由亲信特务丁若萍主持其事，这实际上是对余乐醒等人进行牵制和监视。
戴笠对临训班规定的体制是，班本部设教务、政训、总务3大处，处内设教务员、政训员、总务员。抗战期间，只有临训班设处，以后的训练班全部改为组，以与军统局本部的机构有所区别。管理学生的机构为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6个中队。另有1女生中队，直属总队部领导。大队、中队均设政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控制。
3月份，临训班正式开学。．训练方法上，戴笠规定仿照黄埔办法，先进行人伍训练，后进行分科训练。入伍训练期间，碰到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大部分学生不愿当特务，像胡宗南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余乐醒等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指示要迅速研究办法解决。后来想出的办法是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进行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要普遍推广。
入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传，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6月份开始分科训练。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
女生一部分进入情报和行动专业受训，一部分进入电讯、会计专业受训。
首先是余乐醒的野心问题。余乐醒是很有才干的，这一点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临训班交给他去负责。但是余乐醒得到这一个要职后，不知收敛锋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发展自己的势力。余乐醒对情报和行动都在行，每上大课，虽湖南口音甚浓，但讲话话来，头头是道，全体学生都要听。
平时，余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干部为核心，广泛交结学生，因而在学生中颇受众望，甚至许多学生心目中只知有余主任，不知有戴主任，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
余乐醒虽然平时极力宣传戴笠有异相，是王侯的相貌，并把广场旁的一道长堤命名为雨农堤，但此举不足以抚平戴笠的猜忌和愤怒心理，于是在五六月问电令免去余的副主任职务，专任教务处长。副主任一职以总队长陶一珊暂代。此举立即在临训班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带来教学秩序的混乱。这就更引起了戴对余的猜忌，但为了防止临训班出现异动，于是电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职，由余乐醒再度担任。
这件事发生后，戴笠决定到临训班视察，对余乐醒进行整饬。戴笠的车队一进入临澧县城，就看到全城交能断绝、戒备森严，临训班全体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负气而来，据此借词发挥，对余乐醒大加训斥。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我是个小小的班主任，不是军阀，用不着这样对老百姓摆威风!
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时，更大发雷霆，立命将所有标语揭去，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
当天，戴笠分别找临训班的高级于部谈话，当他听说一个女生刘颖在游泳中淹死，男生严燮被教官打伤病发而亡，更加生气。戴素以爱护学生标榜自己，现在出了如此残害学生的大事，怎肯轻易戴堇全传放过。
第二天|二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开班务会，从头到尾只是骂人。先从余乐醒骂起，再骂谢力公、陶一珊等人，几乎所有的中层以卜干部都被骂到，并且对每个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详细。一个个特务都被骂得面色惨白、不寒而栗，独政治教官廖华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链表扬。
第二天下午，戴笠对临训班全体学生作精神讲话，大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继续对学生作精神讲话外，还对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考察，培养感情，进行收买拉拢。
戴链在这次视察期间，惟一给以肯定的是临训班创作的班歌。这本是留洋学习特工的教官蒋镇南受德国法西斯党歌的启发，依样画葫芦创作的。因其中有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等内容，戴笠马上给予肯定，认为不但符合I缶O N班，而且符合团体的工作性质。因此，戴笠规定班歌同时作为军统局的局歌(当时军统局刚刚成立)，要求每个军统特务都要会唱。蒋镇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嗣U班发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恼火的事件是由葛明达而引发的派系斗争。临训班干部和教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出身于原浙警校，不但人数多，能量大，而且占据要职。另一部分干部和教官来自黄埔军校系统。这些人数量虽不及浙警系，但自恃是天子门生，因而不肯把浙警系这批人放在眼里，寻机总要与浙警系角逐一番。一时间临训班内双方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闹得壁垒森严，乌烟瘴气。
初夏的一天，因天气特别闷热，担任二大队四中队值星官的该中队区队长葛明达擅自下令四中队学生把蓝上衣脱掉，只穿短裤白上衣到广场集合就午餐。二大队长、总值星官杨清植一见，火冒三丈，当即下令将葛明达关押起来。当晚余乐醒亲率临训班全体干部在孙中山、蒋介石的像前跪下请罪，一批批浙警系的人一致要求将葛枪毙，以整肃团体纪律。黄埔系的干部则表示要请示戴老板批示，不能随便处理。原因就是葛明达是中央军校八期学生。故双方都就此大做文章，并在暗中向戴笠告状。
戴笠接到余乐醒以临训班全体干部名义发来要求杀一儆百，严肃班纪的电报后，已知这是训班内的派系斗争在作祟，加之他对余乐醒的势力已有戒心，故不肯再让浙警系在这件事上再占上风，因而对余的急电按下不复。
两周后，余再发一电，自动降低调门，只是请示处理办法，戴仍然按而不复，又待两周。余见仍没有动静，已知不妙。余乐醒深知戴笠其人，以戴历来的作风．这是没有先例的。黄埔系的干部则冷眼旁观，且看浙警系的头面人物如何动作，又如何下台收场。
余乐醒等人经反复策划研究，终于想出一条就驴下坡的妙计。仍由余亲写一份给戴笠的报告，用封套密封，写明地址，当即交由葛明达到汉口面呈戴笠本人。葛按地址找到汉口日租界南小路1号，这是一座重门深锁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经秘书把余乐醒的报告送上去后，戴即传见葛明达，他打量了葛一眼，立即用带有鼻音的浙江官话说：你就是葛明达?八期骑科的，报告我看了，我看你不适宜干我们的事业，还是回军队去吧!军队也需要人嘛。你马上到军统局找李肖自，他会交代你怎样做，去吧!以后要安分些．再见。寥寥数语，即将葛明达打发离开。
下午，葛明达到武昌军统局找到人事科长李肖白。李告诉葛，戴已有批示，准许葛离开军统，条件是必须对军统的情况终身保密，否则给予严惩，并说这次化险为夷，实属难得。戴老板这次破格的仁慈和容忍也属罕见，这在军统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葛明达因此而逃脱了一场死罪。
再一件使戴笠恼火的是二大队副大队长王百刚。戴曾派他和一大队副大队长陈震东一起到叶剑英主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共的游击技术。谁知王不争气，竟然用特工偷窃技术盗窃了游干班的一笔现款，被人检举。戴盛怒之下，将王要回来枪决了。
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戴笠不等临训班结束，已经数次从I临训班抽调学生派往各地工作。先是夏天选调30名女生打入战地服务团转赴江西等地活动，不久又挑选了100余名男、女生参加武汉保卫战，再选100余名学生到东南忠义救国军工作。另外还数次选调小批人员到上海、山东等沦陷区工作，并特许特务李果谌、傅胜兰到临训班女生中队选择工作太太到沦陷区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被调的学生，戴笠都要在汉口亲自进行谈话考察，给予勉励。
1938年1月底，戴笠在退出武汉后亲到临澧主持毕业典礼，并邀请自己的玩友常德警备司令唐生明夫妇和自己的情妇余淑衡同行。在毕业典礼上，戴作了长时问的精神讲话，肯定了临训班的经验和成绩，向学生宣布了毕业后的任务，然后给剩下的700多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
晚上举行聚餐会，由教官和学生分别派代表向戴笠敬酒，表演特工技术，以及京剧打渔杀家节目。中间，谢力公突然起立介绍说：唐司令的太太徐来女士，是电影明星，这次光临，使我们一睹丰彩，实为有幸，我提议请徐来女士唱一支歌。引起大家一致赞成。
然而徐来女士却不肯赏脸，鼓掌数分钟，仍不肯上台，气氛至为尴尬。戴笠见状，挽着余素衡上台唱了一首歌，方打了圆场。戴笠在临训班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班务会，并一改上次整日骂人的粗暴态度，极力肯定|缶训班的成果。随后主持学生分配，大部分学生到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小部分留下作第二期的干部。由于武汉失守等战事关系，临训班西迁贵州黔阳续办。从此，临训班成为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班，学生以后也大都成为军统的特工骨干，成为戴笠的左右心腹。
4．少将副局长
飞黄腾达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汉口巴黎街8号戴公馆内，厨师们正在厨房煮、炸、炒、炖。武汉炎热的天气加上炉火的熏烤，使他们各个汗流浃背。戴笠今天要请的客人，正是他多年来一直想收为部属而未能如愿的同窗好友姜绍谟。
此时，戴笠、毛人凤和姜绍谟这三个文溪高小的同窗，正在客厅内聊天。．
昨天宗南兄告诉我，说你跟他见过面，我才知道你也到了武汉，所以才让人凤请你来聚聚。戴笠坐在沙发上，摇动着大蒲扇，对姜绍谟说。
姜绍漠一边用水果刀削着水果，一边说：我刚到汉口不几天。军训部主任秘书这个差使我实在不想干了，整天抄抄写写。胡军长想邀我到西北去协助他工作，跟我谈了谈，我也答应了。
原来，胡宗南的副军长兼军委会政治部厅长范汉杰，与姜绍谟私交甚笃，他有意安排姜绍谟跟胡宗南见面，想请他参加胡的第一军工作。
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这里工作?宗南兄已有秘书长，你去干什么?我这里比宗南兄那里更需要人啊!戴笠笑吟吟地说道。
戴兰全锋
是啊，我们都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在一起工作多好毛人风在一旁帮腔。
姜绍谟停住手中的手果刀，似有难色地说：好是好，可我已经答应胡宗南了，总得跟他讲清楚啊!
戴笠摇了摇手中的大蒲扇说：这事由我来处理吧，你不用再去跟他谈了。我这里实在是工作太忙，需要人啊!戴笠讲的倒确实是真话，他眼下的确需要他能信得过的人。
原来几个月前，老蒋在珞珈山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特别强调，抗战期间，要加强特务统治。他决定设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专门负责党务调查，而将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科，扩充成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这一决定，无疑会使戴笠的特务组织来个大发展，大飞跃，自然急需更多的骨干和人手。
既然工作需要，那我就留在你这里吧。姜绍谟知道，戴笠与胡宗南的私交极深，只要是戴笠想要的人，胡宗南是决不会拒绝的。更何况近些年来，他自己由于曾参加过西山会议派的缘故，一直受排挤，很不得志，如果到了戴笠手下，或许人们就不会旧事重提了。尽管他极不愿干特务工作，但抗战期间吗，先于于再说，口后若有更好的机会，再要求离开，估计那时戴笠也不会太为难他的，所以他勉强地答应了留下来。
在戴公馆用过午餐之后，姜绍谟即告辞回军训部办理辞职的手续去了。而戴笠则因自己多年的心意终于如愿以偿而兴奋不已。当年文溪高小最优秀的周念行、姜绍谟等同学，都成了他的部属，他感到十分自豪。
送走姜绍谟后，他在浴室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然后靠在起居室的竹躺椅}=继续想着心事。他拿不准，这次增设中央党部凋查统计局之后，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会不会仍任原职。如果那样的话，他戴笠仍然不可能放手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正是戴笠最担心的事情。
陈立夫，就是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曾被戴笠回敬为大瘪三的陈果夫之胞弟。他1925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奉陈果夫之命，去广州见老蒋。老蒋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安排陈立夫做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由于为人精明能干，开始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民政府成立，老蒋又将机要科改为隶属于中央党部的党务调查科，这是老蒋建立的第一个专门进行特务活动的组织，由陈立夫任调查科科长。后来，陈立夫先后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教育部氏，但他和其兄陈果夫却一直抓着党务调查科不放，科里所有的成员几乎都是陈氏二兄弟圈定的。九·／k事变之后，老蒋为加强特务工作，又让军需署拨款10万，将党务调查科扩展为特工总部，由陈氏二兄弟推荐的徐恩曾任主任。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后，老蒋为了把特务组织统一起来，共同对付其产党和一切反蒋人士，决定在军事委员会下设一个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担任局长，徐恩曾负责的特工总部划为党务调查处，即第一处；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划为第二处，称为军事调查处；第三处为邮检处，处长是丁默部。
老蒋成立调查统计局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可是陈立夫也像他那痨病鬼兄长一样，总是瞧不起戴笠。而戴笠又总担心自己苦心经营的特务处会被陈立夫吞并，所以处处提防他，总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陈立夫也的确是处处偏袒徐恩曾负责的第一处，常常掣肘第二处。戴笠对陈氏二兄弟常常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深知他们与老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也无可奈何，只希望能早口摆脱陈氏兄弟，因而把希望寄托于这一次的调查统计局改组。
戴笠正前思后想之际，只见译电室的老王匆匆忙忙地跑进了卧室，甚至没喊一声报告!就闯了进来。
戴笠正想发火训斥老王，但话还未说出口，老王便气喘吁吁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戴先生，出事了，你看!
说着，他把手中一份电报递给了戴笠。电报是特务处福建省站站长严灵峰打来的：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几个字一映人戴笠的眼帘，他便噌地从躺椅上坐了起来，面色铁青地拿着电报，急促地在卧室里快步走动着，嘴里愤愤地骂道：好啊，你这个陈公洽，竟搞到我的头上来了!
戴先生，严站长请你设法营救张超，你看......老王见戴笠那怒冲冲的样子，想退出又不敢挪步，站在一旁不知说什么好。
戴笠看也不看他，一挥手说：你走吧，我自有办法!
老王退出之后，戴笠立即提起桌上现成的笔墨，给老蒋写呈文。他不能眼看着自己手下的干将成为陈仪的阶下囚。
张超是1933年福建事变之际被戴笠派回福建进行潜伏活动的特务。由于他是福建籍人氏，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主席，戴笠亦因平息事变有功，深得陈仪好感，故陈仪委任张超为福建绥靖主任公署参议，不久又委其为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长。
戴笠见张超已在福建站稳了脚跟，便让其兼任特务处闽北站站长。戴笠原想，张超一人身兼公开和秘密两个机构的负责人，行动起来会更方便。
谁知张超走红之后，个人野心也急度恶性膨胀起来，任闽北站站长之后，更是骄横跋扈，独断专行，渐渐连陈仪也不放在眼里。为了扩大特务组织在福建的势力，张超常常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闽北地区的民军和土匪头目，向他们封官许愿。最初，陈仪对他推荐当县长、参议员的人选，总是大开绿灯，但日久天长，陈仪觉察到了张超的野心，对他保荐的人选便断然拒绝。
从此，张超与陈仪的关系日趋恶化。抗战开始后，老蒋命陈仪与日本方面保持个人联系，以便H后中日停战机会N，陈仪便可代表他与日本联系谈判。张超自然不了解其中微妙的内幕，为迎合福建人民要求抗日的激情，提高特务处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他派部属暗杀了福州最大的经济汉奸刘爱其、刘雅扶，以及有通日之嫌却深得陈仪宠信的医学博士曹丙丁。两人关系更加恶化。
事发后，陈仪极为震怒，他派人四处追查，认定此事系张超手下所为，但又查不到任何证据。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陈仪决定将在福建的CC、复兴社及宪兵等特务组织统一起来，在绥靖主任公署之下设一情报处，统一管理。
消息传出后，张超自认为情报处长之职非己莫属，可名单公布后，大失所望。陈仪将处长一职给了特务处派到闽北站的督察胡振国。而胡振国因责任所在，常给戴笠打小报告，检举张超。张超对其也很不满，两人积怨颇深。陈仪重用胡振国，无疑是给了张超一记耳光。为此，张超对陈仪恨之入骨。
胡振国就任情报处长后，查出张超生活腐化，挥霍无度，曾敲诈过南台某木材商人2000元，还曾在一起查获的烟土走私案中贪污舞弊。胡振国立即向戴笠汇报了这些情况，并把陈、张矛盾日深，不利于开展工作等等写成书面报告，建议将张超调离福建。戴笠为了进一步利用陈仪在福建发展特务势力，决定解除张超的职务，派严灵峰潜往福州，接替其闽北站站长这一秘密职务，而让原闽北站书记金颂康代理其保安处谍报股长之公开职务，对张超则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不给他安排工作，让他自我反省。张超知道，戴笠常对自己的部属采取这种冷处理的惩罚。在这段期间，若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毫无怨言，不久还可再度受到重用；若是消极抗拒，怨天尤人，日后就很难升迁了，甚至会永远打人冷宫。
所以，张超虽被撤职，仍不气馁。他清楚，戴笠对发展特务武装极感兴趣，便决定利用自己以往与福建民军、土匪的关系，搞一支福建的地方特务武装，以便再度向戴笠邀宠。于是被撤职不久，他便邀了几个民军、土匪头目和失意军人，一同去汉口晋见戴笠，把自己想在福建搞一支特务武装的设想向其做了汇撤。
戴笠见他被撤职后仍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非常赏识，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忠实干将，便不再追究他以往的过失，很快批准他的计划，并出主意，让他先主办个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后在福建正式成立特务武装培训一批骨干。
有了戴笠的首肯，张超回闽后便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聘请教官。不料一切筹备就绪之后，陈仪却不肾提供经费和装备。他认为在福建根本无创办游击干训班的必要。张超一再力争，陈仪仍坚持已见。
张超无奈，只好向戴笠求援。可是，当时调查统计局正处在改组阶段，经费困难，戴笠也不愿与陈仪搞得太僵，只让把张超已招募的学员送到湖南临澧。因为戴笠当时正派余乐醒、陶一珊在湖南筹备一个特务训练班，准备招募一批青年，训练后派往各沦陷区搜集情报。这个洲练班是正式得到老蒋批准的，经费不成问题，人员却得靠特务处自己设法解决。
张超将学员送走之后，越想越憋气。正巧接到戴笠的命令，、止其速办交接手续，立即赴上海沦陷区任行动队长。张超一想，自己反正要离开福建了，走之前，非报复报复陈仪不可。
于是，他以陈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对抗战持消极态度为由，暗中策划倒陈活动，提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闽人治闽等121号，并写成标语，四处张贴。
严灵峰发觉张超的活动后，立即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不愿超只好从命。
但戴笠和张超都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已有人向陈仪告发了张超。于是陈仪密令省警察局长李进德，速将张超逮捕。就在张超已购好船票，即将离闽赴沪的前一天，李进德派人从温泉路澡堂把正在洗澡的张超拘捕了。
戴笠认为，若不赶快把张超从陈仪手中营救出来，陈仪决不会轻饶他。倘若张超被陈仪处决，受损害的决不是张超一人，而是整个特务处。他戴笠若连自己手下的得力于将都不能庇护，那口后又有谁愿为他卖命?
