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危机概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2:09:28
洗心  华岳论坛08/22/2006
第三节 环境
由于中国拥有12.5亿到13亿的庞大人口,其自然资源按照人均来计算是很少的。目前,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人均石油储量只是八分之一。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2年的《地球生态报告》,中国的生态能力只有每人1.04公顷,大约是全球平均值的55%。即使这些有限的自然资源也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中国在环境上为最近几十年的经济繁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它成为世界的工厂,它也正在变成世界的垃圾堆和废品站。
·空气污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98年的报告,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座城市中有七座是在中国。空气污染每年过早地夺去了30万条生命。它占到了发展中国家总量的40%——是整个南亚的两倍还多,而南亚拥有差不多数量的人口。有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酸雨的影响。虽然从使用煤转向使用石油或天然气减轻了城市中的空气污染,但最近这些年从使用自行车和公交工具大规模转向驾驶私人轿车已经抵消掉了上述所有的好处并进一步地恶化了问题。虽然许多跨国汽车企业将之视为一个向中国出售“无污染/低污染汽车技术”的机会,但如今这种以汽车行业为导向的发展和城市规划, 其整个前提是令人质疑的。对于大多数依然依靠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居民来说,他们必须忍受由汽车的激增所导致的污秽的空气和日益频繁的交通拥堵。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公共汽车的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速度降到了每小时8公里。如今,其速度更是降到了每小时爬行4公里。2004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中国,汽车的数量每年正在以19%的速度在增加。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缓解的话,更清洁的技术也带不来更清洁的空气。特别是随着石油价格的上升,这一趋势肯定是无法得以长久维持的。
·缺水与水污染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这个国家被划分成两个区域:“干旱的北方”(指的是长江流域以北的所有地区)和“湿润的南方”(包括长江流域和所有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北方拥有5.5亿人口,占全国耕地的三分之二,却只占全部水资源的五分之一。南方拥有7亿人口,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以及五分之四的水资源。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通常被看作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但这一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最为严重。黄河流经黄土高原,这是地球上水土流失面积最广大的地方。由于几千年来的持续耕作,许多自然植被被破坏了。而由于黄土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容易流失的土壤之一,这又使情况更加严重。黄河的水中混满着黄色的沉积物,这就是其名字的由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当地植被保持水土的能力日益降低和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已经减少了黄河的水量。1972年,黄河首次没能流抵大海。1997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黄河在其最后的700公里处断流了226天;这一断流期在其最后的136公里处持续了330天。断流严重影响了中下游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与生产并导致了当地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在上游主要的农业省份和沿岸工业更发达的省份之间存在着激烈而严重的水资源抢夺。由于水资源的短缺以及地表水资源的大面积污染,更多的城市和村庄逐渐开采地下蓄水层。中国40%的粮食是由华北平原生产的,在这一地区的下部,其地下水位线正平均每年下降1.5米。1999年,首都北京的地下水位线下降了2.5米。1965年以来,这一城市的地下水位线下降了约59米。如果蓄水层被开采殆尽,那人们该怎么办?七大河系(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海河、辽河和珠江)中大约60%的水被定级为四级甚至更差,这意味着不适于人类接触。75%的湖泊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始作俑者往往是农业废水和未经处理的污水。在单位土地上,中国农民使用的化学制品(化肥和杀虫剂)是美国农民所使用的2.3倍。不止三分之一的工业废水和三分之二的生活废水在未经任何处理的情况被排入下水道。1994年,政府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治理淮河这一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的运动。在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治理中后,水质的改善依旧是遥不可及。甚至在那些已经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的地方,许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愿运转这些设备。国家环保总局的权力太小,以至于其征收的罚款甚至比污水处理的费用-少。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的估计,虽然大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在政府的强令下安装了污水处理设备,但是三分之一的设备根本没有运转,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只是偶尔运转。各厂商像对待工人一样对待环境,将它视作不应妨碍其谋利的可牺牲的东西。污染也恶化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在以前水资源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最近几年也出现了水质型水资源短缺,相当数量的水因为严重污染而变得不可使用。污染也扩展到了地下蓄水层——据估计,25%的蓄水层正在被污染。
·土地退化与土壤污染
