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危机

中国的人口危机：到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2010年09月03日11:01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作者：旷为荣　旷新年 浏览： 194
《远东经济评论》2009 年12 号发表尼古拉斯·埃伯斯特(Nicholas Eberstatd)的文章《中国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作者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强制的一胎化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出生率远低于正常更替水平。尼古拉斯·埃伯斯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大部分人都认为，国家在未来几十年必定会崛起。但是他担忧人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他指出，尽管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机遇，但是同时不应低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不幸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领导人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大跃进比起一胎化生育政策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1]。他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应该跳出长期以来的“赶超”思维，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
一、小国寡民的趋势
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不断下降，19 世纪初，中国人口曾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20 世纪初减少到四分之一，现在已减少到五分之一，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剧。根据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近年中国每年只出生1300 万左右孩子，不到全球每年出生1.3 亿孩子的百分之十。据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世界人口可能超过90 亿，而中国人口将不到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2]。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一百年后中国将少于5 亿人口，两百年后，将只有1 亿人口[3]。当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几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
美国未来学家彼得·史华兹(Peter Schwartz)认为，苏联崩溃的原因是人口问题。苏联由于破坏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从1930 年代开始下降。现在很多中国人把日本当成中国的对手，然而，实际上由于老龄化和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日本无法避免衰落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出生率只经历了短时期的上升，到1950 年就降低到了28.3‰，1960 年下降到17.3‰，1991 年则进一步降低到9.9‰。与其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的直线下降：从1950 年的3.65 下降到1960年的2.00，1975 年左右跌至人口更替水平之下，而到1980 年为1.75、2000 年为1.36、2005 年则为1.26。如果日本持续其2005的1.26 总和生育率，其后的每代人将会以40% 的速度减少。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认为，日本人口总量到2050 年将下降到8900 万，如果不采取任何制止下降或提升增长的措施，五百年后的日本将剩下15 万人口。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让人感到整个日本民族会因此消亡[4]。一个民族保持活力，一个国家保持强大，人口增长非常重要。
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世界霸主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人口正常增长的国家，美国妇女的生育率是2.1。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印度超越中国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印度超过中国，那将是因为人口资源的优势。印度将很快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老年化浪潮不期而至
据2009 年3 月15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自1993 年以来，上海的户籍人口呈负增长。另据报道，2013 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 岁至22 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 年下降50% 左右，从而导致大学大量破产[5]。从上世纪70 年代开始执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以来，出现了普遍的独生子女家庭。这样人口生育几何级数递减，代际之间的人口数量以等比数列减少，形成一个倒金字塔。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人口爆炸走向人口急剧缩减。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14 岁的人口12539 万，5-9 岁的人口9015 万，0-4 岁的人口6897 万，下降速度极为惊人[6]。根据2008 年7 月《全国“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说法，“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发达国家的世代更替是2.1，而中国由于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是在2.3 以上[7]。但1992 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47，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为1.35，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为1.22。教育部公布的《200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小学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三年中全国小学入学人数共减少1300 万人。2005 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10864.07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381.04 万人[8]。下列数据更加触目惊心，1994 年，小学招生2537.0 万人，然后开始跌落式递减， 1995 年2531.8 万人，1996 年2525.7 万人，1997 年2462.0 万人，1998 年2201.4 万人，1999 年2029.5 万人，到2004年则降至1747.0 万人[9]。
当我们还在为人口过多担忧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口黑洞，人力资源在未来将变得异常稀缺。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已经不期而至。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后，才从容地迎来了老年化社会。然而，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中国的老龄化社会已经突然来临。中国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转变。更要命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未富先老。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 一般在5000-10000 美元，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极不完善，2002 年大陆四分之三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农村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中国现在老龄人口占12%，但养老金缺口却已是天文数字—— 2 至6 万亿元。即将来临的老龄化社会将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谁来养老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口非自然的剧烈变化，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之后，不久将迎来一个人力资源迅速衰竭的过度老龄化社会。我们终将为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支付无法预计的巨大代价。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说法，中国急剧的贫富分化造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蕴含了社会动荡的风险。那么，人口的断裂同样使中国社会隐藏了巨大的危机。倒金字塔的人口结构使社会成为了一种危机形态。
三、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
