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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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特工秘诀

 

1.特工三原则

所谓特工三原则,是指情报、行动和电讯。

1940年7月8日,戴笠在重庆局部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提"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并指出"我们工作有三件事,就是情报、{动和电讯,一切工作以增进这三件事的效能为目标,个人方面都合乎这个工作要求"。

戴笠是个搞情报的老手。在情报业务方面,他认为除了必;掌握《孙子兵法》的"用问"篇、"三十六计"等应变技能外,主要是何善与人交,投其所好,了解对方心理,取得信任,学会驾驭人的爿法。

戴经常对大特务们说,概括而论,做特务工作,收集情报,并一定技巧,而在善于做人做事,洞察人情世故。

如何洞察人情世故,戴笠的经验就是"五字秘诀",即"裙、办师、财、干"。只要抓住了这5个字,并懂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峦无往不通,无往不利,无往不胜了。

戴笠给手下的特务们解释这"五字诀"时说,干特工工作,离刁了裙带关系,一定要四处活动,八方联系,社会上三教九流的朋荟都要交。常言说得好,书到用时方恨少,同样,朋友用时也恨少。所谓"办",即办"外交",搞离间、反问活动。这些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具有三寸不烂之舍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个千里眼,万事通。

所谓"师",即培养幕僚。干特工工作,离不了"师",师就是军师,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万通。

所渭财,就是金钱。戴说:"我之将财字排在后面来谈,不是不重要,两是更重要,它是压阵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干特工谁能少得了钱,占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但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去干。"所渭:就是行动,万事俱备之后,最关键的就是要付诸行动。

虽然如此,在抗战以前,戴笠的特务工作仍然是以行动作搞略杀,绑票出名。但做情报工作,特别是做特殊的情报工作,总是做不过中统特务。究其原因,戴笠总结的这些"洞察人情世故"、"五字决"之类的情报工作经验,都是从做反蒋派情报实践中得来的,用到做中共的情报实践中总是不灵,故而系大头目陈立夫历来对戴笠手下的特务是看不起的。

但是抗战以后,情况为之一变。卢沟桥一声炮响,国共二度合作,中统顿失工作对像,一时无所适从。倒是戴笠韵军统特务,因适应形势的需要,不独在除奸、暗杀等行动工作方面大出风头,而且通过运用"五字决"做日伪情报,特别是在通过大批投伪的汉奸特务取得情报来源方面占尽优势。在当时"抗战第一,军事第一"的口号下,日伪情报被提到重要位置,由此,军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陡增。在此基础上,戴笠进一步从组织体制上加强特工队伍的建设。

1941年9月18日,戴笠针对沦陷区特务工作的特点,就加强情报工作发出手令:

一、第一处所拟工作部署之地区,固属重要,但有许多地点,只设一通讯员,不另设交通,则紧要情报之取得,临时由何人传递,实一问题。故组员与组长之间,如不设立交通,则每二个单位距离组部较远地区之通讯员,非设置一助手不可。

二、无论在任何地区之通汛员,均应有适当之职业掩护,而此种掩护职业,亦须便于活动者,如在阳罗之通讯员,最好以开小杂货铺为妥,因为万一无电台可通,亦可借采买货物,至武汉送情报来也。至于掩护商店,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人来开设,可于当地特别可靠有知识之小本商人,详加指示,而令其担任也。

由此可见,戴笠对情报工作体制的要求,重在实用、实效,反对追求形式,搞花架子。这是戴笠在情报工作中能往往得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加强一般情报工作外,抗战以后,戴笠在开展国际和海外情报活动,加强国际情报合作方面,有长足发展。

1940年夏,为了及时了解和掌握日军在南洋一带的活动动向,戴笠派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局本部主任秘书郑介民亲赴南洋一带视察,于菲律宾马尼拉等地设立情报组,以便加强这些地区的特工活动和组织工作。

同时,戴笠应香港当局邀请,派陈一白以军令部第四处名义建 ,立第八工作队,从事香港航空情报侦测工作。

1940年和1941年,戴笠为了加强南亚一带的特工活动,两次亲赴缅甸视察,建立情报网,并通过孔雀公司领得商用大卡车牌照1000张,用于滇缅公路运输线。

1940年下半年,由郑介民联系,蒋介石批准,军统分别与苏、英特工人员合作成立"中苏情报合作所"和"中英情报合作所",经戴笠推荐,1中苏所所长由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由郑介民和苏方1名人员出任,所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号。

该所对外由军令部出面合作,而实际工作全部由军统主持。任务是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通讯密电码,并在重庆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立电讯侦测总台,戴笠派特务萧坚白任总台长,苏方派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

戴笠为了能尽量把苏方侦译日本密码的技术学过来,也为了能在苏方人员中进行收买拉拢,从中布置情报工作,特地把俄语说得流利,善于交际应酬的大特务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该所任科长。另外戴笠还拨出在赣江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给谢,作为联络应酬之用。谢力公为此虽花了戴笠不少钱,但却没有达到戴笠期望的结果。3年后,因中美所成立,这项合作也就中止。

"中英情报合作所"所长由戴笠推荐军统大特务、时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的周伟龙担任,英方特工安德逊任副主任。所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该所的任务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

为此,戴笠曾两次派出特别工作小组,分别去香港、印度、缅甸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的密电。

