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12

第十二章军统大改组

1．罗家湾19号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驻武昌的军统局机关奉命和滞留在武汉的各中央机关一起，西迁重庆。开始了军统的七年陪都时期。

军统利用原在重庆的特务组织，捷足先登，首先抢到观音岩下罗家湾的警察训练所，共有1座3层、1座2层的旧式楼房，另有几十间大大小小的平房，作为军统局的临时办公处；然后又把隔壁重庆市警察局游民习艺所占了过来，与四川军阀杨森在中二路的"渝舍"成为邻居。

不久，又强行买下局本部大院对门的枣子岚垭"漱庐"的3层楼花园洋房作为军统接待室，一楼辟为一般大特务接待客人的地方，二楼作为戴笠接待客人的地方，三楼是一些军，统大特务中午或晚上临时休息的卧室。以后，戴笠看中隔壁罗家湾19号的花园公馆，又强购下来。这样，罗家湾成为一个庞大的军统办公和宿舍区，占地达200亩左右，成为重庆一大禁地。

在此基础上，戴笠利用特工的特权，不断扩大地盘，强抢强购。抢到曾家岩50号房屋作戴公馆；抢到磁器口缫丝厂数十间老式平房作军统办事处；抢到磁器口对面山上的道观五灵观作立人小学；抢到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钟家山、余家院子、渣滓洞等处的大片地皮，以后成为中美合作所的所在地。

戴笠在重庆安营扎寨后，便着手整顿内部。因军统局5月份在武昌成立时，由于战事关系，内部的组织和人事机构均未作大的调整。这次戴笠将内勤科、股逐次升格为处、科，并新设许多处、室、科、股，大量扩充人员。从戴笠建立特务处以来，其内部机构的变化从没有停止过。

建立军统局后，内部机构的变化更为频繁，有时快得连人事处跟着更改名字都来不及。这是因为军统是一个特殊机构，不受军委会编制部门的约束，况且戴笠生性多变，一个念头闪过，马上付诸实施，从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约束。蒋介石对军统的原则是只过问局级人事和编制情况，对局以下的机构、人事全权交给戴处理。因而，军统内勤要增一处一室、外勤要设一区一站，只要戴笠决定之后，马上就可以实行，完全不需要向蒋介石或军委会请示报告。所需经费除军委会按核定编制拨发部分外，绝大部分都是由蒋介石按年度统一从特别费项目下补助。抗战中期以后，由于军统组织极度膨胀，所需经费十分巨大，蒋介石的年度巨额补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戴笠就自己多方面开辟财源进行解决。

军统扩建之初，戴笠首先把书记室升格为秘书室，秘书室内初设文书科和译电科，后因业务大量增加，这两个科又分别扩充为文书组和机要组，组内再设科。秘书室由主任秘书主持工作．但因主任秘书郑介民不肯到职，故军统局仍保留特务处时期的书记长一职，主持内勤业务，大特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书记长。结果弄得不但许多外勤特务不清楚书记长之上还有一个主任秘书郑介民，就是许多内勤特务也不清楚。

戴笠是个细心之人，感到这样下去，一旦蒋介石查问起来，容易引起他的猜忌心理，郑介民也可以借口推脱。于是决定将书记长一职撤销，改设代理主任秘书一职，主持内勤业务。

秘书室以下的各处，习惯上按序号排列。初设一、二、三、四处，后来发展到八大处。

一处，即军事情报处。由特务处时期的情报科升格而成。与特务处时期有所区别的是，它不是按地区划分，而是按业务分工设置内部科室。先后设有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谍参科和国际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杨继荣、鲍志鸿担任。

二处，即党政情报处，由特务处后期设立的党政科升格而成。下设党政科、侦防科、航检科、中共科和经济科。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何芝园、王新衡等人担任。二处的核心是中共科。这是在国共二次合作后新成立的一个科，任务是集中处理有关中共的问题。二处的经济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科室。第一任科长是德国经济学博土费同泽，但因费与副科长、颇有才华的日本经济学家邓葆光不和，科长一职被撤，由邓接任。邓同时兼任军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并以局本部名义直接指挥财政部缉私处、货运管理局、国家总动员会议经济检查组领导的各地经济检查队，权力之大，令人侧目。

三处，即行动处，由特务处行动科升格而成。下设行动科、警稽科和司法科。不久，戴笠又将警稽科、司法科从三处中划出，成立警务处、司法处。行动处主管军统行动工作，领导全国各地的行动总队、大队、队、组等近80多个，并负责指导军统特务团和蒋介石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的任务。处长先后由大特务余铎、徐业道、阮清源等人担任。

