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新增贷款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30年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规律　

　　固定资产规模扩张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发动机　

　　从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M2、GDP四者之间有着高吻合的正相关变动关系。　

　　以上四者之间的变动规律是，国家为了确保GDP的增长，主导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2009年是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危机形势下极为特殊的一年，也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年份的一年。各地省市政府纷纷加快上马建设项目，以促进地方GDP的增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9年1—12月，全国新开工项目34.5万个，比2008年增加8.8万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5.2万亿元，同比增长67.2%。累计在建施工项目46.2万个，比2008年增加10.2万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42.0万亿元，同比增长32.3%。　

　　历史经验证明，固定资产规模过度扩张会导致的不良后果是：经济过热导致原材料供应紧张和涨价；因货币过度投放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增加；新项目建设期一般五年，到时候又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政府主导的许多项目建成后往往低效益、无效益；导致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等等。　

　　过度增长的货币供应量是高度通货膨胀的助推器　

　　从30年历史数据可以看出，从1979年到2009年，我国的M2和CPI之间也是有着高度吻合的正相关变动关系。　

　　以上两者之间的变动规律是，M2上升CPI随之上升，反之下降。CPI在M2上升约12个月时间也上升，且两者上升幅度基本保持一致。　

　　1979年以来，我国共发生过五次高度通货膨胀(高度通胀率是指5%以上)的情况。1980年的7.5%，1985年的9.3%，1988年的18.8%，1994年24.1%，2008年5.9%。高通货膨胀率，都是由于M2的大量供给而发生。也就是说，过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必然导致高度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的助推器。　

　　有人根据传统的供求理论，认为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商品是供过于求，因此不会通货膨胀。但我们必须注意通胀的新特点是，目前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不是物资少了，而是货币多了。决定物价水平的因素，除了正常的供需关系之外，目前还有社会上大量的投资投机资金在起作用。　

　　高度通货膨胀必使国家采取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　

　　新中国经济60年来，共经历过10次高低起伏的经济周期。经济的发展规律，不是只升不降、持续高涨的，而是有如大海的潮汐规律，有起有伏、先起后伏、伏而再起波浪式发展的。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0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发生过5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1979—1981年；(2)1985—1986年；(3)1989—1990年；(4)1993年下半年至1996年；(5)2008年。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是以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标志。　

　　从以上五次紧缩型宏观调控情况表，可看出以下规律：　

　　宏调背景：经济是有起有伏、先起后伏、伏而再起波浪式发展。经济大起之后，必然会大伏。　

　　宏调关系：当GDP从上一轮的波谷逐渐上升并达到和超过11%时，CPI就会达到一个顶峰值。当GDP处于8%？11%区间时，国家还不会调控，但当GDP超过11%和CPI高于5%，即以往我们所说的经济过热时，国家必然会出台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　

　　宏调时间：一般都有滞后性。CPI高涨通常发生在GDP高增长的第二年，因此国家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将在CPI高涨的当年或第二年出台。紧缩调控时间短则两年，长则五年。第五次调控时间与以往不同，虽然2008年才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在2003年GDP达到9.1%时，就提前开始预防性紧缩宏调了。　

　　宏调目标：抑制经济过热、投资过热、需求过热、通货膨胀、物价猛涨、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污染和高耗能、抑制产能过剩。　

　　宏调手段：紧缩型宏观调控的手段有三方面，第一是法律手段，如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等，制约经济；第二是行政手段，如通过国务院文件、国家各主管部委的文件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加以调控；第三是经济手段，如银行监管部门通过信贷规模控制、存款准备金、存贷比、利率调整、资本充足率、不良率、拨备率等监管指标，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加以控制。　

　　从近几年看，国家已注意避免“急刹车”、“急落型”的宏观调控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产生的副作用。如2008年提出宏观调的控首要任务是“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10年提出要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这些都是具有前瞻性、预防性的宏观调控措施。认真对这五次控速降温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情况加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于预防新一轮紧缩型宏调可能对银行带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必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对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很多人把注意力和希望放在货币政策上，这是舍本求末。要知道，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从属于投资政策，是被投资政策“绑架”了。当全国在建投资规模已创历史新高，而且各地还有不停地新开工项目时，货币政策怎么紧缩都不会产生效果。因此，对于全国新开工的政府项目、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必须严格控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虽然投资政策能绑架货币政策，但两者的关系是：经济决定了金融业的兴衰，而金融业又能反作用于经济。当经济运行处于上升阶段时，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要求商业银行提供信贷资金，从而推动经济继续高涨甚至过热；而当经济下滑时，商业银行则会收缩信贷资金从而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经济高涨时期的信贷扩张，最终将以巨额不良贷款的形式在经济下滑阶段显现出来。　

　　我国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变化周期显现的特征是：一是国家为保GDP的增长，大量上马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二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是引起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四是国家开始实施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五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大部分都是在经济繁荣时发放的。　

