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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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拒敌与锄奸

 

1.痛惩王克敏

日军攻占我华北,进展迅速,而我国幅员广阔,城市密布,敌军所占领的城市愈多,兵力愈分散。何况,地方的秩序维护,物资的征发调用,交通的保持畅通,问题很多,不是敌军本身的力量所能解决的,必须设法取得华人的合作,才能事半功倍。

因此,日军每攻下一个城市,即扶植一批汉奸,先以"维持会"的名义,服务桑梓"的话头,组成地方政权,慢慢改变名称,实际上一切仰其鼻息,替敌军办事。同时,尽可能编组华人武装部队,先以"自卫队名义,帮其侦缉"奸宄",对付"特务";如果"表现良好",逐渐的予以扩充,替他担任部分防务。

当时,最重要的伪政权组织在北平,由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负责,搜括民财,供敌利用。戴雨农为了严惩汉奸,杀一儆百,下令华北特工组织,设策诛锄。

王克敏既已屈志从敌,明知自己将成为国人狙击的对象,所以防范相当严密,雇有随身保镖和口籍顾问,进出家门,都随护左右。加以敌军在北平城内,收买狗腿细民,专以搜捕"蓝衣社"人员为急务,对被认为形迹可疑的熟面孔,派人跟踪,甚至经常突击检查住所,因此,诛锄工作不易进行。

当时,天津站有一个行动组,组长王文、组员李连福等人,于是,由北平区和天津站密商,为了避免敌人的耳目,将该组临时密调北平,出敌不意的进行锄奸工作,功成迅速返回天津,使敌伪防不胜防,

1938年3月,王文等一行五人由天津赴北平。经过一番布置,当月廿八日,潜伏在王克敏返家必需经过的煤渣胡同之内。下午五时廿分,乘大雨如注,胡同内行人绝迹之际,拦阻王乘坐的汽车,数枪齐发,击中目标后,立即撤退,安全返回天津。

王克敏虽被击中,但因其口籍顾问山本荣治紧急俯伏王的身上,代王受弹,以致山本荣治身中数弹,当场毙命,王克敏则仅成重伤,侥幸逃脱惩罚。

部队方面,敌人虽然也组成些"自卫队",可是,毫无作用;欲想利用过去的华人军队,加以整编,给予名义,供他驱使,又怕靠不住;冀东保安队的,突然反正,就是前车之鉴。于是,敌人想起了组织"皇协军"的新花样。

日军的部队,自称是"皇军",表示效忠日本帝国;那么由华人组成的军队,也效忠日本帝国的,就叫"皇协军"。这和后来汪精卫伪政权所组织的伪军,意义和性质都不相同。汪的伪军是"中国政府"的军队,效忠汪伪政权;皇协军"虽说也是中国人,但与"中国政府"无关。

日本要组成这样的军队,当然首先要选择彻底奴隶化的"日本通"人物来负责。于是由日本女间谍岛芳子介绍了一位她认为绝对可靠的失意军人李福和,担任"皇协军"的第一军军长。

日本华北派遣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保送李到日本,接受奴化训练;让他服膺"大和魂"和"武士道"的精神,把他塑造成一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帝国的汉奸偶像。

李福和由日本受训完毕,回到北平,顿时身价百倍。日本方面更全力吹捧,以"反共""联日"为口号。宣传他是亚洲的"反共英雄"、"东方的佛朗哥"。当即招兵买马,配备精良器械,优给官兵待遇,以效法"皇军的姿态,于1938年4月15口开到河南的重镇彰德。真是声势显赫,耸人听闻。日军的企图,是以第一军为试金石,如果效果卓著,再来第二、第三......等"皇协军"。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梦想。

蒋介石深感问题严重,指示军统方面给予制裁,扼其气焰。戴笠受命后,下令安阳情报组和驻在新五军的高参严家诰,密切合作,尽一切可能,予"皇协第一军"迎头痛击。安阳情报组奉到命令,开始调查策动。很快就发觉"皇协军"的副军长徐靖远、第一师师长黄宇宙等民族意识坚强,并不是真心想做汉奸,尤其不甘心以中国人而效忠日本帝国;其所以参加伪军,不过想借此掌握部分武力,好等待机会而已。

于是,先派组员师振东渗入"皇协军",由第一师参议李本中介绍,担任秘书;再由黄宇宙介绍,与第二师师长吴朝翰取得联络,因为工作顺利,再经师振东介绍七人参加,"皇协军",遍布于该军的各个重要部门;严家浩也派人与徐、黄等取得联络。暗中传达戴笠勉励他们杀死李福和,反正归顺。经过三个月的策动,完全成熟,静待适当时机发动。但表面上伪装服从敌军,精神抖擞,使敌军感到相当满意。

