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思考

——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思考
彭贤伦
（2009年4月3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些“变化”、“变革”，要求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用科学的理念，创新的思维，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解决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这次大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并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建党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实现了四次与时俱进。而且每一次与时俱进都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第一次与时俱进，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背景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从此，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精神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第二次与时俱进，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历史课题，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正确的目标不断前进。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第三次与时俱进，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世情（如苏东巨变）、国情（改革进入深水区）、党情（执政基础的改变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同时，把“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提出了要永葆党的先进性，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第四次与时俱进，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扩展、国内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认真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郑重提出，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从而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依靠谁发展”等重大历史课题。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进入新世纪，我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多重机遇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我们付出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惨重代价；二是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却是一个人均占有人类不可缺少的土地、石油、煤、钢、铁等资源较少的国家，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较为突出；三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严重影响着我国可持续发展；四是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人口压力依然突出；2003年的非典蔓延，凸显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已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严重阻碍。这些问题，使我们党面临着中国如何发展的艰难选择。
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使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重新确立了一个在发展问题上，与时俱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什么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周围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同时世界观决定着人们对事物发展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同理，发展观也就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用什么样的发展观指导实践，也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法，从而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目标。
什么是方法论？它指的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揭示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成了方法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是我们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相结合而产生的最新成果。因此，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发展问题，科学地把握发展规律，这就是我们在发展问题上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发展问题，科学地推进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论。
从世界观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首先，科学发展观开宗明义就响亮地提出，其第一要义是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表现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这就表明了发展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随时充满各种矛盾，辩证的发展也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还会产生。我们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认识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要敢于承认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从而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方法，促进事物的健康发展。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历史的发展观。任何发展都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然而这个过程不可能脱离“人”这个主体而孤立地存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没有“人”这个主体“意识”的反作用，一切发展皆不成为可能。因此，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其三，科学发展观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的进程中，要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社会发展规律，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把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从方法论角度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给我们的是方法，而不是教条。科学发展观同样告诉了我们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
一方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只能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正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依靠谁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要发展？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发展作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当前我们存在的就业问题、民生保障问题、环境治理问题等，都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为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中国，不发展没有出路，不发展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否定发展，而是要鼓励发展；不是不发展，而是强调又好又快发展。
发展什么？就是“要牢牢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心任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同时，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
怎样发展？就是强调“以人为本”这个核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依靠谁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不仅包含了“为了谁”的价值取向，而且也包含了“依靠谁”的深刻内涵。所以，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上几个方面，对于我们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并运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有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用“统筹兼顾”指导、规范发展，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直接回答了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什么叫统筹兼顾？就是要通盘筹划、兼顾全局。具体讲就是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例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五个统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等等，都离不开“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对于指导我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第一，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要深刻认识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如就业和再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干群对立问题、生产生存条件的改善（如交通建设）与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生态恶化问题等等，都是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可能因问题的出现而停止发展。相反，还要通过加快发展、壮大经济实力来解决。在发展问题上，不发展不行，发展慢了也不行，要按照“能快则快”的要求，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县乡（镇）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县乡（镇）两级政府是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层级。要时刻做到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反映群众诉求，解答群众疑难。做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做到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