英方特工曾多次派人想学习军统这方面的侦译密码的技术,但戴笠对此严加提防,双方合作貌合神离,在中美情报合作所成立后,军统也停止了与英方的情报合作。

抗战时期,戴笠在做国民党派系情报工作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掌握了阎锡山的内幕。自北伐以来,国民党内能够与蒋介石形成劲敌的孙科集团、西北军冯玉祥集团、东北军张学良集团先后瓦解。桂系李、白集团率部出桂参加抗战,与蒋的矛盾缓和。惟有阎锡山的晋军集团,仍然以山西为根据地,继续当他的土皇帝,成了蒋的心腹之患。

抗战以前,戴笠为做阎的情报工作,在阎的身边钻营了多年,总是钻不进去,原因就在于阎锡山通过各种法西斯手段,对内部控制相当严密。阎锡山的妻妾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过问幕府里的事。故戴笠的"五字诀"攻不破阎的铁幕。戴为此叹息:"中国最难对付的是山西九尾狐狸阎锡山。"抗战以后,戴笠打听到阎锡山与其胞妹阎慧卿乱伦通奸,阎慧卿利用她的特殊地位经常干预"政事"。于是,戴笠派山西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任军统晋东南站站长。目的之一就是做阎锡山的情报。乔家才按照戴的计划,先是给阎慧卿赠送衣料、首饰等贵重物品,暗送了一段时间秋波,却从不提任何要求。阎慧卿逐渐尝出甜头,开始自己找上门来。从此,阎慧卿对乔家才有求必应,阎的内一幕全部被戴掌握。以后,戴笠通过阎慧卿,逐步将阎锡山身边的重要人物梁化之、吴绍之、黄胪初等人拉了过来,更有的人被发展加入军统组织。结果,阎在山西的一举一动,蒋、戴莫不清楚,阎在抗战期间也始终不敢有所异动。抗战以后的最初3年间,军统的暗杀活动达到高潮,尤其是在上海演出一场自上海开埠以来最触目惊心的大暗杀。在这几年中,仅在上海一地被各种狙击暗杀的死伤人数就达数百人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除唐绍仪被杀案之外,还有张啸林、傅筱庵被杀案。

暗杀张啸林一案,戴笠从1938年5月汉11谈话会后就开始秘密布置。并先后派遣脚踏青帮和军统两条船的于松乔、张默到上海执行杀张任务。于松乔、张默都是杜月肇的亲信学生,对张啸林

的活动规律十分熟悉。他们先后两次在上海更新舞台与福熙路口狙击,均未能成功。两次失败后,军统上海区刺张行动组调整部署,决定派遣杀手林怀部打人张啸林身边当保镖。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在张啸林密谋出任伪浙江省长前夕,将张啸林击毙在家中。

暗杀伪上海特别市长傅筱庵的行动是通过收买傅筱庵身边的义仆朱升源进行。朱升源少年时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当过童工,受过本人的欺压虐待,对日本人恶感很深,有一定的民族正义感。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朱颇不以为然,因而被军统特务利用。1940年10月10日夜,傅筱庵宴游归来,倦睡之际,被朱连砍三菜刀,当场毙命。

张、傅两个一等一的大汉奸被杀后,军统上海区连受戴笠嘉奖。1941年春,军统上海区与汪伪76号特务之间的争斗,围绕上海银行业的火并而达到高潮,双方制造了多起震惊国内外的大血案。直杀得双方银行职员胆战心惊,无法工作。

重庆财政部为此向戴笠提出了质询。戴笠感到这样下去,势必两败俱伤,于是主动通过香港桂月笙设法斡旋,暂弭杀风。杜月笙通过自己的门生高兰生,找到76号大特务吴四宝,通到李士群那儿,李士群欣然同意。双方达成默契,上海大暗杀就此罢休。抗战初期,军统侦收和破译了日军电讯密码。1936年,由魏大铭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首开记录。

1938年,戴笠在"破译是胜利女神"这句军事谍报界名言的影响下,报请蒋介石批准,通过驻美使馆的秘密联系,聘请破译精灵、闻名世界的破译巨星、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C·亚德利来华,传授无线通讯破译技术,年薪1万美元。1939年,戴笠从俘虏的日本空军大石信三的口供中得知日军使用的密码由日文50个字母组成,使破译无线电密码取得突破性进展。

1940年,美国破译专家亚德利与中国女友徐贞合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破译日渫"独臂大盗"的书籍密码,从而帮助戴笠破获了1个超级间谍网。

戴笠全传

"独臂大盗"是川军高炮部队的1名军官,此人虽是土匪出身,但会说流利的英语。他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赫尔。韦纳,组成1个间谍网,并将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162万英尺用密码密告日军,日军轰炸机由此在162万英尺以上高度航行,独来独往,狂轰滥炸,给重庆带来巨大灾难,中国高炮火力却对之无可奈何。军统虽然抄收了"独臂大盗"发出的大量神秘密码,由于无法破译,故始终不好下手。经亚德利反复研译,终于发现"独臂大盗"使用的密码是"无限不重复式"。即使用过的密码决不再用,并得出结论,这种密码是书籍密码,底本是一本英文长篇小说,它的前100页中必定有连续3页的第一个词分别是her、1ight、grain(或groin)。

为了能找到这本英文小说,亚德利请新结识的漂亮女友,也是独臂大盗的女友徐贞小姐相助。徐贞出于爱国热忱,不避险恶,慨然应允。两个人设计到大盗家中拜访。经过一番艰险丛生的周折,终于由徐贞从大盗的书房中弄清其使用的书籍密码的底本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该书的第17、18、19页上的第1个词果然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那3个词。