四处，即电讯处，由特务处电讯科升格而成。下设通讯科、机务科、工务科、考核科、电监科，并单独设有一个人事科，负责管理该处的电讯人员。由于该处工作的特殊性，戴笠将其安排在重庆马鞍山独立办公，与军统局各大处分开活动。处长魏大铭，是特务处时期的"老军统"，著名的电讯专家，同时主管规模庞大的军委会技术研究室。

五处，即司法处，下设审讯科和狱管科。处长先后由徐业道、沈维翰、李希成等大特务担任。

六处，即人事处，由军统人事室扩充而成。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及卡片室，处长由李肖白、龚仙舫等大特务担任。

处，即经理处，由军统会计室扩充而成。下设综计科、审计科、预算科、财务科及现金出纳股。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钦定"的，他是协助戴笠、郑介民筹建特务处的元老，又负有财务上监视戴笠活动的任务，故戴笠非但不敢搬动他的位置，平时在工作中也要让他三分。

八处，即总务处，由军统总务科扩充而成。下设庶务科、管理科、交通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处长沈醉，是军统最年轻的处级大特务，平时吃戴笠的"大菜"最多，同时又被戴笠称为军统的总务专家。

军统后期成立的还有训练处、警务处和布置处。训练处由军统训练科扩充而成，任务是对军统的数十个训练班进行督训。处长郑锡麟是"十人团"成员，被称为军统的"训练专家"。其后由军统老特务廖华平担任处长。

训练处同时主编军统内部发行的月刊《家风》，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家风》创刊于1938年5月，初名《半月时评》，这是戴笠用以控制军统内部思想的刊物。"抗日锄奸团"原由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自发组成，后被戴笠发现并掌握，因而逐渐改变性质。

警务处主管各地的警察机构与稽查机构。布置处是军统成立的最后一个处，任务是布置对沦陷区的潜伏和策反工作。处长马汉三，是一位野心极大的高级特务。戴死后，被郑介民处决。

除上面所说的各处外，军统局内部还有比处略小一点的各室和委员会等机构。督察室的任务与特务处时期无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戴笠在军统局督察室内新增设了一个防奸股，专门监视在军统内部的中共叛徒，并防范中共派人打入军统活动。该股手拿戴笠赐予的"尚方宝剑"，发现有嫌疑人物，有权先行扣押，再审讯调查。特种技术研究室是专门研究如何杀人放火、行凶破坏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机构。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有关破坏、扰乱沦陷区经济以及军统自身如何缉私、走私等方面问题的专门机构。总督核室是军统的经济审计和监督机构。机要室(译电室)原隶属于秘书室，后由戴笠提升为处级机构，主任由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担任。

军统另外设有设计委员会、策反委员会、惩戒委员会、考核委员会、财产清理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以及中山活动室、"四一"医院、神仙洞招待所、印刷所、造纸厂和特务团等服务、勤务机构。重庆磁器缫丝厂办事处是因躲避日军空袭而设立的军统乡下办事处，有内外勤兼顾的任务。

军统的外勤组织除站、组相对比较稳定以外，区及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变化甚多，难以确定数目。抗战时期，除东北以外，各省(包括西藏、西康、新疆这些偏远省份)都建立了省站，有的一省则建数站。

军统时期，海外特工机构也逐渐建成。先后成立了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菲律宾站、新加坡站、曼谷站、腊戍站、仰光站、印度站(辖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等机构。仅在越南境内就设有7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领导。另外，在德国、意大利、埃及、日本及西北欧、东南亚等国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其组织几乎遍及全球。

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可谓多如牛毛，比较有影响的计有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侍从室特别警卫组、军令部第二厅、军委会特种邮电检查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缉私署、直接税署、货运管理局、内政部警政司、各大城市警察局、外交部护照科，驻各国武官处、陆军总司令部以及各战区和集团军调查室、三军谍报参谋处室、各大城市及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航空委员会政治部调查室等等。

特务处时期，戴笠对手下的特工人数都有确切的记录，从1932年4月1日前的10个人，到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人数已达3600人。但后来因军统扩展太快，几至膨胀的程度，其在抗战各个时期的确切人数，根本无法掌握。粗略估计，军统在全盛时期的内外勤人数约5万人，军统掌握的各种特务武装约20万人，通过军统策反掌握的伪军力量约80万人，三部分力量合计100余万人。尤其前两部分力量的组织之严密、调动之灵活，超过了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戴笠拥有的强大实力超过了使蒋介石放心的程度，最终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和不安。