李福和非常得意,以为是自己留日的镀金招牌和领导有方,在部属的怂恿下,亲自赴北平,向日军要求增加重装备,以便能名副其实的向"皇军"看齐,接替彰德一带的防务。

日本"华北派遣军"接受李的要求,决定于8月初派员赴彰德校阅点验,然后予以重新编装。消息传回彰德,徐、黄、吴等决定就点验的时机,发难行动。

1938年8月7日,李福和陪同敌军军官多人,由平汉路南下,抵达"皇协军"的集结地--彰德的西曲沟村校阅点验。

突然,副军长徐靖远一声令下,当场击毙李福和与全部日军鸳官;通电反正。经戴笠呈奉军委会,任命吴朝翰为河北游击司令徐靖远、黄宇宙为副司令;吴兼第一支队司令,黄兼第二支队司令隶属第一战区,拨归鹿钟麟主席指挥。

"皇协军"第一军的被策动反正,给予日军的打击很大,同时世打破了日本利用中国人组织军队,向日本帝国效忠的迷梦,从此刁敢再组织"皇协军"了。

2.除奸行动

抗战初期,军统局在上海对敌军和汉奸的破坏诛锄工作,是常积极的,也使日伪受到巨大的创伤。日本驻上海的特务组织,卑视军统局的地下活动如芒刺目钉,务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汪精卫到达上海后,组织伪特务机构,专门对付军统局地下缍织,狼狈为虐,事态严重,加以上海部分重要干部的接连叛变,戴釜深深感到,军统局的地下工作,已经由主动攻击优势而陷于被攻击的逆境。如果无法遏制反击,不但敌伪嚣张,明暗异势,而且对沦陷区的民心动向,将会发生不良影响。这一情报战场的胜败,关系到整个抗战的前途。

因此,戴笠除了运用军统局的力量,从艰困的工作环境中,锄叛逆,压制敌伪,争取胜利外,还从各方面组织力量共同裁制融伪。好像奇兵突起一样的,使敌伪防不胜防。

情报组织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坏过的残余组织,加强整顿,变更方式,仍留该地继续工作外,还积极扩大增建复式布置。上海为通都大邑,更是当时汪精卫与口敌密谋建立伪政权,企图分化中国的接头中心,所以是汇集情报最重要的地区。

虽然,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第蓉等叛变后,仍能立足,继续维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员与工作方法,向为王、陈等所熟悉,活动起来,难免多有顾虑,同时也随时有再被破坏的可能。因

此,戴笠特地遴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上海第二区。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姜绍谟,北京大学毕业,少年得志,北伐以后。就曾经出任过江省党委、校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很明了当时的处境,很注意把握原则。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凭借军统局的渊源,他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以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的开展工作。知道的人,总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

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从伪府要员陈公博处汇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T-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任因而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国军反攻,他一定捉汪立功,率伪军反正。对于日敌军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口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一译电员,也被姜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就因为姜的预先急电通知,而使军统局得以作有组织的彻底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徒劳无功。

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时机,的确高人一等,而有独到之处。

加强情报的组织和搜集以外,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叛逆的诛锄,戴笠当然有所筹划。他认为部分特工之所以背叛,76号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个卖国求荣的汪精卫,他们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与日敌勾结越来越积极的汪精卫身上。

因此,如何设法诱导王天木、陈第蓉等将计就计,诛锄汪精卫,以自赎自效,才是上策。逼不得已,再行诛锄背叛之事。

当时,曾任上海行动组组长的刘戈青,暂在香港避锋头。原来,刘戈青于淞沪沦陷后的两个月之内,曾经率领他的行动组,在徐家沪火烧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并且一连执行十一次除奸行动,诛杀伪上海市民协会常委会主席顾馨一等重要汉奸十余人,威震上海。

1938年大年除夕,刘戈青再次突人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录私宅,锄奸成功。一时,上海敌伪,相顾失色。日敌特务机关特别以四万元的巨款为悬赏,企图缉捕刘戈青。形势严峻,所以刘才奉命离沪,暂时避留香港。

不久,日特再次猖狂,刘戈青计划第二次返回到上海,接近王、陈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怂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

情况突变。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诱捕?招兵买马?难以揣度。当即转呈戴笠请示。戴复电叫他赴渝面商。