如果没有人工干预，自然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为103-107之间。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 年6 月公布的数字，截止至2000年，中国的性别结构极不平衡，尤其表现在1980 年代出生和1990 年代出生的时代。0-4 岁段，男孩比女孩多出约631 万人，5-9岁段，男孩比女孩多出约645万人，共计男孩比女孩总共多出1270 多万人[10]。长时期、高程度的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特有的人口问题。有数据显示，1980年到1984年，汉族地区的性别比为112.1，1985 年到1994 年为124.6，1995 年到1999 年为127.8，2000年到2001年则迅速上升为135.9[11]。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性别比失衡问题同样迅速加剧，1980年出生性别比为107.4，基本正常;但1988 年出生性别比超过110，而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0-4 岁人口性别比为120，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 岁人口性别比为123;且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由沿海地区向中西地区扩展，重度偏高(超过117)的省份增加到十四个，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算起，我国出生性别比偏离其界定值域、居高不下已有二十多年，已经成为世界上失常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12]。性别比例失衡是未来社会更低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生育是由女性来承担的。
四、主体民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
计划生育的政策不仅使中国人口总量下降，而且也使人口结构即在年龄、性别和民族结构上发生巨大变化。在民族结构上，主体民族汉族人口比例快速下降，汉族人口从占全国人口的94.23% 减少到2005 年的只占90.56%，少数民族人口从1964 年的5.77%增加到2005 年的9.44%。2005 年汉族人口118295 万人，少数民族人口12333万人，与第2000 年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 万人，增长了2.03%，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 万人，增长了15.88%，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增加了50% 多。2001 至2005 年五年间全国新增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13]。内蒙古自治区汉族人口减少 11.7 万人，而同时期其他民族人口却增加22.8 万人。汉族的生育率远远低于更替水平，而其他民族的生育率却高于更替水平。有数据分析显示，自1990 年到2000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0.91%，汉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0.70%，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44%，宁夏处于最高增长水平，达到1.96%[14]。现在汉族还占中国人口的90%，是因为大量的中老年人还健在，几十年后，这些人去世，中国人口的民族比例将发生剧变。
1990 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和内战是重要的历史悲剧。南斯拉夫和苏联之所以分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几十年后，也许我们同样将面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问题。1990 年代苏东剧变，凡是主体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没有发生分裂;而凡是主体民族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发生了分裂。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因为民族和人口的变化引起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和“五胡乱华”。如果继续现在因民族不同而生育政策不同，那么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五、风险社会来临
非均衡的人口结构将让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身上，独生子女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将不堪重负，而由独生子女组成的社会结构将是异常脆弱和高度风险的。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一个孩子的任何意外伤害都会给一个家庭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独生子女的损失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巨大而难以抚平的创伤，甚至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丧失了生活的希望。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由于一胎化生育和独生子女现象，使得国家战争动员能力下降。虽然中国人口数量多，但是，由于一胎化政策，将对大陆兵源产生毁灭性打击。独生子女政策成为了国防安全的严重隐患。一旦爆发战争，独子的怯阵，父母的担忧，会使国家变得软弱。
六、人口与经济发展
许多人将中国的贫困落后归因于巨大的人口规模。美国汉学家王国斌发现，马尔萨斯主义成为了理解中国的重要成见。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晃来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使中国大规模减少人口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印度一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在人口规模上不久将超过中国，但是，1990 年代以来，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现代文明、科技、经济发展同步的。人类跨入现代文明以来，世界人口才大规模稳定增长，世界人口1830 年为10 亿，1930 年为20 亿，1960 年为30 亿，1975 年为40 亿，1987 年为50 亿，1999年为60亿。人口具有规模优势，从采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大幅增长。人类学研究表明，原始的狩猎- 采集经济，每平方公里很少超过1 人，群体规模25-50 人。农业革命开创了人类控制资源的新时代，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生长的食物。原始农业每平方公里可以供养5-10人，和狩猎- 采集文明比起来，等于地球扩大了10倍。农业革命使人口大量增加，复杂的社会功能成为可能。因此，新的观点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同，认为人口增长推动技术进步。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T. 格里斯伍尔德(Daniel T. 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15]。人口增长带来技术进步，人口爆炸导致科技爆炸。从人口密度来说，两三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是最少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却是康乾盛世，不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国都领先于世界。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区，即认为人口越多越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数量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可是，事实正好相反，韩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的人口密度远远大于中国。中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4人，韩国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2.4 人。韩国国土面积只有9.96 万平方公里，人口为4905万。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妨碍韩国经济的发展，相反，其丰富的人口资源恰恰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但是中国的国土面积却是日本的25倍，因此，从人口密度上来说，资源极度贫乏的日本单位面积人口数远远大于中国，但是日本经济却遥遥领先于中国，居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东西部经济发达的程度与人口密度也恰好是成正比关系的，越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越发达，越往西部地区经济越落后;而其人口分布状况则恰好相反，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稠密，西部地区则人口稀少。东南沿海地区，广东、江苏、山东是人口大省，同时也是经济大省。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市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931人。
七、韩国人口政策的前车之鉴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工业化使世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但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人性”也发生了蜕变。人口专家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的关系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的后果，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环境污染和流产引起的不孕，都使人口的增长放慢，甚至停止增长。