2．周旋孙殿英

河内追杀汪精卫，功亏一篑，戴笠感到十分沮丧。

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戴笠回到重庆，向蒋介石复命。

出乎戴笠意料之外，蒋并未对这次失利进行指责。蒋深知汪精卫也是国民党集团中的顶尖人物，绝非等闲之辈，以蒋之老绣；精明，数十年来尚不能制服汪，何况戴笠。退而论之，戴笠这次能亲率特务，第一次超出国民党政权所能提供保护的范围，孤军深入到别国境内，将汪精卫的副手打死，也属难能可贵。

更为重要的是，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策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

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成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大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

蒋介石特地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惟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

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

戴笠受命后，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戴笠此行_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其实，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自从1933年戴笠与孙殿英天津一别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好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枝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枭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

于是，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稀世珍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来到南京，行色匆匆。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笠转赠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

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提议说："魁元兄，这件宝物献给蒋夫人，你看怎样?"

孙殿英连忙说："老兄说得好，我原本就这样想的。"

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他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

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珍贵的九龙宝剑，准备送给戴。

所谓九龙宝剑，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

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

孙殿英玄耀地说："得到此剑以后，我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乃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人朝，晋谒高宗弘历皇帝，所献的一件宝物。

当时高宗乾隆皇帝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

从此以后，高宗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

说到这里，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我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

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套大话自然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孙老殿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

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连说："多谢委员长的大恩大德。"

蒋眯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魁元，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

孙殿英听了，激动地热泪盈眶，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和雨农盟过誓......"

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在孙殿英看来，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个把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也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1个特派小组，配合1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

做到这些，自然要附有交换条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1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谊，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

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惟我主义者，信奉有奶就有娘，有枪就有权。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

这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有位大队长就是共产党派遣的干部。孙殿英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的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军统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

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仍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却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时，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乎也不太现买。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为"雨农老弟"。"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

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但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

检查贯彻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于校长。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林县分手之后，戴笠在外转了一大圈之后，很久才回到重庆，然而也还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孙则久久没有回电，因此时孙与日本侵略者在暗中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领会戴笠重提讨剑一电的用意，因而将此事搁下。留下一段公案，终至危及戴笠日后生命。此是后语。

3．失败中的反击

1939年，是戴笠的军统组织经受重大打击和考验的一年。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多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处在敌蹄的蹂躏之下。随着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战败和溃退，军统掌握的公开机关大都随军西撤，军统秘密组织则纷纷进入潜伏状态，继续从事沦陷区的特工活动。

由于蒋介石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口绥靖和顽固反共政策，戴笠的特工工作缺乏对口特斗争的思想、组织和业务训练与．物质准备，结果匆忙转入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工作，使得平日里习惯依靠统治阶级的力量，为虎作猖、养尊处优的军统特务，根本适应不了艰难困苦的地下特工生活，结果在日伪特务汉奸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打击下，纷纷暴露瓦解。最使戴笠心痛的是许多军统特务被日伪逮捕后，又摇身一变，公开落水当起汉奸特务，转过身来更加凶狠地帮助日伪组织向军统进攻。军统南京潜伏区彻底垮台。接着是军统上海潜伏区受到沉重打击。由于上海租界当局对军统特务暗杀唐绍仪事件不满，先后逮捕了上海潜伏区情报组长和助理书记刘方雄、王方南以及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等人，后经戴笠出钱买通租界探警人员，刘、王、周等人先后获释，调往香港、重庆。周伟龙调走后，戴笠调华北区区长王天木接任上海区长。1939年夏，上海区人事股长陈明楚被汪伪76号逮捕后投敌。经陈明楚出卖，上海区机关遭到极大破坏，区长王天木也被逮捕，因经不住76号特务的威胁利诱，也公开落水当起了汉奸。

这个时期同时落水投敌的军统大特务还有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何天风、上海区行动组长林之江等。这些军统特务投敌后都先后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出任要职，疯狂地破坏打击军统潜伏组织。

王天木在上海投降日伪后，其在天津的老部下、军统天津站行动组特务裴级三受王的影响，也在当年9月向日伪投降。他把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和组织一并出卖给日本人，致使华北区受到致命打击，仅有区长陈恭澍一人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嗣后有的投敌、有的坐牢、有的被杀、有的潜逃，华北区组织机构从此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

