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大学？ 留美青年学者万言书论北大改革

新华网 （2003-07-30 08:30:1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北大能否靠“接轨”成为“一流大学”？
支持北大现有改革方案的一个理由是，草案推荐的方法“是国外大学的典型做法，无论这些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不过，即使草案设计的新体制能够运作，北大既可能成为一流大学，也可能成为三流大学。因为决定北大未来命运的，不仅是体制本身，而且是北大在这种美国化体制中的竞争优势。
什么是美国化体制中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呢？根据“新方法”的逻辑，就要看北大能否有机会招聘到世界一流的学者；而决定谁能成为一流学者的，主要是他的市场价码。
北大现在实行的九级教师待遇制度，最高的一级教授年薪为5万元人民币，约6000美元。即使算上各种其他收入，恐怕也难超过1万美元。而根据2003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最新统计，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是97910美元，副教授为67043美元，即使是助理教授，也有57131美元。算上其他类型的教员，总平均薪资达到73997美元，再加上其他福利，要超过9万美元。而哈佛大学是美国教授年薪最高的学府，平均约15万美元，即使是副教授和助理教授，年薪也分别近9万美元和近8万美元，这些还没有包括大学提供的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各项福利（包括医疗保险、住房津贴和孩子大学学费等美国生活中开销非常大的项目）。即使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底层的两年制社区大学，教师平均工资也有51,619美元。以北大现在支付教师的薪金水平，恐怕连社区大学的助理教授都聘不到，更不用说世界一流学者。
就办学经费而言，北大在985计划第一期3年共获得18亿人民币的额外资助，这是前所未有的，将来不仅不见得会增加，甚至不能保证会持续得到同样水平的资助。不过，北大即便有这笔巨额资助，平均每年也不过7500万美元，加上其他日常经费，总数估计不到1.4亿美元。
而根据哈佛大学最新公布的财政报告，2002财政年度，哈佛大学的办学总经费为近24亿美元，其中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到17％，更多来自经营哈佛大学高达213亿美元的总资产的收益（32％），和来自学生的收入（22％）。
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起点上的差别，不考虑美国大学全国共享的资源，仅现在对北大的资助水平，如果嫁接到美国的体制上，不用说一流大学，连二流大学都没有机会。
那么，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建立一流大学呢？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摸索出比照搬哈佛体制更耐心、更有效的办法。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竞争体制下，也不是所有的大学，甚至名校，都采用哈佛这种高淘汰率的明星教授制度。原因很简单，以“挖角儿”为基础的明星教授制度，需要巨额经费支撑。
那么，美国其他一流大学建立一流院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这些大学大部分都采取从副教授开始授予终身教职的制度，来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两个方面。比较优秀的教师经过6到7年的考察，往往就能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之前的试用期，不仅是考察教师的时间，也是培养教师、使教师与学校的研究传统逐渐相互适应的阶段。因此，这些一流学校的一些院系往往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而不受一时学术时尚的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方法：既然不能在薪酬上与资金雄厚的超级大学竞争，就力争在学术氛围、职务稳定性等方面建立自己的优势。利用这种方法，许多在办学经费上与私立大学颇有差距的公立大学，同样有机会跻身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其中的代表。
而且，哈佛大学能够招聘到一流学者，首先是因为存在一流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哈佛之外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所以，真正决定美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是寥寥几所拥有巨额资金四处“挖角儿”的超级大学，而是许多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尽管这些大学未必总能保住那些声名很高的明星教授，但是，它们往往拥有一大批认同美国大学的教育传统、能够独立从事前沿学术研究、并对教书育人极为认真负责的教授。这些，才是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
什么是“世界一流”？
在回答有关北大吸引力的问题时，张教授曾承认新机制需要两个假设：“北大有足够的吸引力，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北大挑选”。新草案的重点是筛选人才，但中国学术界的真正问题却是缺乏可供挑选的优秀人才。如果没有人才，“吸引”的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带头力量，应更多着眼于培养人才。
作为一所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北大很难采用哈佛大学的“明星制”来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但她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通过培养学术氛围等手段来立足国内，培养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学者，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在这方面，核心问题是如何逐渐形成一个和谐宽松、有利于学术成长的环境。
要使北大成为一个这样的一流大学，就要弄清楚对北大现有不同学科而言，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方向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流”。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现有的资金条件下，是否能够凭现有的实验条件进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领域有这样的机会，哪些领域没有；如果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内都没有可能进入美国标准的“世界一流”，这些学科是应该停办，还是应该为更长远的学术发展进行扎实的基础性学术积累。