1939年8月10日,刘戈青到达重庆。戴判断王的真意,当为诱捕献功,贪图赏金。刘以为正可以乘机混入敌人阵营,接近王、陈,相机行事。当然,以敌特对刘痛恨的程度而言,这是相当冒险的。

可是,刘慷慨豪壮的向戴表示:"为了维护组织的工作,整饬团体的纪律,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个人生死问题,请先生不必顾虑。"戴见他出于一片至诚,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机智胆勇,于是同意他的想法:"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经过一番安排,一星期后,戴命令刘经过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约,同时交付刘两大任务:

(一)策动王天木、陈第蓉,将计就计,担任反问工作,只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自可将功折罪。

(二)与王天木密商,诛锄汪精卫。如果成功,不但可赎罪,而且可受重赏。并且拿出一封他亲笔写给王天木的书后,命刘到上海后,当面交给王天木。

这年十月四日,刘戈青到了上海,六日,安然和王见面,将戴笠的亲笔书信交给王天木。信是这样写的:

"余遇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竞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敌,曷为一时失足,容有可谅之处;今复函诱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贼而欲自绝于国人矣。余不欲戈青来沪,惟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注:汪许以军政部长职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吴。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王天木看完来信,不觉紧张汗流,几乎瘫痪在沙发上,当面应允听从戴的命令,掩护刘接近汪而下手诛戮,以申国法。当时议定乘双十国庆汪成立"新政权"后阅兵的机会,由刘化装为王的卫士,混入阅兵场,相机行事。可是,汪成立"新政权"的计划,未能如期实现,阅兵也被取消了。刘以为诛汪的行动,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权"之先,才最具意义。何况,他自己是个被悬赏的"通缉犯",怎能旷日持久?于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体的事实表现,向戴笠作悔过自新的交代。戴笠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许王天木的决心锄奸赎罪,并且还答应他的请求,送他四万元法币,以为活动工作的费用。可是,王却向刘声称诛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陈第蓉加入。刘奉令返沪,本有策动陈反正,戴罪图功的任务,当然欣赏同意。于是,在王的安排下,刘和陈见面。不料,陈第蓉居然开出条件,请戴笠释放他在后方被捕的家属,才肯与刘合作。刘急电戴报告,并且建议迅速派专人将陈的胞妹释送上海,和陈相聚,以安其心。陈第蓉的胞妹陈第蒸,由刘的旧属朱三元送到上海,当面把她父亲的一封信交给他胞兄。陈关切而又紧张的拆开书信,他那位读书明理,精通法律的父亲,却很严厉的在书信上训斥他:"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优待,未及言诛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当思戴罪图功,否则,噬脐莫及矣!"陈第蓉看到他父亲的书信,尚在犹豫,他妹妹陈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声泪俱下,要求陈不再做汉奸,否则她宁可跪死,也不起来。陈无奈之下,只好表示:"为了不使父母伤心,从此改过,不做汉奸"。陈第燕看到她哥哥应允不再做汉奸了,才起来兄妹相见。刘戈青向陈交代此事以后,问起陈诛汪反正之事,陈约他等待时机,随时联系。谁知,陈劣性不改,借口加强彼此联系,与刘几次酬应以后竟然亲自开车,将刘诓到76号伪特工总部关了起来。显而易见的,陈第蓉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卖了刘戈青。

当时,76号伪特工总部的严刑拷打,是出了名的"阎王殿",刘戈青自揣必受摧残。不想第二天,76号的要员李士群亲自和他晤谈,把刘从监牢内请了出来,待以宾客之礼。几次谈话,甚至对饮小酌。一方面劝刘参加他的特工总部,许以京沪方面的要职,"共图大事";一方面想以轻松的友谊气氛,套《问刘此次奉命来沪,究有几人?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虚实。刘戈青意志坚决,态度严正。除了暗示他已准备随时牺牲,不愿与李等"共图大事"外,还虚虚实实的称赞军统局在上海力量的强大,甚至只要他随便打出去一个电话,就会有人冒险来看他。李土群对刘的话将信将疑,装出一片爱惜英雄好汉的豪气,向刘表示:"电话就在旁边,可以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同志真的能仅凭你一个电话,就不顾一切后果的跑来看你,我可以让你们自由一交谈,绝不派人监视。"