几乎在这同时，军统外围组织平津抗日锄奸团亦被株连，惨遭打击。大批团员被捕坐牢，不少人被杀害。团长曾澈也未能幸免。戴笠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南北两大特工中心上海、天津受到严重破坏。震惊之余，戴笠一方面迅速调整人事，指定原上海区行动组长赵理君代理上海区长，原华北区别区长倪中立出任天津站长，重建上海区和天津站；一方面指令赵理君、倪中立制裁王天木、裴级三。

但是，全部出师不利。

赵理君不但未能完成任务，甚至自身在上海也不能立足，戴笠只得将他调往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科长，派陈恭澍到上海任瞬长．执行制裁王天木的任务；赴天津组建天津站，负责制裁裴级三等汉奸的任务的倪中它到津后，立足未稳，即遭日特破坏，倪中立也被杀害。

屋漏偏遇连阴雨。

不久以后，戴笠又续派大特务陈仙洲到天津建立特别站，派张家铨重建天津站，两站再次被日特破坏，仅余张家铨、陈仙州2人分别逃回河南和重庆，站中许多人被捕。从此以后，天津站一蹶不振，始终未能重建起来，军统在天津的组织只余下一些零星的小组或电台断断续续在活动。

1939年底，汪伪76号特务在王天木的协助下，又赶赴青岛，将军统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以下10余人，连同电台全部拿获，傅胜兰等一批人亦集体投靠了76号特务组织。在这期间，军统武汉区也被日本宪兵队破坏，区长李果谌被捕投敌，出任伪皇协军参谋长，后因争权夺利，被伪皇协军司令熊剑东借机诛杀。

面对一连串失败，戴笠十分窝火，他要反击了。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一行从河内抵达上海，很快与原中统特务头目丁默都、李士群等人先期成立的汉奸特务组织合流。一时，上海成为蒋汪特工斗争的中心。

先是在1939年夏天，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以统一国民党各派系特工在上海的力量，与日汪汉奸特务斗争。但是，统一委员会负责实际工作的系特务吴开先指挥不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统一委员会还是"统而不一"。

接着，戴笠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令，指示他在上海广泛组织除奸活动，反击汪伪汉奸势力。

陈恭澍奉命后，于这年秋天派军统特务詹森把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后台人物季云卿杀死在上海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反击初战告捷，但也是很艰辛的。

季是上海青帮"通"字辈流氓，76号的大头目丁默郝、李士群、唐惠民都是季云卿的"徒弟"，76号的许多凶狠打手，都是经季云卿介绍的。所以陈恭澍首先选择季云卿作为打击76号的目标。但是，不料后来詹森因自泄"天机"而被76号逮捕，由汪伪特工委员会主任周佛海批准将詹森枪毙。

之后，军统少将高参萧家驹、军统特派员罗梦芗先后到上海开展除奸活动，均被原先从军统落水的76号第四行动大队长万里浪诱降引荐给76号特务头目丁默鄣、李士群，由76号分别安置为"和平救国军"的参谋、76号的顾问等职。

1939年10月，军统少将特派员王钟麒、李济时被派到上海不久，也被由军统反水到76号任第一处处长的林之江出卖抓进76号，先后投敌，被聘为76号顾问和专员。

这年年底，军统特务李持平、陈家栋也先后被由军统反水过去的特务吴道绅出卖，未经用刑就投降了76号，也被分别委任为76号专员和电务处电务员。后因发现李、陈二人仍暗中与戴笠保持联系，当即命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万里浪将二人押赴上海中山北路76号刑场一起枪杀。

戴笠屡战屡败，极为震怒。

他总结了这一年多时：间里连遭失利的关键是一批军统特务的反水，他们像"多迷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落水，带动一串；一串落水，又带动一片。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戴笠经过反复研究，认识到汪伪汉奸特务的手法是以"军统"打击军统，自己何不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暗中收买拉拢汪伪汉奸特务打击汪伪汉奸。于是，戴笠急电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指示他或用重金收买，或用既往不咎、将功赎罪等办法，对原先落水的军统特务，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他们开展除奸活动。

陈恭澍接电后依计行事，首先收买到王天木的随身警卫员马河图，许以重金，要他伺机暗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

193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马河图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人到沪西兆丰夜总会跳舞的机会，拔枪突袭，将何天风、陈明楚当场打死，马河图对王天木念在多年老上司的份上，一时手软，使王天木瞬息之间躲进沙发背后，幸免一死。马河图当即逃离沪西兆丰夜总会，躲进法租界，由陈恭澍将他转移送往重庆向戴笠领取10万元奖金。王天木虽死里逃生，但由于涉嫌，也被76号扣押起来，送进了牢房。戴笠一击而中，多少也出了一口郁积胸中的恶气。