第三，坚持正确的“政绩观”。不搞劳民伤财和贻害子孙后代的政绩工程，不搞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坚持重实不重功，切实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调整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来。
第四，坚持把“统筹兼顾”作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工作方法。把是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目标，作为检验统筹兼顾落实得好坏的标准。
第五，坚持把“稳定是第一责任”落到实处。按照州委州政府提出的“三实”（求实、务实、落实）、“三创”（创业、创优、创新）的要求，把涉及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实行领导、责任和查究机制的有机统一，为实现科学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用科学发展观谋划和引领罗甸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它不同于其他经院哲学，只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回归。科学发展观来自实践，必然反过来指导实践。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必须对未来罗甸的发展作出实事求是的谋划。
（一）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和探索
任何一个理性（或有限理性）的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期待，这就是理想（《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哪怕实现这个理想的路非常漫长，人们都会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前仆后继。
20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前551-前479年），就曾对未来社会的“小康”进行过谋划。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参加祭祀活动后，对其弟子子游说过这样一段话：“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其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的意思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这些人，因礼义而成为诸王中的杰出人物，并以此得以选拔。这六位杰出人物，在礼义上没有不认真对待的。以礼义为标准，表彰行事中规的民众，成全民众信义行事，同时还揭露民众在这方面的过失，把仁爱定为法式，提倡礼让，以此指导人们要遵循礼义这个规范。如果有不遵循礼义的人，当权者也会被罢免，老百姓会把不守礼者当作祸害。这可以称为小康了。
孔子所称的小康，就是要建立一个“天下为家、温馨和睦、讲究礼义”的亲情社会。
与此同时，孔子还进一步阐发自己建立“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据《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上古所遵循的社会准则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德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因此，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要使老年人能够终其天年，中年人能够为社会效力，幼童能够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婚配。人们憎恶财货被抛弃在地上的现象，却不是为独自享用；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的行为，总要不为私利而劳动。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搞阴谋，不会有人盗窃财物和兴兵作乱，所以就不用关门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孔子所称的“大同”理想社会，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下为公，路不拾遗，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
我国南北朝时代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陶渊明（约365
—427年），年轻时就树立了“大济苍生”之志。曾任江州祭酒（当时“祭酒”一职相当于参谋长职务。三国时期为五品官员），由于官场诡异，后辞官回乡。他在归隐田园16年后，于永初二年（421年）作《桃花源记》，抒发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盼。在这个“世外桃源”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纷扰。人人各尽所能地参加劳动，老人和孩子都生活得很幸福、愉快，人与人之间都极其融洽而友好。
近代，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1858-1927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在1901-1902年间写成《大同书》，书中设计了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维新派另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1898年他受光绪帝召见，并呈送其《变法通议》书稿，提出了“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的维新变法改良封建社会的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在当时起到了开启民智的深远影响。
上世纪40年代，原国民党罗甸县县长刘剑魂对罗甸未来的设想更是令人神往：“……月印涟漪，风生苍穹。朝餐红日，暮醉艳霞。波光云影，飘渺广寒之天。蝉游莺歌，依稀霓裳之曲……”。描写了罗甸一幅天上人间的美景。据有关资料记载，今天的罗甸县城就是他从老城迁建于此。
中国人在自己构想未来的同时，外国人同样也在谋划和构想自己的未来。
大约与孔子相近时代，被世人称为西方孔子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70-前399年），提出要建立一个由专家委员会治理国家的构想。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约前427-前347年），把未来社会描绘得更加具体，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建立一个“人尽其才、男女平等”的《理想国》。
近代，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1962年出版了《社会契约论》（据称：该书于1753年准备写《政治制度论》时开始构想，至1761年完成小说《新爱洛伊思》一书，其间，卢梭把自己的一些独立篇章整理后，形成这部不朽之作，并于1762年出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构想。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人人生而自由，人民通过缔结契约得到平等社会契约的自由。国家必须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会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卢梭（有的翻译称为罗素）在政治理论上的巨大影响，史学家们认为，无论后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卢梭思想的产物，《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指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1776年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13名代表（其中包括有：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克兰林等著名人物）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年）起草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也有卢梭的理论，这部只有1300字的《独立宣言》，在几句话说明独立的理由后，庄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
[托马斯·杰斐逊于1800年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任职。他死后，其墓碑写的是：这里埋葬着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独立宣言》作者]。
19世纪前期，西方国家还出现了后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批思想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是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他于1821年出版《实业制度》一书，提出未来社会是一个人人参加劳动，个人收入与其才能和贡献成正比，不承认任何特权的理想社会。二是傅立叶（1882-1837年），他于19世纪初相继发表《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论》、《新世界》等著作，主张建立一个名叫“法朗吉”的和谐社会，这是一个由工农结合的社会组织。三是英国的欧文（1771-1856年），他于1820年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出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权利平等”和“共同劳动”的改革社会的理想主张。1824年，欧文到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1829年，欧文回到英国投身于工会运动，1833年10月和1934年2月，欧文主持了英国工会和合作社的代表大会，成立了英国工会运动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总工会——“全国大统一工会”，并任联盟主席。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理想，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它虽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但在当时，对启发和提高工人觉悟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正因为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使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成为可能。可以说，没有空想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
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与实践结合并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确立了辩证的唯物史观。与此相反，空想社会主义一是与实践相背离（只是来源于自己良好的主观愿望）；二是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矛盾的实质（他们鄙视资本主义，但没有找到其根源即资本是什么？）；三是其本质是唯心主义（他们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和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理想社会的大胆构想。