刘立即打电话给朱三元,朱三元本来是刘戈青主持上海行动组时最得力的干部,接到电话,毫无顾忌的应约赴难。最难得的,还有位不是军统局同志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谊的立场,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朱、包二人迅速如约而至,顿使李士群又敬畏又嫉恨,更想尽量利用刘来对付军统局。另外,既然假装慷慨的姿态已经摆了出来,只好"大方"到底。于是当面对刘、朱等恭维他们的肝胆相照,不愧为真正讲义气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不准监视他们,尽量给他们方便;一面很客气的道了"少陪"。

这时,刘纵有千言万语,也无法向朱等倾诉,除了对包天擎的见义勇为,特致谢忱外;当即写了张纸条交给朱三元,叫他带回去密呈戴笠;上面写道:

"受命来沪,原拟乘机击逆首悬于天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数月来迭遭变故,今更身人樊笼,自问必死。此间处境虽万分恶劣,必要时决心一死,上报知遇之恩;下赎方命之罪,绝不以团体的生命,换取个人的自由。兹乘三元兄之便,谨奉寸柬,以明素志;并托带还赐表,呈于钧前......"

除了这封书信,刘又从手腕上拔褪下一只手表,请他一并交还戴雨农。

朱三元看到这封信,再看到手表,不觉感动流泪。原来,当时一只名贵的手表,来之不易。戴雨农为了激励部下工作,常拿来赠送给有功的人,一则使其感到光荣和珍贵;同时也可以因为时间准确,不致误事。刘的这只手表,就是他在上海诛锄汉奸后;戴赠送给他的。现在退还赠表,分明是表明必死的心迹,同时也有一种留为纪念的想法,实在是意义深长。

朱三元安然走出76号,回到重庆,报告戴雨农,包天擎却以朋友身分,每隔三两天,就跑去探望刘戈青,送衣服送饮食,相当殷勤。

自刘戈青被陈第蓉诱捕后,加以青岛、北平的组织,仍然因为王、陈背叛的关系而相继被破坏。戴雨农觉得,他对人的失足,已充分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有求必应,真可谓仁至义尽了。既然王、陈等已无悔过反正的希望,于是由他自己策划诛锄工作。他很了解王天木和他几个亲信人物的关系,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的防范想像以外,而事实上最适当的高级干部,去秘密进行。这位干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动,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来的吴安之。

吴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镖马河图,以同乡的情谊和国家大义、组织的精神来感动他,并且对他下达戴笠的命令,让他做诛锄叛逆的执法者。马河图虽然受王天木的恩养,但他也素来敬重吴安之的为人正直诚笃,更慑服戴雨农的威严,吴对他开导说: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留芳遗臭,在你一念之间;将功折罪,锄奸自效,才有光明前途"。

经过反复开导,马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吴安之还叫他与戴雨农已经安排好的内线行动人员丁宝林和许清江,联络合作,相机行事。

1939年的圣诞夜,正当王天木、陈第蓉、何天风等与几个日敌汉奸在舞场行乐之际,马等动手锄奸,当场杀死陈、何二人;王天木刚巧离座上厕所,幸免脱去。但事后,因为马河图是王的亲信保镖,而事发之时,王又离去,敌伪怀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将王逮捕审讯。

马河图一击成功,吴安之立即偕马离沪,同赴河南,许、丁也离开上海,回到后方。不久,奉到戴雨农的命令,派马河图为新乡行动队队长。马感奋之余,非常尽力,曾经渗入日军新开辟的飞机场,炸毁九架敌机,炸弹四千余箱,烧掉汽油仓库两座,汽油七千余桶。

李士群既无法使刘戈青变节,收为己用,也未能从刘的口中夺取任何秘密,于是改变态度,对刘严刑虐待。一直1940年5月,刘才找到机会,设计脱逃魔掌,回到重庆。

3.太行之行

1940年,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黄河北岸的广大地区,在第一战区的统辖之下,已设有三个主要军区;西边是中条山军区,中间是太岳山军区,东边是太行山军区。中条、太岳接连在一起,南临黄河,渡口控制在我驻军手中,与后方交通非常便利。只有太行山区,才是惟一孤悬在敌后的抗战根据地。