4．内部大整肃

一大批军统特工叛变投敌．说明军统内部的混乱，已到了必须整顿的地步。

这样，内部大整肃势在必行。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反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扬，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在军事方面，各位知道，我们简直关系更大。总之，财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像。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反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驱逐不良分子。

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1939年7月3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

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

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明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加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是足。

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莱"，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也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昱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枝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竞不能自已，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

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竞出家当和尚去了。

对一些年轻气盛的大特务，戴笠不但予以责骂训示，而且故意降级使用，以磨其锋芒。军统大特务毛万里曾任军统北平区站长、区长，1939年凋重庆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后回到军统等待分配。戴知其恃好傲慢，好高骛远，就将他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当一名上校秘书。毛万里内心不服，大闹情绪，又遭戴笠一顿痛骂，说："万字头上两只角，我是磨角人。"毛万里知道跳不出戴笠的手心，只得收敛锋芒，老老实实在稽查处干了几年，才得到调升外放，成为独当一面的大特务。

骂人之外，戴笠惩处特务的方法是撤职查办。在军统内部，大特务们受到撤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赵世瑞被骂过之后，因恶习难改，坚持要讨小老婆，被戴笠一纸手令，免去缉私总处副处长的本兼各职，解甲归田。受到过撤职或免职处分的还有不少将级大特务，有的还被关押过。

至于中、小特务因失职或违反团体纪律被撤职、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戴笠在西安一个会上，就曾经当场宣布将私自结婚的姜维世和陈友桂一对军统夫妇给以关押5年的处分，以维护戴笠宣布的军统特务抗战期间不准结婚的禁令。自此以后，特务们均采取秘密结婚的办法，或谎称是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婚姻，在沦陷区的特务则申请结为"工作夫妻"。

关斩军统特务，是戴笠处置违纪特工的最严厉的一招。其关斩的地方，也根据其罪行等级有所区别。罪行较轻的关在望龙门看守所，特务们称之为"小学"；稍进一步则关押到白公馆看守所，谓之"中学"；罪行很大的则关到息烽集中营，谓之"大学"。

对于息烽集中营，军统特务沈醉在1941年5月8日的日记中曾有过一段记述："明选等纵谈息烽在押之人犯种种惨事，闻之使人抱无限同情，尤使人惊心胆小。对今后一切更不能不立稳脚跟，那儿真不是开玩笑的，越起越使人恐慌。人世间之惨举，一幕幕如摆在眼前。诸事留心，不自由的生活真太惨!"

在1942年3月6日的日记中，沈醉又写道："睡前谈杨(阳)朗坝之惨事太多，神经方面不无影响。为人莫犯法，犯法身无主，思之每为悚然。"

"管"不住，戴笠的手法就是加木为"棺"。抗战初期，戴笠为了整肃内部，表示军统的廉洁，即使是对一些罪不致死的特务，也动辄判处死刑。贵阳邮检所一个女特务因贪污了几十元汇款，由戴笠亲自审问后处决。当时这名女特务正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向戴笠哀求能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再去死i戴笠也未答应。

戴笠对军统中、小特务有生死予夺之权，可以不经过蒋介石批准而处死。但有时为了沽名钓誉，在蒋介石心目中取得一个"治理严格"的名声，有意把一些具有宣传效果的案件报请蒋批准。

1940年春，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春泉负债与财政部女职员李琼私自结婚，后为还债，借用军统局车队名义，私收重庆商行的运货定金。事发后，被戴笠以诈骗罪处以死刑，向蒋报告后，公开执行枪决。

同年冬天，戴笠的汽车驾驶员马福玉受命去浙江给局本部运一批贵重药品回重庆，因受局本部汽车队长黄四钦之托，顺便帮他夹带箱走私的文具到重庆贩卖，被宪兵团查获。戴笠闻讯，认为马福玉丢了军统的面子，污了军统的名声，立即下令将马福玉扣押，送交军法处。经审讯后由戴笠亲自判处死罪，报蒋介石批准。马福玉为戴笠安全开车10年，忠心耿耿，很得戴笠赏识，现在竞因受人之托带1箱走私文具而成死罪，毛人凤、张冠夫不免可惜，于是向戴笠求情，免其一死。戴笠回答说，我报批马福玉的死刑，是为了促批王世和外甥那个案件。结果，王世和外甥没有扳得倒，马福玉却被蒋介石批示枪决，在重庆西区公园执行。马福玉终为王世和外甥而枉送一命。在抗战前期被戴笠关杀最多的，还是因贪赃枉法而犯案的。即使对一些出身权势之门的特务，戴笠也毫不手软。

