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汉族老师(盛世民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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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位汉族老师(盛世民族情)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 人民日报 》( 2010年08月09日   24 版)

  我可能是新疆第一代学汉语的民族学生。父亲1964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时候,写信给母亲,要我读汉校。嘱咐母亲说,将来不懂汉语,是很麻烦的事情,一定要送我到汉校去学习。爸爸在那个年代,就认识到了汉语的重要性。

  从小学到中学,后来在大学学习,再后来学习用汉语创作,我有过许多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中学的语文老师陶家元和我的文学老师郭从远先生。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从事教育工作,应该算是最早的援疆干部。我记得他的专业是地理,但他给我们上语文课,也上过历史,地理和政治课。口才好,备课认真,讲课很投入,我至今都能背诵他教我们有关“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等方面的精彩论述。到了夏季,我的学习就退步,贪玩,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周日的时候,陶老师就家访。我至今都记得他和父亲细谈的形象,总是肯定我的长处,最后几句才讲一下我的不足,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顿时眼神里闪耀慈父般的情谊。现在想起来,非常感谢陶老师的培育之恩,在我不谙人世的年代,他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关心我的未来,像慈父,让我感动。

  那年夏天,是我们最难忘的日月。陶老师组织我们养家蚕,在周末的下午,在周日,在后来自由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成群结队,在市区,在果园,在伊犁河北岸长长的野生林果园里,采摘桑叶,背回去在教室里喂蚕。那些日子是非常愉快的,陶老师几乎天天和我们一起外出,具体的指导我们的活动,保护我们的安全。蚕一天天长大,最后做茧的时候,我们卖给了有关部门,陶老师用那笔钱,给我们每个同学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在上世纪70年代,一个中学生能有一本新华字典,已是极好的学习条件了。我时常回忆那个年代陶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心里总是产生深深的敬意,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为他祝福。在提着袋子摘桑叶的那些日子里,在高高的白杨树下行走,在静谧的巷间小路玩耍,在花园般的宅院里爬树,摘满一袋袋桑叶,在河里游泳打水仗,是非常愉快,难忘的事情,是珍贵的记忆。后来,我下乡接受再教育,再后来工作,才打听到陶老师回家乡了,在华东师大做了一名教授。

  回想起来,有爱好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从众多不同的爱好里,派生出了许多美好的事物。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在时间的忍耐和熏陶下,变成了社会的财富,变成了民间的规律,变成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图画。我因为喜爱读书,后来就有了创作的欲望。当时家乡也有了一本可爱的《伊犁河》杂志,主编是郭从远老师。他看完我的第一篇习作《金钱不是上帝》,给我谈习稿的得失,让我修改。习作发表后,他鼓励我继续写作,多读书,多思考,研究大师的作品,打好基础。我永远也忘不了郭老师对我每一篇习作的具体指导,并多次派我出去学习,给我创造了开阔眼界的机会。通过几年时间的学习和创作以后,郭老师评价我的作品说:“你是描绘少了一些,哲理有余。”我抓住了郭老师的这个评价,努力学习,修正我的不足,继续坚持写作。后来我开始用双语创作的时候,感觉时间非常不够用,郭老师说,不可能每一篇东西都要用双语发表,要有重点。我又一次开窍,内心里有了一个方向,科学地调整了自己的创作。

  后来在双语创作中有了一些成就,在圈子里,在友人中,在读者里有了一些溢美之词,我就低下头,保持沉默,不办任何研讨会。我认为,一个作家接受吹捧就是给自己掘墓,炫耀自己也是一个很笨的办法。创作是个人的隐私,这件衣服是不能脱给人看的。文学这个行当经不起吹捧。一个聪明的作家,要时常在内心里评判自己,因为在新的一天里,你必须拿出新的作品来。这个残酷的现实,要求作家要有一颗平常心,不断地充实自己和要求自己,才能在内心里认识到,一个人的成功,是诸多方面的因素和支持在起作用。一旦在聚光灯下被忽悠被春风得意被不知天高地厚,悲剧就开始发酵了。这样的例子千千万。如果在我至今的工作和创作中,没有陶老师和郭老师的培育和无私帮助,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人,这是我永远感激二位老师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