太行山军区,东西三百多里,南北两百多里。北面是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区域,实际上是一条战线,随时掩护,相互支援。东边是:乎汉铁路,南边是道清铁路,西边是白晋铁路、潞泽公路、晋博公路。这三方面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都驻有口军,形成对太行山的大包围态势。太行山区又分为东西两区,东区由廿四集团军庞炳勋负责,有四卜军(庞兼军长)和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西区为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名义上列入廿四集团军序列,但仍受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节制。戴笠对太行山区的重要性,早有认识,也早有过安排。1937年8月,南口战役结束,敌军继续西侵的趋向日益明显,戴雨农即下令成立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驰赴太原,就近加强部署并负责指挥三省的情报工作,其后敌军南犯,太原失守。为牵制敌军,必须组织民间武力,建立基地,从事敌后游击不可。戴笠于是与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密谋此事。在汤的支持之下,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的番号。设司令部于太行山,策联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间武力,组成游击队,共达三万人。不仅用以袭击敌伪,而且可以扼制共军。后来国民党中央决定封锁黄河,并以敌后游击任务,专付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以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吾。李果谌只好将部队交给孙、张收编。不久,由于"华北督导团"在中条山区的表现,同时,军统局在山西的情报组织于1940年5月,遭敌伪破坏,被捕去七十余人。因此,戴雨农考虑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区,一面组织群众,加强军民合作,发挥像"华北督导团"那样的作用;一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山西方面的情报和行动工作,打击敌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于是他和他的密友、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将军谈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军军长范汉杰具呈军委会,请求派一熟悉晋东南情形的专员,前往太行山,协助军队工作。军委会批交军统局办理。戴雨农把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交付给山西人乔家才。当时,戴雨农除了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同时也派刘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战区工作。乔和刘,都担任过军统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种严厉的性格,往往声色俱厉,不顾一切。戴雨农用其所长,大度包容,可是出外应付复杂环境,所与共事的人物,品类不齐,各人的心性不同,万不可以军统局的情形去衡量别人。

因此,戴雨农借替他们饯行,把酒畅谈的机会,以轻松的谈吐,对他们加以匡正。诱导他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时的缺点,就对整个的事态,有一种悲观的看法和责难的论断,而必须从大处看从好的一面看。同时,希望对一个人或一件事能够改正缺点为优点;在纠正的方式上,也有比严厉批评更好的方式。他并且说个比喻给他们听,他说:

"我们军统局的高级干部以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广东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习惯来看湖南、浙江、广东人,你能看得顺眼吗?"

"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我们对于一个人,不能求其全。只要取其所长,去其所短,就够了。"

他这番叙谈,既不伤乔、刘的尊严,也达到导的目的。乔、刘了悟之下,很愉快的向他辞别,各自踏上征程。

1940年,乔家才以军统局的晋东南站站长的身份,自重庆携带无线电机出发,途经西安、洛阳两地,选调了十个人,同往太行山。

范军长见到乔家才,看到戴雨农带给他的亲笔函件,非常欢迎,当即发表他为廿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兼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当然,这项职位,只是一种足以使他开展工作的合法身份而已,并不要求他真的去参加参谋工作。

军区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廿七军的设计委员会,由军长、军参谋长、各师师长、党部专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书记所组成;另设一主任,负实际责任。各县县长,由设计委员会委派,但事实上由军部和各师所瓜分。虽说表面上已构成一个战地政务的形态,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征购粮秣、兴办学校和出刊报纸,有较好的成绩以外,其他加强军民合作、发动群众力量等等,仍是徒有虚名。

而最成问题的,却是关系军区生死存亡的军事情报。当时,军中的情报,完全依赖部队的谍报组,而谋报组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知识水准与技能训练也不够理想。尤其有些便衣人员,进出敌前敌后,往往与地方上坏人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诬指他人为汉奸。以致人民对便衣情报人员,存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哪里还能搜集到可靠的情报?更严重的,有些便衣人员,甚至还被汉奸收买,出卖情报给敌伪。

因此,乔家才认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种任务,改善情报工作,实为当务之急。他决定一方面以军统局的工作人为中心,在各县建立属于军统局的秘密情报组织;另一方面则设法健全各县党政机构的情报工作,而以筹办短期训练班为开始。

在范军长的大力支持下,短期训练班调训各师的担任情报工作的人员,得到很好的效果。受训的干部回到部队,再辗转灌输新的观念和技术给他们的部下,逐渐的,部队的情报业务,也开始面目一新。