亚德利回去后,当即设法找来1本《大地》,连夜组织人苦干,终于破译了大盗的密电。所有间谍活动均被戴笠掌握,参加这个超级谍网的成员也全部落网。该案的破获使日汪十分震惊,蒋戴拍手相庆。

蒋亲自召见亚德利,嘉勉良久。徐贞因协助亚德利侦查书籍密码底本,被日汪间谍人员注意,于是决定赴香港。徐贞在去机场途中渡江时,被蓄意制造的舢板翻沉事故淹死在江涛之中。亚德利闻讯,悲愤交加,于1940年7月完成与戴笠的约定后回国。1941年,亚德利写成记叙中国之行与徐贞功绩的《中国密室》一书,但美国务院以保密为由禁止出版,直到1983年该书才得以付印发行。

1941年,戴笠的军统对日密电侦收和破译工作已有相当基础,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第一是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分析破译的一份"本外交密电本",发现日本正与苏联政府举行商务谈判,由方以橡胶交换苏联的木材。日本是个资源贫乏国,何来橡胶资源?由此,邓葆光断定日军将南下侵略盛产橡胶的东南亚诸国。这份情报由戴笠转告英国远东军总部,却未引起重视,再转告美国海军参谋部,引起美方重视。美海军参谋部开始派人与军统邓葆光等经济专家接触。

第二是军统于1941年11月份破译出一份日本外交密电,日方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去美国执行"和谈"任务,企图与美结盟。戴笠即将这份密电呈送蒋介石。蒋令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美向日宣战,否则中国"自己出卖自己",郭泰祺则以宋美龄的个人名义发出该电。由此,美在与中、英、荷、澳等国使节磋商后,交给日方一份《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以及废除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等等。由此,美日"和谈"没有成果,导致日方加紧进行偷袭珍珠港的准备。

第三是1941年12月初,军统破译出日海军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经蒋介石批准,由戴笠将这份密电经军统美国站站长、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萧勃,通过中国驻馆使透露给美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但未引起美国海军应有的注意。不久,珍珠港事件发生。

戴笠在加强军统对日密电侦收破译工作的同时,军统电讯业务得到空前的发展,工作人员达4000余人,电台达数百部之多。不但所有的外勤区、站、办事处等机构配备了电台;一些大区还建立了支台,而且大多数外勤情报组也配备了电台,使军统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但军统电讯专家魏大铭把持电讯处,在军统内部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渐渐引起戴的疑忌。因而萌生"去魏"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把柄,一时不得下手。

1941年夏,福州第一次沦陷,蒋介石向戴笠催问}{军在福建的活动情况。因在这之前,蒋曾关照戴应在福建沿海地区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以作应变措施。戴批示魏大铭办理。但是,现在军统电报总台与福建沿海潜伏电台联系不上,戴情况不明,无法向蒋交待,不由得将一腔怒气集中到魏大铭身上。戴把魏大铭叫到电讯总台,责问他:

"怎么搞的,为什么总是和福建联系不上?"魏说:"怎么联系不上?让我来试试。"

戴目露凶光,掏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指着魏说:"叫不通福建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

魏果然技艺超群,上机不到1小时,就叫通了对方。这使魏躲过了一次厄运,也使戴顺利地在蒋面前交了差。在整个抗战时期,军统的电讯技术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作效率,是系不可比拟的,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出类拔萃的。

2.戴笠三件宝

戴笠一直把特务学生、手枪和汽车,看成是自己发迹的三件宝贝。他常说:"只要有这三件宝,什么事都可办得了!"随着军统的发展,他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内部人事组织制度,凡正式参加军统的特务,一定要严格办理手续。经过初审、复核,最后决定等审查关后,要举行宣誓。内勤人员公开举行,外勤特务个别进行。

宣誓时,桌上放着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和印好的誓词,宣誓者站在蒋介石像前表忠心:"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受最严厉之处分。"

军统专门办了内部发行刊物《家风》。戴笠常在刊的卷首题上:"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苦干苦守,任劳任怨"、"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要有心到手到的作法"等一类口号,向特务施以精神灌输。

他把重庆培养特争的基地磁器口缫丝厂改为"造时场",并再三对特务说:"今天是英雄造时势的时候,我们这个基地就是造英雄的地方了。"

戴芒在笔统仨职期间,先后办过近80个各种特务洲练班。他对特笋头目说:"看一个人家兴不兴旺,只要看看吃饭的筷子就知道。...一·真正兴旺的人家,筷子的数目是弄不清的!"

他认为,培训的特务,总是越多越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将开办特警干部训练班列为头等大事,以重庆、息烽、兰州、建瓯开四大训练中心,先后办起了特警、电训、会训、译训、谍参、外事、查缉、中美、台训、越训等。中心训练班,每期人数超过千人;其他训练班,多至数百人,少至百数十人,受过训练的青年学生将近20万人,武装部队超过20万人,军统一向以杀人、放火、绑票、破坏而为蒋介石所宠爱。

为了培训这种特务,戴笠除在各基本训练班设有行动系外,还在缫丝厂、息烽、潮水,专门开办了特种技术训练班。唐英杰在重庆主办的技击班,以练拳击、轻身纵跳等武功为主,受训三年,练就具有"飞檐走壁,落地无声"功夫的刺客,以应付突发事件。