一次，某中央委员因其子在军统供职时贪污被押，其人访戴笠要求宽大处理。戴笠虽然政治地位远不及中央委员，但权势之大又是中央委员不及的。结果，戴笠当面应允，待这位委员刚回到家，即报其子已被枪决。

还有一次，临训班一名教官调重庆工作后，偷窃同事公款3000元，事发后戴笠下令枪决。行刑时安排得别开生面，先让该教官去篮球场打球，一球在手举起，行刑人员的枪声已响，人即倒下。

事后，戴笠还说这是为了"不使殉法者以精神上的痛苦"，实际是杀鸡儆猴，威慑其他军统特务。

抗战期间，戴笠为了整肃内部，到底枪决了多少特务，实无从统计。据说，在军统成立10周年召开的"四一"大会上，戴笠曾将殉职者与殉法者的照片都在会场陈列起来，两种人加在一起，约500多人。可见所谓殉法者，当不在少数。

戴笠为了笼络人心，对被处决的特务家属，给以与殉职者同样优厚的待遇，对其子女的抚恤也从厚从优，以此表示"团体"的关怀和"家长"的慈悲。

军统安徽站芜湖组组长洪云樵，因"擅自撤退"被戴笠下令枪决，后戴笠电令安徽站贵池组组长汪半樵派特务吴智新到泾县桥河查访洪云樵遗孀遗孤上报，不久即予以抚恤安置。

平时每逢春节，殉法者家属与殉职者家属一样都能领到抚恤金。婚丧以及意外事故都能发给资助金，以激励和宽慰生者与死者。

为了进一步国强内部整肃活动，从1940年开始，戴笠在重庆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秘密开设了监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就是为了加强对特务的秘密活动。不久，戴笠又批准成立视察人员训练班，其任务是对特务进行反贪污活动，班址设在距重庆松林坡戴公馆100米处，戴笠称他们是特务中的特务。到抗战中、后期，因军统的贪赃枉法、违法乱纪活动愈演愈烈，加之戴笠自身也弄权作势，故眼睁眼闭，不了了之。所谓整肃，也成了整而不肃。

5．拼凑小黄埔

戴笠知道蒋介石是靠着黄埔军校发家的。他也想摘一个自己的"小黄埔"。

1937年8月13日，沉睡在梦中的大上海忽然被_阵阵枪声惊醒，"八·一三"战事爆发，日军大举侵华，中日战争进一步升级。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一溃千里。戴笠匆忙逃至武汉，指派原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到湖南着手准备一个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

1938年1月，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准备工作。

戴笠有意把特训班办成自己的"小黄埔"，很下了一番功夫，他本人虽不能亲自主持特训班的活动，却在班里设了一个主任办公室，遥遥控制。他亲自选定地点，把常德北面临澧县中学作为班址。

秋季的临澧青山秀水，绰约美丽。几辆汽车向临澧县城疾驶而来。

特工头号人物戴笠戴雨农来视察了!

余乐醒早一天晚上就知道了戴笠要来视察的消息，连夜作了一番布置。他派出两个中队担任警戒任务，小小的临澧县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进入了紧张的气氛之中。

戴笠的车队刚驶到县城附近，余乐醒早已率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道旁恭候多时。

"立正--"一声号音发出之后，全城四处响起了立正号音，交通道口的武装学生立刻断绝了交通，临澧县城进人戒严状态。余乐醒急忙跑到车旁，殷勤地打开车门："戴主任，请。"一个身材高大、长面孔的人走下车来。他那阔而厚的嘴紧闭

着，显出一副深不可测的威严表情。

欢迎戴主任来特训班视察!"余乐醒沉浸在他精心设计准备的热闹隆重气氛中，却忘了注意今天的主角戴笠的表情。他转过身来，"啪"地一挥手，戏剧性地吼道："唱!"

全体教职员和学生都齐声高唱起来。革命的青年，快准备，

智仁勇都健全!

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护国家领土和主权!

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

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明明是为了拍马屁，可惜马屁拍错了地方。

戴笠一看到街道两边黑压压的欢迎队伍，一听见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鼓乐声，心顿时往下一沉，气不打一处来。他看见乐醒带着十几个地方乡绅模样的人迎了上来，真想破口大骂。多年来，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特务工作的需要，总是尽可能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想不到余乐醒竞如此不识时务，搞了个这么隆重的欢迎仪式，还邀请地方乡绅!