加强军民合作,太行山已经有个设计委员会的组织,这与中条山完全授权"华北督导团"不同,何况,"华北督导团"是直属军委会的公开机构,有团员五百人之多,而军统局的晋东南站,只是个秘密情报机构,乔家才本人只是设计委员会的视察专员。因此,这项工作,必需因势利导,相机推动廿七军自身,在这方面多所努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乔家才和晋东南站来直接参与处不久,一件足以改善军民合作关系的事件发生了:乔家才奉范军长命令,调查游击队和"联庄会"的冲突纠纷。《当时在太行山区,廿七军指挥两个游击纵队:分别活动于河南省的辉县与修武。纵队的编制很大。纵队长是中将军衔,担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前辈,可是纵队的兵员并不多,素质。也不齐,纪律也不好,要粮要钱,增加人民很大的负担。河南的民众非常强悍,为了自卫,大都有武器,有组织。辉县的沦陷区,就有个"联庄会"的组织,曾经向辉县县政府备过案。本:来对国军抗敌防共,都是有帮助的。可是,却因为受不了活动于辉县的游击队的征粮骚扰,以及便谍报人员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发生纠纷,甚至在少数人的激愤之下,秘密处决了几个便衣人员。一时双方矛盾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于是,游击纵队的张司令一再向廿七军军部报告辉县的"联庄会"是汉奸组织,杀害游击队员。军部转报第一战区长官部,长官部转请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据辉县县政府的报告,答复长官部,说明"联庄会"不是汉奸组织,而是游击队纪律太坏;"联庄 "会"为了防止他们的骚扰,是种出于无奈的"自卫行动。"方各不相让。游击队为了报复,为了催粮,竟然把"联庄会"

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汉奸罪名。"联庄会"当然不服,气愤汹汹的轰闹起来。此事如不迅速合理解决,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乔家才奉命之后,派河南人杨庆明,深入敌后,作公正而详实的调查,彻底的了解真相。原来辉县县政府,为了供应国军的军粮,不得不利用"联庄会"的组织,控制敌占区的民众。"联庄会"既然居住在敌占区,又要向国军供粮,就不能不向敌伪应付;如果从某一种角度去说他们是汉奸组织,也不是毫无根据。可是,游击队勒索骚扰,有人失踪也是事实。

但无论如何,把李会长的儿子捉上太行山,当作汉奸扣办,激起众怒,总不是办法,同时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向范军长建议"不要为了游击队的问题,而损害到军民感情",主张把李会长的儿子释放回去,双方和解。

可是军部既已经向长官部报告过"联庄会"是汉奸组织,现在又和解,多少有点出尔反尔的顾虑,加以游击纵队张司令的坚决反对,他的建议没有被接纳。

可是,他并不灰心,而再接再厉的进行疏解劝说,尤其对张司令,除了阐述"抗战是离不开民众的;激起众怒,陷国军于不义,是最要不得的"的道理以外,还把戴雨农勉励他:"一个人也需有天地之大无所不包的度量"的话头,复诵给张听,并且加以引申发挥。张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劝告,赞成和解。

于是,由廿七军下达命令,立刻释放"联庄会"李会长的儿子,送到军部;由乔家才派杨庆明护送交辉县县政府,并且责成戴县长,严戒"联庄会"不得再有杀害游击队人员的情事。如果游击队人员确有不法行为,可以押送军部,一定秉公法办。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由于"联庄会"和游击队冲突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太行山区的军民合作,无论是精神的启发灌注,以及业务的改善增强,都发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联庄会"的民众,对于此后军统局的搜集情报和爆破行动工作,也充分予以掩护和支援。

从1941年2月起,日军连续进犯黄河北岸的三个山区。等到战事结束以后,虽说廿七军仍然返回以陵川为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够力量,保卫太行山。可是,乔家才却发现军政的配合不够,于是,他和范军长讨论此问题。

本来,地方行政,不仅是替军队征购粮食,还要联络敌区民众,帮助我军,对付敌人,可是,各县县长都是由驻防的各师所派;他们本来是军官,又不是当地人。所以军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够;再加上战事发生后,部队一撤退,县政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为无政府状态。因此,乔家才向范军长建议改由当地的地方人士当县长。

范军长和所属的三个师长都很尊重乔的意见,于是,除了陵川不是敌区,由军长委派杨玉钰担任县长以外,其余壶关的马子骏、长治的聂吉甫、高平的姬梅轩、晋城的张子仁,都是由乔推荐的。各县的行政组织调整以后,首先乔和他们确定一个原则:县政可以以军的武力为后盾,但不完全依赖他生存,而必须设法以县的民众为基础,依赖民众以生存,所以决不应有随军队进退的打算。在此原则之下,他们都能把行政推行到军队的步哨之外好几十里,直接接近敌人的地区,成了军队的外围;每天过着战斗生活,随时警戒,随时行动。其中尤以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发挥的效能最大。