所以，他一听张超被捕，便一刻也不敢延误，写好呈文，冒着正午的酷暑，前往珞珈山的蒋公馆，紧急求见。
蒋公馆位于武汉惟一的避暑胜地--东湖风景区，其庭院附近即是东湖。蒋氏夫妇常在休息时到东湖泛舟，或在湖畔小亭下棋，闲谈。虽然外面是战火纷飞，他们两位却在宛若世外桃源的地方，过着悠哉闲适的生活。
这天，宋美龄午休之后，正在湖畔小亭内饮咖啡，戴笠汗流浃背地找到这里，远远就喊夫人，您好!并规规矩矩地行个鞠躬礼。雨农，有什么急事?大热天的赶来?快先到凉亭坐坐。宋美龄自打西安事变后，对戴笠颇有好感，视其为老蒋手下不可多得的忠实学牛和于将，因此对戴笠格外亲切。
夫人，你看这份电报。张超也是校长的学生，他对校长一向忠心耿耿，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请校长务必让陈仪派人把张超押解到武汉查办!
好吧，我替你转交委员长。宋美龄看过电报之后，即接过戴笠双手递上的呈文。
夫人，淆你在校长面前帮学生多多美言几句!戴笠见宋美龄接过了呈文，知道他的请求万无一失了，不禁脸上露出了笑容。
果然不出所料，老蒋看了呈文之后，立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了份电报，令陈仪将张超押到武汉查办。但老蒋和戴笠万万没想到，这封电报不但没能救得张超，相反却成了他的催命符。
原来，陈仪担心张超被押到武汉之后，会被无罪释放，为了解自己心头之恨，他竞把老蒋的电报压了下来，并命省保安处处长叶成，以阴谋叛乱，反对政府，煽惑军心，破坏抗战大计之罪，将张超立即处死。
死讯传来，戴宣大为震惊，他既为自己失去一员干将而悲痛，又为陈仪如此不给情面而愤恨，他原本不想与陈仪闹翻，但事已至此，他也顾不得许多了，此仇不服，日后特务处的工作如何开展?他又如何向其他部属交待?
但是陈仪是国民党大员，老蒋不可能为一个小小的张超而惩办陈仪，此仇又如何能报得了呢?一向精明的戴链，一时也没主意。他打电话把毛人风找来，让他帮着想想办法。
毛人风向来不轻易发表意见。但是戴笠向他讨主意时，他也决不含糊。他等戴笠说完自己的想法之后，半晌没有答腔，而是紧紧抿着他那厚厚的双唇，垂着眼睑沉思着。
不一会儿，毛人凤抬起跟睑，目光坚定地看着戴笠说：陈仪既然敢杀张超，也就跟我们结下了不解之仇。目前我们想搞倒他，委员长也不会同意。我看只有先拿他的保安处处长叶成开刀，杀杀陈仪的威风。你看如何?话说完，毛人凤仍目光坚定地看着他。每当戴笠看到毛人凤这种目光和表现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的江山悦来客栈，想起毛人凤告诉他革命的朝气在广州这话时的情景。若不是当年毛人风这句话，他或许根本不会去参加黄埔，那就更谈不上今日之腾达了。由于戴笠内心深处总有这种毛人风有恩于他的潜意识，所以他对毛人凤的信任，超过任何一个亲信。毛人风的话，他总是言听计从。戴笠听完毛人凤的话后，连连点头称道：嗯，这个主意不错。你这就起草份报告，恳请校长电令陈仪，把叶成押到武汉。只要叶成一到，我们就派人到机场把他扣留，从他身上挖出陈仪的把柄再说。
毛人凤起身告辞时，戴笠又叮嘱一句：对啦，你再给严灵峰发封密电，让他找出向陈仪告密的人，暗中除掉他!
好!我这就办!毛人风发表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又恢复了俯首帖耳的形象。这一点，也正是戴笠极为赏识的。因为这充分地表现出毛人凤的卑谦和顺从，毫无野心，也毫无居功自傲之嫌。这正是戴链用人的一太原则，任何部属若想与他平起平坐，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
毛人凤按照戴笠的意思，很快写成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将张超参加特务处后的种种功绩列举了一遍，并称张超被杀，纯属遭人诬陷，皆系福建保安处处长叶成忌贤妒能、争夺实权的结果，恳请委员长电令陈仪将叶成押鼹武汉审查。
当天，戴笠拿着屯报和报告再次去珞珈山求见老蒋。当时，宋美龄也正在老蒋的办公室，戴笠一见蒋氏夫妇，便声泪俱下地说：校长，夫人，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张超一片忠心为革命工作，竟落到如此下场......
张超的事我已经知道了。老蒋似乎早料到戴笠会来找他，因为陈仪已先戴笠之前，来电向他做了汇报。
校长不是已下令让陈仪把张超押来武汉吗?如果地方长官都这样违抗校长的命令，我们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戴笠含着泪水，双手垂立，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是啊!达令，这个陈仪也太目无中央了!你看......宋美龄望着反剪双手慢慢踱步的老蒋，轻声细语地说道。
嗯老蒋鼻子里哼了一声，这才停下脚步，望着戴笠，低声问：现在张超已经死啦，依你说该怎么办?
戴笠即刻双手递上报告说：校长，张超死得冤枉。请校长令陈仪把下令枪毙张超的叶成押来武汉审讯!
好吧!你先把报告放下。我会考虑的。老蒋指了指办公桌，不置可否地说道。
宋美龄已顺手接过戴笠手中的报告，真像个慈祥的师母似的，拍拍戴笠的后背，轻声慢语地说：你不要着急。先回去吧!委员长会考虑的。
戴笠知道，老蒋从不当面答复任何问题，但只要他答应考虑，就等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用手帕抹干泪水，告辞退出。
第二天，戴笠便得知，老蒋不仅电令陈仪速将叶成押往武汉，而且还责备陈仪目无中央。
戴笠听后十分得意，一面电令严灵峰探听叶成来武汉的准确时间，一面布置人，准备随时赴机场，以便将刚下飞机的叶成押往特务处审讯。
陈仪也非等闲之辈，因为老蒋指责他目无中央，他只好交出叶成，但他在交出叶成之前，就给在武汉的老友何应钦和张群拍去了电报，请他俩尽力保护叶成。
结果，押送叶成的专机一到武汉机场，何应钦早已亲自驾着汽车守候在那里。叶成一出机舱，何应钦就上前把叶成接上了他的汽车，并径直将其送进了张群的公馆。特务们自然不敢从军政部长何应钦手中把叶成抢走，更不敢到老蒋视为智多星的张群公馆去要人。
叶成被带到张公馆后，张群即亲自带他去晋见老蒋。叶成按陈仪的吩咐，把张超在福建的种种劣迹一一向老蒋做了汇报，同时还把张超让人四处张贴的反陈仪的标语作为罪证交给老蒋。
老蒋听了汇报、看过标语之后，非常生气，他立即命人把戴笠叫去，怒气冲冲地指着那些标语骂道：你又是呈文，又是哭诉，口口声声为张超喊冤。他到底有什么冤?他在福建反对陈仪，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戴笠没能扣留叶成，已经气急败坏，想不到如今又被老蒋指着鼻子骂了一顿，禁不住情急地双膝往地下一跪，委屈万分地恳求说：校长，张超虽然有错，但罪不该死。他们说张超反陈仪贴了这些标语。可张超已死，有口难辩。还望校长明鉴!
老蒋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禁反感地骂道：你真无耻!说完转身就想离去。
戴笠一见更急了，他禁不住大声说道：学生无能，并非无耻!今天，我若为个人升官发财，跪在校长面前，可以骂我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员长面前，是请求委员长替无辜被杀的同志报仇。我们的同志为工作遭到了不应有的牺牲。陈仪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委员长还不给我们做主，以后我就无法再干下去了。张超有罪，是我领导无方。现在我请委座准我辞职......。
戴笠跪在地上一口气说出这么多话。不知是气愤还是紧张，他面无血色，浑身颤抖，大汗淋漓。以往老蒋也曾拍着桌子大骂过他，但他从不当面顶撞，总是心平气和地垂手而立，洗耳恭听。他甚至认为能挨老蒋的骂也是一种荣耀。
但今天却一反往常，也许是无耻二字深深地刺伤了他。他脑子～热，也就一切不管了，索性一股脑儿把憋在心里的怨气发了出来。
老蒋见他那副反常的样子，也意识到自己骂重了。他转过身来。语气缓和地说：你想辞职?你走了，叫哪个来接替你?你快起来吧，让人家看见像什么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威胁革命领袖啊!戴笠听老蒋这么一说，胆子也更大了一点，他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矛头直指陈仪，校长一定还记得，台湾沦陷于日本40周年国耻日，日本人邀请陈仪参加观礼，他竟按汪精卫的指示，以考察为名，率队赴日，恭立于日本天皇像前，还鞠躬、拍掌，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岂不无耻?!抗战开始后，全国都奋力抗战，陈仪不仅不做抗战动员，反而派人去香港、上海，与日本人联系，这些校长不是不知道。如今张超只不过说出了事实，他就把他杀了。请校长为我做主，替张超报仇。校长如不答应，学生就跪在这里不起来!听了戴笠这一席话，老蒋半晌没有说话，一个劲儿地在室内踱着方步。他自然不愿告诉陈仪与日本人联系是奉了他的密旨。他踱到门几，对门口的侍从轻声说道：去请夫人来。
不一会儿，宋美龄飘然而至，一进门，见戴笠跪在地上，老蒋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先是愣了一下，旋即又笑盈盈地走到戴笠跟前，扶着他的双肩说：雨农，你这是于什么?快起来吧，不要让委员长为难了!说着，她便往起拉他。
戴笠见她出面，也确实不好意思再跪下去，可问题没解决，又着实感到委屈。正犹豫之际，老蒋也踱了过来，语气更为缓和地说：你要知道，陈仪的问题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政学系首领之一，背后有汉口的张群、江西的熊式辉。当年在南昌行营剿共时，他们都出过大力气，帮过我的大忙。你千万要体谅我的苦心。我这就下令撤销叶成保安处长职务，继续扣押他。你回去好好想想，张超之事以后不许再提了!
的确如此，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你要体谅才对呀!宋美龄也在一旁帮腔。戴笠这才站了起来。
此时，戴笠已被老蒋的肺腑之言及蒋氏夫妇的这番劝说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后悔自己太不体谅校长的苦心，但心中的感激此时又难以说出，只是呆呆地望着老蒋。
怎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老蒋以为他仍然心中委屈，便盯着他问道。
戴笠这才深深地鞠了一躬，由衷地说：我一定秉承校长旨意!然后又向宋美龄鞠了一躬，这才告辞退了出来。
一路上，他心情异常激动，脑海里一直翻腾着体谅领袖苦心，秉承领袖旨意这两句话。他觉得，特务处日后的工作，一定要以这两句话为座右铭，决不应凭感情用事，再让老蒋为难。
回到巴黎路戴公馆，他立即挥笔写下了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12个大字，并把毛人凤、张衮甫等他的高级干部找来，讲了自己见老蒋的经过，让大家也跟他一样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待召开过张超的哀悼会后，便再也不要提张超之事。不久，戴笠便召集在武汉的大小特务开了个哀悼会。他在会上痛哭流涕地宣读了祭奠张超的文章之后，便再一次重申：以后不要再提张超被杀之事。此言一出，下面的特务们不明原委，不禁在底下窃窃私语。
戴笠知道部下不服，而他又不便讲得太明白，只好说道：张超的仇是一定要报的。不过，目前一切都要从抗战大局着想，要秉承领袖的旨意，体念领袖的苦心。接着，他又大讲了这两句话的熏要性，号召全体特工以这两句话为行动指南。
不久，严灵峰在福建将向陈仪告发张超的两个人秘密处决了。戴笠及其部属在心理上也得到一些安慰，尽管内心仍对陈仪恨之入骨，但表面上再也不提此事了。
戴笠明白，老蒋决不会因一个小小的张超而开罪于陈仪这样的实力人物，自己若再不识时务的话，势必失宠于老蒋，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刨下的事业，也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不但自己闭口不再提张超之死，同时也一再告诫部下，不得再提及此事。
1938年8月，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改组。原负责调查社会问题和党务谍报的第一处和负责邮政检查的第三处，合并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而原负责军事调查和军事情报的第二处，也就是戴笠主持的特务处，则扩展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前者简称为中统局，后者简称为军统局。军统局局长由老蒋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兼任，副局长由已晋升为少将军衔、负实际责任的戴笠充当。戴笠自然能体谅老蒋这样安排的苦心。因为改组后的军统局，其内勤编制一下子由原来的四个科扩大成了四个处，另设一个设计委员会、两个特训班和一个庞大的电讯机构；而其外勤编制则增加到30多个区站，300多个工作组、队，加上由苏浙别动队改编成的忠义救国军。以及抗战开始后各沦陷区陆续成立的便衣混成队等特务武装。这样，军统局的人员已经上万，还不包括不计其数的特务外围组织，如一些刑警队和警察。
如此一个庞大机构，若完全由戴笠独揽．势必有许多人不满，因为戴笠的资历太浅，在黄埔生中期别太低，难以服众。如今安排上个黄埔一期、中将军衔的贺耀祖做挂名局长，实际上戴笠大权独揽，日后的工作方便多了。因此，戴笠对老蒋更加感恩戴德。
在军统局改组的大会上，戴笠正式把秉承领袖意旨，体谅领袖苦心这12个大字规定为军统局工作的宗旨，号召所有部属以此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准绳。
这种提法，就如同陈立夫创建党务调查科时所提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一样，探得老蒋的赏识。戴笠成了老蒋维护其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人物。
第十二章军统大改组
1．罗家湾19号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开始了军统的七年陪都时期。
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1座3层、1座2层的旧式楼房，另有几十间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
不久，又强行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3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一般大特务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是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或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成为重庆一大禁地。
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戴公馆；抢到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作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山上的道观五灵观作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戴笠在重庆安营扎寨后，便着手整顿内部。因军统局5月份在武昌成立时，由于战事关系，内部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均未作大的调整。这次戴笠将内勤科、股逐次升格为处、科，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从戴笠建立特务处以来，其内部机构的变化从没有停止过。
建立军统局后，内部机构的变化更为频繁，有时快得连人事处跟着更改名字都来不及。这是因为军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况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全权交给戴处理。因而，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需要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所需经费除军委会按核定编制拨发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由蒋介石按年度统一从特别费项目下补助。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统组织极度膨胀，所需经费十分巨大，蒋介石的年度巨额补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戴笠就自己多方面开辟财源进行解决。
军统扩建之初，戴笠首先把书记室升格为秘书室，秘书室内初设文书科和译电科，后因业务大量增加，这两个科又分别扩充为文书组和机要组，组内再设科。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但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肯到职，故军统局仍保留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一职，主持内勤业务，大特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书记长。结果弄得不但许多外勤特务不清楚书记长之上还有一个主任秘书郑介民，就是许多内勤特务也不清楚。
戴笠是个细心之人，感到这样下去，一旦蒋介石查问起来，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心理，郑介民也可以借口推脱。于是决定将书记长一职撤销，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主持内勤业务。
秘书室以下的各处，习惯上按序号排列。初设一、二、三、四处，后来发展到八大处。
一处，即军事情报处。由特务处时期的情报科升格而成。与特务处时期有所区别的是，它不是按地区划分，而是按业务分工设置内部科室。先后设有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谍参科和国际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杨继荣、鲍志鸿担任。
二处，即党政情报处，由特务处后期设立的党政科升格而成。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和经济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何芝园、王新衡等人担任。二处的核心是中共科。这是在国共二次合作后新成立的一个科，任务是集中处理有关中共的问题。二处的经济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科室。第一任科长是德国经济学博土费同泽，但因费与副科长、颇有才华的日本经济学家邓葆光不和，科长一职被撤，由邓接任。邓同时兼任军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并以局本部名义直接指挥财政部缉私处、货运管理局、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领导的各地经济检查队，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三处，即行动处，由特务处行动科升格而成。下设行动科、警稽科和司法科。不久，戴笠又将警稽科、司法科从三处中划出，成立警务处、司法处。行动处主管军统行动工作，领导全国各地的行动总队、大队、队、组等近80多个，并负责指导军统特务团和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的任务。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余铎、徐业道、阮清源等人担任。
四处，即电讯处，由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该处的电讯人员。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分开活动。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主管规模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五处，即司法处，下设审讯科和狱管科。处长先后由徐业道、沈维翰、李希成等大特务担任。
六处，即人事处，由军统人事室扩充而成。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及卡片室，处长由李肖白、龚仙舫等大特务担任。
处，即经理处，由军统会计室扩充而成。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及现金出纳股。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钦定"的，他是协助戴笠、郑介民筹建特务处的元老，又负有财务上监视戴笠活动的任务，故戴笠非但不敢搬动他的位置，平时在工作中也要让他三分。
八处，即总务处，由军统总务科扩充而成。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处长沈醉，是军统最年轻的处级大特务，平时吃戴笠的"大菜"最多，同时又被戴笠称为军统的总务专家。
军统后期成立的还有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训练处由军统训练科扩充而成，任务是对军统的数十个训练班进行督训。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成员，被称为军统的"训练专家"。其后由军统老特务廖华平担任处长。
训练处同时主编军统内部发行的月刊《家风》，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家风》创刊于19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这是戴笠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抗日锄奸团"原由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自发组成，后被戴笠发现并掌握，因而逐渐改变性质。
警务处主管各地的警察机构与稽查机构。布置处是军统成立的最后一个处，任务是布置对沦陷区的潜伏和策反工作。处长马汉三，是一位野心极大的高级特务。戴死后，被郑介民处决。
除上面所说的各处外，军统局内部还有比处略小一点的各室和委员会等机构。督察室的任务与特务处时期无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戴笠在军统局督察室内新增设了一个防奸股，专门监视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活动。该股手拿戴笠赐予的"尚方宝剑"，发现有嫌疑人物，有权先行扣押，再审讯调查。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专门研究如何杀人放火、行凶破坏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机构。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有关破坏、扰乱沦陷区经济以及军统自身如何缉私、走私等方面问题的专门机构。总督核室是军统的经济审计和监督机构。机要室(译电室)原隶属于秘书室，后由戴笠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
军统另外设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及中山活动室、"四一"医院、神仙洞招待所、印刷所、造纸厂和特务团等服务、勤务机构。重庆磁器缫丝厂办事处是因躲避日军空袭而设立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有内外勤兼顾的任务。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定数目。抗战时期，除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也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7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可谓多如牛毛，比较有影响的计有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种邮电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内政部警政司、各大城市警察局、外交部护照科，驻各国武官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各战区和集团军调查室、三军谍报参谋处室、各大城市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空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等等。
特务处时期，戴笠对手下的特工人数都有确切的记录，从1932年4月1日前的10个人，到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人数已达3600人。但后来因军统扩展太快，几至膨胀的程度，其在抗战各个时期的确切人数，根本无法掌握。粗略估计，军统在全盛时期的内外勤人数约5万人，军统掌握的各种特务武装约20万人，通过军统策反掌握的伪军力量约80万人，三部分力量合计100余万人。尤其前两部分力量的组织之严密、调动之灵活，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戴笠拥有的强大实力超过了使蒋介石放心的程度，最终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和不安。
2．周旋孙殿英
河内追杀汪精卫，功亏一篑，戴笠感到十分沮丧。
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戴笠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指责。蒋深知汪精卫也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绝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绣；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策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大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
蒋介石特地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惟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
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后，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戴笠此行_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其实，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自从1933年戴笠与孙殿英天津一别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好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枝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
于是，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稀世珍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来到南京，行色匆匆。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转赠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
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提议说："魁元兄，这件宝物献给蒋夫人，你看怎样?"