可是，当着地方乡绅的面，他不便发作，只好下车，勉强含笑地跟来人握手寒暄。可最后，他还是忍不住压低声音，愤愤地对余乐醒说："撤回去!快撤回去!"

上了汽车，戴笠沉着睑，一言不发。沿途他又看到，从城门口直到特训班所在地奎星楼县立中学的路上，不仅到处张贴着欢迎他的标语，而且身着灰色军装的特训班学员，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

戴笠情不自禁地骂道："余乐醒在搞什么名堂!抗战期间还摆这种威风!"

余乐醒紧紧跟上，他有些莫名其妙："戴主任，请您给学生训话!"

戴笠猛地转过脸来，单手叉腰，厉声说道："我有什么话好训?我不是军阀，我是特训班的主任!"

余乐醒没闹明白戴笠火从何来，他尴尬地直立看。

戴笠面向等候已久的教职员和学生，挥起右手，又急速地劈了

下去："是谁发命令全城戒严?我们革命同志，反对的就是这个军阀作风!今天我倒很是威风，但见校长，还那了得?我们校长最反

对革命同志摆威风!"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盯了余乐醒一眼："可今天就有人让我摆威风，这是要把我置于何地呀?"

一道冷汗从余乐醒头上滚落下来。全场寂静无声。许多人都没见过戴笠，被他这个威风凛凛的形象镇住了。

戴笠向侍卫唠唠嘴："带路，去班内视察!"

班里特务们早已经把教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总队长陶一珊毕恭毕敬地肃立在门口，等待戴笠的到来。

戴笠上下打量了一下陶一珊："陶总队长，喜不喜欢打牌呀?"陶一珊立正答道："一珊遵照规定，从不打牌!"

"是啊，是啊!"戴笠嘲讽地笑了："总队长倒是以身作则的楷模。饭后来四圈，是卫生麻将嘛!"

陶一珊一下子呆了，他经常和教官在晚饭后打牌，还自我解嘲地说："饭后打四圈，是卫生麻将，"没想到戴笠了解得如此清楚!戴笠环顾四周："谁叫金民杰?"一个彪形大汉应声走出教官行列："到!"戴笠两眼仰视天花板："你的功夫不错嘛!"金民杰有些得意，他谦让了一下："不很好!愿意为主任表演。"说完他拉出一个小勤务兵："金刚，咱俩表演一下。"

金刚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金民杰迅速用手腕夹住金刚的咽喉，金刚立刻昏迷，软软地倒了下去。

金民杰扶起金刚，轻轻地在背上拍了一下，金刚缓缓地睁开双眼!

"好!"在场的特务齐声喝彩，连戴笠的侍从也忍不住热烈鼓掌。这手迅速制人昏迷而后救醒的绝活，的确精彩。

戴笠冷冷一笑："果然好功夫!"他脸色一变，厉声责问："严燮是不是你打死的?"

金民杰一时不知所措。他求助地望着陶一珊。陶一珊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一步："报告主任，严燮是病死的!"

"混蛋!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严燮被金民杰毒打要害处，伤重致死。你作为总队长知情隐匿，还敢狡辩?"

戴笠劈头一个耳光，命令道："把金杰民关起来，禁闭一周，陶一珊总队长撤职!"

看着陶一珊和金杰民被拖出去，在场的人都战战栗栗，大气不敢出。余乐醒十分清楚，戴笠这是杀鸡儆猴，冲他来的。这个班一直由余乐醒直接控制，戴笠很少过问。

余乐醒对特务工作作得很多，重要的课程如特工常识、化妆、毒物、化学通讯等，都是由他主讲。此外，他经常向学生作精神讲话，生活上又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很受学生拥戴。

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他曾在一次汇报会上不满地说："临澧特训班只有余乐醒，没有戴笠。"并提升陶一珊为副主任，取代余乐醒。但陶一珊对于特务工作并不熟悉，生活上花天酒地，不久就又被降为总队长。这次戴笠之行，恐怕是来者不善。

接着，戴笠立即召集特训班骨干训话："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欢迎我?我以前一再强调，要做无名英雄，不论到什么地方，除了自己的同志，尽量不要让外人知道。可是你们......"戴笠越说越气，把在场的人骂得各个蔫头耷脑，满面通红。