根据1999年中国林业部的监控结果,中国有267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化土地,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27.9%;而沙漠化地区仍在以平均每年1.04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整个国土面积的37%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由于像水土流失、盐碱化、污染这样的原因,全国40%的耕地正在退化。这些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侵占农田。为了保护已经所剩无几的耕地,政府已经制定了一项“稳定耕地方案”:如果农田被用于工业、商业或建筑用地,责任方有义务提供资金在另外的地方开辟同样面积的耕地。虽然这一方案缓解了无地农民的出现,但最终结果却是越来越多贫瘠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用于耕作,而肥沃的农田则被移做他用。残留下来的农田遭受着农业化学制品造成的污染、采矿、工业污染等的影响。化学杀虫剂已经污染了大约1300万到1600万公顷的农田。2000万公顷的农田(大约是五分之一的耕地)遭受了重金属的污染(镉、砷、铅、铬等)。据估计,大约有1200万吨的粮食被污染(也就是对人类食用有害),而这些污染造成了超过1000万吨粮食的减产。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两个因为近年来快速的出口型发展而富裕起来的地区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数世纪以来,这两个土壤肥沃和水源充足的三角洲地区一直是中国的鱼米之乡;现在它们依旧给国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农产品。但是,大多数消费者,甚至生产者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地区的农田正大面积遭受着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不少污染来自于从西方国家转移来的污染性工业,甚至是从美国非法进口的电子产品废弃物所产生的。从1999年到2002年,广东省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万平方公里的农田进行了一项地理勘测。他们发现只有10.61%的土地可以被定级为无污染的,35.9%受到中等或严重污染,其余的是轻微污染。46%的土地受到镉的污染,而12.56%受到汞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出了相似的状况。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16种PAH和超过100种的PCB,它们都是高致癌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2002年南京农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70%的土壤样本被发现重金属含量超标。被严重污染的粮食,如“汞米”、“铅米”和“镉米”已经在市场上被发现。当地的人们正在为这些污染付出健康的代价,他们的子孙后代还将继续付出这种代价。
·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
中国人均的废气排放量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由于它拥有13亿的庞大人口,因此总的排放量是相当大的。中国紧跟美国之后,是世界上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根据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数据,它在1994年排放了26.6亿吨二氧化碳、3430万吨甲烷、85万吨一氧化碳。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在1994年排放了54.028亿吨二氧化碳,在2003年排放了60.722吨。私人汽车的猛增(年增长19%)导致了石油消耗的增加。中国最近进口了32%的石油,而从现在到2010年期间,所需进口的石油预计会翻一倍。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占据了全世界能源消耗增长中的40%。根据目前的GDP增长趋势,中国估计会在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模型预测,全球变暖将导致中国北部降水减少而中国南部降水增多。这与最近这些年来的观测是相吻合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北平原一直持续干旱,而中国南方频繁发生洪涝灾害。这种影响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增强。根据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2004年9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如果科学家所作出的最坏的预测变成现实的话,那么气候的变化可能导致中国的大米、小麦和玉米产量在今后的20到80年里将减少20%到37%。总之,气候的变化可能会恶化中国的水资源危机并威胁其粮食安全。
·环境的不公平与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
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家庭就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环境保护排在第二位,仅次于腐败问题。部分是由于日渐增大的公众压力,首都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正在得到治理。例如,北京已经把将近130家工厂迁移出了城市。更清洁的、使用天然气的发电厂正在被建立,而旧的则利用净气器来进行改造翻新。北京许多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一位进步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评论说:“我不清楚,这些组织正在实行的是环境保护主义,还是环境沙文主义。”虽然这种说法可能听起来刺耳,而且非政府环保组织并不应该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但这种批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许多污染性工厂并不是通过进行翻新改造来减少污染,而只是被迁移到那些更贫穷的地区。许多城市不是对污水进行处理,而只是将沟渠挖得更长来将污水排送出去。虽然中国西部给北京和上海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但天然气生产地区的人们和工厂却不得不购买煤(有时候是从很远的地区购买)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能源需要,因为这些更清洁的燃料是为遥远的大城市保留的。这些不公平的做法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不成比例地遭受着环境恶化之苦。
重金属污染也是一个例子。其产生与农民无关,而是由工业造成的。农民承受其结果,却通常得不到任何补偿。大约有2000万公顷的农田被重金属污染。考虑到人均土地占有量,这就意味着大约有一亿三千万农民正在受到不良影响。在一些情况最严重的危险地区,污染已经成为了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陕西省,在一个只有154人的小村子里,过去27年中有30人死于癌症。在黄孟营,一个有2400人的村子,在过去14年有114人死于癌症。其附近的沙颍河(淮河的一条支流)被工业废水严重污染,以至于河水有时像酱油一样黑。霍岱珊——一位独立的环保主义者说,仅在沈丘县,该河周边就有20多个癌症村。在黑河(淮河的另一条支流)沿岸,60%的成人患有肝脏疾病,而超过50%的新生儿患有先天性疾病。