孙殿英连忙说："老兄说得好，我原本就这样想的。"
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他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
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珍贵的九龙宝剑，准备送给戴。
所谓九龙宝剑，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
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
孙殿英玄耀地说："得到此剑以后，我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人朝，晋谒高宗弘历皇帝，所献的一件宝物。
当时高宗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
从此以后，高宗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
说到这里，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我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
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孙老殿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
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连说："多谢委员长的大恩大德。"
蒋眯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魁元，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
孙殿英听了，激动地热泪盈眶，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和雨农盟过誓......"
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在孙殿英看来，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个把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也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1个特派小组，配合1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
做到这些，自然要附有交换条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1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谊，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惟我主义者，信奉有奶就有娘，有枪就有权。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
这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有位大队长就是共产党派遣的干部。孙殿英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的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军统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
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仍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却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时，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乎也不太现买。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
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但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
检查贯彻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校长。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林县分手之后，戴笠在外转了一大圈之后，很久才回到重庆，然而也还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则久久没有回电，因此时孙与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领会戴笠重提讨剑一电的用意，因而将此事搁下。留下一段公案，终至危及戴笠日后生命。此是后语。
3．失败中的反击
1939年，是戴笠的军统组织经受重大打击和考验的一年。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处在敌蹄的蹂躏之下。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
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口绥靖和顽固反共政策，戴笠的特工工作缺乏对口特斗争的思想、组织和业务训练与．物质准备，结果匆忙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工作，使得平日里习惯依靠统治阶级的力量，为虎作猖、养尊处优的军统特务，根本适应不了艰难困苦的地下特工生活，结果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心痛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军统南京潜伏区彻底垮台。接着是军统上海潜伏区受到沉重打击。由于上海租界当局对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事件不满，先后逮捕了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方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调往香港、重庆。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1939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76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76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
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也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和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有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有的坐牢、有的被杀、有的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团长曾澈也未能幸免。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别区长倪中立出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
但是，全部出师不利。
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瞬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的任务的倪中它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
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州2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重建起来，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1939年底，汪伪76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以下10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76号特务组织。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面对一连串失败，戴笠十分窝火，他要反击了。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都、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成为蒋汪特工斗争的中心。
先是在1939年夏天，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以统一国民党各派系特工在上海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反击汪伪汉奸势力。
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杀死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反击初战告捷，但也是很艰辛的。
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76号的大头目丁默郝、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76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76号的目标。但是，不料后来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76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
之后，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76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76号特务头目丁默鄣、李士群，由76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76号的顾问等职。
1939年10月，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76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76号，先后投敌，被聘为76号顾问和专员。
这年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76号，也被分别委任为76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后因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当即命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押赴上海中山北路76号刑场一起枪杀。
戴笠屡战屡败，极为震怒。
他总结了这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反水，他们像"多迷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戴笠经过反复研究，认识到汪伪汉奸特务的手法是以"军统"打击军统，自己何不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暗中收买拉拢汪伪汉奸特务打击汪伪汉奸。于是，戴笠急电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指示他或用重金收买，或用既往不咎、将功赎罪等办法，对原先落水的军统特务，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他们开展除奸活动。
陈恭澍接电后依计行事，首先收买到王天木的随身警卫员马河图，许以重金，要他伺机暗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
193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马河图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人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的机会，拔枪突袭，将何天风、陈明楚当场打死，马河图对王天木念在多年老上司的份上，一时手软，使王天木瞬息之间躲进沙发背后，幸免一死。马河图当即逃离沪西兆丰夜总会，躲进法租界，由陈恭澍将他转移送往重庆向戴笠领取10万元奖金。王天木虽死里逃生，但由于涉嫌，也被76号扣押起来，送进了牢房。戴笠一击而中，多少也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
4．内部大整肃
一大批军统特工叛变投敌．说明军统内部的混乱，已到了必须整顿的地步。
这样，内部大整肃势在必行。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反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扬，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像。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反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
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1939年7月3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
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
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明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
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莱"，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也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昱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枝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竞不能自已，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
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竞出家当和尚去了。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不但予以责骂训示，而且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年凋重庆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回到军统等待分配。戴知其恃好傲慢，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又遭戴笠一顿痛骂，说："万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得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特务。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办。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赵世瑞被骂过之后，因恶习难改，坚持要讨小老婆，被戴笠一纸手令，免去缉私总处副处长的本兼各职，解甲归田。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
至于中、小特务因失职或违反团体纪律被撤职、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戴笠在西安一个会上，就曾经当场宣布将私自结婚的姜维世和陈友桂一对军统夫妇给以关押5年的处分，以维护戴笠宣布的军统特务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的禁令。自此以后，特务们均采取秘密结婚的办法，或谎称是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婚姻，在沦陷区的特务则申请结为"工作夫妻"。
关斩军统特务，是戴笠处置违纪特工的最严厉的一招。其关斩的地方，也根据其罪行等级有所区别。罪行较轻的关在望龙门看守所，特务们称之为"小学"；稍进一步则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谓之"中学"；罪行很大的则关到息烽集中营，谓之"大学"。
对于息烽集中营，军统特务沈醉在1941年5月8日的日记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明选等纵谈息烽在押之人犯种种惨事，闻之使人抱无限同情，尤使人惊心胆小。对今后一切更不能不立稳脚跟，那儿真不是开玩笑的，越起越使人恐慌。人世间之惨举，一幕幕如摆在眼前。诸事留心，不自由的生活真太惨!"
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沈醉又写道："睡前谈杨(阳)朗坝之惨事太多，神经方面不无影响。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思之每为悚然。"
"管"不住，戴笠的手法就是加木为"棺"。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i戴笠也未答应。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批准。
1940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处以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
同年冬天，戴笠的汽车驾驶员马福玉受命去浙江给局本部运一批贵重药品回重庆，因受局本部汽车队长黄四钦之托，顺便帮他夹带箱走私的文具到重庆贩卖，被宪兵团查获。戴笠闻讯，认为马福玉丢了军统的面子，污了军统的名声，立即下令将马福玉扣押，送交军法处。经审讯后由戴笠亲自判处死罪，报蒋介石批准。马福玉为戴笠安全开车10年，忠心耿耿，很得戴笠赏识，现在竞因受人之托带1箱走私文具而成死罪，毛人凤、张冠夫不免可惜，于是向戴笠求情，免其一死。戴笠回答说，我报批马福玉的死刑，是为了促批王世和外甥那个案件。结果，王世和外甥没有扳得倒，马福玉却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在重庆西区公园执行。马福玉终为王世和外甥而枉送一命。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
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戴笠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中央委员，但权势之大又是中央委员不及的。结果，戴笠当面应允，待这位委员刚回到家，即报其子已被枪决。
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
事后，戴笠还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据说，在军统成立10周年召开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多人。可见所谓殉法者，当不在少数。
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处决的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
军统安徽站芜湖组组长洪云樵，因"擅自撤退"被戴笠下令枪决，后戴笠电令安徽站贵池组组长汪半樵派特务吴智新到泾县桥河查访洪云樵遗孀遗孤上报，不久即予以抚恤安置。
平时每逢春节，殉法者家属与殉职者家属一样都能领到抚恤金。婚丧以及意外事故都能发给资助金，以激励和宽慰生者与死者。
为了进一步国强内部整肃活动，从1940年开始，戴笠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秘密开设了监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就是为了加强对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久，戴笠又批准成立视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是对特务进行反贪污活动，班址设在距重庆松林坡戴公馆100米处，戴笠称他们是特务中的特务。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故眼睁眼闭，不了了之。所谓整肃，也成了整而不肃。
5．拼凑小黄埔
戴笠知道蒋介石是靠着黄埔军校发家的。他也想摘一个自己的"小黄埔"。
1937年8月13日，沉睡在梦中的大上海忽然被_阵阵枪声惊醒，"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军大举侵华，中日战争进一步升级。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戴笠匆忙逃至武汉，指派原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到湖南着手准备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
1938年1月，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准备工作。
戴笠有意把特训班办成自己的"小黄埔"，很下了一番功夫，他本人虽不能亲自主持特训班的活动，却在班里设了一个主任办公室，遥遥控制。他亲自选定地点，把常德北面临澧县中学作为班址。
秋季的临澧青山秀水，绰约美丽。几辆汽车向临澧县城疾驶而来。
特工头号人物戴笠戴雨农来视察了!
余乐醒早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戴笠要来视察的消息，连夜作了一番布置。他派出两个中队担任警戒任务，小小的临澧县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
戴笠的车队刚驶到县城附近，余乐醒早已率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
"立正--"一声号音发出之后，全城四处响起了立正号音，交通道口的武装学生立刻断绝了交通，临澧县城进人戒严状态。余乐醒急忙跑到车旁，殷勤地打开车门："戴主任，请。"一个身材高大、长面孔的人走下车来。他那阔而厚的嘴紧闭
着，显出一副深不可测的威严表情。
欢迎戴主任来特训班视察!"余乐醒沉浸在他精心设计准备的热闹隆重气氛中，却忘了注意今天的主角戴笠的表情。他转过身来，"啪"地一挥手，戏剧性地吼道："唱!"
全体教职员和学生都齐声高唱起来。革命的青年，快准备，
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明明是为了拍马屁，可惜马屁拍错了地方。
戴笠一看到街道两边黑压压的欢迎队伍，一听见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鼓乐声，心顿时往下一沉，气不打一处来。他看见乐醒带着十几个地方乡绅模样的人迎了上来，真想破口大骂。多年来，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特务工作的需要，总是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想不到余乐醒竞如此不识时务，搞了个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还邀请地方乡绅!
可是，当着地方乡绅的面，他不便发作，只好下车，勉强含笑地跟来人握手寒暄。可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愤愤地对余乐醒说："撤回去!快撤回去!"
上了汽车，戴笠沉着睑，一言不发。沿途他又看到，从城门口直到特训班所在地奎星楼县立中学的路上，不仅到处张贴着欢迎他的标语，而且身着灰色军装的特训班学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
戴笠情不自禁地骂道："余乐醒在搞什么名堂!抗战期间还摆这种威风!"
余乐醒紧紧跟上，他有些莫名其妙："戴主任，请您给学生训话!"
戴笠猛地转过脸来，单手叉腰，厉声说道："我有什么话好训?我不是军阀，我是特训班的主任!"
余乐醒没闹明白戴笠火从何来，他尴尬地直立看。
戴笠面向等候已久的教职员和学生，挥起右手，又急速地劈了
下去："是谁发命令全城戒严?我们革命同志，反对的就是这个军阀作风!今天我倒很是威风，但见校长，还那了得?我们校长最反
对革命同志摆威风!"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盯了余乐醒一眼："可今天就有人让我摆威风，这是要把我置于何地呀?"
一道冷汗从余乐醒头上滚落下来。全场寂静无声。许多人都没见过戴笠，被他这个威风凛凛的形象镇住了。
戴笠向侍卫唠唠嘴："带路，去班内视察!"
班里特务们早已经把教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总队长陶一珊毕恭毕敬地肃立在门口，等待戴笠的到来。
戴笠上下打量了一下陶一珊："陶总队长，喜不喜欢打牌呀?"陶一珊立正答道："一珊遵照规定，从不打牌!"
"是啊，是啊!"戴笠嘲讽地笑了："总队长倒是以身作则的楷模。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嘛!"
陶一珊一下子呆了，他经常和教官在晚饭后打牌，还自我解嘲地说："饭后打四圈，是卫生麻将，"没想到戴笠了解得如此清楚!戴笠环顾四周："谁叫金民杰?"一个彪形大汉应声走出教官行列："到!"戴笠两眼仰视天花板："你的功夫不错嘛!"金民杰有些得意，他谦让了一下："不很好!愿意为主任表演。"说完他拉出一个小勤务兵："金刚，咱俩表演一下。"
金刚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金民杰迅速用手腕夹住金刚的咽喉，金刚立刻昏迷，软软地倒了下去。
金民杰扶起金刚，轻轻地在背上拍了一下，金刚缓缓地睁开双眼!
"好!"在场的特务齐声喝彩，连戴笠的侍从也忍不住热烈鼓掌。这手迅速制人昏迷而后救醒的绝活，的确精彩。
戴笠冷冷一笑："果然好功夫!"他脸色一变，厉声责问："严燮是不是你打死的?"
金民杰一时不知所措。他求助地望着陶一珊。陶一珊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一步："报告主任，严燮是病死的!"
"混蛋!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严燮被金民杰毒打要害处，伤重致死。你作为总队长知情隐匿，还敢狡辩?"
戴笠劈头一个耳光，命令道："把金杰民关起来，禁闭一周，陶一珊总队长撤职!"
看着陶一珊和金杰民被拖出去，在场的人都战战栗栗，大气不敢出。余乐醒十分清楚，戴笠这是杀鸡儆猴，冲他来的。这个班一直由余乐醒直接控制，戴笠很少过问。
余乐醒对特务工作作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妆、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很受学生拥戴。
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他曾在一次汇报会上不满地说："临澧特训班只有余乐醒，没有戴笠。"并提升陶一珊为副主任，取代余乐醒。但陶一珊对于特务工作并不熟悉，生活上花天酒地，不久就又被降为总队长。这次戴笠之行，恐怕是来者不善。
接着，戴笠立即召集特训班骨干训话："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我以前一再强调，要做无名英雄，不论到什么地方，除了自己的同志，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可是你们......"戴笠越说越气，把在场的人骂得各个蔫头耷脑，满面通红。
余乐醒更是坐立不安，他实在是想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博得戴笠的欢心。他知道，为办这个特训班，戴笠确实颇费苦心，尽管戴笠不在特训班，可班里的学员大都是戴笠从各地"挖"来的，真正由筹备处招收的人并不多。可是，由于戴笠忙于工作，一直未在特训班露面，大部分学生都只知道有他这个副主任，而不知有戴笠。他还知道，戴笠把特训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宝贝，不容任何人插足其间。为此，他特意把学生们自己修建的一个礼堂后面供学生休息、散步、嬉戏垂钓的长堤，命名为"雨农堤"。
这次，戴笠第一次来视察，他颇费苦心地安排了这一场欢迎场面，为的就是让戴笠的形象和影响能深入学员们的心中，免得戴笠派在特训班的亲信打小报告，说他有野心。可弄巧成拙，惹得戴笠发这么大的脾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与戴笠的矛盾是很难避免的。他身为副主任，又兼任特训班许多重要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技巧、毒物配制、化学通讯等，都由他亲自主讲。他平时总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这早已引起了在特训班工作的一些特务的不满和妒忌。他们已经向戴笠打过不少小报告，说他野心大，笼络学生。
戴笠到特训班冷眼旁观，只见学生一看到余乐醒，就都围过去跟他说说笑笑，而对自己只是客气地敬个礼或点头笑笑。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不如余乐醒，便满肚子的不高兴。他当下就暗自决定，以这不适宜的欢迎场面为借口，撤销余乐醒的副主任职务，让新到任的总队长陶一珊兼任副主任。他要让学生们明白，在这个团体中真正主宰他们命运的到底是谁。
第二年，特训班第一期学生毕业，戴笠第二次来到临醴。
老蒋对特训班第一期毕业生也非常重视，戴笠等人刚到临澧，就接到了老蒋发来的贺电及对该班的训词。
戴笠在毕业典礼上宣读了老蒋的训词，又大讲特讲了一番"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的大道理，同时，把是年内沦陷区的潜伏特务们翦除汉奸的情况大大地炫耀了一番。因为该期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将分赴洛沦陷区进行情报收集或锄奸工作，戴笠想以此来勉励学员，让他们向那些"无名英雄"学习......最后，戴笠把矛头对准了余乐醒。
"饭桶!你手下这帮人全是一群废物!王百刚今天在不在?，余乐醒低头回答："已经关起来了。"
"枪毙!枪毙!明天就执行，这种人，留他做什么!"余乐醒心中一凉。他有些替王百刚冤枉。
原来，临澧特训班的课程非常之多。余乐醒还特意从狱中找一些惯偷，来传授偷盗知识，培养了一大批"鸡鸣狗盗"之徒。王百刚对这手偷盗绝活尤其感兴趣，还经常在班里作公开表演。但最后一次表演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一粒子弹!