中美所建立后,戴笠又在安徽的歙县和临泉、湖南的南岳、陕西的西安、绥远的陕坝、贵州的息峰、江西的修水、浙江的瑞安和港品、福建的建瓯和漳州等地,连续成立了十几个特种技术训练班,调训了忠救军、别动军、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成员共约四五万人。后来,在中美所附近又办起了特种警察训练班,专门培养美式特务。戴笠和梅乐斯兼任正副主任,美国特务总教官怀特主持训练。班里有美特教官五十多人,全部技术课程都由他们担任。

这个训练班分为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个系。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课程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1945年秋天,第一期学员毕业,蒋介石带着次子蒋纬国参加了毕业典礼,检阅了美国化的新型特务的各种表演,并大加赞赏。

戴笠把军统特色分为"核心"、"基本"和"一般"三种。所谓"核心分子",大多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所谓"基本分子",则是指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所谓"一般分子"便是抗战期间所吸收的和由士兵提升起来的,以及在各公开特务机关中工作很久,被调进军统的。

对这三种分子,戴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互监视、相互牵制 +的办法,对特务多方进行控制。

军统的整个译电部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江山人。这些译电员是戴笠特地从家乡招来的青年,经过培训后,担任最机密的译电工作,并兼负秘密督察的特殊任务。他们随时通过电传,向戴笠打"小报告",反映特务的有关言行。军统局主管泽电工作的机要组长姜毅英,就是江山人,靠打"小报告"而得到戴笠的宠信,被晋升为军统的惟一女少将。

戴笠最忌讳大特务利用职权发展个人势力。他对那些不肯俯首贴耳的大特务,除常用推荐担任公开职务的办法调离外,还利用机会找岔子收拾。

有一次,上海特区区长翁光辉,从法租界巡捕房华籍范广珍那里获得一份比较重要的情报,想不经过戴笠,直接上庐山面交蒋介石。戴笠接到特务的"小报告"后,立即从南京乘飞机先赶到九江,等翁一下军舰,便扣留起来,当即撤职,永不录用。

他对那些能够一手起家,几年后能与自己争宠的特务,另有一套笼络的手法。他特别了解特务的侥幸心很大,因此,经常对一些特务"破格提升",他可将一个上尉一下晋升到上校,使人感到跟着他干最有前途。戴笠自己只是一个少将,而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30多个少将。

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戴笠常常借口整饬纪律,随意滥杀特务。如军统重庆电汛总台报务员,接收沦陷区的一份电报时,有几个字没有及时与对方校正,便以贻误战机之罪,被予以枪决。

他把自己杀掉的特务,美其名日"殉法",列入军统"四·一"纪念大会"公祭"的死难者之一类。并对手下的特务头目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喊痛,不叫屈,还要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也是戴笠的阴险处。

戴笠对特务"恩威并用",在工作上严格控制,在生活上则"尽可使人舒服"。他肯花钱,而且能用在最恰当的时候。每逢年节的前一两天,他便忙着给在重庆的科长以上特务写信,附上一笔约等于两三个月薪饷的现金,送到每人家中去。平时,对一些大特务父母的生日,都一一记下来,到了那天,也都亲笔写信,附赠现金。他再三告诉特务头子说:"这些地方千万不能省钱,否则会因小失大。"

戴笠的第二件宝贝是手枪,可以称得上是酷爱。他爱手枪,专讲数量和质量,重视在使用方面的优点、特性、杀伤力、射击的准确性、携带是否方便、有无故障等等。据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回忆说,他爱枪如命,天天身上挂着手枪,也不离开,甚至连洗澡时也把枪带进浴室。

戴笠爱手枪,超过对一般的部下。抗战时期,重庆经常遭受日机轰炸。一次,军统在香港订购的一百多支左轮手枪运到重庆,正好遇上空袭警报,稽查处航空检查所只好把手枪送到稽查处,交给副处长王克全暂时保管。敌机空袭时,王没有来得及将手枪送进防空洞,结果被一颗炸弹炸得精光。戴笠接到报告后,气得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王克全,把王痛骂一顿:"你他妈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

王原来是一个中共叛徒,被捕变节后,捕杀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军统立了大功,加上工作异常卖力,逐步得到戴笠的信任,被派到重庆稽查处任副处长。谁知仅仅为了一百多支手枪,就被戴笠骂碍如此狗血喷头,甚至连老底也给揭了出来。王克全听后,羞愧交加,无地自容,又怕受到更加严厉的处分,便关门开枪自杀了。戴笠如此喜爱手枪,所以他对立功的特务的最高奖赏也是手枪。有些被派往外地的亲信特务向他辞行时,他也爱问有没有好手枪,如果没有,他便送上一支。有些特务执行任务回来,因工作出色,他也特意奖赏手枪一支,以示勉励。

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总部,有一专门存放手枪的仓库,就是他亲自设计、总务处负责施工修建的。他每次晚上散步到仓库附近时,总要叫军械股长何铭打开仓库,走进去看看那一排排擦得千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手枪,然后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由于戴笠喜爱手枪成癖,他的一些朋友和部下为了讨好他,经常时不时送他高级手枪,因此存货很多。仅他在杨家山公馆的仓库里,亲自保管的手枪,就有二三十支。其中有纯金外壳镶着像牙柄的马牌手枪、用手工制成嵌有金丝盘花纹的美国勃朗宁式手枪、用不锈钢精制的美国强力式长管无声手枪,以及钢笔型、打火机式和专门给女人用的小手枪等。