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结合中国具体实践，不断与时俱进，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二）两个“三步走”——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理想。党的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建立工农政府，铲除私有，渐次达到共产主义。此后，历次党章虽有修改，但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理想的努力没有停止。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最早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早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想的问题时说：到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比如国民平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此后在不同场合，邓小平同志均对实现小康目标有过较深刻的阐述。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前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分为“三步走”的设想。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到末世纪末（注：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的目标更重要的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这就是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蓝图。
到2000年，我国已胜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全国人民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下一步将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目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战略，对第三步只作了一个大致的构想。现在，在走完前两步目标的时候，把第三步目标和步骤进一步具体化，作出新的战略规划，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新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发展蓝图。符合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实际上，第二个“三步走”（即新“三步走”）是第一个“三步走”中关于第三步发展目标的具体化，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
（三）未来罗甸发展的基本构想
今天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未来的谋划既要充分吸收前人思想的火花，更要根据当今时代特点展望未来。
1、罗甸来自远古，历史厚重。
据史料载，罗甸自春秋以来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时，县境隶属   牁国小邑聚，战国时期属大夜郎国。秦朝为邑聚隶属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今天的罗甸大部隶属谈指县。隋开皇元年（581年），今罗甸县境属宾化县。唐贞观三年（629年）置庄州，在今罗甸辖地始设乐安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置定远府，乐安县改称罗博县。明代属广西布政司泗城土府西隆州罗博巡检司。清雍正五年（1727年）吏部议准广西泗城土府西隆红水河以北设永丰州，州内辖罗斛九甲半（保甲制度起源于汉代，元朝出现了“甲”。民国时期实行“牌甲制”，即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罗斛州改称定番州；清光绪六年（1880年）罗斛州改称同知；清光绪七年（1881年）升为罗斛厅；民国3年（1914年）称罗斛县；民国19年（1930年）改称罗甸县。1951年3月23日，罗甸解放，隶属贵阳专区;1955年11月隶属贵定专署，1956年8月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源远流长的地区往往都是欠发达的地区。从地球上看，四大文明古国（古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巴比伦指现在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即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古巴比伦现已消失）正是属于源远流长的国度。然而当历史进入21世纪，新生的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国才200多年)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当年属于文明古国的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古中国、古印度均有5000年历史，古埃及、古巴比伦有6000多年的历史。而古巴比伦在约公元前3000年就建立了国家。古埃及在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就建立了国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是秦统一六国后的公元前221年。
从中国自身看，当中原一带特别是西安为中心的地区已是相当繁华的唐朝盛期，广大沿海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现在，沿海地区已把中原地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但是，这种“现象”并不能表明这些地区将永远落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历史源远流长地区的复兴将会很快到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2、沐浴朝露，发展迅速。
建国后，罗甸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沐春风，如饮朝露，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罗甸经济社会发生了“十大变化”。
第一，由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和全方位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罗甸经济状况基本上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走入百姓生活，特别是党中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县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到2008年，罗甸非国有经济已约占GDP总量的80%。
第二，由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边陲山区，逐步向交通便捷、信息畅通的开放前沿转变。
建国初期，罗甸没有一条公路。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才开始走进罗甸。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到2008年，罗甸县公路里程已达1658公里，实现了乡乡通公路，90%的村通公路的目标。如今的罗甸，已有向东、向北两条油路通往州府和省城。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深入推进，红水河航道将会成为贵州南下“黄金水道”，贵阳经罗甸至广西高速公路和兴义经罗甸至独山高速公路也将在10年内贯通。在通讯方面，电信、移动通讯实现了全覆盖。电视、冰箱等家用电器和电脑（包括互联网）、无线通信等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罗甸，已是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
第三，产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由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向复合性农业转变；工业经济从无到有，由单一的粮食加工向多元型、科技型、市场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粮食几乎是罗甸人民的支柱产业，即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些五小工业，也几乎是以粮食加工为主的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罗甸农业发展为包括有粮、菜、茶、果、药、畜等特色明显支柱产业，由单一型走向复合型。工业经济也从单一的粮食加工发展为包括食品加工、药品加工、果茶加工、采掘冶炼、水能开发等门类的多元型、科技型、市场型工业。到1997年，我县工业产值已首次超过农业产值。
第四，由落后的农耕文明逐步向现代文明转变。
改革开放前，罗甸人民一直过着上千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即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些落后习俗包括迷信（不信医生信鬼神）、酗酒（酒不醉客先醉主）、炼山（火不烧山地不肥）等仍充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们曾这样形容当年的罗甸：“通信基本靠吼，社交基本靠酒，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可以说，既寒酸，也形象。如今，青年人婚事新办、村寨自发组织旅游（如打讲村）、农民少生优生甚至只生一孩（如板庚村）等文明新风逐渐成为主流。特别是广大农村，电灯消灭了黑暗；机动车辆代替了步行；无线通信（甚至是互联网）取代了以纸张为媒介甚至只能是口头交流的信息传递。许多农村家庭安装了家庭影院。罗甸人民过上了历史以来都没有过上的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
第五，由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源大县，向“两基”正在通过“国检”、职教成为全国重点的人力资本大县转变。
1978年，我县国民受教育程度约为4年；2008年提高到 9年，并且正在通过国家“两基”检查验收。
1978年，罗甸籍且就业在罗甸（工作和生活）的大学（含大专）毕业生不到200人（据有关资料[即《罗甸县志》，1994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的1982年为239人）；到2008年，罗甸籍在本地大学毕业生超过1300人（指全日制教育部分）。
1978年，罗甸县总人口22.98万人，其中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11.8万人，占总人口的51 %，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及小学以下人口达9.7万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82.2%。2008年，罗甸县总人口33.5万人，其中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19.7万人，占总人口的59%，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中，初中及初中以上超过14万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71%以上。
在如何把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进程中，罗甸县以职校为主阵地，以乡镇为主战场，广泛开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从2000—2008年，全县共培训农村劳动力2.7万人（次）。到2008年底，全县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达5.74万人。此外，在当地季节性务工人数超过10万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务工大县”。2005年，罗甸获得“全国职校重点职校”殊荣。自1996年开展劳务输出工作以来，罗甸县先后获省人民政府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授予4次劳务输出先进集体称号，2007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县”称号，成为全国50个示范县之一。
第六，城乡集贸由“集”向“市”转变。
“集市”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农村或城市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场所。另一种解释是，指定期聚集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形式，主要是指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贸易组织形式，又称“市集”。它起源于史前时期人们的聚集交易。然而，今天的“集市”与30年前的“集市”已是一对不同的概念，过去的“集市”更多的表现为“集”，时间有周期，且相对固定。同时，买卖双方是面对面的交易，现在的“集市”更多的表现为“市”或称“市场”。其特点主要有：其一，既有固定场所的“市”，包括店铺、商厦照样存在，也有无固定场所的“市”，如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网上购物等。其二，没有相对固定的时间，想什么时候交易就什么时候交易。其三，买卖双方不一定面对面进行交易，有的买卖是电脑鼠标一点击，交易即告成功。