当时，叶剑英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授游击战术，戴笠知道国民党军队吃过中共的游击战术的不少苦头，就命令王百刚去游干班学习游击技术，以将来对付中共。不想王百刚进入游干班不久就技痒难熬，不久就运作特务的"偷盗技术"窃了游干班一笔巨款，被人揭发出来，人赃俱获，使戴笠大丢脸面。命令余乐醒把王百刚长期关押。
而今天，王百刚则成了戴笠视察特训班的第一个祭品。余乐醒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噤。戴笠双目威严地扫视全场。·妈的!我们军统不养这些废物!全是废物!"
一个教官挺身而出："戴主任训示得对，我们特训班是该整顿治理一番了!"
"唔?"戴笠有些惊异，他欣赏地看着这个教官："你叫什么名字?"
"廖华平，政治教官!"廖华平响亮地答。
"好!你说说看，该怎样治理整顿?"戴笠饶有兴味地鼓励着。廖华平得到戴笠的支持，信心更足，他着重抨击了教务处与总队，说他们强迫所有学生都要学会游泳，结果河南籍学生刘颖被淹戴笠阴沉着脸听完廖华平的报告，手指点到了余乐醒的鼻尖上，破口大骂："娘的，你不要干了!从今天起，副主任一职由教官吴良继任!"戴笠第二次成功地解除了余乐醒的职务，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从此，临训班成了戴笠起家的本钱。许多临训班出身的特务都在军统里担任了职务，惹得许多大特务牢骚不满："现在真成了非礼(澧)勿用的时代了!"
第十三章特工秘诀
1．特工三原则
所谓特工三原则，是指情报、行动和电讯。
1940年7月8日，戴笠在重庆局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提"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并指出"我们工作有三件事，就是情报、{动和电讯，一切工作以增进这三件事的效能为目标，个人方面都合乎这个工作要求"。
戴笠是个搞情报的老手。在情报业务方面，他认为除了必；掌握《孙子兵法》的"用问"篇、"三十六计"等应变技能外，主要是何善与人交，投其所好，了解对方心理，取得信任，学会驾驭人的爿法。
戴经常对大特务们说，概括而论，做特务工作，收集情报，并一定技巧，而在善于做人做事，洞察人情世故。
如何洞察人情世故，戴笠的经验就是"五字秘诀"，即"裙、办师、财、干"。只要抓住了这5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峦无往不通，无往不利，无往不胜了。
戴笠给手下的特务们解释这"五字诀"时说，干特工工作，离刁了裙带关系，一定要四处活动，八方联系，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朋荟都要交。常言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同样，朋友用时也恨少。所谓"办"，即办"外交"，搞离间、反问活动。这些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具有三寸不烂之舍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个千里眼，万事通。
所谓"师"，即培养幕僚。干特工工作，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
所渭财，就是金钱。戴说："我之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两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干特工谁能少得了钱，占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但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去干。"所渭：就是行动，万事俱备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
虽然如此，在抗战以前，戴笠的特务工作仍然是以行动作搞略杀，绑票出名。但做情报工作，特别是做特殊的情报工作，总是做不过中统特务。究其原因，戴笠总结的这些"洞察人情世故"、"五字决"之类的情报工作经验，都是从做反蒋派情报实践中得来的，用到做中共的情报实践中总是不灵，故而系大头目陈立夫历来对戴笠手下的特务是看不起的。
但是抗战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二度合作，中统顿失工作对像，一时无所适从。倒是戴笠韵军统特务，因适应形势的需要，不独在除奸、暗杀等行动工作方面大出风头，而且通过运用"五字决"做日伪情报，特别是在通过大批投伪的汉奸特务取得情报来源方面占尽优势。在当时"抗战第一，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日伪情报被提到重要位置，由此，军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陡增。在此基础上，戴笠进一步从组织体制上加强特工队伍的建设。
1941年9月18日，戴笠针对沦陷区特务工作的特点，就加强情报工作发出手令：
一、第一处所拟工作部署之地区，固属重要，但有许多地点，只设一通讯员，不另设交通，则紧要情报之取得，临时由何人传递，实一问题。故组员与组长之间，如不设立交通，则每二个单位距离组部较远地区之通讯员，非设置一助手不可。
二、无论在任何地区之通汛员，均应有适当之职业掩护，而此种掩护职业，亦须便于活动者，如在阳罗之通讯员，最好以开小杂货铺为妥，因为万一无电台可通，亦可借采买货物，至武汉送情报来也。至于掩护商店，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人来开设，可于当地特别可靠有知识之小本商人，详加指示，而令其担任也。
由此可见，戴笠对情报工作体制的要求，重在实用、实效，反对追求形式，搞花架子。这是戴笠在情报工作中能往往得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加强一般情报工作外，抗战以后，戴笠在开展国际和海外情报活动，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方面，有长足发展。
1940年夏，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日军在南洋一带的活动动向，戴笠派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局本部主任秘书郑介民亲赴南洋一带视察，于菲律宾马尼拉等地设立情报组，以便加强这些地区的特工活动和组织工作。
同时，戴笠应香港当局邀请，派陈一白以军令部第四处名义建 ，立第八工作队，从事香港航空情报侦测工作。
1940年和1941年，戴笠为了加强南亚一带的特工活动，两次亲赴缅甸视察，建立情报网，并通过孔雀公司领得商用大卡车牌照1000张，用于滇缅公路运输线。
1940年下半年，由郑介民联系，蒋介石批准，军统分别与苏、英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所"和"中英情报合作所"，经戴笠推荐，1中苏所所长由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由郑介民和苏方1名人员出任，所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号。
该所对外由军令部出面合作，而实际工作全部由军统主持。任务是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通讯密电码，并在重庆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立电讯侦测总台，戴笠派特务萧坚白任总台长，苏方派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
戴笠为了能尽量把苏方侦译日本密码的技术学过来，也为了能在苏方人员中进行收买拉拢，从中布置情报工作，特地把俄语说得流利，善于交际应酬的大特务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该所任科长。另外戴笠还拨出在赣江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给谢，作为联络应酬之用。谢力公为此虽花了戴笠不少钱，但却没有达到戴笠期望的结果。3年后，因中美所成立，这项合作也就中止。
"中英情报合作所"所长由戴笠推荐军统大特务、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的周伟龙担任，英方特工安德逊任副主任。所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该所的任务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为此，戴笠曾两次派出特别工作小组，分别去香港、印度、缅甸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的密电。
英方特工曾多次派人想学习军统这方面的侦译密码的技术，但戴笠对此严加提防，双方合作貌合神离，在中美情报合作所成立后，军统也停止了与英方的情报合作。
抗战时期，戴笠在做国民党派系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掌握了阎锡山的内幕。自北伐以来，国民党内能够与蒋介石形成劲敌的孙科集团、西北军冯玉祥集团、东北军张学良集团先后瓦解。桂系李、白集团率部出桂参加抗战，与蒋的矛盾缓和。惟有阎锡山的晋军集团，仍然以山西为根据地，继续当他的土皇帝，成了蒋的心腹之患。
抗战以前，戴笠为做阎的情报工作，在阎的身边钻营了多年，总是钻不进去，原因就在于阎锡山通过各种法西斯手段，对内部控制相当严密。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故戴笠的"五字诀"攻不破阎的铁幕。戴为此叹息："中国最难对付的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抗战以后，戴笠打听到阎锡山与其胞妹阎慧卿乱伦通奸，阎慧卿利用她的特殊地位经常干预"政事"。于是，戴笠派山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任军统晋东南站站长。目的之一就是做阎锡山的情报。乔家才按照戴的计划，先是给阎慧卿赠送衣料、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一段时间秋波，却从不提任何要求。阎慧卿逐渐尝出甜头，开始自己找上门来。从此，阎慧卿对乔家才有求必应，阎的内一幕全部被戴掌握。以后，戴笠通过阎慧卿，逐步将阎锡山身边的重要人物梁化之、吴绍之、黄胪初等人拉了过来，更有的人被发展加入军统组织。结果，阎在山西的一举一动，蒋、戴莫不清楚，阎在抗战期间也始终不敢有所异动。抗战以后的最初3年间，军统的暗杀活动达到高潮，尤其是在上海演出一场自上海开埠以来最触目惊心的大暗杀。在这几年中，仅在上海一地被各种狙击暗杀的死伤人数就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除唐绍仪被杀案之外，还有张啸林、傅筱庵被杀案。
暗杀张啸林一案，戴笠从1938年5月汉11谈话会后就开始秘密布置。并先后派遣脚踏青帮和军统两条船的于松乔、张默到上海执行杀张任务。于松乔、张默都是杜月肇的亲信学生，对张啸林
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他们先后两次在上海更新舞台与福熙路口狙击，均未能成功。两次失败后，军统上海区刺张行动组调整部署，决定派遣杀手林怀部打人张啸林身边当保镖。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在张啸林密谋出任伪浙江省长前夕，将张啸林击毙在家中。
暗杀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的行动是通过收买傅筱庵身边的义仆朱升源进行。朱升源少年时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当过童工，受过本人的欺压虐待，对日本人恶感很深，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朱颇不以为然，因而被军统特务利用。1940年10月10日夜，傅筱庵宴游归来，倦睡之际，被朱连砍三菜刀，当场毙命。
张、傅两个一等一的大汉奸被杀后，军统上海区连受戴笠嘉奖。1941年春，军统上海区与汪伪76号特务之间的争斗，围绕上海银行业的火并而达到高潮，双方制造了多起震惊国内外的大血案。直杀得双方银行职员胆战心惊，无法工作。
重庆财政部为此向戴笠提出了质询。戴笠感到这样下去，势必两败俱伤，于是主动通过香港桂月笙设法斡旋，暂弭杀风。杜月笙通过自己的门生高兰生，找到76号大特务吴四宝，通到李士群那儿，李士群欣然同意。双方达成默契，上海大暗杀就此罢休。抗战初期，军统侦收和破译了日军电讯密码。1936年，由魏大铭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首开记录。
1938年，戴笠在"破译是胜利女神"这句军事谍报界名言的影响下，报请蒋介石批准，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聘请破译精灵、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C·亚德利来华，传授无线通讯破译技术，年薪1万美元。1939年，戴笠从俘虏的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的密码由日文50个字母组成，使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
1940年，美国破译专家亚德利与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破译日渫"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从而帮助戴笠破获了1个超级间谍网。
戴笠全传
"独臂大盗"是川军高炮部队的1名军官，此人虽是土匪出身，但会说流利的英语。他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1个间谍网，并将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162万英尺用密码密告日军，日军轰炸机由此在162万英尺以上高度航行，独来独往，狂轰滥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中国高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军统虽然抄收了"独臂大盗"发出的大量神秘密码，由于无法破译，故始终不好下手。经亚德利反复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并得出结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100页中必定有连续3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1ight、grain(或groin)。
为了能找到这本英文小说，亚德利请新结识的漂亮女友，也是独臂大盗的女友徐贞小姐相助。徐贞出于爱国热忱，不避险恶，慨然应允。两个人设计到大盗家中拜访。经过一番艰险丛生的周折，终于由徐贞从大盗的书房中弄清其使用的书籍密码的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1个词果然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那3个词。
亚德利回去后，当即设法找来1本《大地》，连夜组织人苦干，终于破译了大盗的密电。所有间谍活动均被戴笠掌握，参加这个超级谍网的成员也全部落网。该案的破获使日汪十分震惊，蒋戴拍手相庆。
蒋亲自召见亚德利，嘉勉良久。徐贞因协助亚德利侦查书籍密码底本，被日汪间谍人员注意，于是决定赴香港。徐贞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被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淹死在江涛之中。亚德利闻讯，悲愤交加，于1940年7月完成与戴笠的约定后回国。1941年，亚德利写成记叙中国之行与徐贞功绩的《中国密室》一书，但美国务院以保密为由禁止出版，直到1983年该书才得以付印发行。
1941年，戴笠的军统对日密电侦收和破译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第一是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分析破译的一份"本外交密电本"，发现日本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由方以橡胶交换苏联的木材。日本是个资源贫乏国，何来橡胶资源?由此，邓葆光断定日军将南下侵略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这份情报由戴笠转告英国远东军总部，却未引起重视，再转告美国海军参谋部，引起美方重视。美海军参谋部开始派人与军统邓葆光等经济专家接触。
第二是军统于1941年11月份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日方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结盟。戴笠即将这份密电呈送蒋介石。蒋令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向日宣战，否则中国"自己出卖自己"，郭泰祺则以宋美龄的个人名义发出该电。由此，美在与中、英、荷、澳等国使节磋商后，交给日方一份《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及废除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等等。由此，美日"和谈"没有成果，导致日方加紧进行偷袭珍珠港的准备。
第三是1941年12月初，军统破译出日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经蒋介石批准，由戴笠将这份密电经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通过中国驻馆使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但未引起美国海军应有的注意。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
戴笠在加强军统对日密电侦收破译工作的同时，军统电讯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工作人员达4000余人，电台达数百部之多。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使军统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但军统电讯专家魏大铭把持电讯处，在军统内部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渐渐引起戴的疑忌。因而萌生"去魏"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把柄，一时不得下手。
1941年夏，福州第一次沦陷，蒋介石向戴笠催问}{军在福建的活动情况。因在这之前，蒋曾关照戴应在福建沿海地区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以作应变措施。戴批示魏大铭办理。但是，现在军统电报总台与福建沿海潜伏电台联系不上，戴情况不明，无法向蒋交待，不由得将一腔怒气集中到魏大铭身上。戴把魏大铭叫到电讯总台，责问他：
"怎么搞的，为什么总是和福建联系不上?"魏说："怎么联系不上?让我来试试。"
戴目露凶光，掏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指着魏说："叫不通福建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
魏果然技艺超群，上机不到1小时，就叫通了对方。这使魏躲过了一次厄运，也使戴顺利地在蒋面前交了差。在整个抗战时期，军统的电讯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作效率，是系不可比拟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出类拔萃的。
2．戴笠三件宝
戴笠一直把特务学生、手枪和汽车，看成是自己发迹的三件宝贝。他常说："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可办得了!"随着军统的发展，他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凡正式参加军统的特务，一定要严格办理手续。经过初审、复核，最后决定等审查关后，要举行宣誓。内勤人员公开举行，外勤特务个别进行。
宣誓时，桌上放着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和印好的誓词，宣誓者站在蒋介石像前表忠心："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
军统专门办了内部发行刊物《家风》。戴笠常在刊的卷首题上："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苦干苦守，任劳任怨"、"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要有心到手到的作法"等一类口号，向特务施以精神灌输。
他把重庆培养特争的基地磁器口缫丝厂改为"造时场"，并再三对特务说："今天是英雄造时势的时候，我们这个基地就是造英雄的地方了。"
戴芒在笔统仨职期间，先后办过近80个各种特务洲练班。他对特笋头目说："看一个人家兴不兴旺，只要看看吃饭的筷子就知道。...一·真正兴旺的人家，筷子的数目是弄不清的!"