虽然农民最初可能并不知晓污染性工业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但是,当河水变黑了,或者年幼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于癌症时,他们肯定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出了差错。然而,通常情况是,地方官员对农村地区受害者的呼吁与请求置若罔闻。官员的测评是根据GDP数据进行的,对环境的恶化完全不加以考虑。地方政府依赖于这些工厂带来的税收。在某些案例中,官员自身就是污染性工厂的大股东,因此,维持工厂的运转和尽可能地降低费用对他们而言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
如果受害者没有法律手段来消除其不满,那么社会不稳定就逐渐变得不可避免。在东部省份浙江,2005年4月以来,已经发生了三次与污染相关的大规模抗议,甚至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每次都有数千甚至数万名抗议者参加。在四月份发生在华西村的事件中,2万多村民对抗并击退了3000名警察,这些警察是被派来驱散这次反对某一工业园的抗议的。在最近的发生在八月份的事件中,抗议者纵火烧了一家电池厂的厂房,这家工厂被认为导致了这一地区的铅污染。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属于富裕的沿海地区,这些年来,它享有了所有省份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就GDP数据来看,这一发展模式一直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当地的人日渐开始拒绝这种发展模式了。
·结论
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2005年,一位已经退休的清华大学教授评论说:“中国为了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而消耗尽了未来200年的能源。”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一具体数据的,但是这一评论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城市中产阶级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而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想要更多的汽车和其他奢侈品,虽然他们同时要求政府对环境进行治理。“我们首先要富起来,然后才能有资源来治理环境”,这是普遍的想法。对于许多农村的居民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快速的工业化中几乎一无所获,却首当其冲地遭受着环境破坏。城市精英们远离那些他们的行为所带来的实际的环境影响,与城市精英不同,当农民的养鱼场倒闭了或者他们的庄稼被毁掉了,他们立马就识破了所谓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人为的,虚妄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很贫穷而想要过好一点的生活,但是他们知道这不能通过滥用环境来实现。现在是到了决策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跟帖目录:
中国的环保运动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准许了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它大概是希望这些非政府组织能够填补公众教育方面的缺口并帮助解决国内压力重重的环境问题。环保非政府组织迅速地进入到这一新开放的政治空间里。目前,环保非政府组织可能是中国新兴公民社会的最活跃的参与者。它们中大约有2000家是作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在官方进行注册的,可能还有相同数量的组织是作为商业企业注册或根本没有注册。许多国际性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像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与绿色和平组织,也都在中国建立了办事处。
·资金来源与参与者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资金一直非常有限,而筹款活动受到严格管制,因此,非政府组织主要依靠两个来源:一些有献身精神的积极分子和发起者的一生的积蓄,再加上一些来自外国基金会、海外非政府组织和海外捐款人的资助。一些资金的提供方,特别是一些来自美国的资金急切地想要推进他们那些不一定适合当地情况的观念与做法。例如,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引起了大量争议,因为它买断了很多土地而将人们从这些土地上驱赶了出去。
中国的环保积极分子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中产阶级的背景。许多重要的积极分子,特别是那些驻扎在北京的积极分子都曾经在美国的大学和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中呆过。自然地,他们中的许多人从西方带回了观念、语言和方法论——有时这是有益的,有时则并非如此。例如,就和许多西方的环保主义者一样,一些重要的环保主义者通常坚持这样的思路和说法,即“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或者“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和美国人一样吃掉同样多的肉”,那么马上就会发生生态灾难。虽然,他们在资源问题上所确立的目标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该问题的种族中心主义框架对于在中国赢得支持者并无助益。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消费阶层来说,其最直接的反应可能就是:你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富了,现在你却不想让我富起来。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梦想要拥有汽车或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的劳工阶层来说,这样的说法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私人汽车不受控制的猛增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尤其对穷人来说是如此。公共汽车因为交通拥堵而变得越来越缓慢;越来越多的道路因为要给汽车留出更多的地方而不允许自行车通行;道路和城市的扩张正在侵吞大量的土地,形成了许多无地农民。如果中国的环保主义者更多联系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其西方的导师的话,他们也许能找到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人云亦云。问题不在于“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开车将会怎样”,而在于平等与公平——如果仅有50%的中国人开车,那么,剩下的50%的人是否还有地方来走路和骑车,或者有足够的土地来耕种食物?这一问题不只是语言和框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许多中国的环保主义者还在忙于从西方学习技术上的解决方案,甚至是“不要在我家后院”的方法,环保正义和深层生态学的观念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到目前为止,建立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媒体的主要关注以及大部分的资助。但是,绿色环保组织在各地区也扩展迅速。原住民的环保运动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正在发展起来,比如在青藏高原、内蒙古和云南。针对当地的问题, 不少地方性的环保组织非常活跃。例如,“淮河卫士“针对的是淮河流域极为严重的水污染;许多云南的非政府组织加入到有关建立水坝的争论中来。与北京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往往得到更多来自草根的支持。这一点甚至反映在了它们的宣传话语中。例如,近来反对建设水坝的抗议调动起了全中国的环保主义者,然而他们的要旨却各不相同。北京的非政府组织集中谈论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地方非政府组织更广泛地谈到了社会正义、移民问题以及保护传统生计。我们希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将在中国环保运动的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防止其演变成一种城市里的人为他们自己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却忽视了穷人的需要的精英主义运动。