戴笠酷爱手枪,可是他的枪法极臭。据沈醉回忆说:有一天,中美所内一处新建的手枪射击靶场刚刚竣工,沈亲自布置好一切之后,便请戴去看,也希望这位被传为"神枪手"的特工王露一手。戴也兴致勃勃,带着一群便衣警卫来到靶场。

在50公尺的射击定点线上,沈醉请他打第一枪,以示为靶场.典礼。戴很高兴,正要举枪,忽然又犹豫起来,反过来客气地让沈先打。沈拔出手枪,连发三枪,结果枪枪命中,两枪靶心,一枪偏左,赢得满堂喝彩。

戴笠一看,也从身上掏出手枪,也学沈的动作,信手一甩,结果是无影无踪,天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戴十分尴尬。

沈醉看他那狼狈样子,就对他说:"这种枪优点多,就是枪管短些,射程不远,不妨靠近点试试。"

戴点了点头,走到20公尺处,将手臂举平,很认真地打了一枪,总算打到靶面,但离靶心甚远。

戴依然不服气,他一言不发,迈开大步,一直走到离靶心仅有两三公尺的地方,连发三枪,枪枪击中靶心。然后,得意地哼了一声:"这有什么稀奇!"

沈醉深知戴为人好胜逞强,只得敷衍,为他打圆场。这样才让狼狈的他下了台阶。

戴笠的第三宝是汽车。

抗战期间,军统和中美所的汽车共有卡车2000多辆,中小吉普车和轿车有140多辆。其中,戴笠经常自己使用的新型轿车就有十多辆,而且大多是美国和英国造。

他的汽车大多都是名牌,而且性能绝对良好。别克、雪佛莱、派克车应有尽有。甚至连豪华轿车"卡迪拉克"也有一辆。

出于特作的特殊需要和个人安全的考虑,同一年份、同一一式样、同一颜色的车通常都是两部,只是牌照号码不同而已。这样,别人很难判定他是坐在那辆车中。

由于车子很多,他经常调换所乘汽车。有时乘坐深蓝色的别克车;有时乘坐墨绿色的派克车;有时乘坐草绿色的军用雪佛莱车。至于吉普车,他从来不坐,原因一方面是嫌它颠簸,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是容易被人发现。他在重庆期间,因有些地方街道狭窄,他担心乘豪华汽车引人注目,便改用英国出产的奥克司好尔,或者更小一点的奥斯汀微型轿车。戴笠喜欢汽车,仅仅是为了显示气派和高贵。对于汽车,他是一窍不通,纯粹一门外汉。既不会开车,更不懂如何修理。轿车偶尔出了毛病,只会骂司机,自己干着急。或者临时换车,反正他自己的备用车多的是。因为自己不会开车,所以他对司机依赖性很大。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准司机离开汽车一步。只要他一走近轿车,司机便得立刻将车发动。等他一坐好,马上就开车,不能稍停片刻。

戴笠坐车,总是喜欢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让警卫坐在后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仅可以看清楚前面的情况,有事可以马上做

出紧急处置,而且可以就近指挥司机开车或停车。每次上车,往往是他先上,警卫后上;下车则相反。只有在他带着女人时,他才坐在后面,而叫警卫坐在前面。

戴笠爱汽车,也和爱女人一样,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抗战期间,由于战争不断,进口小轿车十分困难。他除了用军统名义购买之外,还经常用他兼任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去买。在他兼任缉私署长期间,曾花巨款买了一部1942年英国出产的最新别克轿车,视为宝贝。后来因与孔祥熙闹矛盾,辞去这一职务。接任他这一职务的是蒋介石的另一亲信宣铁吾。在交接过程中,由于戴很喜爱这两部豪华车,就打了埋伏,将车划到军统局账内,没有移交。宣铁吾上任后,也想购买好车,有人将此事告发。宣铁吾质问戴笠要车,两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从此矛盾加深。后来宣铁吾出任五人小组组长,秘密监视戴笠,最后置戴笠于死地,可能与此次轿车之争不无关系。

3.军统六不准

军统局在戴笠的独裁统治下,先后制订了许多禁令。这些禁令不是什么单行条例,而是戴笠用口头宣布或者以手令决定之后作出的规定,是军统任何人不能变动的律令。其中很有名的是"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而"六不准"的内幕怎样呢?

第一不准擅自脱离组织。即作为一个军统局的特务,不能擅自脱离军统的组织,连写长假报告、请求脱离也不许可。蒋介石把军统特务规定为终身职业,戴笠就把此当成了下属特务的锁链。他曾说:"如果有哪个人要离开我们组织的话,我就请他活的进来,死的出去。"当然如果是戴笠不要的人,这是例外。

军统在戴笠统治时期,无人敢提出请长假。有时,偶然也有人离开了军统,但这是极个别的,是由于他们找到了人事的路子,走了私人的特殊关系,方获得了脱离。如军统子弟学校立人小学教导主任熊家璞,她是军统黔阳特训班的学生,秘密与军统特务、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姘居,在生活上可以完全依靠李肖白。熊不愿意于受军统的控制,更怕秘密督察打上一个小报告,而遭受到意外的惩罚。所以,很想脱离军统组织。