他认为，培训的特务，总是越多越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将开办特警干部训练班列为头等大事，以重庆、息烽、兰州、建瓯开四大训练中心，先后办起了特警、电训、会训、译训、谍参、外事、查缉、中美、台训、越训等。中心训练班，每期人数超过千人；其他训练班，多至数百人，少至百数十人，受过训练的青年学生将近20万人，武装部队超过20万人，军统一向以杀人、放火、绑票、破坏而为蒋介石所宠爱。
为了培训这种特务，戴笠除在各基本训练班设有行动系外，还在缫丝厂、息烽、潮水，专门开办了特种技术训练班。唐英杰在重庆主办的技击班，以练拳击、轻身纵跳等武功为主，受训三年，练就具有"飞檐走壁，落地无声"功夫的刺客，以应付突发事件。
中美所建立后，戴笠又在安徽的歙县和临泉、湖南的南岳、陕西的西安、绥远的陕坝、贵州的息峰、江西的修水、浙江的瑞安和港品、福建的建瓯和漳州等地，连续成立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调训了忠救军、别动军、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成员共约四五万人。后来，在中美所附近又办起了特种警察训练班，专门培养美式特务。戴笠和梅乐斯兼任正副主任，美国特务总教官怀特主持训练。班里有美特教官五十多人，全部技术课程都由他们担任。
这个训练班分为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个系。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课程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1945年秋天，第一期学员毕业，蒋介石带着次子蒋纬国参加了毕业典礼，检阅了美国化的新型特务的各种表演，并大加赞赏。
戴笠把军统特色分为"核心"、"基本"和"一般"三种。所谓"核心分子"，大多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所谓"基本分子"，则是指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所谓"一般分子"便是抗战期间所吸收的和由士兵提升起来的，以及在各公开特务机关中工作很久，被调进军统的。
对这三种分子，戴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互监视、相互牵制 +的办法，对特务多方进行控制。
军统的整个译电部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江山人。这些译电员是戴笠特地从家乡招来的青年，经过培训后，担任最机密的译电工作，并兼负秘密督察的特殊任务。他们随时通过电传，向戴笠打"小报告"，反映特务的有关言行。军统局主管泽电工作的机要组长姜毅英，就是江山人，靠打"小报告"而得到戴笠的宠信，被晋升为军统的惟一女少将。
戴笠最忌讳大特务利用职权发展个人势力。他对那些不肯俯首贴耳的大特务，除常用推荐担任公开职务的办法调离外，还利用机会找岔子收拾。
有一次，上海特区区长翁光辉，从法租界巡捕房华籍范广珍那里获得一份比较重要的情报，想不经过戴笠，直接上庐山面交蒋介石。戴笠接到特务的"小报告"后，立即从南京乘飞机先赶到九江，等翁一下军舰，便扣留起来，当即撤职，永不录用。
他对那些能够一手起家，几年后能与自己争宠的特务，另有一套笼络的手法。他特别了解特务的侥幸心很大，因此，经常对一些特务"破格提升"，他可将一个上尉一下晋升到上校，使人感到跟着他干最有前途。戴笠自己只是一个少将，而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30多个少将。
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戴笠常常借口整饬纪律，随意滥杀特务。如军统重庆电汛总台报务员，接收沦陷区的一份电报时，有几个字没有及时与对方校正，便以贻误战机之罪，被予以枪决。
他把自己杀掉的特务，美其名日"殉法"，列入军统"四·一"纪念大会"公祭"的死难者之一类。并对手下的特务头目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喊痛，不叫屈，还要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也是戴笠的阴险处。
戴笠对特务"恩威并用"，在工作上严格控制，在生活上则"尽可使人舒服"。他肯花钱，而且能用在最恰当的时候。每逢年节的前一两天，他便忙着给在重庆的科长以上特务写信，附上一笔约等于两三个月薪饷的现金，送到每人家中去。平时，对一些大特务父母的生日，都一一记下来，到了那天，也都亲笔写信，附赠现金。他再三告诉特务头子说："这些地方千万不能省钱，否则会因小失大。"
戴笠的第二件宝贝是手枪，可以称得上是酷爱。他爱手枪，专讲数量和质量，重视在使用方面的优点、特性、杀伤力、射击的准确性、携带是否方便、有无故障等等。据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回忆说，他爱枪如命，天天身上挂着手枪，也不离开，甚至连洗澡时也把枪带进浴室。
戴笠爱手枪，超过对一般的部下。抗战时期，重庆经常遭受日机轰炸。一次，军统在香港订购的一百多支左轮手枪运到重庆，正好遇上空袭警报，稽查处航空检查所只好把手枪送到稽查处，交给副处长王克全暂时保管。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来得及将手枪送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炸弹炸得精光。戴笠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王克全，把王痛骂一顿："你他妈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王原来是一个中共叛徒，被捕变节后，捕杀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军统立了大功，加上工作异常卖力，逐步得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到重庆稽查处任副处长。谁知仅仅为了一百多支手枪，就被戴笠骂碍如此狗血喷头，甚至连老底也给揭了出来。王克全听后，羞愧交加，无地自容，又怕受到更加严厉的处分，便关门开枪自杀了。戴笠如此喜爱手枪，所以他对立功的特务的最高奖赏也是手枪。有些被派往外地的亲信特务向他辞行时，他也爱问有没有好手枪，如果没有，他便送上一支。有些特务执行任务回来，因工作出色，他也特意奖赏手枪一支，以示勉励。
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总部，有一专门存放手枪的仓库，就是他亲自设计、总务处负责施工修建的。他每次晚上散步到仓库附近时，总要叫军械股长何铭打开仓库，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千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手枪，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由于戴笠喜爱手枪成癖，他的一些朋友和部下为了讨好他，经常时不时送他高级手枪，因此存货很多。仅他在杨家山公馆的仓库里，亲自保管的手枪，就有二三十支。其中有纯金外壳镶着像牙柄的马牌手枪、用手工制成嵌有金丝盘花纹的美国勃朗宁式手枪、用不锈钢精制的美国强力式长管无声手枪，以及钢笔型、打火机式和专门给女人用的小手枪等。
戴笠酷爱手枪，可是他的枪法极臭。据沈醉回忆说：有一天，中美所内一处新建的手枪射击靶场刚刚竣工，沈亲自布置好一切之后，便请戴去看，也希望这位被传为"神枪手"的特工王露一手。戴也兴致勃勃，带着一群便衣警卫来到靶场。
在50公尺的射击定点线上，沈醉请他打第一枪，以示为靶场．典礼。戴很高兴，正要举枪，忽然又犹豫起来，反过来客气地让沈先打。沈拔出手枪，连发三枪，结果枪枪命中，两枪靶心，一枪偏左，赢得满堂喝彩。
戴笠一看，也从身上掏出手枪，也学沈的动作，信手一甩，结果是无影无踪，天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戴十分尴尬。
沈醉看他那狼狈样子，就对他说："这种枪优点多，就是枪管短些，射程不远，不妨靠近点试试。"
戴点了点头，走到20公尺处，将手臂举平，很认真地打了一枪，总算打到靶面，但离靶心甚远。
戴依然不服气，他一言不发，迈开大步，一直走到离靶心仅有两三公尺的地方，连发三枪，枪枪击中靶心。然后，得意地哼了一声："这有什么稀奇!"
沈醉深知戴为人好胜逞强，只得敷衍，为他打圆场。这样才让狼狈的他下了台阶。
戴笠的第三宝是汽车。
抗战期间，军统和中美所的汽车共有卡车2000多辆，中小吉普车和轿车有140多辆。其中，戴笠经常自己使用的新型轿车就有十多辆，而且大多是美国和英国造。
他的汽车大多都是名牌，而且性能绝对良好。别克、雪佛莱、派克车应有尽有。甚至连豪华轿车"卡迪拉克"也有一辆。
出于特作的特殊需要和个人安全的考虑，同一年份、同一一式样、同一颜色的车通常都是两部，只是牌照号码不同而已。这样，别人很难判定他是坐在那辆车中。
由于车子很多，他经常调换所乘汽车。有时乘坐深蓝色的别克车；有时乘坐墨绿色的派克车；有时乘坐草绿色的军用雪佛莱车。至于吉普车，他从来不坐，原因一方面是嫌它颠簸，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是容易被人发现。他在重庆期间，因有些地方街道狭窄，他担心乘豪华汽车引人注目，便改用英国出产的奥克司好尔，或者更小一点的奥斯汀微型轿车。戴笠喜欢汽车，仅仅是为了显示气派和高贵。对于汽车，他是一窍不通，纯粹一门外汉。既不会开车，更不懂如何修理。轿车偶尔出了毛病，只会骂司机，自己干着急。或者临时换车，反正他自己的备用车多的是。因为自己不会开车，所以他对司机依赖性很大。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准司机离开汽车一步。只要他一走近轿车，司机便得立刻将车发动。等他一坐好，马上就开车，不能稍停片刻。
戴笠坐车，总是喜欢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让警卫坐在后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仅可以看清楚前面的情况，有事可以马上做
出紧急处置，而且可以就近指挥司机开车或停车。每次上车，往往是他先上，警卫后上；下车则相反。只有在他带着女人时，他才坐在后面，而叫警卫坐在前面。
戴笠爱汽车，也和爱女人一样，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抗战期间，由于战争不断，进口小轿车十分困难。他除了用军统名义购买之外，还经常用他兼任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去买。在他兼任缉私署长期间，曾花巨款买了一部1942年英国出产的最新别克轿车，视为宝贝。后来因与孔祥熙闹矛盾，辞去这一职务。接任他这一职务的是蒋介石的另一亲信宣铁吾。在交接过程中，由于戴很喜爱这两部豪华车，就打了埋伏，将车划到军统局账内，没有移交。宣铁吾上任后，也想购买好车，有人将此事告发。宣铁吾质问戴笠要车，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从此矛盾加深。后来宣铁吾出任五人小组组长，秘密监视戴笠，最后置戴笠于死地，可能与此次轿车之争不无关系。
3．军统六不准
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订了许多禁令。这些禁令不是什么单行条例，而是戴笠用口头宣布或者以手令决定之后作出的规定，是军统任何人不能变动的律令。其中很有名的是"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而"六不准"的内幕怎样呢?
第一不准擅自脱离组织。即作为一个军统局的特务，不能擅自脱离军统的组织，连写长假报告、请求脱离也不许可。蒋介石把军统特务规定为终身职业，戴笠就把此当成了下属特务的锁链。他曾说："如果有哪个人要离开我们组织的话，我就请他活的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如果是戴笠不要的人，这是例外。
军统在戴笠统治时期，无人敢提出请长假。有时，偶然也有人离开了军统，但这是极个别的，是由于他们找到了人事的路子，走了私人的特殊关系，方获得了脱离。如军统子弟学校立人小学教导主任熊家璞，她是军统黔阳特训班的学生，秘密与军统特务、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姘居，在生活上可以完全依靠李肖白。熊不愿意于受军统的控制，更怕秘密督察打上一个小报告，而遭受到意外的惩罚。所以，很想脱离军统组织。
由于她和她的姘夫李肖白都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肪和行政科长黄康永私交很深，他们合谋以请求长期病假的形式获得离开。她找了一个有肺病的妇女在重庆宽仁医院照了一张x光胸片，熊家璞送冒充肺病病人的病历向军统局人事处请求长期病假休养，军统医务所看到x光照片，说明熊有严重肺病，同意她长期休养，因此报告得到了批准。这样，熊家璞在获得军统发给她一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补助费后，便离开了军统特务组织。如果没有这种人事关系的话，要离开军统组织；谈何容易。
第二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戴笠的妻子毛氏于1939年在重庆因患子癌瘤死去，从此他就不愿意看见他的部下与妻儿团聚，遂于1940年对一些有家属的特务下了一道手令。说什么抗战时期，同志的家属跟在身边，妨害了所谓的抗战大业，限令所有同志家属，一律迂回原籍，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迁动的，就停发眷粮。这一条手令，是经军统局局本部人事科下的通令，许多中级以的特务，慑于军统局的淫威，导不把家属送走，在军统局里面闹得怨气冲天。有一些特务也晓得戴笠的命令不遵守是不行的，就让家属暂先离开重庆一步，等到风声过后，再慢慢的搬回重庆。
戴笠在小报告上了解到这种情况，为了应付人心，他感到这个手令不能过于勉强执行，就来了一个治本的办法，怒冲冲的又下了一道手令。规定军统全体同志在抗战时期内一律不准结婚。如有擅自结婚的，一一律禁闭四年，不能特赦；若双方都是军统同志。男女都同时禁闭。这一道手令下达之后，在1945年以前，大约有200多对的男女军统特务，因违犯结婚令而被禁闭。直到抗战结束才获释。
但是，在这一道手令之下，遭到不幸的，只是一些中下层的特务，许多大特务或者江山派系的一些特务，则都成了例外。1940年在戴笠下了手令之后，毛人风就第一个与向影结婚；紧接着就是陈宜生(抗战时曾任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兼兰州市警察局分局长)与朱绍良女儿结婚；霍立人(曾任军统兰州站站长、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组长)与徐应年结婚；文强(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葛世明结婚；魏大铭(军统局电讯处处长)与葛霭兰结婚。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而实质上还亲自向他们贺喜。江山派系的何丹山(系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堂弟，时在军统息烽训练班任职)，也于1941年与息烽曾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戴笠虽接到了息烽秘密督察的小报告，但这个小报告就搁在他的皮包里没有处理，也就默许了他的结婚。
当时军统局里面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这一个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在军统局的大寝室里、防空洞里，都变成了军统那些旷夫怨女的媾和场所。
第三不准自由向外活动。军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得到萼：统特务组织的命令或批准，都不容许擅自向其他方面去活动。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为了调解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和国民党中组部调查处(中统的前身)两个特务组织的内在矛盾，曾经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汁局，要陈立夫当局长，把原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这两个特务机关，虽然统一组织，但戴笠则秘密严格禁止第二处的人员与第一处的人员擅自交往，并且指示参加局务会议的人员说："我们参加他们的局务会议，只是采取听听的态度就可以了，少说话。而且还打了一条禁令，如果私自同中统人员往来的，则以擅自活动惩处，轻则禁闭，重则以泄漏秘密论罪。所以军统的工作人中对中统的工作人员都是尽蓬回避的，双方都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很少有人敢秘密联络，都怕触动戴笠的禁令遭受意外。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中有一条禁令，不准任何人经营生意，说什么与商人争利是不得人心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作一个特种工作人员就得安分守己。
在这种沽名钓誉的禁令下，军统特务组织里有不少人轻则禁闭，重则丧了性命。一般的人，当然就不敢公然做生意。而那些大特务则是例外，他们半公开地走私漏税，囤积居奇。戴笠自己就利用他掌握的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的权威，勾结上海大流氓杜月笙进行各项非法的生意买卖。把蒋管区的水银、金属矿料等偷偷运进沦陷区供应日本人；把沦陷区的日用品和必需品抢运回蒋管区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争夺市场；他还想方设法大批地印制汪伪政府的储备券到沦陷区抢购物资，使沦陷区的人民生活遭受伪货币额外膨胀的痛苦。
军统局的二号头子郑介民看起来不长于做生意干买卖，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做生意的老行家。柯在重庆利用四川商人为她囤积居奇，做收进抛出的买卖。因而，她对几个四川商人同爱护她自己一样。
1943年一个夜晚，这几名四川商人因赌博被重庆稽查处抓去关押，柯得知此事，马上要郑介民打电话饬稽查处释放。而稽查处长何龙庆那时不在处里，须拖到次日才能解决。柯淑芳就要郑亲自去石灰市稽查处面谈。
这一天的夜晚，重庆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郑的汽车早已开匣军统局局本部汽车间休息，郑想第二天再去办理，柯坚决不同意c由于郑介民是一贯怕老婆的，有时当着客人的面，柯淑芳也让老么给她捶背，所以人称"床头跪"。只得穿上胶鞋打起雨伞从临江fi家里走到石灰市，经稽查处的值日官找到了何龙庆，终于把关押削几个四川商人释放了。
柯淑芳不但通过四川商人做大生意，还做小生意。她利用哞苏情报所的总务科科长吴景中是湖北同乡的关系．要他套买大耋日用品，每月进货一次，也卖出一二次，这一笔套买套卖的收人，世就成了柯淑芳袋子里的私房钱。
毛人风也不例外，毛人凤是戴笠培养他接受衣钵的刽子手，嘉一条表面圆滑内里奸诈的毒蛇，他自己表现得很清高，似乎不懂禾什么叫买卖，但却背地里要他的妻子向影心大肆经营生意。向不仅大搞囤积居奇，而且利用毛人凤的关系向国外购买洋货进行套卖。她还借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粮秣股长吴茂先领取军统军粮的职权，要吴为她囤积粮食，秘密的做粮食生意。吴茂先之所以得到毛人风的信任，就是由于与向影心的这一个秘密关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毛人风力保吴茂先为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以便于向影心经营重庆上海之间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向影心还介绍她的姘头邹伟成当四川谦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攫取暴利。第五不准贪污贿赂。贪污在军统里面也列为一条禁令，如果有贪污的被人打了小报告，就会送掉性命，所以许多特务都不敢以身试法。1940年问，贵阳邮电检查所有一个女邮检员杨月亭因为怀孕要生育了，一下子筹备不到这一笔生产费用，就利用邮检工作的机会，偷窃了50元的汇票。她的偷窃行为，被邮政局人员揭发，给军统秘密督察发觉，向戴笠打了小报告，戴笠就命令贵阳站把她关押起来，并执行制裁。由于杨月亭身怀有孕，有人要求戴笠等她生育之后再执行枪杀，戴笠立即电贵阳站马上执行，并且说："杨月亭就是为了这个小孩犯了纪律，要留这个小鬼干什么?"戴笠这种杀鸡吓猴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在一般的小特务里面可能是有些作用。但是，从特务组织里面来说，并不是戴笠不准贪污就没有贪污了。他们采用送礼的方法，变相的贿赂和贪污。黄康永在军统局局本部人事处工作，熟知人事处的处长、科长、股长以及一部分科员，都是每一个想调迁工作的特务逢迎送礼的对象，人事处理的办公桌抽屉中装了不少特务们暗地馈送的礼物：香烟、布料、钢笔、手表、糖果、罐头等应有尽有。这种变相的贪污行贿，在军统局里是司空见惯的，戴笠自己更不例外。
1942年黄康永同戴笠从重庆去东南视察，当他们在福建南平、时，戴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认为是一种滋阴补肾的食品，他马上和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表示，要办1000斤蛏干带回重庆。当时，由福建的各个特务机关合伙，采购到1000斤蛏干送给戴笠，这个礼物是由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献给戴笠的。不久，就由戴笠亲自决定，调升陈达元为军统局闽南站的站长。不久，他就爬到了监察委员的高位。
军统局里的所谓不贪污不贿赂，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质上是无污不贪、无物不要，送礼贿赂已经成了军统局里的风气。虽然在戴笠手里也惩办过大贪污犯陕西缉私处长金闽生和缉私署骑兵团筹备主任欧阳斌；在毛人凤手里也枪毙过大贪污犯北平站长马汉三，但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而实际上只是分赃不匀而已。
第六不准随意外宿。在军统里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除每人在每一个星期指定一天回家外宿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许可离开机关回家外宿，星期天也不休息。这一制度，从1932年南京成立特务处之后，就开始执行，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时间里，都是严格执行的。
如果有私自偷出外宿的，让秘密督察打上报告，就会受到惩办。许多特务都怕触犯纪律，遭受不幸，所以都兢兢业业地执行这一个制度。1943年之后，由于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更加庞大，也由于军统里的宗派关系活动相互包庇稳瞒，对于这一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就执行得稍为松了一点。当时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为了迎合科级以上人员的心理，就制作了一种供科级以上人员出军统局门岗的珐琅铜牌，可以自由出入门岗不需任何登记，这就为军统局的高级工作人员开了一条方便之门。但是，一般小特务还是受到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约束。对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制度，许多特务和特务家属都对之怨恨不已。
4．"四一"大会
1942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40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军统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统定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
戴笠规定这3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
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等，以示纪念。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1000余人出席会议。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为了展示军统的10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10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
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莱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
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会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发型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项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临时搭成一座大账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苦不迭。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更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1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一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秘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各个集中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1942年4月1日，准备了2个多月的军统成立10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亲自开车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表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3种人加起来共500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下午举行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10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10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强。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侄琶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再十分欣赏，便大肆引用。
上联"四条巷"即指南京鸡鹅巷，为嵌入"四一"两字，戴笠将原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条巷"。戴笠还将原联中的"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戴笠在会上解释时说，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因此改为"前后"，同时"敌我"也不够含蓄，故改为"忠奸"。戴笠认为此联写"四一"大会，嵌入四一两字，对仗工整，寓意深邃，高度概括了军统10年发展的历史，故作为大会的主联，予以张贴解说。
戴笠在四一大会上大声疾呼，要特务介绍干部进来工作，因团体发展太快，干部越来越缺。戴笠提出任用干部原则是没有马骑牛，没有牛骑羊。下午的演说，戴笠似乎不能尽兴，于当日晚开始游艺节目前，又有一番长长的训示。在4月5目的军统工作会议开幕与纪念周合并举行的仪式上，再次讲演达4小时，标榜他始终拖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9个字去奋斗，终于有今日的成功。
第十四章反共急先锋
1．宣侠父之死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再次与中共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
西安古城，国共两党频繁往来。西安是靠近延安的最大的城市，也是国民党极为重视的军事要镇。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蒋鼎文坐镇西安。
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一职，关系到八路军的存亡兴衰，十分重要。毛泽东思考再三，指定了一个名字：宣侠父。1937年10月，宣侠父将军赴西安就职。
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仔细看着面前的电报稿，面色阴沉。电报上赫然一行大字：
"中共委宣侠父充任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克1：t就职，张严佛。"
屋里空气十分沉闷，戴笠烦躁地解开领扣，长吁一气。他对宣侠父并不熟悉，但已从黄埔同学口中知道了不少情况。中共的确知人善任，宣侠父无疑是最理想的人选。
戴笠抽出一份卷宗，找到有关宣侠父的资料。
"宣侠父，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毕业。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利用其与我党上层人土的特殊关系，从事统战，手段巧妙，尤为我应妥善处置，严加注意者。1937年调西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活动广泛，策动东北军哗变之迹象极为明显，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最能应付复杂情况、独当一面之共党顽固分子，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宜严密监视。"戴笠拿起毛笔，在"宜严密监视"五个字下面粗粗地划了一道。他"啪"地扔下笔，拿起电话。"给我找张严佛!"话筒里传来"嗡嗡"的低沉男音："我是张严佛。"戴笠一边拨动着桌子上的卷宗，一边下命令："宣侠父至西安后，立即对其全天候流动、固定双重监视，其言行动态随时报告我。"说完"咔哒"挂上电话!西安，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兼西安行营第四科科长张严佛苦笑地看着手里的话筒，一脸无奈："戴老板这脾气!"作为军统局里最重要的一个区--西北区的区长，张严佛的日子并不好过，张严佛一直跟随邓文仪，不是戴笠的嫡系；在军统局里颇显孤立，戴笠从不向张严佛交待重要任务，但碍于邓文仪的面子，不得不应付，才把西北区交给张严佛。西安事变后，邓文仪失宠遭贬，张严佛在军统局更不得意。西北区里军统特务最多，戴笠秉承蒋介石的主意，主要把力量放在搞共产党的情报上。但张严佛的权力最小，仅能在行营范围里调动特务，可谓"政令不出都门"，且上面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蒋介石的心腹，更是开罪不得。张严佛一方面应付戴笠的指令，一方面又不能给蒋鼎文留下僭越的印象，真是左右为难。张严佛放下电话，立即驱车去拜会蒋鼎文。监视堂堂少将参议，如果将蒋鼎文蒙在鼓里，他岂能同意?蒋鼎文的办公室设在有名的西安新城大楼。当年蒋介石曾在这里居住过，建筑颇为豪华。门前有两个晃来晃去的哨兵和几个不清。"争誓蒋鼎文大感头疼："我们对八路军什么都不能给，但口头上又不能说不给，实在难以对付。我非常讨厌，头都被他闹痛了。"张严佛颇有些同情："共党派他来，自有共党的道理。"蒋鼎文笑了，他郑重地说："张科长，由这件事可见共产党不简单。宣侠父精明狡猾，你们派人跟踪，一定得多加小心。"
张严佛回到住处，立刻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专门观察宣侠父的行踪。他告诉李翰廷和派出所长，一定要对每个特务切实交待，对宣侠父的身材面貌特征一定要认得清清楚楚，不得发生错讹，对宣侠父的一举一动都要记录，决不可轻易放过，也不能认错了人。
李翰廷轻松地说："张区长，你放心，我们盯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宣侠父，我多派几个人就是了。"
张严佛严肃地说："不能掉以轻心!这一次我严格规定，对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任何人，只是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任何人的监视，必须绝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
李翰廷伸了伸舌头，对派出所长做个鬼脸："宣侠父是人是神?我们还得费这么大功夫?"