韩国的人口密度相当于中国的三倍以上，从1962 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提倡只生两个孩子)，1960 年生育率为5.8，1983 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1，1990年又降到1.6。在1990 年代，韩国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实行人口控制的争论，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996 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然而，这些新政策没能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2001年出生率下降到1.17。自2003 年起，韩国政府提出了鼓励生育的口号：“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留给子女的最大遗产是兄弟姐妹。”当今在韩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地铁、大型建筑物等公共场所，都能看到诸如“给子女的最好礼物是弟妹”“生育是感动、育儿是成就、家庭是幸福”“生育的喜悦、长大的成就、变年轻的韩国”等标语、招贴画。为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政府为怀孕、分娩、不孕不育患者支付医疗费用，对生一胎、二胎、三胎、四胎的家庭以分别不同的经济奖励和减税政策，多子女家庭考公务员加分。韩国政府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恰好相反的，韩国已经认识到了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然而，韩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却收效甚微。韩国2009 年生育率下降为1.12，预计2010 年生育率为0.96。面对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带来的沉重压力，韩国政府新近又出台一项堕胎禁令，以改变当前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
八、放开生育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李小平主张继续实行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2002年，他在全国第八次人口科学研讨会上提出了他的中国人口数量的“两个百年目标”，即一百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 亿;二百年后降到3-5 亿。他的“人口乌托邦”建立在18 世纪机械唯物主义“人是机器”的思想上面，将人看作操纵的对象，甚至人可以像机器一样装上开关。
城乡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与受教育程度形成了逆向关系，扭曲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形成了人口逆向淘汰的现象，这明显不利于民族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强制的一胎化生育在严重破坏了人口自然生态的同时，也深深侵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尼古拉斯·埃伯斯特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一文中说，中国会形成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无亲属家庭”。对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来说，已经没有兄弟姐妹的概念了，继而下一代也没有叔叔、伯伯、姑姑等概念了，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这些词将只存在于词典里。
1968 年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释义》承认：“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公民的生育权是与生俱来的，是先于国家和法律发生的权利，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与其他由宪法、法律赋予的选举权、结社权等政治权利不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的。”
事实上，由于社会发展和抚养成本的提高以及观念的变化，中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在不断降低。1990 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人们的平均生育意愿不超过1.8 个孩子。例如，199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研究”的抽样调查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 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 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 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 左右。计划生育的讨论不能只从单纯的人口和经济的角度出发，还应该考虑人口与国家政治、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的关系。一个大国需要人口的支撑，先有了人以及人类自身的繁衍，然后才会有人类活动，进而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只有人口的持续发展，才会有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正常更替水平。长期强制性一胎化生育政策造成了人口的断裂。中国很快将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中国当前的人口危机不仅是数量方面的，而且是结构方面的。人口危机不仅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将给中华民族造成长期严重的损害，并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了缓解人口危机，必须反思和调整现行的人口政策。实际上，现在中国已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了。
注释：
[1]尼古拉斯·埃伯斯特：《中国的计划生育出了问题》，载《远东经济评论》2009 年第12 期，王青译，据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8643。[2]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8 revision populationdatabas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据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
[3]易富贤：《大国空巢》，大风出版社2007 年版。
[4]周 云：《社会政策与日本人口的发展》，载《人口学刊》2008 年第5 期。
[5]刘成友：《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4 年后减少一半》，载《人民日报》2009 年2 月9 日。
[6]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0 年中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EB/OL].http：//www.chinapop.gov.cn/wxzl/rkgk/200806/t20080629_157000.htm。
[7]易富贤：《质疑计划生育的三个关键数据》，载《光明网- 光明观察》2009 年2 月6 日，据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2/06/content_885224.htm。
[8]教育部：《200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据[EB/OL].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64/info20464.htm。
[9]张 青：《用小学入学人数检验“五普”低龄组的人口漏报和性别比》，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3 期。
[10]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0 年中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据[EB/OL].http：//www.chinapop.gov.cn/wxzl/rkgk/200806/t20080629_157000.htm。
[11] 韦 艳、李树茁、费尔德曼：《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载《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2 期。
[12] 汤兆云：《社会性别视角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载《人口学刊》2008 年第4 期。
[13] 国家统计局：《2005 年全国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据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60316_402310923.htm。
[14] 张天路、张小戎：《西部地区聚居民族的文化素质问题分析》，载《人口与经济》2004 年第5 期。
[15]Daniel T. Griswold. America， 300 Million Strong.The Cato Institute. October 11， 2006. 据http：//www.freetrade.org/node/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