像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院，如果按照某些美国标准来计算毕业生的工作起薪的话，恐怕中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如果评价对各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的话，怕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世界一流”又应该如何衡量呢？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否有助于培养这些学院的毕业生肩负影响中国未来生活的重大责任呢？除了日益向美国看齐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外，我们是否也能像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法学院一样，通过切实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北大人文科学领域，其中许多学科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甚至也是北大将来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是否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几乎从未超出地区研究的范围，很少对其他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了呢？
最后，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很少需要有大量资金投入的实验室，而且美国许多大学中都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或是政治学者，很容易在美国招聘到相关领域的教师。但即使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华裔社会科学学者，也较少是在学科的一般理论和主流领域中取得成果，而更多是在定量方法或是地区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由于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的相对优势和在人文背景方面的相对劣势，大部分留美学人更多是受美国定量研究方法的影响，往往对人文学科内在的学术逻辑不能理解，甚至不够尊重。因此，这些学者往往缺乏将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与人文学科的理论基础结合起来进行学术创新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不能利用北大在传统文科方面的优势来促进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形成，而且也在客观上妨碍了传统文科借鉴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长都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而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没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良性互动，北京大学的文科很难达到真正的一流水平。
总而言之，即使立足招聘海外人才回国来建设一流大学，我们也知道，在招聘这些海外学者时，北大的吸引力似乎也并不是“钱”，而是悠久的人文传统，和在中国文化和政治上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不过，所有这些，在这个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改革草案中，都是想方设法加以革除的阻碍改革的落后力量。但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丧失了精神上的家园，海外的优秀学者们又有什么必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呢？
学术自主与学术发展
改革草案的核心是所谓“终身教职”制度。不管它是否真的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学习、研究这项制度本身并没有错，但要清楚这项制度背后的逻辑，才能学到门径。
从1915年，终身教职制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时起，就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而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引入这个制度，就是要借助终身教职的工作保障或者说经济保障来确保学术自由。
那么，究竟什么是终身教职制度保护的学术自由？中国人一想到学术自由，就先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保障教师的学术观点不受外来政治力量的干预。但我们不能混淆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终身教职强调的学术自由或学术自主，具有相当宽泛的意义，它不仅指获得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在研究、发表成果和教学等诸多学术环节上，不受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学术逻辑不应该屈从于经济、政治等外在逻辑。建立了终身教职制度的大学，是在现代社会中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堡垒。正像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指出的：坚持学术价值，拒绝让大学听命于经济逻辑，就是坚持学术自由。
这种学术自由也正是8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最重要的意图。当年蔡先生因五四运动之故暂时辞去校长职务，曾发表声明说：“我绝对不能再做思想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蔡先生此后更是屡次强调用学问之道来克服北大教师学生中的官商两种腐败习气。反对急功近利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
现在，草案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大改革。我们希望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大的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草案充满了经济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惟一缺乏的似乎是对真正的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张教授经常说北大的老师“太封闭”，不了解国际统一的学术规则。但一个根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上的学术规则呢？
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世界一流”的，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找适合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李猛）
（原文请见《书城》2003年第8期和“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
作者简介：李猛，1971年生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5年，曾获北大第六届“十佳教师”称号，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