张严佛严肃地盯了李翰廷一眼："如果出了差错，我拎你的脑袋去见戴老板。"
李翰廷不做作声。张严佛叹了口气："李局长，不是兄弟苛刻，宣侠父事关重大，他人也很精明，倘若跟踪的事被他发现，传了开来．上^头不好交待呀!对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切实掌握其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立即报告；警察不和其他特务作正面联系，不准便衣特务到派出所去!"
李翰廷一个立正："卑职一定照办!"
张严佛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另外，你派几个比较精干的人，专门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以监视宣侠父的行动。首先要求确保身分秘密，勿使对方发觉；一旦被发现，立即放弃监视。李翰廷建议说："宣侠父是浙江诸暨人，又是黄埔一期的，我们可以让蒋鼎文左右的诸暨人利用同乡关系对宣侠父加以注意。西安警备司令董钊和宣侠父是同学，也可以动员一下嘛!"
张严佛满意地说："你能想到这一步，好极了!我立刻向蒋主任汇报!"
从1937年冬起，宣侠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就全部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戴笠听了张严佛的措施，十分满意。1938年5月，张严佛因功受赏，升任武昌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跟踪监视宣侠父的任务由徐一觉负责。
徐一觉萧规曹随，利用张严佛制订的措施，很快就根据西北区的情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宣侠父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旧部反对中央，煽动学潮，利用黄埔同学关系散布共产主义毒素，公开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
报告送到武昌，戴笠如获至宝，连夜亲笔抄出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大怒，他召来戴笠。
"雨农，你看宜侠父的事应该如何处理!"蒋介石阴沉着脸："他是我的学生，却反对我。在黄埔军校那会，他就中了共产党的毒!，戴笠立正答道："是。宣侠父是浙江人的败类，依学生的意见，应将他逐出西安。" ·
蒋介石沉默片刻，决然地把手一挥："不!对他要秘密制裁!决不能让他再为共党做事!"
戴笠有些为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不大好说话。"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我明天给他写个手令，你派人处理。
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他久久无语。尽管他对军统局的特务说起宣侠父满腹怒火，但实际上他对这个学生兼老乡极为欣赏。宣侠父很有政治头脑，颇有儒将风度。而现在，自己就要亲手签字，暗杀宣侠父了!
他拿起笔，觉得有千斤沉重。作为一名军人，他曾经下令杀死过许多人，但都没像今天这么为难。他缓缓写完手令，长叹一声，仰面倒在椅子上："各为其主啊!"
徐一觉接过手令，认真地轻声读了一遍："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秘密制裁具报。"
他抬起头，审慎地说："恐怕还得蒋主任配合一下。"
"什么，难道还要我亲自去杀他?"蒋鼎文愤怒地跳起来。
徐一觉说："并不是要蒋主任动手。但宣侠父的行踪不易掌握，还得请蒋主任于夜间十一时谎称有事把宣侠父喊过去，让他滞留到凌晨一时左右，我派人在外面动手。"
"不行!这事我决不能做。"蒋鼎文坚决地说。
徐一觉笑了一下，神情有些诡秘："蒋主任，这是总裁亲自交办的事，你砉不帮忙，恐怕对蒋主任和戴老板都不好交待。"
蒋鼎文一时无言可答。坦率地说，他对戴笠这个六期生很瞧不起，更瞧不起这帮军统特务。但宦海多年，他深知戴笠在蒋介石面前的分量。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最后，他咬了咬呀："好吧!"内心十分痛苦。
夜问十一点，宣侠父正在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公文。今天延安发来密电，称蒋介石已对宣侠父忌讳甚深，很可能会在最近采取手段，让宣侠父赶陕离开西安。
宣侠父身在西安，何尝不知其中的危险，但工作未完结，他不忍马上离开。
他不知道，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向他逼近!
蒋公馆后门，一辆汽车停在黑暗的阴影里。徐一觉、李翰廷坐在汽车上，焦急地等待着宣侠父的出现。
夜，黑沉沉的。一弯新月在空中发着惨淡的光。蒋公馆附近死一般寂静。
凌晨一时，宣侠父从蒋公馆匆匆走出。徐一觉轻轻挥了挥手，特务李良俊、张志兴悄悄地跟了上去，突地将宣侠父架上汽车。用棉花塞住口。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宣侠父怒目圆睁，终于停止了呼吸。
徐一觉擦了一把冷汗，长吁一口气："妈的，干活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紧张过。"
李廷翰伸手摸了摸宣侠父的呼吸："还算顺利。开车，到下马陵去!"
下马陵是西安城最偏僻的地方，白天都没人来这里。徐一觉早已命令几个人在这里放哨警戒。汽车一到，立刻把宣侠父的尸体从汽车上抬下来。徐一觉伸手在宣侠父身上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他放在嘴里咬了下，试了试成色，随手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宣侠父的尸体投进枯井。
一代英雄宣侠父，陈尸井底。
今天的一缕英魂，昨日的万里长城!不久延安共产党就知道了宣侠父的死讯!八路军办事处向蒋介石正式提出抗议，蒋鼎文慌了手脚，连忙命令张严佛把宣侠父的尸体迁移。
但纸毕竟包不住火，1938年11月，在共产党的质问下，蒋介石不得不回答："置侠父是我的学生，不听我的话，我让人把他杀了!"
2．网罗张国焘
1938年春，富丽堂皇的戴公馆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哗。主人戴笠满面春光，在门口欢迎来宾，几个美丽妖艳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蝴蝶般在达官贵人中穿梭，给盛大的晚宴平添了许多生气。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宾终于全部坐定，惟有主座和上首的座位还空着。今天是哪个大人物来赴宴?主人怎么还不出来?许多女宾已经焦急地开始窃窃私语。
忽然，鼓乐齐鸣。主人戴笠脸上荡漾着笑意，谦恭地迎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走向首座。中年人面皮白净，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书卷气，只是目光略微暗淡，稍显颓丧。他谦逊了一番，慨然坐下。
他是谁?来宾都惊讶地互相询问着。自从"西安事变"以来，戴笠因冒险入西安保驾，深受蒋介石青睐，因而身份地位逐渐增长，许多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拜在戴的门下。极少有人能得到戴如此重视。而今天，这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又是哪一位达官贵人。知情者早已认出，他就是中共要人，不久前投靠蒋介石的张国焘!
果然，戴笠拱了拱手，向大家介绍道："今天，中央委员、参政会参议员、军统、中统设计委员张国焘先生光临敝舍，大家前来作陪，雨农十分荣幸。"
张国焘站起身来，得体地点了点头："戴主任太客气了。从今天起，国焘就是戴主任的部属了，以后工作中还望多多关照。"说完微笑着坐下。
戴雨农举起杯："张先生弃暗投明，是一件大喜事。以后雨农还需张先生在工作中多多扶持。来，为我们精诚团结干杯!"
张国焘苦笑了一下，哪里就是弃暗投明了?他掩盖着心中的伤感，举起了杯："干杯!"仅仅在半年前，还是冰炭不容的冤家对头。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利用代表边区政府祭祀中华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黄陵的机会，"脱离延安，"来到西安。对此，蒋介石十分高兴。张国焘是中共重要人物，手里不仅掌握着中共的许多机密，而且对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与内部的工作手段尤为熟悉。蒋介石认为，张国焘的投靠，是对延安的一个沉重打击。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戴笠企图在反共方面做出成绩，可依靠原有的军统特务和情报手段已经难以取得成效，他需要另辟蹊径，可惜束手无策。正在此时，蒋介石指令戴笠为张国焘安排具体工作，这对正感山穷水尽的军统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张国焘走马上任，担任专门为他成立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副主任由党政处中共科科长郭子明担任。
戴笠亲自参加了张国焘的就职仪式。就职仪式上云集了军统、中统的上层特务，温文尔雅而又倦怠不堪的张国焘，深知自己名声不佳，默默站在一隅。其他许多国民党特务处出身的"老军统互相招呼让座，对张国焘视而不见。
"寄人篱下，不得不如此耳张国焘有些悲哀。他似乎和这里的环境不太协调，而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今天的主角应是他这个堂堂的研究室主任，然而，好像一出大戏里大家都忘了主角，他只好默默地坐在那里，感受着冷落的滋味。
忽然戴笠走了进来。他一眼看见张国焘，连忙赶上前去，拱手致贺："张主任今日荣升，恭喜恭喜。"
张国焘肚里暗骂一句：妈的，什么荣升?当年我率大军在川藏何等威武，今天却成了你这个当年的上海滩小瘪三的下属。时也势也，他强打笑脸，举手还了一礼："哪里哪里，还仰仗戴先生。"戴笠看了看张国焘的满脸苦笑，注意到张国焘的尴尬境遇。他望了望仍然白顾说笑的特务们，拉着张国焘走向主席台。多年从事反共的戴笠，精明地意识到，像张国焘这种投诚的原中共干部，最注重的是面子，决不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二等特务。他轻轻拍了两下手，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祝贺张先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成立，我们希望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能成为我们策反的中心!"
待掌声平息，戴笠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向张国焘；"大家对张先生可能不太熟悉。以前，我们大家多年是冤家对头，而现在，张先生为识时务之俊杰，和我们站到了一起。张先生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俄文、英文，学识渊博，造诣很深。委座对他也很尊重。"
戴笠的口气变得严厉起来："在军统局里，张先生要物给物，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诸位都应全力支持张先生的工作。有谁对张先生不尊重，那就别怪我不客气!"说完威严地巡视全场。
仪式结束后，张国焘回到自己的寓所。他脱下外套，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思索。天渐渐暗了下来，张国焘懒得去开灯。今天就职仪式上的冷落滋味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想起幼时读《三国演义》印象最深的就是于禁被曹丕羞死。今后会有人把自己今天的情形画上去吗?他不愿再想下去，起身打开台灯，准备研究一下特研室的机构设置。
"张主任，刚才军统局送来一份调查表，请您填写之后交回去。"侍卫递来一张表格。
张国焘接过表格，仔细翻看了一下。这是军统局人事室印制的"内外勤人员调查表"，凡军统局特务都需填写。张国焘随手把表格扔在一边，勃然大怒："戴笠把我也当作军统局一名特务了!"张国焘虽然参加军统活动，但仍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他不屑做一名军统的在册特务!
"张主任，我看您还是填写吧!"侍卫小心翼翼地拣起表格，放在张国焘面前："免得贻人舌。"张国焘沉默了。他知道，自己这个堂堂中将在戴笠眼中，尚不及有些大特务的地位。凡做大事切不可用意气。他忍怒在表格上工整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张国焘。戴笠自从军统局里添了一名特殊特务张国焘以来，信心大增。他经常拜访张国焘，听取他的建议。张国焘深知自己一旦进入军统就再难抽身，也竭尽心力为戴笠效命。但事不能遂人愿，他的计划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张国焘对戴笠建议，举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戴笠对这个建议十分欣赏："张先生洞察先机，目光如炬呀!我早有此意。"张国焘侃侃而谈："开展反共活动，不但要有专门之机构，也应
有专门之人才。戴先生治下极严，军统局人才济济。但未必适合做此项工作，需专门培养。"
戴笠立即指示筹办，班址设在重庆磁器童家桥洗布塘，主任由戴笠自兼，副主任则由张国焘担任，学生由人事室和训练科从军统其他训练班受训或已"毕业"的优秀分子中挑选。每个学员都经
过张国焘亲自谈话，考核严格之程度，为其他军统训练班所不能比拟的。
但令张国焘很失望的是，许多参加训练班的学员都是经军统特务介绍加入，为混饭吃才参加受训，因此知识之低，道德之差令张国焘叹气不止，大大出乎意料。第一期招收了400名学员，结业 ．
典礼时，戴笠率局本部有关高级特务参加，并与学员们聚餐送行。戴笠最初希望通过这批特务的活动，能对中共组织的破坏产生连锁反应，至少能建立一个军统延安站，但实施的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许多特种政工人员进入延安后，不仅没能拉出人来，自己倒是有去无回。第二期毕业的学生无法再按原计划派遣，只好去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防共"工作。
戴笠尽管很失望，但对张国焘仍然重用，希望从他身上再找出一些反共妙药灵丹。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对戴笠建议说："鄙人自误陷泥沼，沦为共党，对共产党颇为了解。共党之存在，自有其社会基础，是消灭不了的，只能让他成为中国之第二大党。"
戴笠也有同感，但颇不甘心："共党从十几人之小团体到今日的气候，自有社会原因，但瓦解它尚有办法可想。我想请张先生给军统训练班开两门课，马列主义之批判与中共问题，再给张先生搞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请张先生主持。"
张国焘心中高兴，但脸上不动声色，丝毫没显出受宠若惊的表情。他继续说："我们军统在国统区采取盯梢、逮捕、逼供等强硬手段，只能使少数共党分子感化，但许多共党中毒既深，只能从政治上争取，联络他们。"
戴笠眯起眼睛，颇感兴趣："愿闻其详。"
张国焘说："发现共产党员，不必让他们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不愿说出同党姓名，亦不必勉强，只须让他们填写一份来归人员调查表，即可视为来归了。"
"来归?新奇。如何解释?"戴笠好奇地问。
"意为原为国民党之公民，后来误人共产党。现在又回来了。""妙计。"戴笠大为欣赏："张先生不愧为中国有手腕有眼光之政治家。"
于是，他很快开始推行这项工作。为配合"来归"活动，戴笠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联络站。
张国焘为了配合特联站、策反站活动，写了一份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交待材料，呈蒋介石、何应钦审查，并秘密印发给大特务们传阅。
但戴笠对这份报告并不满意，认为虽对中共上层提供情况较多，而对军统实际工作帮助不大。加之"来归"活动几天成效不大，除原张国焘的个别心腹"来归"外，中共高级军政人员无一"来归"，与戴笠当初之期望相距甚远。
"张先生的锦囊妙计看来不过尔尔。"戴笠失望之余，恼羞成怒，对张国焘冷嘲热讽："中共对张先生的冷淡也不无道理。"
张国焘白净的脸孔涨得通红。但又无话可说。两年来呕心沥血，了无成效，复有何言?
他思忖一会说："我们是否可以组织国民党中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作为宣传之手段?"
戴笠若有所悟："唔?这倒是个办法。让我想想。"
当天晚上，戴笠来到胡宗南公馆。两人一向视为知己，无话不谈。胡宗南听完戴笠对访问陈独秀的看法，不屑地说："这是张国焘的脱身之计。他也是玩不出什么花样了，搬出共产党的开山老祖来，既可以挟此自重身份，又可以搪塞我们。"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但何不将计就计?我们二人做一次私人访问?"戴笠道："我已经把此事向校长请示，过几天我们去拜访一下。"
胡宗南对拜访陈独秀也有意为之，他问："张国焘是否去?他去可不大合适。"
戴笠笑了："他本还不愿去哪!"