今天的罗甸人同样享受着现代市场带来的便利，大量的人购买体彩，相当多的人买卖“股票”。
第七，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向城镇转变。
城市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城市的起源在学术界有三种说法。一是防御说，即防御敌人，使自己不受侵犯。《吴越春秋》一书有这样的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界，有内城、外城的区别。内城叫城，住高官，外城叫郭，住百姓。二是集市说。即方便人们多余产品的交换，这个交换的地方经过长时间的固定后，便成了市。后来人们在市的基础上建了城。三是社会分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了社会分工，生产的不同产品需要找一个地方进行交换，于是城市便产生了。
城市的提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城”一般为行政地域的概念，即人口的集聚地；“市”一般为商业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
城市和城镇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因此，我们所说的城市化，也可叫城镇化。
实质上，城市与城镇就是一个概念。我国《城市规划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城市的法律涵义，是指直辖市、建制市和建制镇。
1978年，全县总人口22.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17万人，占总人口的96.5%，当时的县城面积大约为0.5平方公里（有资料记载的时间即1995年为0.8平方公里）。当时的各区公所所在地虽有建制镇，但充其量只能称作“集”而已。按照人们通常对城市化率（或城市化水平）解释，即城市人口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当时我县城镇化水平大约仅为3.5%。
到2008年，罗甸除县城已扩大到3.5平方公里（相当于1978年7倍左右）以外，中心集镇和包括木引、董架等（属乡建制）初具市场规模。全县城镇非农业人口（严格意义上应包括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特别是常年外出打工已经离开了农业产业）近10万人，城市化率近30%，可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罗甸人民正朝着摆脱落后、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目标前进。
第八，扶贫开发由“救济式”、“输血式”扶贫向“启发式”、“造血式”的重点领域和产业式扶贫方向转变。
1986年，罗甸县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自此，罗甸县获得了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扶持。但是，直至上世纪末，我县扶贫工作尚未摆脱“天女散花”的“救济式”和“输血式”的扶贫方式，“等靠要”的思想愈演愈烈。进入新世纪，我县被列入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扶贫开发逐步朝着改善群众的基本生产生存条件、基本的致富门路和基本素质的“三基本”方向转变。通过项目扶持、整村推进等措施，全县扶贫开发效果显著，一类贫困乡——董王乡已于2005年实现整体脱贫。56个一类村实现了温饱越线。通过项目扶持，使我县在养殖（以养猪为主）、种植（包括砂仁、果业、蔬菜）等形成了县内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第九，社会保障从无到有，由“零保障”逐步向“全方位”社会保障转变。
1978年，除干部职工生病住院有一定比例的报销外，可以说全民“无社保”。到2008年，全县干部职工、农民群众构建了包括各类医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失业保障、城市和农村低保等在内的社会体系。同时，逐步完善了各类商业保险和其他政策性保险。社会保障实现了“全方位”和“广覆盖”。
第十，农民的“主体意识”显著增强，由国家事务的被动参与者，逐步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主体性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农民阶层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是被压迫、被剥削的角色。解放后，农民虽然成了国家的“主人”，但是，当时的户籍制度、考试制度、纳税制度、兵役制度、就业制度等，使“农民”与“非农民”身份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一部分农民虽然“一部分率先富裕了起来”，但广大农民阶层仍然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农民结束了几千年来“种田纳粮”的历史，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政策的落实，包括种粮补贴、种子补贴、农机补贴等在内的各种补贴，通过“一卡通”惠及千百万农民。此外，农民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国家事务。以我县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第八届政协委员会为例，全县共有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1410人，其中农民和生产一线代表1038人，占73.6%。全县政协委员164人，其中从事农业和其他产业的一线委员61人，占委员总数的37.2%。
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有六大变化：一从天天耕作吃不饱饭到不种田都吃得好；二是从一衣多季到一季多衣；三是从干打垒、砖瓦房到别墅楼；四是从赶集到旅游；五是从“老四件”到“新N件”；六是从贫困辍学到免费上学。这六个变化也是我县农民变化的真实写照。
3、正视不足，殚精竭虑。
当然，我们在取得显著成绩和变化的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不相适应”：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不相适应。发展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仍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我们既有以信邦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也还有“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力，既有以城镇为中心的较为完善的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也还有少数边远乡村的“二步制”教学。至今我们还有180名农村代课教师。
二是人口和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
1949年，全县总人口13.1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76万人，农民人均占有耕地2.48亩；
1978年，全县总人口22.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17万人，农民人均占有耕地1.27亩；
2008年，全县总人口33.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0.86万人，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77亩。
三是市场发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市场经济关于专业化分工、一体化经营的要求不相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广大农民一家一户小生产，需要面对的却是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我县农业产业化和工业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虽然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产值，但从发展的水平来看，对照工业结构演进规律，我县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农业人口向二产转移，小部分向三产转移）。
四是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与实现“五个统筹”尤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我县交通极为落后，全县油路里程仅276公里；到2008年，我县人均保灌面积仅0.26亩，还有11.41万人饮水困难和饮水不安全。此外，以县城为中心，罗甸方圆百公里范围内没有县城，这不利于城市经济对农村腹地的辐射带动。
五是小农经济仍占相当比重，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的要求不相适应。什么是小农经济？它指的是以家庭为主要生产、生活单位，以铁犁牛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一种经济现象，其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很大部分供自己消费。而罗甸到目前为此，这种特点的小农经济仍占较大比重。
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和特点是：1、生产过程机械化。机械设备代替手工劳动，即设施农业成为主要物质支撑。2、生产技术科学化。讲求科技对生产的贡献率。3、增长方式集约化。由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4、经营循环市场化。投入——产出——消费的循环都需要在市场上得以实现。5、生产组织社会化。即对经济结构进行布局，对社会分工进行协调，对专业化生产进行管理的实施过程，都是立足于整个社会来设计。6、生产绩效高优化。即高产优质高效。7、劳动者智能化。即劳动者要具备现代化要求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用更加通俗更加形象的话说，就是人们更加注重保护绿色生态，更加自觉地爱护生态环境，更加主动地把生态纳入自己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可以说，我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有相当比重。一些农民接受科技、应对市场、规避风险的能力明显不足，有的还看不到现代化给人们带来巨大变化，乃至造成重点建设落实难，重点项目征地拆迁难等问题。更为突出的是，推广农业机械化需调整建设机耕道都很难落实。
在生态建设上，一些人还没有从砍山烧山的落后生产生活方式中摆脱出来。这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
4、放眼未来，春光明媚。
面对“十大转变”、“五个不相适应”，未来的罗甸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广大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个人人关心，人人关注的大问题。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正是如此，我们只能对可以预见的将来进行谋划和设计。
那么，什么叫可以预见的将来呢？
我们党最早提出要实现“小康”社会的是邓小平同志，党内从“小康社会”的提出到写进党的十六大报告，经历了23年的时间。这二十三年，是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二十三年，是东西方文化既相互交融又剧烈激荡的二十三年。经过二十三年的深入思考，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界定为建党100周年即2020年。这个目标，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
为此，我们对未来罗甸发展进程的把握，完全可以把目光聚焦于这个时段。
未来的罗甸，或者说到2020年那个时候，罗甸将是什么样子呢？
党的十六大报告界定的小康目标，总的要求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有关机构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定了十个基本标准：
1、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标志。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2000年不变价）。
3、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
4、恩格尔系数低于40%（即食品支出占支出总数不超过40%）。