　　商业银行尤其应当注意避免“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不良资产”，即当国家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时，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清理时，银行就会出现不良贷款。银行不要成为“牺牲品”，就应尽早通过排查，摸清有多少贷款是投向了具有明显经济周期特征的行业？有哪些企业和项目会成为国家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的“易碎品”？要通过早发现、早行动、早化解来防止不良贷款的出现。　

　　研究我国经济波动与银行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权威的历史不良统计数据。银监会从2005年起公布全国银行的不良数据，而在此之前的就无权威数据可查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规模、M2、GDP、CPI等主要经济指标，但难以查到历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数据，更难就不良贷款与这些经济指标的关系和变动趋势做出定量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变动与银行不良资产是负相关的关系，即：当GDP上升和货币供应量充足时期，银行不良资产减少；反之银行不良资产增加。　

　　1994年到2000年，我国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是随GDP、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余额同步上升的。2001年和2005年有两次较大幅度下降，因为是在该时期，国家对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政策性剥离。还应看到的是，2004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对控制和防止银行业新发生不良贷款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银行业历史上巨额不良贷款的形成原因存在很多观点，但毫无争议的结论是，宏观经济波动是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我们难以查找商业银行历年的不良贷款数据，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因经济建设大起大落而引发的严重后果是不争的事实。当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严重问题时，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必然产生大量不良贷款，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银行预防紧缩型调控政策不良贷款风险的措施　

　　从改革开放30年历史看，国家五次采取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都是在GDP达到11%和CPI达到5%以上时发生的，这个规律应予重视。2010年前两个季度我国的GDP都已达到11.9%和11.1%　的新高，8月份的CPI又创新高，同比增长3.5%。2009年天量信贷规模增长和过度的货币投放，必将体现在12？18个月后的水电气油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业价格的上涨上。由此，国家有可能第六次采取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　

　　在国家有可能采取的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之前，银行应未雨绸缪，提前研究采取措施，防止不良贷款的增加：　

　　采取适度从严的信贷政策。以往我国采取紧缩型宏观政策调控的时期，短则2年长则5年，社会资金会较紧张，企业从银行借款难，从社会再融资难，销售难、回款难、资金链紧张。在此期间，银行需要采取适度从紧从严的信贷政策，防止贷款资金有去无回。对不同地区、行业、客户、产品，采取松紧不同的信贷政策。尤其对于受经济周期影响大的、风险性高的，应采取从严受理、从严审查、从严审批、从严放款的措施。　

　　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管理。对于2009年出现的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负债规模迅速膨胀，运作不够规范；地方政府违规或变相提供担保，偿债风险日益加大；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意识薄弱，对融资平台公司信贷管理缺失等问题。2010年6月13日国务院已下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业银行要按照通知精神，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审计署等国家部委的要求下，采取积极措施做好风险化解工作。　

　　加强各项贷后管理工作。针对信贷风险所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要高度关注2009年新增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健全预警机制，丰富预警手段，强化信息系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发现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做到“早发现、早行动、早化解”，保证信贷资产质量。　

　　主动退出高风险贷款。对高风险客户的退出工作应制度化、常态化、比率化，择机退出有风险隐患的客户，或加强抵质押担保条件。尽快退出不符合国家政策、产能落后、重复建设、违规建设以及经营能力弱、高风险的授信客户。尤其要通过压力测试，对于如果国家采取紧缩型宏观调控政策，资金链会出大问题的企业和项目，要采取措施提前退出。调节好存量贷款结构，确保不出大问题。严格控制新发生不良贷款。对于降为不良的贷款，要抓紧时间清收。　

　　做好到期贷款本息的回收工作。商业银行2009年大规模发放的贷款，尤其是固定资产贷款，分别将在一年、三年、五年后到期，即2010年、2012年和2015年是三个还款高峰期，要提前了解客户能否按时还款，落实好第一和第二还款的资金来源，防止出现本息逾期。　

　　加强对贷款的合规性检查。重点是政府平台融资项目、两高一剩项目、房地产项目、集团客户贷款、关联企业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票据业务，等等。对于信贷资金去向，要按照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从严控制，防止流入股市、楼市和违规挪用。　

　　加强资产质量考评工作。对于资产质量的控制，不仅要有定性管理，还要有定量管理。考核指标可有：当年新发生不良贷款额、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放款合格率、本息回收率、贷后检查率、风险化解率、主动退出率等等。　

　　认真做好五级分类和计提拨备工作。银行要通过内部和外部的审计，确保五级分类的质量。虽然2009年底国内许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提高到150%，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当年不良额的基数是比较低的，是没有经过新一轮经济紧缩考验的余额。如果今后几年银行不良贷款有所增加，必然要增提拨备，并会影响银行当年利润。　

　　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把风险准备制度作为防范风险损失的最后堤防和生存的保障。按照监管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防止不可预期的损失给银行持续经营带来风险。　

　　做好损失类贷款的核销。按程序做好对损失类贷款的认定，降低不良额和不良率，以做到轻装上阵。但对于已核销的贷款，也要账销案存，继续清收，争取成为今后的利润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