四川江津白沙镇，一个偏僻的大村庄。几家小小的店铺支撑着这个偏远小镇的繁荣。
一天，码头上忽然来了两个人，他们拎着茅台酒和水果，径直向陈独秀隐居的住处走去。
他们就是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军事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两人来到一幢破旧的房屋前。胡宗南感慨地说："世事真不可论。当年我们未考黄埔做一青年学生时，陈独秀何其威武荣耀，而今竟然如此落魄!"
"此翁在清末声名卓著，今人振聋发聩，我们不能怠慢了。"
门"吱呀"开了，一个须发斑白，面容憔悴的老人打开门。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胡、戴二人，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二位是......"
胡宗南上前浑鞠一躬："学生南中虎、李岱求见陈独秀先生。"老人轻轻然而坚决地摇了摇头："我身体欠佳，不见外人。"说完"砰"地关上了门。
胡宗南与戴笠相视苦笑："老家伙60多岁了，还这么硬的脾气!"
戴笠说："当初我就说以假名求见，他肯定会拒而不见，不如你我公开身份。"
胡宗南点点头："我再试试。"他又轻轻地敲了敲门。
老人重又打开门，见仍是他们两个，皱眉不耐烦地说："我说过不见，就是不见!"
"学生的真实身份是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琴斋宗南，这位是军统局副局长江山戴笠戴雨农。本想以化名求见，望先生勿怪。"
陈独秀点了点头："进来吧。两位将军突然造访，所为何事?"胡宗南恭敬地答道："久仰陈老大名，未曾有缘拜见，今专程与雨农来聆听陈老指教!"
陈独秀倨傲地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你们要来的?"
胡宗南笑了一下，心想，果然不出蒋委员长所料。临行蒋介石就预先安排，若陈独秀问及此事，就说是他关照胡戴看望陈老先生。
因此，胡宗南答道："是蒋委员长特派学生两人来造访，不胜冒昧。"
陈独秀点了点头，字斟句酌地说："独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却并不参与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独秀岂敢独善其身。只不知二位将军来意如何?"
胡宗南正要回答，忽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他一眼瞅见胡宗南，"呀"地叫了声："是胡宗南吗?"
胡宗南看见来人，立刻站了起，毕恭毕敬地问好："高老师好，学生胡宗南来拜访陈老，不想竟遇到高先生，真是幸运。"
来人正是当年黄埔的著名政治教官高语罕。他连忙斟茶倒水，替陈独秀招待客人，一边问道："胡司令来有何见教?"
胡宗南拿起事先准备好的剪报，双手递给陈独秀："陈老曾受人攻击一事，天下人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在《大公报》上辩护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又翻看一下剪报，说道："列名为我辩护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愿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作罢了。先生等对我的关怀，深致谢意。"
戴笠一言不发，只在旁边飞快地记录着。胡宗南耳说："学生愚昧无知，今天特来请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定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独秀站起身来，在窄小的室内踱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北大讲台上。他慷慨论道："本人孤陋寡闻，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联，殊出意料。斯大林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说到这里，他猛地收住话头："语罕，送客!"
戴笠从江津返回，把陈独秀的谈话记录呈送蒋介石。蒋介石浏览了一下，面露欣喜："陈独秀见解精深，眼光远大。"
陈独秀这张牌又没打好，张国焘的日子更加难过。戴笠常半年也不接见一次。偶尔见面，也总是脸色冷峻，口吻讽刺地训斥，甚至拍案大骂："你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是戴笠的手下爱将，一次半开玩笑地问戴笠：
"老板何以对张国焘如此先恭而后倨也?"
戴笠长叹一声："校长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我如何向校长交待?以后取消他的特权!"
张国焘也自知处境，常常哀叹，以他这种叛徒的身份，在国民党内难以有出路。他不再像刚进入军统那样冷傲。常注意和大特务们搞好关系。可惜太晚了一点。
一次，张国焘去要车外出，车场内明明停着几辆汽车，可人家答日没车。一个特务更是恶作剧，派了一辆人力三轮给张国焘。张国焘养尊处优也不是一天两天，岂肯忍受这样的恶作剧?然而无可奈何。
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度过了惨淡的几年，在国民党内当了几年无政可参的参政员，又在中统内当了几年无计可设的对共斗争设计委员，终于被中统军统先后踢出，凄凄惶惶逃往加拿大过寓公生涯!
戴笠企图使军统反共斗争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战争洪流冲得粉碎。
3．血染红岩
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漆黑的天空中没有一丝月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给夜平添了几分恐怖。
《新华日报》社里悄无声息，人们都沉睡在梦中。
"哐哐哐"，门外突然响起强烈而连续的打门声，睡在门房的工友老王睁开惺忪的睡眼："喂!哪一个?"
"电报局送电报的，快开门哪!"
"噢"老王一下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是罗先生的电报嘛!"他跳下床，打开门。
"不许动!"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老王的胸口："动就杀了你。"一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走上前去，掏出证件："我们是宪兵二团的，我是团副周作桢，前来逮捕共党分子罗世文。"
老王心头一紧，正要呼叫，宪兵张贤明立刻捂住了老王的嘴巴，郑历冰抄起一根胳膊粗的铁棍，迎头打下。老王的身子软软地倒了下去。
"上楼!"周作桢一挥手，宪兵们蹑手蹑脚地走上来，猛地撞开门："不许动!"
罗世文正在灯下审看次日的小样，看见这么多持枪特务闯进屋来，他似乎并不惊讶，只是迅速地把一个纸条塞进嘴里咽下肚去。然后镇静地说："诸位有何贵干?"
周作桢警惕地上下打量着罗世文。他没想到，鼎鼎有名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并不是他想像中的满面虬髯，膀大腰圆，而是清瘦白净的面孔，一副高度近视眼睛更给人留下文弱书生的印象。
周作桢努努嘴："搜!重点检查书报。"
罗世文镇静地看着特务们把书信拥得七零八落，乱成一团，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
"走吧!"周作桢狞笑一声："不过要委屈一下罗先生了。"罗世文轻蔑地一笑，昂然伸出双手："请吧!"
郑历冰用黑布蒙上罗世文的双眼，又用捕绳捆住双手，押到楼下。
楼下已经围着一群听到动静的工友，看见罗世文被押下来，都关切地叫道："罗先生......?"
"大家不必担心罗世文眼睛被蒙，看不见眼前的景物，他只能靠声音判断出，这些都是熟悉他、热爱他的工友，来为他送行来了。
周作桢抬起枪，对准罗世文的额头；"请放明白点。请你们别出声，否则对罗先生不利!"
罗世文脑袋用力一摆："把你的破枪拿开!"他对工友们微笑了一下，毅然向门外走去!
同日晚上，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于少城公园附近的"努力餐"饭馆被捕!
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是蓄谋已久的。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对成都及其附近地区强行征购粮食，一些劣绅趁机囤积，导致了一起人为的粮荒。无隔日存粮的贫苦百姓，为买粮而奔走。终于在3月中间爆发了"春荒暴动"和"抢米风潮"。国民党借镇压"抢米风潮"的机会，嫁祸共产党，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
1940年4月初，成都市警察局督察长谈荣章、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刘崇朴，向军统川康区区长张严佛报告：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现潜伏成都，车耀先，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由西安潜来成都，在少城公园附近饭馆潜伏。
罗、车可都是共党的大人物!张严佛如获至宝，即密电重庆戴笠，请示准予秘密逮捕，戴笠立即将蒋介石批准秘密逮捕参与"春荒暴动"的一千人的命令，转饬张严佛认真执行，逮捕讯办。
罗世文被逮捕的当天就受到刑讯。邓文仪率两名便衣来到关押处。
"罗先生，既然敢于做事，就应敢于承担责任。好汉做事好汉当嘛。"邓文仪和颜悦色地说："抢米风潮之事，罗先生难道一点不知道?"
罗世文默不作声。经过一夜的折磨，他憔悴了许多，但目光仍然坚定、沉稳。
"罗先生的大名，在四川很是响亮。蒋委员长对罗先生也很欣赏，为何罗先生尚白痴迷不悟，自甘堕入共产党的泥沼?"
罗世文胸中冒出怒火，慷慨陈词："蒋介石叛变革命，对共产党欠下了血债。如今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思抗日，只一味打内战，致使生灵涂炭，何谓我入共产党是自甘堕入泥沼?倒是邓先生跟随蒋介石多年，对国民党之前途，不应不做考虑。"
邓文仪哑口无言，拂袖而去。
次日，戴笠到达成都。他召来张严佛："如今川西局势动荡，谣言很多。罗、车二人关在成都恐怕不便，我明天飞返重庆，你找几个得力的人把他们随机押到重庆。"
次日，天色阴沉，下起了菲菲细雨。成都太平寺空军机场，一架银白色军用飞机停在那里，
几辆汽车飞驶而来。戴笠率先走下汽车，登上飞机，谈荣章、刘崇朴把罗世文、车耀先押下车来。
罗世文戴着脚镣手铐，他紧紧握了握车耀先的双手："老车，我们又战斗到一起了!"车耀先秀气的面孔上露出笑容："老罗，又见到你了!"罗世文深情地说："还记得我38年时的那首诗吗?""记得，我还能背诵出来，"车耀先一字一句地吟哦着："从来烈士不贪生，许党为民万事轻。百战身经尝考验，廿年冰蘖励忠贞。"罗世文轻轻喃道："烈士从来不贪生......老车，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刘崇朴走过来，粗暴地推搡着罗世文："走吗!这不是吟诗的时候，飞机准备起飞了!"
罗世文与车耀先相视一笑，同又转过头来，深情地望了一眼细雨中美丽的成都，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并肩走向飞机。
从此，罗世文、车耀先开始了在望龙门、息峰与中美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里整八年的羁押生涯。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罗世文、车耀先坚贞不屈，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戴笠及军统局秘书徐业道，对罗、车二人连续审讯，用诱骗、逼供、刑讯等种种方法，企图"虚罪坐实"，迫其叛变革命，出卖组织，但一无所获。罗世文尖锐地指出："成都抢米风湖，系人为灾荒，是反动派搜刮政策所致，"
戴笠无可奈何，但罗世文、车耀先都是在国共两党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不敢立即杀害，只得上报蒋介石，予以长期羁押。
1946年，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再次谈判。谈判期间，周恩来多次向国民党抗议，要求释放政治犯，并点名要求释放罗世文、车耀先。8月，蒋介石批准毛人凤、郑介民，对罗世文、东耀先予以秘密制裁。
毛人凤指使军统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对罗世文、车耀先予以处决!并将尸体灭迹，摄影具报。接到密电后，张严佛就召集军统办事处秘书丁敏之、司法组长郭文翰、保管组长侯桢祥、警卫组长庞世科等四人，策划杀害办法。八月的重庆，正是酷暑难当的天气。树上的知了发出单调的呜叫声。罗世文、车耀先坐在牢房里，倾听着蝉鸣。蝉也是自由的。日本人投降了，他们已经看到了自由的曙光!"哐当"一声，牢门打开了。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杨进兴走了进来："恭喜二位，上峰有令，要把二位解押南京。""滚出去!"罗世文最讨厌杨进兴。他不仅心狠手毒，而且阻险
狡诈，是白公馆里有名的刽子手。
车耀先明白杨进兴说的"解押南京"意味着什么。他凄然对罗世文一笑："老罗，我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罗世文面色平静，他找出暗藏在牢房地板缝里的铅笔与纸片，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
"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心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他把铅笔与信重又藏好，对车耀先说："老车，我们各写一首诗吧!"车耀先沉思片刻，捡起一小块石头，在墙壁上快速刻划幼年仗剑怀佛心，放下屠刀求真神；读破新旧约千遍，宗教不过欺愚民。投身元元无限中，方晓世界可大同；怒涛洗净千年迹，江山从此属万众。不劳而食最可耻，活已无能焉活人；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喜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血献厚土，换得神州永大平!"好诗啊!"罗世文赞道："耀先同志，真是倚马可诗。"
"老罗，你也写一首。"车耀先素知罗世文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好吧!"罗世文略加思索，也在墙上刻下一首诗：
望 春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对，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共产党人!"车耀先坚定地说。
"我们今天坦然面对死亡，最后失败的，一定是他们!"罗世文怒指等在门外的杨进兴。
庞世科把罗世文、车耀先带到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原住所下面的坪场，那里已经准备好木柴和汽油。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几个便衣武装特务在晃动着，进行严密警戒。杨进兴狞笑一声："罗先生，再见了!"与庞世科分别把绳索套在罗世文、车耀先的脖子上，同时用力拉紧，罗世文、车耀先被活活勒死了!
丁敏之给罗、车二位烈士的尸体各拍了一张单身照片，侯祯祥浇上汽油，架起了木柴!
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光照射着四周特务们狰狞的面孔，也映红了歌乐山下松林坡这片大地!
车、罗二烈士殉难时的照片送到保密局，毛人风盯着照片笑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4．忠义"祸"国军
1937年，日寇铁蹄踏人了中国疆土，举国上下，热血沸腾，抗日热潮一时席卷华夏大地。
戴笠也鱼目混珠，举起协助抗战的义旗，成立了武装别动总队，但是所谓的别动队不过是军统特务和上海滩青帮流氓杜月笙所收罗的乌合之众，策共反共、捞取钱财的工具。
1942年戴笠又成立了"忠义救国军"，冠以忠义大帽，以示好男儿战死疆场方显报国之志，打出救国旗号，实际无恶不作，祸国殃民。
"美方建议炸毁钱塘江大桥，以接应美国盟军登陆。"忠义救国军总部致电戴笠。
戴笠在公馆内双眉紧锁，踱来踱去，双鬓的青筋暴出。"炸还是不炸呢?"钱塘江大桥那雄伟壮观的景象萦绕在戴笠头脑之中。炸吧，困难重重，日军苦心经营修复的这座现代化大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大桥两端日伪检查戒备森严，桥上桥下明碉暗堡不计其数，探照灯鳞次栉比，整座大桥灯火通明，一个飞鸟过去都历历在目。怎么炸呢?