由于她和她的姘夫李肖白都与军统局人事处处长龚仙肪和行政科长黄康永私交很深,他们合谋以请求长期病假的形式获得离开。她找了一个有肺病的妇女在重庆宽仁医院照了一张x光胸片,熊家璞送冒充肺病病人的病历向军统局人事处请求长期病假休养,军统医务所看到x光照片,说明熊有严重肺病,同意她长期休养,因此报告得到了批准。这样,熊家璞在获得军统发给她一年的生活费和医药补助费后,便离开了军统特务组织。如果没有这种人事关系的话,要离开军统组织;谈何容易。

第二不准在抗战时期结婚。戴笠的妻子毛氏于1939年在重庆因患子癌瘤死去,从此他就不愿意看见他的部下与妻儿团聚,遂于1940年对一些有家属的特务下了一道手令。说什么抗战时期,同志的家属跟在身边,妨害了所谓的抗战大业,限令所有同志家属,一律迂回原籍,如果在三个月内还没有迁动的,就停发眷粮。这一条手令,是经军统局局本部人事科下的通令,许多中级以的特务,慑于军统局的淫威,导不把家属送走,在军统局里面闹得怨气冲天。有一些特务也晓得戴笠的命令不遵守是不行的,就让家属暂先离开重庆一步,等到风声过后,再慢慢的搬回重庆。

戴笠在小报告上了解到这种情况,为了应付人心,他感到这个手令不能过于勉强执行,就来了一个治本的办法,怒冲冲的又下了一道手令。规定军统全体同志在抗战时期内一律不准结婚。如有擅自结婚的,一一律禁闭四年,不能特赦;若双方都是军统同志。男女都同时禁闭。这一道手令下达之后,在1945年以前,大约有200多对的男女军统特务,因违犯结婚令而被禁闭。直到抗战结束才获释。

但是,在这一道手令之下,遭到不幸的,只是一些中下层的特务,许多大特务或者江山派系的一些特务,则都成了例外。1940年在戴笠下了手令之后,毛人风就第一个与向影结婚;紧接着就是陈宜生(抗战时曾任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兼兰州市警察局分局长)与朱绍良女儿结婚;霍立人(曾任军统兰州站站长、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副组长)与徐应年结婚;文强(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葛世明结婚;魏大铭(军统局电讯处处长)与葛霭兰结婚。戴笠在表面上不同意他们这样做,而实质上还亲自向他们贺喜。江山派系的何丹山(系军统局情报处处长何芝园的堂弟,时在军统息烽训练班任职),也于1941年与息烽曾姓大地主的女儿结婚,戴笠虽接到了息烽秘密督察的小报告,但这个小报告就搁在他的皮包里没有处理,也就默许了他的结婚。

当时军统局里面的许多年轻男女特务,对于这一个禁止结婚的问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而发生了许多两性问题,弄得丑态百出,在军统局的大寝室里、防空洞里,都变成了军统那些旷夫怨女的媾和场所。

第三不准自由向外活动。军统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没有得到萼:统特务组织的命令或批准,都不容许擅自向其他方面去活动。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为了调解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和国民党中组部调查处(中统的前身)两个特务组织的内在矛盾,曾经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汁局,要陈立夫当局长,把原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这两个特务机关,虽然统一组织,但戴笠则秘密严格禁止第二处的人员与第一处的人员擅自交往,并且指示参加局务会议的人员说:"我们参加他们的局务会议,只是采取听听的态度就可以了,少说话。而且还打了一条禁令,如果私自同中统人员往来的,则以擅自活动惩处,轻则禁闭,重则以泄漏秘密论罪。所以军统的工作人中对中统的工作人员都是尽蓬回避的,双方都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很少有人敢秘密联络,都怕触动戴笠的禁令遭受意外。

第四不准经营生意、军统局在抗战时期中有一条禁令,不准任何人经营生意,说什么与商人争利是不得人心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作一个特种工作人员就得安分守己。

在这种沽名钓誉的禁令下,军统特务组织里有不少人轻则禁闭,重则丧了性命。一般的人,当然就不敢公然做生意。而那些大特务则是例外,他们半公开地走私漏税,囤积居奇。戴笠自己就利用他掌握的财政部缉私署和战时货运管理局的权威,勾结上海大流氓杜月笙进行各项非法的生意买卖。把蒋管区的水银、金属矿料等偷偷运进沦陷区供应日本人;把沦陷区的日用品和必需品抢运回蒋管区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争夺市场;他还想方设法大批地印制汪伪政府的储备券到沦陷区抢购物资,使沦陷区的人民生活遭受伪货币额外膨胀的痛苦。

军统局的二号头子郑介民看起来不长于做生意干买卖,但他的妻子柯淑芳则是一个做生意的老行家。柯在重庆利用四川商人为她囤积居奇,做收进抛出的买卖。因而,她对几个四川商人同爱护她自己一样。

1943年一个夜晚,这几名四川商人因赌博被重庆稽查处抓去关押,柯得知此事,马上要郑介民打电话饬稽查处释放。而稽查处长何龙庆那时不在处里,须拖到次日才能解决。柯淑芳就要郑亲自去石灰市稽查处面谈。

这一天的夜晚,重庆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郑的汽车早已开匣军统局局本部汽车间休息,郑想第二天再去办理,柯坚决不同意c由于郑介民是一贯怕老婆的,有时当着客人的面,柯淑芳也让老么给她捶背,所以人称"床头跪"。只得穿上胶鞋打起雨伞从临江fi家里走到石灰市,经稽查处的值日官找到了何龙庆,终于把关押削几个四川商人释放了。