5、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6、城镇化率达50%。
7、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
8、大学入学率20%。
9、每千人医生数2.8人。
10、城镇民居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
根据以上要求和指标体系，综合考虑罗甸目前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到2020年，罗甸将是而且应当是一个：经济成长优良，民主取得实质进展，科教深入人心，以健康和生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初步形成，社会和谐更加崇尚法律规范，人民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经济成长优良”：罗甸资源开发尤其是矿产开发相较周边县来讲，起步较晚，包括省发改委已批准的硅系列工业基地，至今没有启动，这就给了罗甸在发挥后发优势上争取了主动。（后发优势也称落后得益，后发优势理论起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绝对优势理论。后来的学者把后发优势归纳为：1、经验借鉴，2、吸收成果，3、消除积弊，4、产业转移，5、外资利用，6、信心激励等几个方面，从而使落后国家在发展中受益，少走弯路）。再加上罗甸将成为黔南州最大的水能基地，经济可持续性强。为此，到2020年，我们完全有理由讲，罗甸县域经济的成长性相较于周边地区，应该是比较好的。
“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到2020年，罗甸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县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几乎需经全体公民多数同意（我这里虽慎用“全民公决”，但几乎可以这样认为）。
“科教深入人心”。人们更加崇尚科技，对教育的投入更加自觉，终身教育的理念逐渐形成，子女入学勿需政府强制力即可实现。
“以健康和生命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产业初步形成”。人们更加崇尚健康，珍爱生命。而与此相伴的是：相应的文化产业将在社区、村寨兴起。也就是说，人们更加愿意花钱买健康。
“社会和谐更加崇尚法律规范”。我们今天以前的和谐，更多的是依赖于亲情、友情以及价值观的取向相一致。到2020年以后，和谐社会将转向以法律规范为主。理由很简单：第一，现在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下一代的亲情观念明显淡于现在。第二，人员的频繁流动只能依靠法律规范。第三，即便是价值取向不一，但人们更加懂得合作博弈比非合作博弈将更多获益（博弈是指在一定的游戏规则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人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策略或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规范。合作博弈指参与者从自己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协议或形成联盟，其结果对联盟方均有利。而非合作博弈是指参与者在行动选择时无法达成约束性协议。如人们分工交换的经济活动就是合作性博弈；而囚徒困境以及公共资源悲剧是非合作性的博弈）。
“人民群众实现安居乐业”。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人们会认为罗甸才是安身立命的最佳场所。返璞归真是人性使然，而罗甸的滞后开发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我们还可以这样去描述2020年的罗甸：经济发展，生活安定；信息发达，交通便利；崇尚科教，珍爱生命；民主保障，共享文明。
怎么讲呢？
“经济发展，生活安定”。人们有余钱，绝大多数人不会因吃饱穿暖的问题而犯愁。
“信息发达，交通便利”。更多的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天下大事（现在虽有，但主要在县城和集镇）。同时，两条高速公路已贯通罗甸，实现了村村通油路或水泥路；红水河黄金水道已经打通（或正在打通），私家汽车就像今天的摩托车一样只是代步工具，而不是有钱或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
“崇尚科教，珍爱生命”。人们从来没有认为科技教育会有如此巨大力量，科技教育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渗透到了人们的心灵。同时，人们会更加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不会像现在那样“亡命开车”、“昼夜豪赌”、“憨吃哑胀”。就连饮食都会很讲究科学。
“民主保障，共享文明”。到2020年，人们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人们懂得争取民主权利的同时，也会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同时社会保障将惠及每一个成员。人们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已不再是少数人享有，而大多数文明成果也将惠及多数成员。比如品牌服装、明星演唱会等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同时，多数成员还可以共享人类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创造的生态文化（更加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产品（环保无公害）等。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更加具体的层面，定性表述到2020年的罗甸。
——知识和信息将是人们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现在是以资源和体能为主）。
——公务员（或者说当官）已不再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热门职业。到2020年，包括医生、生物科技将成为热门；教师将得到更多尊重；法官、律师将是最忙的职业；警务人员出警将更有保障。
——国家机构改革。从现在起到2020年，机构改革将会进行2—3次，届时还会出现一些机构分合。
——农村人口将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紧缺，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将会更大增加。
——生产主要依靠机械。以体力劳动为主要手段取得收入将退居次要位置。手工劳作成为人们休闲健身和文化娱乐的生活方式。
——旅游将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部分，旅游支出与人们的食品支出相当。
等等……
以上是从概念的层面去界定罗甸。那么，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项标准”又将是怎么样的呢？依据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们择其几项，进一步进行说明：
第一，人均GDP到2020年能否达到3000美元。若按近年我县年均增幅在10%左右计算，2008年全县GDP总量达17.05亿元（以汇率人民币对美元6.9：1计），折合2.47亿美元，人均为766.8美元。若以年均10%增长，到2020年全县GDP总量为7.78亿美元（仍以6.9：1汇率计）。以2008年全县人口基数33万人，以年人口自增率6‰计，到2020年全县人口规模为36万人，这时的人均GDP为2162美元，与全国3000美元相差838美元。
第二，农民人均纯收入8000元。2008年基数为2636元，若按每年人均增400元计算（假定人口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那么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7436元，相差564元（没有考虑物价指数），基本达到目标。
第三，思格尔系数。我县虽未作此项统计，但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致估计。到2020年，人们支出100元，其中用于食品支出应该不超过40元，否则就不可能有余钱。
第四，城镇人均居住面积30平方米，2008年我县的水平是人均29.98平方米，已基本达标。
第五，城镇化率达50%。我们可以预计，再通过10多年的努力，基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大致是：全县人口到2020年为36万人。其中县城5万人，边阳集镇3万人，逢亭集镇2万人，沫阳2万人，罗悃2万人，红水河1万人，这些人口中绝大多数不再以从事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第六，大学入学率达20%。2008年我县已达25%。
第七，每千人医生数2.8人。2008年我县在册医生数为412人，即每千人口中医生数仅为1.6人。这项目标必须加倍努力。
第八，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95%以上，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推进，可以达标。
（十项指标中，省掉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
5、科学谋划，准确定位。
实际上，以上对2020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基本上是一种静态分析。第一，没有考虑物价变动；第二，没有考虑汇率变动；第三，没有考虑到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四，十项小康参考指标是几年前制定的。
今天，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审视未来罗甸的发展，还必须对未来的罗甸作深入思考。
从纵向上看，从现在起到2020年还有12年时间，我们把目光往前再推12年即1996年（即罗甸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后的10年），并以1996年为基数，以与我们密切关联的GDP、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森林覆盖率等6项指标作为参照。这样，我们可推算出从1996年到2008年年人均GDP增长率为11.13%，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长20.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9.6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增长1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年增长22.69%，森林覆盖率年增加1.37%。
那么，按照以上增长比例，到2020年，全县GDP总量将达亿元，人均     元（折合       美元）；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万元，森林覆盖率达     %。
从横向上看，1996年，罗甸县几项主要指标在全省排位为：GDP第55位，地方财政收入第71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第70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第58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为第75位，森林覆盖率为24.88%（没有排位）。到2008年，GDP、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分别排列在第60位、第43位、第63位、第45位、第68位。
此外，中共罗甸县第八届委员会于1998年曾提出过“撤县建市”的问题，未来罗甸的发展也还必须继续按照“撤县建市”的要求，积极推进。根据《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报告的通知》（国发〔1993〕38号）对“建市”的要求，我县完全可以通过未来10年左右的努力，达到“建市”目标。
通过上述比较和分析，未来12年，有几项主要指标的增长幅度基本上可以确定为：GDP年均增长13.08%，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9.27%，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9.6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年均增长24%，森林覆盖率年增加2%。这样，到2020年（人口按自然增长率6‰计即按稳定生育水平的要求），罗甸人均GDP将达2.07万元（按目前汇率计算合3000美元），总量达74.52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将达2亿元（2008年为7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8000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达12.19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期末余额将达40亿元（按两个“翻番”计），全县森林覆盖率必须达到65%以上。