不炸吧，美国盟军马上就要登陆，担负起"拯救中国"的大任。不炸此桥，日伪军队会源源不断输送而来，使美国军队和担当"救国"大任的忠义救国军腹背受敌，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能力，军统前途一片茫然。
戴笠一时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苦思冥想良久，终没有什么锦囊妙计，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致电忠义救国军二纵队团长周荣：
"日军侵华，给我全国上下带来重重灾难，美国盟军安排登陆，为尽早结束战争，挽救中华命运而作此义举。为使登陆顺利，才决定炸毁钱塘江大桥，今美方人员中途有难处，但我们不能看着吾国有救而放弃这一良机。打倒日本军阀，雪耻救国，乃是我辈分内之事，故应排除万难，完成大业。希望你能操以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定当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残云卷阳，大雪纷飞，皑皑白雪给伟岸的钱塘江大桥银妆素裹。片片白雪融化在呜咽的钱塘江水之中。
周荣组织忠义救国军20个骨干特务行动。大木船上1000磅TNT烈性炸药和雷管整装待发，虽然气温零下几度，但特务似还是浑身冷汗直冒。谁都说不准一声轰鸣后是成功还是成仁。
夜幕徐徐降临，鳞次栉比的探照灯被雪花裹得严严实实，全身心地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日伪检查署里的顽寇眺望雪中盛景，心中一片茫然，钱塘江周围雾霭纷呈，几步之遥都分辨不清，对于已插在心脏上的刺刀，丝毫没有觉察。
"轰"的一声，震天的巨响夹杂着声声撕肝裂肺的惨叫声，钱塘江大桥--这一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呕心沥血之杰作瘫痪在滚滚的钱塘江水之中。
"美国人办不到的事，我们硬是办到了，全军无一人伤亡。看来救国还须救国军。"周荣致电戴笠邀功请赏。
浙江淳安西庙，忠义救国军总部大院。一幢雄浑肃穆、庄严伟岸的大庙，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古庙四周苍松翠柏，花木扶疏。假山环绕，泉水喷涌而出，一片世外桃源的幽美景观。
江山戴笠戴雨农、上海闻人杜月笙正紧锣密鼓、调兵遣将，准备带领忠义救国军迎接盟军登陆，轰轰烈烈干一番拯救苍生的伟业。但事不凑巧，斯大林和罗斯福终没有把这个机会留给戴笠。tc苏联出军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美军伺机报复，广岛、长崎连投两枚原子弹，日本天皇业已俯首称臣，宣布投降。"戴笠和杜月笙接到此电悲喜交加。
但"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忠义救国军改旗移师，立即掉头策共反共，扮演起内战丑角。
戴笠立即致电冈村宁次：
"在我军尚未接管前，京沪杭等重要城市之日军，如纵容中共进入或将武器交与中共，中国政府将视彼为第一战犯，尽法惩治。反之，我政府将予以优待，并使其安全返国。"
戴笠俨然一副国民党大总统的口吻致此电文，不愧为蒋介石肚里的蛔虫，只待蒋介石一声令下，便冲锋陷阵，似乎他的忠义救国军还能成为挽救蒋家王朝的御林军。
忠义救国军终究是国民党的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其使命就是东插一筷，西插一勺。
颇具野心、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小卒吴绍澍曾在忠义救国军任职。可日军一投降，正是捞取胜利果实的大好时机。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戴笠早已窥见的肥缺被其独吞。戴笠饮恨而退。况吴绍澍又原是陈立夫部属，戴陈早有间隙。对这个过河小卒，戴笠一直耿耿于怀。
1945年，戴笠的莫逆之交杜月笙离开忠义救国军返回上海，准备打扫战场，重振昔日虎威。
"打倒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打倒上海恶势力代表杜月笙"。
杜月笙原来带了一帮门徒包了一节车箱，通知上海各界军政要人以及关门弟子，徒子徒孙，操办一次隆重的庆典招待会，扬昔日之威，奠后日之基。没想到吴绍澜，这个从前的学生竞迎头浇了一盆冰水。心里的滋味，恐怕只有他才能感受到。
杜月笙灰溜溜地跑到把兄顾嘉堂家中，闭门思过，谢绝客访。然而杜月笙在上海曾苦心经营几十年，上至达官显贯，小到贩夫走卒都有割不断的牵连，其势力根深蒂固，其关系盘根错节。仅杜月笙那些成群妻妾及其姘头、儿女也够吴绍澍对付的。
吴绍澍也是釜底抽薪，竞私托门人把他在杜月笙处的门生帖偷出，以使杜月笙的师徒之说空口无凭。
杜月笙雪上加霜，自然还是求援于特务爪牙无孔不入的特务头子戴笠。戴笠一听是收拾吴绍澍，喜出望外。这块肉中刺终于在今有借口挑掉了。
戴笠立即派特务爪牙调查吴绍澍的劣迹，寻找把柄，将吴绍澍至于死地。
军统特工陈质平在跳舞中勾搭上了上海巨富邵式军的小老婆。两人整天在陈质平家中寻欢做乐。一次邵妾满眼怨艾，发疯地狂吻陈质平，而后埋怨说要不是吴绍澍占了她在爱华路的豪华住宅，也不至于今天这样小打小闹。
陈质平一听到吴绍澍便来了精神，翻身搂住邵氏，云雨之中听得邵氏介绍：吴绍澍曾私放邵式军出逃，但强占邵式军宅邸为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办公场所，并私吞邵式军家产，一箱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三箱装满金条、珠宝和美元的财产。
陈质平连夜禀告戴笠，戴笠听后真是喜从天降。"看你小子再做威做福，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戴连夜派陈质平、毛森带领忠义救国军包围了爱华路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四个保险箱摆在眼前，三个箱中已空无一物，只是那个不值钱的日本债券箱仍完整无缺，人证物证收集齐全，万事俱备，东风已借，只等华容道上提拿曹操了。
戴笠老奸巨猾，致电蒋介石后，拒吴绍澍于门外。吴绍澍成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飞往重庆托人求救于蒋介石了。然而戴笠早已通知沪市各航空公司，拒售机票给吴绍澍，逍遥不可一世的吴绍澍只有坐以待毙，成了戴笠的一碟小菜。
忠义救国军反共也使不上大力气，戴笠便转而把它作为发家致富的特务组织。又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专管征集、征购、调配、储运等事项，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走私、征税筹款的经济掠夺机构。被人称为"忠义祸国军。"
5．反共间谍战
抗战期间，重庆成为国民党的陪都和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确保这块反共基地的建设，戴笠几乎调动了军统在重庆的全部力量与中共进行斗争。
由于这时国民党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共产党的合法身份，因此戴笠在反共手法上也有所变换。首先，戴笠为了加强反共、防共活动的隐蔽性，注意尽量缩小或撤销公开的反共组织建制，以示维护国共合作的诚意。但在私下，戴笠向重庆局本部所属大大小小50多个内部组织指示，任何一个军统组织机构都不准放弃对中共的斗争，反共防共是每个特种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军统局重庆特区是抗战时期最庞大的军统外勤组织之一，主管重庆市和川东数十个县的特务工作。戴笠在与历任区长上任谈话时都反复交代，要把对中共的工作作为特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所在地的西郊区特工组，更受到戴笠的关注，不断从人力、物力上进行充实加强。戴笠交待的监控对像除中共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中共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宋庆龄、史良、沈钧儒、张澜等民主爱国人士。当时因为特务们监视宋庆龄的活动过于嚣张、露骨，惹恼了宋美龄。为此事，宋美龄曾在电话中很严厉地交代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戴笠)一下，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的话，我是决不答应的。"戴笠接到宋子文的电话，感到很为难，但思来想去，觉得闹出乱子来，校长还是拗不过夫人，因而对监视宋庆龄的活动有所顾忌，并交代特务们注意策略，不得粗鲁胡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种邮电检查处是由戴笠掌握用来反共防共的最重要的军统公开机关之一。该处的工作重点就是对中共在重庆的办事机关和所有领导人的信件书刊往来及电话进行检查，对邮往外地的《新华日报》进行扣压。国民党政府各机关西迁重庆后，戴笠为了防范中共派人打人这些机关，经报蒋批准同意，便用蒋的名义密令各院、部、会选调一批忠实可靠人员交特检处进行反，间谍训练，以便增加军统反共的耳目。
兵工署历来是戴笠注视的一个重要部门，戴笠慑于该署署长俞大维是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不敢与之争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戴笠趁机利用反共防共这个题目大做文章，引起蒋的重视。蒋当面向俞大维交代，成立兵工署警卫稽查处，交给戴笠掌7 握。戴笠专门选派对付中共有经验的老特务张师主持该处工作。戴笠反共，有时甚至谨慎到恐惧的地步。他日夜担心重庆发生由中共组织的游行示威或暴动，一时没有力量进行应变或镇压，于是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下成立1个名为侦察大队的组织，先后从各地挑选了200多名武装特务，终日一边进行训练，一边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除此以外，戴笠还注意在饮食业、医疗卫生界、新闻界、文化界、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建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工人员，开展防共、反共活动。
戴笠在重庆时期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另一个手法是广泛动用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深知一般军统特务的文化、职业和道德层次很低，无真才实学，这些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有两件事发生后使戴笠对这个问题尤为警惕。
一件事是关于兵工署警卫稽查处的特务陈昌熙密报某工厂高，级职员是共产党嫌疑的事件。因戴笠反共立功心切，对此事未经核实就批准将这名高级职员扣留，结果引起俞大维的愤怒，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要戴查实具报。戴笠因提不出有力的证据，难以向蒋交差，一怒之下将陈昌熙枪决，以取得俞大维的谅解。这件事使戴笠丢尽了脸。
另一件事是负责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军统重庆特区西郊组的外勤特务向军统局请求领取枪支，以便对付中共人员。戴笠听说后大骂这些特务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这两件事使戴笠认识到与中共进行斗争，必须着力在建立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上下功夫。
戴笠运用的高级通讯或情报人员大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文化层次。其中既有来自党派团体的知名人士，也有来自政府各部、会的高级职员，还有一些来自经济、金融、新闻、文化、旧军队、帮会、宗教等各界人物。特别是一些以第三者或中间面目出现的政党、团体和知名人士，更是戴笠网罗的对象。戴笠认为这些人往往也是中共争取的对象，因而更容易与中共组织接近。
对这些高级通讯员和情报员，戴笠不但在金钱上舍得给予补助，而且在职业、交通、人事关系等方面尽量给予便利。但是，有些通讯或情报人员拿了戴笠的钱，往往用一些道听途说的资料"加工"一下报给戴笠。戴笠吃亏多了，以后得到那些人的情报后，总要交给军统相关部门进行复核印证。也有不少人长期拿了钱却做不出情报，戴笠虽然在私下里发一通牢骚，"有些人拿了我的钱却不给我们做事，有的人不要我们一点好处却异常卖力的帮助我们"。但是，还是照发津贴。他认为，要钓大鱼，必须先放长线，一旦钓到一条大鱼，则一切都补回来了。
戴笠在重庆开展反共防共活动的再一个手法是仿效西安特种汇报的办法，积极建议和推行甲种、乙种汇报机构。
甲种汇报每次都在重庆中山四路蒋的住处进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者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谋士或军政大员。汇报内容主要是共产党活动情况、重大反共案件的处理以及如何深入反共防共等等。
乙种汇报虽然也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但主持人则换成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出席者是军统、中统情报组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秘书、军令部第二厅处长等。表面上是研究日伪军的动态，实际上也是商议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人民武装在前线和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活动和对策。甲、乙两种汇报之外，还有一个"中央党政军联席汇报"机构，参加汇报的成员有中央组织部、军令部、军统局、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由何应钦以中央执委和参谋总长的身份主持，汇报内容亦是开展反共防共活动。 戴笠对以上3个汇报都极为重视，每逢甲种汇报，必亲自参加，并认真准备汇报材料：以博取蒋的信任和重视。对乙种汇报和中央党政军联席汇报，戴笠也指示出席者积极参加，利用汇报机构努力与中共进行斗争。
戴笠在重庆时期最感头痛的是关于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问题。当时，国民党对新闻舆论控制极严，惟有《新华日报》不受其制敢于报道事实真相，这使《新华日报》销路大增，以至风靡重庆、行销全国。为此，甲种乙种汇报及中央党政军联席汇报都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介石当面指示戴笠、徐恩曾要想出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戴笠指示特务们先后用殴打报童、从报童手中强抢报纸销毁、通过邮检扣压、收买报贩把头邓发清、策动流氓阿飞到《新华日报》门市部捣乱等手段，均未能奏效。气得戴笠经常把负责这项活动的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找去痛骂一顿。
为了把重庆布置成反共防共的大本营旷戴笠几乎是动足了一切念头，使尽了浑身解数。尽管如此，他的防共反共一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6．转移张杨戴笠西撤重庆，同时也把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西解转移。1938年春间，张学良被幽禁在郴州苏仙岭时，戴笠在汉口闻讯郴州街上发现了张学良的旧部，立即下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郴州的邻县永兴县。1个月后，戴笠再次电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移解湘西凤凰山。
其时，戴笠正在湘西筹办班，临澧距沅陵只有200公里左右，距幽禁杨虎城的益阳只有100多公里。这样，戴笠可以借在汉口、临澧之间来回走动的机会，对沅陵、益阳两地进行控制。
在张学良启程向沅陵行进途中，戴笠给军统沅陵办事处主任晏武发电，要他对沅陵凤凰山上的凤凰寺进行修缮，并选30个精干的便衣特务随时听用，加强对凤凰山的警戒工作。
凤凰山位于沅水东南岸，与沅陵城隔水相望，从沅陵城观望，一如展翅欲飞的凤凰。山顶古庙凤凰寺建于明万历年问，寺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风景清静幽雅。
张学良到达凤凰山后，戴笠专程到沅陵视察，对张学良住地的安全进行布置和检查，并成立军统沅陵邮电检查所，专事检查张学良的来往信件。另派从上海撤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大特务黄家持为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协助刘乙光对张学良进行监视。戴笠还给张学良送了一些食品，住了2天，因武汉战事紧张，就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复命。
1938年秋冬间，武汉沦陷，日军乘胜进击，逼近长沙和湘西，沅陵吃紧。戴笠此时正在临澧主持临训班第一期的毕业典礼，同时筹划将临训班二期西迁湖南黔阳续办的事宜。
经多方派人踏勘寻找，最后决定把张学良、杨虎城双双西迁贵州中部。那里群山密布，悬崖峭壁，川黔铁路横贯全境，既便于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又便于戴笠来往视察检查。
戴笠为张学良选择的幽禁地是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是明代兵部主事、理学家王阳明读书讲学之所，距修文县城约3华里，环境幽静，是贵州名胜古迹之一。洞旁有数间房屋用作张学良"读书思过"、"修身养陛"之所。张学良晚年研究明史，可能渊源于此吧。
为杨虎城选择的地方，开始在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白鹤观，后因戴笠看到这里距公路太近，不符合绝对安全的要求，就亲自选定在距息烽县城10多里的玄天洞。洞内高30多米，空间很大，仅有1个洞口可供出入。看守人员只要守住这个洞]，便是万夫莫开了，加之上山的道路又很偏僻隐蔽，真正是一个绝好的天然监狱。当洞内有所道士观，戴笠当即命李家杰派特务把道士赶走，将杨虎城从阳朗坝移解过来。修文与息烽两县相邻，阳明洞与玄天洞之间仅隔10多公里的一条山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杨两位将军虽双双被囚禁在此，历经数年，但谁也没有想到对方竟关押在自己身旁咫尺之地。
戴笠考虑到贵州将是长期囚禁张、杨的地方，故张、杨到贵州不久，戴笠就到修文、息烽进行视察部署，对加强看守张、杨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把蒋介石关于"严加管束"的指令充分具体化，《形成控制囚禁张、杨的五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戴笠亲自选派的刘乙光、李家杰两个特务队。戴笠规定第一道封锁线的任务是实施2-4小时连续不断的监视。
白天负责内围警戒的任务，以30米左右的距离作半径围绕住房进行流动，到了晚间则收缩到寝室和门口。戴笠还规定夜间用竹梆打更的办法传递信息。
夜幕降临后，特务们约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第二个便接着敲。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一个不响，带班的特务骨干马上去检查。因此，每到夜间，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令特务们毛骨悚然，丝毫不敢懈怠。戴笠规定杨虎城白天可以到室外和洞口走动走动，夜间便不许出屋一步。杨根据这个禁律，一天中最为兴奋的时刻是在白天到洞口去眺望息烽公路上的汽车，以解终年离群索居的孤独和寂寞。张学良白天的活动范围可以稍大一些，但到了黄昏一样不许出屋门一步。戴笠还从电讯处专门拨了一部电台交给刘乙光，由刘乙光及时向戴笠汇报看守张学良的情况，以防不测。
第二道封锁线是分别配属特务队的一连武装宪兵。戴笠规定他们的外围警戒线，白天可以达数百米，以控制较大的范围，任务是禁止行人和老百姓接近山洞。晚间则收缩到内围特务白天布岗的地方。
戴笠还要求在通往阳明洞和玄天洞附近的道路上设置暗岗，以监视可疑的行人。并规定看守玄天洞的宪兵必须分双层布岗，一层设在玄天洞所在的山上，一层设在后山高地，通过火力控制后山和玄天洞口。
在外层宪兵和内层特务之间，戴笠规定只允许特务队长和宪兵连长接触，宪兵与特务之间不准交往，以达到双线控制，互相牵制的目的。至于监视张、杨的特务和宪兵之间，更是严格禁止互通信息，不准有任何横向联系。
第三道封锁线是阳明洞、玄天洞所在县、乡的行政及保警系统。戴笠先后保荐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祯任息烽县长，派看守张学良特务队的骨干特务邱秀虎任修文县保警大队副，代大队长负实际责任。后来，戴笠发现兼任大队长的修文县长胡立五与中统有关系，与军统若即若离。经报蒋介石同意，保荐军统特务王崇武任修文县长。这些特务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所任公开职务的便利，调动行政保警力量，配合刘乙光、李家杰等人做好看守张、杨的工作。
不久，戴笠认为不仅要控制息烽、修文两县的行政保警力量，而且要进一步加强对贵州全省军警力量的控制。于是调邱秀虎为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到贵阳搞公开侦缉工作。修文县保警大队附则由军统特务熊仲青接任。结果，邱秀虎在贵阳的寓所，成为修文县看守张学良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
为了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量，戴笠报清蒋下手令，任命国民党第94军军长傅仲芳兼任贵州保安处长，掌握全部地方武装，傅仲芳按蒋、戴的交代，亲自到修文、息烽视察，了解和询问看守张、杨的情况，拟订应变措施，以防不测。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军委会特务团组成。张、杨分别移解修文、息烽后，戴笠担心消息泄漏出去，张、杨旧部会联合营救，就请示蒋介石同意，调军委会特务第四团加强对张、杨大外围的看守任务。团长张止戈按戴笠的指示，把团部设在息烽县城，修文则派徐启龙的1个营驻守。
尽管如此，戴笠还是不能放心。又进一步增调军委会特务第二团驻息烽专事监视玄天洞，增调军委会特务第八团驻修文专事监视阳明洞。特务团均按戴笠的要求，在张、杨住地的外围建碉堡、设岗哨，在交通要道设置关卡，盘查行人，把阳明洞、玄天洞围得铁桶一般。
第五道封锁线是由军统特务控制修文、息烽两县的邮电通讯及当地的情报治安和联络部门。张学良到修文后，戴笠规定寄出函电都要经过刘乙光和驻修文邮检特务的检查方可发出。外面寄给张、杨的函电，除蒋介石、宋美龄的函电不准检查外，其他任何大员的函电都必须扣压检查。至于报刊书籍中涉及到张、杨消息的，则一律扣压不送，进行销毁处理。凡发现有可疑人给张、杨寄送函电的，则必须派特务对寄送人进行秘密调查，重要情况须立即向戴笠呈报处理。
除了五道封锁线之外，戴笠还对刘乙光、李家杰分别单独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如一旦发生意外，来不及应变，则由刘、李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副官、保姆等人下杀手，统统打死，绝不能让他们被活着救走。
1939年2月下旬，戴笠到贵阳办事完毕后，在返回重庆途中顺便拐到阳明洞去看望张学艮。
戴见到张后，第一句就说："雨农代表委员长问副司令好。"
张苦笑回答说："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
戴和张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会儿，因事急着要走。张在送戴时，对戴说："我想及时知道外界的情况，能不能给我送台收音机来?"
戴沉思良久，才答非所问地说："可以多选些唱片和书刊送来"。张知此事已不可为，也就不再言语，心情忧郁地返回卧室。张、杨在修文、息烽，因交通也还方便，戴笠每年都要抽出一两次时间到阳明洞、玄天洞看看张、杨，其中，看张的次数和时间要多些，毕竟他俩的关系要密切一些。
有一段时间，张心情烦躁，经常发脾气，甚至流露出一种悲劝绝望的情绪。每遇这种情况，戴笠总要备一些礼品，抽时间到修支来看看张。如抽不出时间，则写一封信，派总务处长沈醉或其他特务带上礼品代表他去看张。如果还不能使张的情绪安静下来戴则请示蒋介石批准，派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由军统人事室主扫李肖白陪同，一起去看看张。每次用两三天时间陪张谈谈外面目情况，缓解张的情绪。
每当此时，李肖白总是寸步不离，以防他们私下达成什么罴契。李完成任务后，照例把张、莫谈话的内容向戴笠详细汇报。if杨虎城是得不到这些待遇的。
戴笠每次去看望张、杨，表面上了解张、杨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实际上是检查对张、杨的看守情况。因此，戴每次在修文和息烽巾留，都要听取特务队长、宪兵连长的工作汇报，然后再个别找特乡与宪兵了解情况，进行核实，以防特务队长或宪兵连长对他欺骗使得特务和宪兵们对看守工作十分谨慎严密，丝毫不敢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