柯淑芳不但通过四川商人做大生意,还做小生意。她利用哞苏情报所的总务科科长吴景中是湖北同乡的关系.要他套买大耋日用品,每月进货一次,也卖出一二次,这一笔套买套卖的收人,世就成了柯淑芳袋子里的私房钱。

毛人风也不例外,毛人凤是戴笠培养他接受衣钵的刽子手,嘉一条表面圆滑内里奸诈的毒蛇,他自己表现得很清高,似乎不懂禾什么叫买卖,但却背地里要他的妻子向影心大肆经营生意。向不仅大搞囤积居奇,而且利用毛人凤的关系向国外购买洋货进行套卖。她还借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粮秣股长吴茂先领取军统军粮的职权,要吴为她囤积粮食,秘密的做粮食生意。吴茂先之所以得到毛人风的信任,就是由于与向影心的这一个秘密关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毛人风力保吴茂先为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以便于向影心经营重庆上海之间的各种投机倒把活动。1946年戴笠死后,毛人凤当了军统局副局长,向影心还介绍她的姘头邹伟成当四川谦泰豫银行上海分行的副经理,与四商人合伙扩大经营生意,攫取暴利。第五不准贪污贿赂。贪污在军统里面也列为一条禁令,如果有贪污的被人打了小报告,就会送掉性命,所以许多特务都不敢以身试法。1940年问,贵阳邮电检查所有一个女邮检员杨月亭因为怀孕要生育了,一下子筹备不到这一笔生产费用,就利用邮检工作的机会,偷窃了50元的汇票。她的偷窃行为,被邮政局人员揭发,给军统秘密督察发觉,向戴笠打了小报告,戴笠就命令贵阳站把她关押起来,并执行制裁。由于杨月亭身怀有孕,有人要求戴笠等她生育之后再执行枪杀,戴笠立即电贵阳站马上执行,并且说:"杨月亭就是为了这个小孩犯了纪律,要留这个小鬼干什么?"戴笠这种杀鸡吓猴子的手段是很多的,在一般的小特务里面可能是有些作用。但是,从特务组织里面来说,并不是戴笠不准贪污就没有贪污了。他们采用送礼的方法,变相的贿赂和贪污。黄康永在军统局局本部人事处工作,熟知人事处的处长、科长、股长以及一部分科员,都是每一个想调迁工作的特务逢迎送礼的对象,人事处理的办公桌抽屉中装了不少特务们暗地馈送的礼物:香烟、布料、钢笔、手表、糖果、罐头等应有尽有。这种变相的贪污行贿,在军统局里是司空见惯的,戴笠自己更不例外。

1942年黄康永同戴笠从重庆去东南视察,当他们在福建南平、时,戴看到一种海味蛏干很肥大,认为是一种滋阴补肾的食品,他马上和福建水上警察局局长余钟民表示,要办1000斤蛏干带回重庆。当时,由福建的各个特务机关合伙,采购到1000斤蛏干送给戴笠,这个礼物是由福建站副站长陈达元献给戴笠的。不久,就由戴笠亲自决定,调升陈达元为军统局闽南站的站长。不久,他就爬到了监察委员的高位。

军统局里的所谓不贪污不贿赂,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质上是无污不贪、无物不要,送礼贿赂已经成了军统局里的风气。虽然在戴笠手里也惩办过大贪污犯陕西缉私处长金闽生和缉私署骑兵团筹备主任欧阳斌;在毛人凤手里也枪毙过大贪污犯北平站长马汉三,但都不是因为他们的贪污,而实际上只是分赃不匀而已。

第六不准随意外宿。在军统里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就是除每人在每一个星期指定一天回家外宿之外,其他的时间都不许可离开机关回家外宿,星期天也不休息。这一制度,从1932年南京成立特务处之后,就开始执行,在重庆的八年抗战时间里,都是严格执行的。

如果有私自偷出外宿的,让秘密督察打上报告,就会受到惩办。许多特务都怕触犯纪律,遭受不幸,所以都兢兢业业地执行这一个制度。1943年之后,由于军统局局本部的组织更加庞大,也由于军统里的宗派关系活动相互包庇稳瞒,对于这一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就执行得稍为松了一点。当时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为了迎合科级以上人员的心理,就制作了一种供科级以上人员出军统局门岗的珐琅铜牌,可以自由出入门岗不需任何登记,这就为军统局的高级工作人员开了一条方便之门。但是,一般小特务还是受到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纪律约束。对这个不准随意外宿的制度,许多特务和特务家属都对之怨恨不已。

4."四一"大会

1942年4月1日,军统举行了成立10周年大庆活动。这是军统从建立、发展到走向顶峰的标志。

军统的"四一"庆祝活动始于1940年。这是重庆军统局扩大成立后的第二年,军统内外活动和形势趋于稳定。戴笠一方面为扩大影响,提高士气,另一方面,为定期了解沦陷区潜伏组织的活动情况,决定每年借庆祝"四一"大会之机,由全国各公秘单位的大特务军统人员参加会议。大会展览各地单位的特务工作成绩,检讨工作情况,讨论当前问题和今后办法,接受新的任务等等。

1940年4月1日的纪念大会在重庆局本部大礼堂举行。上午举行"公祭"大会,礼堂内一切都是灵堂的布置,悼念所谓"殉难"、"殉职"、"殉法"的特务。戴笠的说法是:为"团体"战斗而牺牲的,统定之为殉难;因公积劳成疾不治而亡的称之为殉职;因违犯团体纪律而被处决的称之为殉法。

