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破巢―中国面临环境与人口双重危机》引言

王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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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日益恶化，大国身处破巢之中。
很多人认为“人口多”是导致中国出现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以“人口多破坏环境”为“理论根据”支持现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把中国人口减少到7亿甚至3亿。由于“环境保护”天然的“正义性”，这些人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而“人口过多”与“环境危机”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如果盲目地把减少人口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左腿有病锯右腿，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口危机接踵而至，中华民族双腿残废，自废武功。
“减少人口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是“破巢之下，无有完卵”。一部分人出于对破巢的恐惧，要求抛弃破巢中的小鸟，拯救破巢，但是谁能保证抛弃小鸟就可以拯救破巢？
当前中国巢破的危险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拆巢，即生态破坏，在一些生态脆弱地区，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数千万贫民过度利用自然环境，“种一坡，收一箩，毁一山”；第二个是烧巢，许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放任环境污染不法行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国民财富分配以及严格环境执法，而不是减少人口。
面对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优先考虑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中国的选择正好相反，试图通过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缓和矛盾，荒谬的是，强制计划生育的减人“功绩”被过低的资源利用效率所抵消，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不断加剧；更为荒谬的是，这种加剧的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又被强制计划生育支持者用来作为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的证据。
人口多确实会带来资源需求增加的压力，但是，即使中国当初在1980年起仍然推行1970年代的“二胎化”人口政策，现在可能有16亿人口（实际上各国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急剧降低，可能只有14－15亿），相对于13亿人口，资源需求也不过是增加了23％；而当前中国的粗放型生产模式和低效率资源开采方式浪费严重，资源消耗数倍于先进的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淡水资源被污染超过70％，耕地大量抛荒，如果能够精打细算，同样的资源消耗多养活一倍人口绰绰有余。
二十多年来计生部门一直通过强制性“一胎化”计划生育这种“放疗”、“割肉”减肥法给中华民族减肥，现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已经证明这种极端方法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个是头重脚轻老龄化，另一个是半身不遂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二十年后，将出现四亿多没有养老保障的老人和四千多万面临“无期无妻徒刑”的壮年光棍。
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相比，强制计划生育节省的资源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种微不足道的节省是以巨大的社会代价换取的，其流弊贻害无穷。
除了工业生产中的资源浪费，中国的财政浪费也很严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达每年四万亿左右，其中至少三成，即一万多亿，被挥霍浪费。每年一万多亿的公款消费，按照年收入一千元的“脱贫”标准，可以额外养活十亿人。按照年收入五千元的“小康”标准，可以额外养活两亿人。据“有关部门”测算计划生育推行以来节省了七万多亿社会抚养费，但同时期浪费的资源有多少？何况真要投入这七万亿可以获得宝贵的人力资源，同时期至少两倍于此的浪费又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平均计算，中国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每周高达人民币两百多亿，与甲午战争的赔款（白银两亿两）相当。另外，管理效率低下造成了更多的经济损失。现代中国每周打输一次甲午战争难道是因为人口多吗？
从新兴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一个环境社会系统有序发展的基础是三种生产，即人口生产、环境生产以及物质生产这三者之间的和谐。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取决于四种资本：人口资本、环境资本、物质资本、社会组织资本。
我们可以用人体做类比，左腿是环境生产，右腿是人口生产，左手是社会管理，右手是物质生产。
在1949－1978年期间，左、右手经常打架，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约束下，左手紧握右手的手腕，指挥右手进行物质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左手放松了对右手的束缚，生产效率大增。目前尽管左手仍然有对右手掣肘的时候，但总的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有时左手甚至还主动协助右手劳动，比较象一个正常人。然而看中国的两条腿，又根本不象一个正常人：左腿“环境”浮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严重，左脚已经烂到了骨头；右腿“人口”畸形，大腿比正常人粗（1949－1979年出生人口较多），小腿比正常人细（1980年以后由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年轻一代人口减少），右脚已经严重萎缩（目前的超低生育率将导致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一部分专家、学者提出的治疗左腿“环境”浮肿的方法竟然是锯右腿“人口”！
中国长期以来忽视人口生产与环境生产，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只能是“烟花式增长”，在耗尽人力资源、环境资源换来的壮丽景象闪现之后，老龄化危机、环境危机将彻底拖垮中国。
目前中国对环境生产的投入严重不足，而且存在城乡差异，明显偏向城市。许多大型“市容治理工程”动辄数十亿上百亿，而迫切需要资金投入的乡村环境保护事业则常常无米为炊，经常听到“执法人员的装备不如偷猎者”、“造林英雄成为欠债大户”之类令人唏嘘的消息。目前对乡村环境整治比较有力度的专项投入，大多有着城市受到某些环境与资源问题威胁的背景，例如水源危机、沙尘暴、洪水等等。可以用一个比喻说明这个问题，一个人穿价值几万元的名牌西服，却舍不得买双鞋，总是光脚走路，脚被扎破了磨烂了都没有感觉。终于有一天烂穿了皮肉烂到了骨头，他站立不住摔了几跤，才低头查看，发现脚出了问题，“一咬牙”花两元钱买了双草鞋穿。对人口生产，目前推行的是“负投资”，即对“超生”家庭实行重罚。
左手有病不能锯右手，这一点很多人醒悟了；左腿有病不能锯右腿，对此很多人还执迷不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反思环境危机的根源，及时调整环境与人口政策，不能再把减少人口作为应对环境危机的灵丹妙药。人口生产、环境生产与物质生产这三种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不是破坏环境的“害兽”，只要决策适当，“多余的人口”完全可以成为环境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