实现这个目标，未来的罗甸将真正成为一个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殷实、文化繁荣丰富、交通更加便捷、环境宽松优良、生态文明进步的贵州南部魅力城市。
三、实现“全面小康”和“建市”目标，需要作出艰苦和不懈的努力——通向未来之路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结合罗甸实际，站在为党和人民负责、为罗甸人民负责的高度，未来（即2020年）罗甸必须毫无选择的去努力实现“两大目标”：一是全面小康，一是撤县建市。从“全面小康”的角度出发，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殷实的生活；从“撤县建市”的角度出发，就是让罗甸人民从此走向成熟，“迈向文明”。
这里，涉及到一个“文明”的概念。文明指的是人们建立在一定文化成果之上的风貌。汉语中“文明”一词出于《易经》，其中《易乾文字》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对此，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是这样解释的：“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文明也。”他还解释说：“经天纬地曰文（有人解释指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曰明（有人解释指精神文明）。”在《书舜典》中也有“睿哲文明”一语。从这两个地方看，“文明”在汉语中的含意主要指民族的精神气象或气质。其中“睿哲文明”指有文化有智慧有修养的一种状态。
1961年，法国出版的《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解释“文明”一词为：一指教化：二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备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
1973年至1974年，英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解释“文明”一词为：一种先进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
1979年，原联邦德国出版的《大百科词典》认为，“文明”一词从广义来说，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从狭义来说，指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与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
对于“文明”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
因此，把“撤县建市”作为目标之一，对于罗甸未来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罗甸人民将从一种相对欠发达状态逐步走向一种文明进步状态。
围绕实现“全面小康”和“建市”目标，罗甸未来的发展应遵循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在发展思路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在发展目标和发展步骤上，毫不动摇地把加快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重点加快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城乡统筹，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打造“生态罗甸”；进一步提高以生活保障和生命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社会保障水平。在发展的战略举措上，着力打造物流经济，构建物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综合考虑国内外、县内外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到2020年，罗甸实现“两大目标”的主要指标应当设定为:
1、人均GTP超过3000美元（以2008年12月末的汇率计算）。按照到2020年总人口达36万人计算，全县GDP总量将达10.8亿美元，按现行汇率折合人民币74.52亿元。
2、农民人均纯收入或农村居民纯收入达到10000元人民币（以2008年物价指数计算）。
3、城镇化水平超过60%，即全县有超过60%的生活在县城边阳、沫阳等为中心的城镇。
[届时，县城面积将达8—10平方公里，人口8—10万人；边阳、栗木、罗沙将连成一片，人口达5万人以上；沫阳与董当也将连成一片，人口达3—5万人；逢亭与上隆也会连成一片，人口达3—5万人。]
4、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5%以上。
5、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6、全县每千人口中有医生达3人以上。
7、通讯、电视实现全覆盖，互联网普及面达到80%以上。
8、全面建立了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上述8项主要指标体系与本文第二部分提出的6项主要指标体系有一定差别。前边的6项主要指标是根据当前发展速度进行顺推的结果，后边设计的指标是预先设定2020年目标，然后，每年必须达到一个什么速度，这是逆推的结果。以逆推结果设定目标，实际上是一种“倒逼”机制。同时，这主要还考虑到：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未来（2020年）的指标更多的考虑人文因素，而前述提到的6项指标则侧重考虑了省州目标考核体系的物质成果的因素。我们必须以“逆推”的结果作为我们努力方向。
也许有人会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简直是“天方夜谭”。实际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就讲过：资本主义一百多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总和。我们知道，支撑他这个结论的依据主要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理论依据），以蒸汽机的代表的生产技术的发明（现实依据）。而支撑我们必须按照上述目标来设计的，却是比马克思的上述两个依据更加宏大的知识与信息。如今，知识与信息已成为巨大的物质生产力。
当然，要实现“两个目标”及其所列出的8项主要指标，从现在起，每一个罗甸人必须集中精力，积聚智慧，在发展思路、发展步骤、发展战略举措上，一定要突出 “三要求”、抓好“三结合”、抓住“四环节”共“十个方面”的工作。
（一）理清发展思路，突出“三要求”。
思路决定出路。虽然我们过去有过辉煌，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固有模式和固有平台上。19世纪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年）有一句名言：“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为此，我们要在过去已取得的成绩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这里需要突出“三要求”：
1、发展速度：在保持“适度”的基础上，“能快则快”。我们讲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首先思想上要在速度这个指标上解放和更新，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没有发展就谈不上科学发展观，没有适度快速的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和“建市”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提出适度快速，也要反对不切实际的诸如“文革”时期的“飞天”速度。我们讲的速度是一种只有跳起来才能“摘下桃子”的速度。
大家一定要看到，当前发展的一种趋势，就是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在把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同时，国家对投资的刺激，也主要是以激励方式扩大投资。从这次即2008—2009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大家都在争取项目（无论沿海还是内地）；第二，项目争取到手必须有超前准备（如项目前期可研等）；第三，没有地方配套，不可能争取项目。尤其是第二、第三个核心问题中，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是难以争取项目的。那么，要有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最佳办法是保持自身适度的快速增长。一句话，落后就会被淘汰，我们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不面对这种近似残酷的竞争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生物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基本准则。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共产党执政不可能让人饿饭。但是，一个地方民众的自尊心和凝集力需要这个地方的执政者有所作为，且要求要有大作为。否则，一旦这个地方的民众“主体”意识被唤醒，民众也不会再让执政者再有“作为”的机会。
[即便现在有的人在苦寻所谓的“上层路线”，但是，随着国家制度的进一步规范，那种有“围”才有位只能让位于有“为”才有位。]
2、发展理念：真正体现“以人为本”。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们全部才能和能力的社会。”他们还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他们又在《资本论》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文明社会形态”。为此，我们要实现自身发展的“全面小康”和“建市”目标，必须充分地、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执政理念。第一，发展“为了人”，发展的目的，是使“人”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那种“竭泽而渔”的破坏生态的做法必须坚决停止，真正树立起“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的政绩观。第二，发展“依靠人”，就是要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加快自身发展的步伐，克服过去那种“精英决策”、“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事”的状况。那种所谓“精英决策”、“少数人决定大多数人的事”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要真正把大家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是落实好我们平常经常讲到的把“决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依靠人”。第三，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独享，而是惠及广大百姓，把“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真正变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3、发展方法：认真落实“统筹兼顾”。在发展上不能顾此失彼，特别是不能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比如在矿山开发上，如果只顾眼前“丁点儿”税收，而把生态环境压力转嫁给百姓，甚至贻害子孙后代，就是一种典型的拣了“芝麻”而丢了“西瓜”。所以，我们要用“统筹兼顾”的办法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
（二）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即在发展步骤上，抓好“三结合”。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什么？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们从罗甸的实际出发，把实现“全面小康”与“建市”作为罗甸人民的第一要务。当然，我们的目标需要分步骤实现。
罗甸要实现“两大目标”，也要落实“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在“十五”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GDP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指标的“四个翻番”目标，为实现2020年“两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这里我们要根据“十一五”进展情况，对相关指标需要进一步修改和调整。比如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由于制定“十一五”目标时的局限。我们只设计了到“十一五”期末达到2400元，实际执行结果，到2008年，就超过了这个目标，等于提前两年实现了“十一五”规划。为此，结合2020年的目标要求，有必要对相应指标进行修整和调整。