戴笠规定这3类人的照片都必须在灵堂里陈列出来,进行悼念,表面上是安慰死者,实际上是为了笼络人心,欺骗活人。戴笠向手下的大特务们吹嘘说:"最高明的杀人者,是要做到使被杀的人不叫痛,不叫屈,还要叫别人喊杀得好,杀得对!"这天,蒋介石亲自到会主持典礼。

自此以后,戴笠对军统内部的一些下属单位分别冠以"四一"二字,如"四一"图书馆、"四一"医院、"四一"农场等等,以示纪念。1941年的"四一"大会按例举行。这一天,军统各地组织的大特务、在重庆的外勤代表与局本部全体特工人员共1000余人出席会议。上午。在公祭历年死亡特务的典礼中,戴笠连读带哭地念着祭文,会场半数以上的特务都流下了眼泪,下午大会,因蒋介石没有出席会议,使特务们颇感失望。

1942年4月1日的纪念日,在规模、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有别于以往的两次"四一"大会。为了展示军统的10年发展史,从1942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成立筹备组,抽调各方面人员负责筹备"四一"大会庆祝活动。并向各外勤公秘单位发出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10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难、殉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遗孤,总结汇报工作,选送庆祝大会对联及礼品等。重庆、息烽等特工训练班还要排练演出节目。各外勤单位及特工训练班同时因地制宜地开展小型多样的庆祝活动。

为了准备"四一"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总务部门的特务动足了脑筋。菜谱是戴笠亲自审核敲定的。有红烧猪肉、加油豆腐、红烧牛肉、辣椒炒酱肉丁等,这在当时物资极端匮乏的重庆,已是奢侈豪华的了。

考虑到重庆的初春,天气尚寒,数百桌莱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好让特务们吃得舒舒服服,这也是戴笠的细心处。可是要准备如此大量的火锅,则苦了总务科的特务,他们只得四处出动,凭借特务的特权,向重庆各大小餐馆去"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就此不能营业。

至于餐具餐桌等,由于一时数量相差很多,特务们或借或买,直搞得重庆许多商业饮食行业乌烟瘴气,店主们避之犹恐不及。对"四一"大会,从程序、内容、时间地点、会场布置、出席人员名单、进出路线等等,戴笠一一亲自过问。甚至连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发型等这些小地方,他都规定得十分详细。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项规定,将以团体纪律给予严厉制裁。

当时军统局尚没有一座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灵机一动,又指示筹备组要用红、白、蓝三色临时搭成一座大账棚。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要全部购买布匹,又是一笔巨额支出,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于是特务们又是一个"借"字,布店老板们对此,苦不迭。对四一大会的警卫工作,戴笠更是抓得很紧。戴笠于19421年3月25日从外地视察回渝,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当即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警卫组长一职。此举无疑给大小特务个警告,自此谁也不敢稍有懈怠。3月31日,戴笠亲自组织"四一"大会的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每个程序都仔细推敲,指出问题。有一些布置设置,只要秘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其豪华奢侈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为庆祝"四一",戴笠还指示司法科于3月下旬派出大批法官,到军统所有集中营进行清理工作。通过审讯与结案工作,拟定出该关、该杀或该放的人员名单。一时间,杀的、关的、放的,闹得各个集中营,内部空气十分紧张。1942年4月1日,准备了2个多月的军统成立10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开幕。上午照例是公祭活动。这一天上午9时,戴笠亲自开车把蒋介石接到会场与数千名特务见面,蒋并以简短讲话进行训勉,对早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握手赠金,以表嘉勉。会场里陈列了"殉难"、"殉职"、"殉法"者的照片,3种人加起来共500多人。蒋介石在戴笠的引导下一个个地看过去,然后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表示慰问,发给大笔的奖金和抚恤金。下午举行纪念庆典大会。戴笠把军统"十人团"成员一个个恭请上主席台。他们是: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军统局训练科科长郑锡麟,陕西耀县专区专员、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教育长梁干乔,黄埔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处长黄雍,军统息烽特训班副主任、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徐亮,国民政府交通部西南运输处警卫稽查组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副处长张炎元,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业务组长胡天秋+财政部缉私署副署长马策,以及戴笠共10人。

会议开始后,先由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到会讲话。大会的主讲人仍是戴笠。他精神极为亢奋地大谈团体10年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在种种困境中挣扎而有今天的"光荣传统"。戴笠特以会场主席台前面两侧的一副对联进行解释发挥。上联是:"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强。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副对联是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侄琶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带来的。戴笠看再十分欣赏,便大肆引用。

上联"四条巷"即指南京鸡鹅巷,为嵌入"四一"两字,戴笠将原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条巷"。戴笠还将原联中的"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戴笠在会上解释时说,从特务处到军统局,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因此改为"前后",同时"敌我"也不够含蓄,故改为"忠奸"。戴笠认为此联写"四一"大会,嵌入四一两字,对仗工整,寓意深邃,高度概括了军统10年发展的历史,故作为大会的主联,予以张贴解说。

戴笠在四一大会上大声疾呼,要特务介绍干部进来工作,因团体发展太快,干部越来越缺。戴笠提出任用干部原则是没有马骑牛,没有牛骑羊。下午的演说,戴笠似乎不能尽兴,于当日晚开始游艺节目前,又有一番长长的训示。在4月5目的军统工作会议开幕与纪念周合并举行的仪式上,再次讲演达4小时,标榜他始终拖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9个字去奋斗,终于有今日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