敌占区的民众,往往自动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前来接洽送款,提供敌情动态。因此,不但太行山区的军政配合和群众运动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也对军统局打击敌军有很大的帮助。戴雨农自从派乔家才赴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加强敌后的组织发展,推动工作,即从各方面不断的给予支援。除了把原来设在晋东南的若干直属组织,配属给乔指挥,还陆续的从后方增派无线电台和新受训的青年,输运枪支弹药和爆破器材。乔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区对军政配合和接近民众的努力,局面已经打开,因此,很快的在长治、高平、晋城、修武、辉县、新乡、春城、兰封等地,建立性质不同的特种工作组织,除了经常搜集情报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敌军的行动破坏上,以配合军统局全国性的打击敌伪。

在许多袭击敌人、破坏交通和矿井的事件当中,最使敌军疲于奔命而感到束手无策的,就是有计划的大规模破坏敌军军用电话线。军统局的工作人员,联合当地的军政人员和敌区的民众,在乔家才命令之下,曾经在一个夜晚,把敌军在长治、高平、晋城三县所架设的电话线,全部割取下来,运回太行山区。并且利用这些电线,架设起以廿七军部为中心,向东通到太行东区的新五军,向南通到修武县政府的电话线。

敌军为了防止电话线再被破坏窃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责成当地民众负责看守,否则加以残害;以及在电杆上绑手榴弹,下面埋地雷炸药等等,都因为敌区民众的充分和军统局人员合作,而能事先防范,避免受到伤害。

敌军电话线一再被破坏,毫无办法,居然以长治司令官名义,用飞机空投一封致范军长书信,大意为:"你强迫支那良民破坏我们的电话线,你们中央军不应有此行为,希望以后不要再来破坏。"乔家才建议范军长,用副官处蒋处长的名义,回复敌军一封义正词严的函件:

"破坏电线之事,是出于中华人民的爱国心和复仇心。因为你们行不义之师,侵犯我国,到处奸掳残杀。今后不但继续破坏电话线,而且还要阻绝你们的交通,截断你们的粮源。如果你们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赶快回日本去。"

4.击毙张啸林

八.一三战起后,中日两国军队从上海一直打到武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战场上的规模越打越大,一方面与日方进行秘密和谈,谈判也越谈越深入。在这之间,戴笠"秉承领袖旨意,体谅领袖苦心",扮演了一个既是除奸杀手,又是和谈能手的重要角色。

早在戴笠从香港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开始下令各沦陷区的潜伏组织积极展开除奸活动。

展开除奸活动较早的是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这年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陈恭澍,命令他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和汪时景。陈恭澍奉戴命精心筹划准备,于1938年3月28日F午1时57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但王克敏仅受伤,而与他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却被当场打死。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遭到杀害。

开展除奸活动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是上海。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猖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传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两个行动组,先后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外交部长陈录等汉奸击毙。

戴笠对上海局势最为担忧的是张啸林的叛变投敌。蒋介石在西撤上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动员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离开上海到内地。

结果,黄金荣以年老体弱为借口,不肯离沪;张啸林则认为杜月笙走后,正是自己独霸上海的良机,故也不肯离沪。日军攻占上海后,很快看中了张啸林在上海的势力,要拉张啸林维持局面。张啸林本是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帮会流氓,于是一拍即合,欣欣然当起了汉奸,并建立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为口军的经济掠夺效劳,乘机大发国难财。

张啸林在上海的一举一动,杜月笙在香港、戴笠在汉口都十分,关注。

从杜月笙来说,他深知黄金荣已经老朽昏庸,在上海难成气候,惟张啸林野心勃勃,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况杜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张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假若张翻脸不认人,这就会严重威胁到杜在上海的地位和利益。但是,杜顾虑到与张结拜兄弟的名声,还不想对张立下杀手,以免在江湖上引起非议。

从戴笠来说,他深知张啸林的恶势力遍布上海各个方面,在租界内也有一批门徒。如果让他和日军结合在一起,"孤岛"租界就会很快被汉奸势力把持,军统在上海的处境就会更加艰难,甚至会被完全挤出租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考虑对张啸林应有个对策。

要制裁张啸林,没有杜月笙的理解和支持是不行的。于是,戴笠于1938年5月利用蒋介石在汉口召集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的机会,电邀杜月笙到汉口。

在谈话会的间隙,戴笠宴请杜月笙,并邀请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陶百川及杜月笙的心腹弟子、上海市党部委员陆京士、汪曼云作陪。