第二步：到2015年，实现以GDP为核心的相关主要指标比2005年翻一番，10年实现一个翻番，等于10年再造一个罗甸。这是实现未来罗甸“两大目标”的关键平台，没有这个平台的搭建就不可能有2020年目标的实现。
第三步：到2020年。再次实现以GDP为核心的主要指标在2010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全面实现我们设计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建市”主要目标。
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步骤，我们要在抓好以下“三结合”上下功夫。
一是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我们既要“想长远”更要“抓当前”；既要树立远大理想，更要脚踏实地。我们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氛围，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心中一定要有数。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两张皮”。即解决“空对空”，就理论而理论的问题。就是不要当那种口头（理论）上的“高个”，而行动（实际工作）上却是“矮子”。在县乡这个层级，我们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需要象汪财发、胡天英、何元亮这样的一大批实干家。
就是要解决本领空虚与精神空虚的“两恐慌”。这就是不学习导致本领空虚，无理想导致精神空虚，乃至造成面对困难无能力解决的“本领恐慌”，以及认为前途暗淡的“精神恐慌”。有的因此甚至走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道路。
就是要解决发展思路与发展现实的“两错位”。我们有的同志不是把党的事业越做越大，而是越做越小；有的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和联系不是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疏远。
总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与科学发展观不适应（没有与时俱进）、不符合（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相背离）、不落实（做表面文章）的问题。
此外，当前我们还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少数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心中无数”，甚至是“手足无措”；少数同志仍停留于表面，做“官样文章”，我们有的工作没有真正形成发展氛围，比如提高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仍是“两头热”“中间冷”。就是我们非常着急的“两基”迎“国检”工作的氛围还需要作相当多的努力。
二是开放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我们既要更加解放思想，不能“叶公好龙”；又要着眼长远，实现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不能“杀鸡取卵”。开发与保护本身是一对矛盾。但矛盾往往预示着新思想、新观念的诞生。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大家都知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发生了“三大转变”：即人类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世界经济形态由资源经济和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变；社会发展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三大转变”？
我认为，是两个女人改变了世界，而且是两个美国女人。
一个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夫人（1907—1964年），她花了四年时间写成了《寂静的春天》一书，1962年出版。书中叙述了美国中部一个小镇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DDT，造成了严重的生态污染，从此，这个小镇失去了它往日的鸟语花香，失去了它往日的繁花似锦。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阴影覆盖了的整个小镇：动物神秘死亡，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城里的医生也感到困惑，到处是死神的幽灵，这里已经没有春天，已经没有生息，只有一片寂静的田野和沼泽。有人认为：这是一本影响世界进程的书。
另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成员）丹尼斯·米都斯夫人。1972年3月，即《寂静的春天》一书发表10年之后，由米都斯夫人率领的一个由17人组成的研究小组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就叫《增长的极限》。这个小组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能再生的自然资源、污染。并以这些参数为依据，提出了严峻的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报告的结论是：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地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和社会的崩溃。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零增长”理论。
这两个伟大成果，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1992年，联合国世界首脑环境与发展大会发表《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宣言还具体界定了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原则。《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行动纲领，要求全球国家和地方以统一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21世纪议程》将环境、经济和社会关注事项纳入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当前，我们到底受到怎样的人口和环境资源压力呢？
一是环境污染。当今的江河断流、冰川融化等就是环境遭到破坏的结果。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有8亿人生活在空气污染的城市中，12亿人生活在缺水的城市，14亿人生活在没有废水处理设施环境下，每年有超过500万吨垃圾被抛进海洋。（1993年1月18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93号决议，将每年的3月22日定为“世界水日”。）
二是人口激增。1804年，全世界人口只有10亿， 1927年达27亿，1960年达30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达50亿，1999年10月12日达60亿。有专家预言，按目前全世界出生率计算，到21世纪末，全世界人口将达到120—140亿（出生率：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每个妇女平均生育7.9个孩子，非洲5.3个，亚洲和拉丁美洲2.6个，欧洲1.4个，世界平均为3个。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越是穷地方，生育越多）。
到2000年，世界人口的79%生活在第三世界，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3%。
三是能源危机。能源危机是人类将会停止几乎一切活动的危机。据专家测算，世界石油还能用40多年，煤还能用100多年。
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只有全球7%的耕地，却要养活占全球22%的人口，中国的淡水资源仅为全球的6%，人均只有世界水平的1/4，而用水量却是全球最多的国家。2002年，我国水资源取用量达5497亿立方米，占世界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4700亿立方米的1.2倍。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如石油（石油用途广泛，被誉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血液”）。2007年，全世界石油消费为40亿吨，其中，中国用了3.38亿吨，占世界的9.3%；煤，2007年全世界消费量为50亿吨，中国就消耗了15亿吨，占30%。
1990—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了92%；钢增长了143%；铜增长了189%；铝增长了380%；锌增长了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了276%。
到2010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将是：石油57%、铁矿石达57%、钢达70%、铝达80%。
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科学地发展呢？
因此，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把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要按照省委提出的：“利我地方，惠我百姓，助我发展”的要求切实抓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工作。
三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实现“全面小康”和“建市”目标。一方面，必须循序渐进，整体推进。没有整体推进的全面谋划和布局，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整体谋划县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突出“重点突破”的问题。“重点突破”不仅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紧紧抓住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是带动全局必不可少的工作举措。当今的罗甸，由于资本、技术、管理等各种要素有限，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平均“用力”。因此，我们只能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突破，然后，以此推进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
当前，我们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我认为：
第一位的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我县经济发展的“瓶颈”。
不能等的是基础教育的快速推进，这是我县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短板”（木桶原理：盛水的多少，不由木桶最长木板决定，而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
最需要破解的难题是土地和资金制约。一是土地征用难，这不仅是基层协调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审批难，导致一些项目难以落实；二是资金进入难，特别是招商引资。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深刻认识。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给我们找到了答案：资本的秘密是追求剩余价值。如果资本的投入不能带来利润，它是不会随意进入的。这就是多年来，罗甸投入基本上是靠国家投入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让资本可以赚钱）、营造环境（让资本能够赚钱）上下功夫。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些重点和难点，全面推进特色经济产业化（解决增收）和广大群众较为关心和关注的教育（提高素质），以及就业和社会保障（关注民生）等方面的问题。
（三）把握规律，注重实效，在发展的战略举措上，抓住“四环节”。
