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纪事）把游击队员当亲人的“小鬼”——访“五老”人员刘亚来

（三江纪事）把游击队员当亲人的“小鬼”——访“五老”人员刘亚来
来源：云浮日报    发表日期：2010-05-09
●本报记者　廖荣波

刘亚来向记者展示他当年治疗伤病留下的药方。
当年解放军游击队几名队员曾经在他家食住了两年之久，他们家把游击队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他曾经一个晚上摸黑走遍富林、马塘、河邦三地张贴革命标语和公告，无人知道竟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鬼”所为；他为保护游击队的弹药挺身而出，被敌人打伤留下伤疤。这个当年为游击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的“小鬼”，如今已76岁高龄，长期“隐居”在偏僻的富林镇高二村委黄龙坳河背村，他的名字叫刘亚来。在一个春雨绵绵的上午，记者踏着泥泞小路，叩开了刘亚来家的木门。
长期为游击队站岗放哨
刘亚来1934年8月出生在广东台山，家庭虽不是十分富有，但也过得充实。1941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多次进犯台山，民不聊生，老百姓四处逃命。日寇进犯台山期间，他父亲被日军杀害，他和母亲一路逃难往西边走，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偏僻的云浮富林躲避战火。为了活命，他母亲改嫁给当地的刘姓人家，他从此改姓刘。
刘亚来说，正是他和母亲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所以决心追随共产党游击队干革命。1948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四支队的干部战士来到黄龙坳村，因河背村背山面水，树木茂密，便于隐蔽，于是游击队官兵选择刘亚来家作为活动据点。而刘亚来和母亲谢八妹则负责游击队员的掩护、接待和联络工作。刘亚来还记得住在他家的干部和战士分别叫陈荣、唐章、朱开、蔡仔和一名姓李的同志。协助游击队工作的当地官绅刘丹田、刘新苟等也经常来到他家。当时河背村共有9户人家，只有他一家人是游击队的堡垒户。刘亚来说，游击队长期食住在他家，主要是因为他和母亲是坚定的革命追随者。当年，刘亚来只有十四五岁，但他和母亲经常为游击队站岗放哨到天亮。
由于他家靠近大山，游击队员进出便于掩护，所以长期以他家为游击队联络点，直到1950年云浮全境解放。
刘亚来回忆说：“当时游击队的领导雷芝南、陈荣、唐章、李排长、朱开等同志利用我年纪小、好掩护的优点，安排我负责后勤、发传单、贴革命宣传标语，还有站岗放哨、送情报等工作。”他曾多次深入富林圩、河邦、界石、金鸡等地张贴革命标语。他说曾经一个晚上摸黑走遍富林、马塘、河邦三地张贴革命标语和公告，当时连手电筒也没有。
为游击队送信从未失手
刘亚来为游击队做得最多的工作是送信。他按游击队领导的指示，以探亲的名义，多次送信到富林庙山村邱明处，送信到云舍下村游击队驻地，送信到罗定金鸡许荣处，送信到东升黄山坑罗金处，送信到富林界石黄伯泉处。多次送信都是在晚上摸黑去，最远还去到托洞沙排村张亚苟处、榕树头温成处等地方，每次均能圆满完成任务。
1948年秋，共产党游击队为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减少牺牲，游击队派刘丹田、刘新苟等同志前去同敌方练仁三谈判。由于谈判中途出现新情况，为了取得谈判胜利，保护谈判同志安全，游击队领导陈荣派刘亚来和他母亲谢八妹打扮成探亲模样，送信到富林黄京脚山洞里，让参加谈判的同志及时知道上级的意图，使谈判取得胜利。
卖粮卖猪卖牛支持游击队
1948年冬，游击队派陈荣、李排长、刘丹田、刘新苟到庙嘴村同当地土匪刘中汉谈判，在返回驻地途中遭到敌人伏击，陈荣同志腿部受伤骨折。刘亚来得知后，马上跑去接应，与其他同志一起抬陈荣同志回他家养伤。当时游击队经费十分困难，陈荣同志的医药费、生活费全部由他母子俩想方设法解决。由于照顾周到，治疗及时，陈荣同志的伤很快就治好了。
当时游击队队伍不断壮大，但缺乏枪支弹药。刘亚来和母亲将家里仅有的几担稻谷、一头耕牛、两头猪全部卖掉，用得来的钱购买枪支弹药和药品，帮助游击队渡过难关。刘亚来回忆说，当时游击队还立下借据，说解放后归还，但解放后他母亲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烧掉了借据。
刘亚来为支持游击队干革命还付出过血的代价。在解放南浦战斗前夕，刘亚来和母亲以及朱开等同志一起秘密前往富林南浦村购买枪支弹药。“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购买了150发子弹，6个手榴弹，放在一个布袋和一个礼盒里，我们扮作走亲戚的样子，由我母亲挑着，我在后面跟着。没料到走到富林下营长塘头的山边时，由于被叛徒告密，遭到几个带枪的敌人伏击抢劫。在危急关头，我死死抓住母亲的弹药担子不放，惹怒了敌人，结果被敌人用枪托猛击我腰部，使我鲜血直流，不省人事。”
刘亚来一边回忆当时的情景，一边捋起衣服，让记者看他当年受伤留下的伤疤。当时由于伤势严重，他母亲叫人抬他到富林圩抢救，他足足卧床治疗两个月后才能走路。由于游击队经济困难，当时他治伤的医药费都是自己“买单”。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刘亚来拿出了当时治伤留下的一大叠药单，总共有40多张。他说，当时一剂药的代价是一箩稻谷，40多剂中药相当于40多箩稻谷。解放后几十年来，他腰部的伤病时常发作，多次到大医院检查治疗，也花了不少钱。
由于刘亚来和母亲谢八妹为云浮、罗定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49年10月云浮县人民政府在富林黄善初大屋成立时，谢八妹当选为妇女代表、游击队妇女联络员。刘亚来当时还是未成年人，没有授予荣誉。
当过工人又下放回乡务农
1948年初至1950年底，刘亚来都在游击队做革命工作。直到1951年，已经17岁的刘亚来才上学读书。读了三年书后，1954年，他又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了学校参加基干民兵，保卫土改运动和保卫家乡建设。1958年，他服从组织安排，到云浮县大降坪参加大炼钢铁运动。1959年1月，他被分配到云浮石料厂当工人。到1962年，他又服从组织安排，下放回到富林家乡支援农业生产。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穷乡僻壤里当农民，再也没有回过城。
令人痛惜的是，他母亲谢八妹作为积极投身游击队工作的堡垒户、老交通员，“大跃进”时期竟然受到不公平对待和批斗，她一时想不开服毒身亡了。
晚年生活艰苦  祈盼政府扶持
刘亚来作为“五老”（老堡垒户、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党员、老苏区干部）人员，现在虽然享受政府生活补贴,但由于他夫妻俩都年老多病，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家庭也没有其他收入。他现在每个月只有170元“五老”人员生活补贴，家庭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今年已经76岁高龄的刘亚来与老伴已经离开当年接待游击队的老房子，搬到儿子、儿媳一家在河对面开阔地建造的房子居住。他希望政府部门适当增加像他这样的老堡垒户、老交通员的生活补贴，使他们得以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