余乐醒更是坐立不安，他实在是想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博得戴笠的欢心。他知道，为办这个特训班，戴笠确实颇费苦心，尽管戴笠不在特训班，可班里的学员大都是戴笠从各地"挖"来的，真正由筹备处招收的人并不多。可是，由于戴笠忙于工作，一直未在特训班露面，大部分学生都只知道有他这个副主任，而不知有戴笠。他还知道，戴笠把特训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宝贝，不容任何人插足其间。为此，他特意把学生们自己修建的一个礼堂后面供学生休息、散步、嬉戏垂钓的长堤，命名为"雨农堤"。

这次，戴笠第一次来视察，他颇费苦心地安排了这一场欢迎场面，为的就是让戴笠的形象和影响能深入学员们的心中，免得戴笠派在特训班的亲信打小报告，说他有野心。可弄巧成拙，惹得戴笠发这么大的脾气。可是他哪里知道，他与戴笠的矛盾是很难避免的。他身为副主任，又兼任特训班许多重要课程，如特工常识、化装技巧、毒物配制、化学通讯等，都由他亲自主讲。他平时总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尊敬他。这早已引起了在特训班工作的一些特务的不满和妒忌。他们已经向戴笠打过不少小报告，说他野心大，笼络学生。

戴笠到特训班冷眼旁观，只见学生一看到余乐醒，就都围过去跟他说说笑笑，而对自己只是客气地敬个礼或点头笑笑。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远远不如余乐醒，便满肚子的不高兴。他当下就暗自决定，以这不适宜的欢迎场面为借口，撤销余乐醒的副主任职务，让新到任的总队长陶一珊兼任副主任。他要让学生们明白，在这个团体中真正主宰他们命运的到底是谁。

第二年，特训班第一期学生毕业，戴笠第二次来到临醴。

老蒋对特训班第一期毕业生也非常重视，戴笠等人刚到临澧，就接到了老蒋发来的贺电及对该班的训词。

戴笠在毕业典礼上宣读了老蒋的训词，又大讲特讲了一番"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的大道理，同时，把是年内沦陷区的潜伏特务们翦除汉奸的情况大大地炫耀了一番。因为该期毕业的学员，大部分将分赴洛沦陷区进行情报收集或锄奸工作，戴笠想以此来勉励学员，让他们向那些"无名英雄"学习......最后，戴笠把矛头对准了余乐醒。

"饭桶!你手下这帮人全是一群废物!王百刚今天在不在?，余乐醒低头回答："已经关起来了。"

"枪毙!枪毙!明天就执行，这种人，留他做什么!"余乐醒心中一凉。他有些替王百刚冤枉。

原来，临澧特训班的课程非常之多。余乐醒还特意从狱中找一些惯偷，来传授偷盗知识，培养了一大批"鸡鸣狗盗"之徒。王百刚对这手偷盗绝活尤其感兴趣，还经常在班里作公开表演。但最后一次表演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一粒子弹!

当时，叶剑英在湖南南岳游击干部班讲授游击战术，戴笠知道国民党军队吃过中共的游击战术的不少苦头，就命令王百刚去游干班学习游击技术，以将来对付中共。不想王百刚进入游干班不久就技痒难熬，不久就运作特务的"偷盗技术"窃了游干班一笔巨款，被人揭发出来，人赃俱获，使戴笠大丢脸面。命令余乐醒把王百刚长期关押。

而今天，王百刚则成了戴笠视察特训班的第一个祭品。余乐醒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噤。戴笠双目威严地扫视全场。·妈的!我们军统不养这些废物!全是废物!"

一个教官挺身而出："戴主任训示得对，我们特训班是该整顿治理一番了!"

"唔?"戴笠有些惊异，他欣赏地看着这个教官："你叫什么名字?"

"廖华平，政治教官!"廖华平响亮地答。

"好!你说说看，该怎样治理整顿?"戴笠饶有兴味地鼓励着。廖华平得到戴笠的支持，信心更足，他着重抨击了教务处与总队，说他们强迫所有学生都要学会游泳，结果河南籍学生刘颖被淹戴笠阴沉着脸听完廖华平的报告，手指点到了余乐醒的鼻尖上，破口大骂："娘的，你不要干了!从今天起，副主任一职由教官吴良继任!"戴笠第二次成功地解除了余乐醒的职务，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从此，临训班成了戴笠起家的本钱。许多临训班出身的特务都在军统里担任了职务，惹得许多大特务牢骚不满："现在真成了非礼(澧)勿用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