大学生也日渐加入到环保运动中来。唐锡阳,一位环境保护的先驱者,在1996年首次为大学生建立了“绿色营”。此后“绿色营”迅速扩展到许多大学。许多大学拥有不止一家环保社团。2004年的地球日,超过10万学生参与了环保活动。
·关于建设水坝的争论
当前,在中国的环保运动中最热门的话题可能就是关于大型水坝的争论。中国已经拥有了大约2.2万座大型水坝(这是根据至少有15米高来定义的),是世界总数的46%。尽管如此,对于水力发电的强烈需要掀起来又一轮的建设狂潮。一些项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激烈争论。
2003年,政府暂停了杨柳湖水坝的建设。环保团体和当地群众曾经抗议它可能会危害到都江堰,都江堰是一项已经持续造福于这一地区2200多年的古代灌溉系统。这一水坝建设项目的终止被视为中国环保运动的首次重大胜利。
但是也是在2003年,政府宣布计划在怒江建设13座水坝。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中,怒江是惟一还没有建设水坝的两条河流之一(另一条是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一些环保团体已经公开反对这些水坝的建设,尽管它们的抗议是不是没有风险的。在2004年和2005年,几个环保团体被暂时关闭,或者受到了政府的严厉警告,因为它们收集了一些反对这一项目的签名,或者带着将被重新安置的村民去拜访那些因为已有的水坝建设而移民的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事业的管理的放松和私有化是问题产生的一大根源——市场化和私有化促进了不惜一切代价建设更多水坝的热潮。这一现象在中文中通常被叫作“跑马圈水”。这与三峡大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这一工程的最终被通过令人遗憾,但是支持者们至少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来使它在人大得到通过,而水利专家们就这一工程展开了广泛的争论。现在在水利行业内,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发现任何反对意见了。市场化和私有化进一步地将代价外部化,而所有的知情者在本质上已经被巨大的利益所腐化了。一位环境经济学家曾就这一问题发表评论说:“现在,专家们已经垄断了知识和信息,而他们则正在利用这种垄断来为其利益服务。”
作为反应,公众正在要求更大的透明度。2005年8月26日,61个组织和99名个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依照中国的法律,有关怒江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必须受到公众的审查。“我们不应该再容忍对公共资源的廉价甚至免费掠夺以及以我们的环境为代价的牟取暴利,”这封信要求,“水坝的建设者不应该将水坝建设对相关人员、公众、国家财政和子孙后代造成的影响外部化。”
·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许多环保非政府组织已经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展开了密切合作。它们加入到了倡导建设绿色奥运、节能运动和其他许多项目的力量中来。国家环保总局和非政府组织常常在反对地方的造污者,甚至在反对漠视环保法规的地方政府中形成联盟。甚至关于水坝建设这一极为敏感的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和非政府组织也站在了同一边说话——它们都要求在项目得以实施之前,建设者应该进行仔细的测评和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估。
·未来的挑战
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最近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有很大提高,并且非政府组织已与政府(尤其是国家环保总局)形成了战略同盟。但是,随着这一运动的继续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
首先,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需要从他们的西方导师那里获得独立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知识上。对国际资金的严重依赖使他们极易遭到政治上的攻击。一些环保主义者一直被指责为是试图阻止中国发展的外国人的代理,特别是当他们加入到公共论争中来时。虽然这样的指责几乎毫无道理可言,但许多环保主义者往往难与替自己辩护。如此狭窄的资金来源以及捐款者的指示往往也限制了环保主义者们探索不同观念和策略的能力。中国的环保主义者除了向西方同行学习外,还需要与面临着相似的生态挑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主义者交换意见和进行交流。
总的说来,许多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北京的非政府组织,需要跳出其由中产阶级包围的舒适环境。到目前为止,狭隘的视野导致了许多问题。埃娃·斯特费尔德博士是负责北京一家环保教育中心的德国专家,她曾经举了一个许多环保热心人士视野不够开阔的例子:他们讨论雪豹时拥有满满一屋子的听众,但当专家谈论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水资源私有化的问题时,只来了四位听众。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在农村最为严重,但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城市中的问题。由于他们的真实生活经验,一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更了解基层的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需要学会如何将其观点表述更清楚,更有说服力。这些地方性的非政府组织应该受到更多的媒体关注和资金支持,这些媒体关注和资金支持目前主要给与了城市里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北京的非政府组织。
其他的运动,如下一部分所涉及到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也在关注着环境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环保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之间甚少有交流和合作。通过协调它们的努力,这些运动将能更加有效地使中国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