戴笠要设计对付张啸林,不与杜月笙私下秘密讨论,却要等杜的弟子学生在场的情况下提出来,这在戴笠来说,本是看透了杜月笙的心事。戴笠是久经江湖历练的人物,素知杜月笙这种靠"帮"吃饭打天下的帮会人物讲究沽名钓誉,重视江湖名声。现在有陆、汪等人在场作证,可见得将来传闻出去杀张之谋出自戴笠,与杜无关,而杜却可以从中斡旋。

席间,戴笠与客人先谈了一番风花雪月、东南西北。饭后,吴开先、陶百川先后辞退,席间只剩下杜、陆、汪3个人。

于是,戴单刀直人地对杜说:"杜先生,大帅(张啸林)是不是转不过身来?"

杜则谨慎地回答:"这也谈不上转不过身来与否,我想或许还是由于我们相隔较远,传闻失实吧?"

杜的语气重在替张作辩解,以表明自己与张无关。

戴笠听了杜的话,双手在胸前打了个八字,唔几声,在室内的地板上兜了两个小圈子,又突然用右手拍拍杜的肩胛,说:tc杜先生,你要大义灭亲!"

陆京士、汪曼云见此情景,神经也紧张起来。

"杜似乎很激动地说:"我的人决不杀他,毕竟我们是结拜兄弟。"

杜的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戴笠一时不好相强,但心中却认为已达到了目的。

于是,戴把话题一转,直接对从上海沦陷区赶到汉口开会的汪曼云说:

"曼云兄,你回上海对他们说,要再是这样搞下去,别说我要他的脑袋。"

汪听了只好随声惟惟。在归途的汽车里,杜有意对陆、汪两个人说:

"听雨农今天的话,我替张很担心哩r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笠已经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并伺机实施。

在布置对张啸林采取行动的同时,戴笠对原北洋军阀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

唐绍仪本不至死,但是因上海区得到唐绍仪正与日方专使拙并接触,意图出山主政的情报,戴笠极为重视,曾通过杜月笙电邀唐绍仪到香港,但遭唐拒绝。戴笠由此分析唐绍仪已经答应了日方的惫件,准备出山搞维持会,于是下令周伟龙给予制裁。周伟龙组织军统特务,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福开森路唐宅的客厅不料唐绍仪被杀,却引起了于右汪、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们的不满,他们认为唐绍仪落水当汉奸的说法并没有证据,因而纷纷找蒋介石告状,并提出要上海法租界缉拿凶手。

蒋介石也认为对唐绍仪杀之过早,但也不便责备戴笠,只得用他自己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属发出了一份唁电,发给治丧费5000元,并用国民党政府名义明令褒扬。一场血案就此遮掩过去。

蒋介石遇事惯骑两头马,即使在中日关系这样的国家大事上也是如此。一方面炮火连天,兵戎相见;一方面唇枪舌剑,信使往还。打是真打,谈也是真谈。这在蒋的如意算盘则是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和;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仅在武汉保卫战时期,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与日方和谈的渠道就有3个。

第一个渠道是与日和谈渠道通过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由孔派出自己的亲信学生、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与口本大亨、民I司人士萱野长知秘密接触,宋美龄曾亲临指导。

第二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侍从室二处陈布雷、周佛海秘密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香港、上海、东京等地,与日本军方特务影佐祯昭进行接触。

第三个渠道是由蒋介石通过戴笠的军统特工渠道与日本军方代表、口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并武夫在香港、澳门多次进行会谈。这就是被口方称之为"桐工作"的谈判路线。这是因为日方当时对其他渠道的和谈能否迅速有效地直通蒋介石身边,表看;怀疑,因而在香港积极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直通蒋介石的谈判捷径。这个消息被日本驻港铃木特务机关成员张治平得到,张治平是留英学生,军统香港区通讯员。于是张将此消息通过香港区长王新衡密报戴笠。戴笠报经蒋介石批准,决定迎合日方的愿望,密诹勺术于又的帚弟呆子良长相十分相似的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进行会谈。同时,戴把这项工作交给军统国际科敌伪股具体承办,并指定邓葆光为第一承办人,其他任何方面、任何人不得与闻。所有来往电报,由译电科直送戴笠,由戴亲自面呈蒋介石。戴笠并为此秘密去香港进行布置和指挥。最后,双方商定由蒋介石、汪精卫、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会谈。板垣征四郎是日本政府内著名的强硬派,原先对蒋介石持坚决的排斥态度。在"桐工作。中,板垣撸令今井武夫对蒋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使蒋难以接受,结果"桐工作"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