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可循，规律是什么？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固有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罗甸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把握发展规律呢？这里，要紧紧抓住“四个环节”，即打造特色经济、构造物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一是从发挥比较优势入手，着力打造特色经济。近3—5年内，要重点发展以“3211”为载体的特色产业，这对于罗甸来讲，具有周边县难以超越的比较优势。从现在起到2020年，要利用前面3—5年时间，在数量、规模等方面尽最大努力进行扩张，然后用5—7年左右时间进行质的提升，实现比较效益的最大化。例如：蔬菜产业，在规模扩大到20—25万亩左右时，逐步把这一产业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同时，要延长特色农业的产业链条，大力发展以特色农业产品加工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企业。此外，要把设施农业、品牌农业、标准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等，通过一定方式科学地、有机地运用于特色经济的打造上。
还有一个优势是水上资源。除保证航运外，水上养殖也是我们的优势。在贵州这样一个内陆山区，没有任何一个县有上百平方公里的河流水面，这个资源优势一定要尽快形成经济优势。
二是从提升开放水平着眼，着力构建物流经济。物流是指社会物质在一定的劳动组织条件下，凭借载体、从供应方向需求方的定向移动过程，是以商品运输、发送保管、装卸、包装等为中心的商品时空性转移的各种活动。现代物流是指原材料、产成品从起点至终点及相关信息有效流通的全过程，它将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随着红水河即将通航和贵阳至罗甸、独山至罗甸高速公路即将建设，为罗甸发展物流经济并实现物流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中，红水河将形成年通航500万吨能力，如果以每吨按100元实现其运输、装卸、包装、食宿等服务收入计算，将实现三产收入5个亿，这样，在3—5年后，罗甸将实现从初级物流到现代物流的历史性跨越。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超前意识，要为组建现代物流集团作好用地规划、生产组织、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充分准备。
三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着力发展循环经济。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避免走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现工业经济发展的新跨越，并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罗甸水能资源丰富，大力发展水电工业，不仅可以使罗甸在经济发展上，彻底摆脱“缺水缺电水电经常缺，有江有河江河枉自流”的尴尬局面，而且为发展矿冶高载能工业提供了电力保障。罗甸硅系列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基地已列为全省唯一的硅系列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基地。该基地在“十一五”期末建成后，年生产化学硅15万吨、工业硅5万吨、硅铝合金15万吨，产值30多个亿。因此，我们将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实施，采用国内外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把罗甸硅系列循环经济生态工业基地建成循环经济的典范。使蒙江流域及生态工业基地成为引领全县工业率先突破和跨越的重点区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四是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为落脚点，着力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为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经济的历史性跨越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是人类遵循客观规律而获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前面我们已经很通俗的解释了什么叫生态文明。再进一步讲，就是人们对生态的认识有一种“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的自觉性。就是人们对生态、生存、生命的尊重，有一种渗透到心灵的自觉。1793年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皇后\时年38岁的玛丽·安特瓦奈特在巴黎人民广场被执行死刑。当她走上断头台时，玛丽皇后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桑松的脚，她因此留下了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法国人至今难忘的一句话：“先生，对不起，我请求你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以如此习惯性的方式作出道歉，来自于高贵的禀赋。无论皇后生前做过什么，但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她却不经意地为法国做了一次伟大而高贵的垂范，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礼仪教母。
人类文明经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文明的石器时代，这个阶段大体经历了一百万年，第二阶段为农业文明的铁器时代，这个阶段大约在一万年左右，第三阶段为工业文明的新技术、新材料和信息时代，这个阶段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大约经历了三百年左右的时间。罗甸和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成为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绝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有生态，然后才能通过不断“教化”，过渡到生态文明。罗甸在构建生态文明进步上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一是湿热的气候有利于生态的恢复和重建，二是罗甸作为库区移民大县，上万移民搬离库区，相应减少人对生态的过度破坏；三是罗甸工业发展滞后，矿山开采少，原生态保存相对完好；四是近年来的政府推动，全县推广沼气池近2万口，相应减少了把森林植被作为燃料的依赖。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罗甸现有各种动植物2200多种，其中珍稀动植物30多种。罗甸完全有理由把县域建成贵州南部“生物大观园”。一是牢固树立“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的观念，避免重复走一些发达地区所走过的“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二是把生态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实行严格的水土保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四是加强土地管理，确保农业用地动态平衡和耕地占补平衡；五是加大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污染综合整治力度，切实加强饮用水源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六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
认真落实上述“三要求”、“三结合”、“四环节”，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罗甸建成黔南、贵州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几大特色产业基地：
——贵州最大反季节蔬菜生产加工基地；
——贵州亚热带水（干）果开发基地；
——特色食品（以黔龙食品为代表）、药品（以信邦为代表）生产基地；
——中国西南生态农业观光和生态游示范基地；
——中国硅系循环工业基地；
——贵州南部最大物流集散基地；
——中国最大生物能源和黔南最大清洁能源基地；
等等……
也就是说，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我们完全有能力把罗甸建成拥有一个年产值30亿元以上（硅系工业）；三个10亿元以上（信邦、蒙江水电、生物柴油），五个5亿元以上（黔龙食品、果蔬加工、畜牧生产加工、桉树系列产品加工、物流服务）的集团式企业；还可以发展10个以上产值上亿元的涉及建材、轻工、水产、旅游服务（包括酒店业和旅游产品加工业）等为代表的规模企业。到那时，罗甸将真正成为贵州南部经济“小巨人”。
四、罗甸的未来充满挑战，自强不息才能成功。
以上是我们按照正常的发展状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未来罗甸的发展所进行的谋划和设计。2006年1月，县委、县政府结合罗甸的实际提出了未来罗甸发展的“希望在山，前景在水，致富在路，关键在人”的理念。应该说，这些理念、谋划和设计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我们在对罗甸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不确定性情况下，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什么叫不确定性？它指的是行为者事先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的某种决策可能会产生的不止一种的结果，于是不确实性就产生了。
如美国次级房贷，谁能想到当年[包括格林斯潘(前美联储主席)在内的决策者们]的决策和过度消费会产生一种波及全球或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呢？
又如宋代文学家苏轼（1037—1101年），他在《晁错论》里有一句话：“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也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隐藏着难以预料的隐患（由于事先没有征兆，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是大患）。
回过头来，我们未来几年到底会有哪些不确定性呢？或者说会有哪些隐患呢？可能的主要有：
第一，生态灾难，带来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里可能涉及到政府及有关部门如何履行职责等方面的问题，包括县乡两级政府与林业部门的不作为，国土（矿产）部门管理的不规范，经贸部门（工业）排污的无治理，环保执法与监管不到位，水利部门治理工作的不协调（边治边污或未治先污），交通建设的不科学，建设部门的规划滞后等。特别是人们对生态建设的漠不关心将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比如至今仍然存在的“东边在造林，西边忙垦荒；北边种绿草，南边炼火场”。这种状态必须得到有效制止。
第二，人口膨胀，带来人口失控的压力。特别是流出人口出生失控，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不能如期实现。当前，又正值第二波第三波生育高峰期，人口问题一旦掉以轻心，将会造成万劫不复的灾难后果。而现在的任期制、考核制造成干部的短期行为，也是人口计生工作失控的主要原因。
第三，社会矛盾加剧，带来稳定的巨大隐患。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群众的要求、愿望与现实可能脱节；领导干部短期行为暂时掩盖矛盾；民主的滥用（即片面强调民主），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长期失衡等等。今后，要高度防范有可能会频繁出现所谓的“瓮安事件”。
当然，这些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果现在不引起高度重视，“可能”就会变成“必然”。但如果我们能提早应对，这种“可能”就不会有再生的土壤和条件。
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要强化各级干部责任感的教育，并建立起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责任查究”机制。
什么是责任和责任感呢？责任就是自己份内的事，如果没有做好份内的事，将被追究。责任是一种对任务的负责和承担。而责任感则是一个人对任务的态度。一个人责任感的强弱，决定了他对工作是尽心尽责？还是浑浑噩噩？
当我们对工作充满责任感时，就能从中学到更多知识，积累更多经验，就能够从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找到快乐。
责任感是我们战胜工作中诸多困难的强大精神力量，使我们有勇气排除万难，甚至可以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失去责任感，即使是我们最为擅长的工作，也会做得一塌糊涂。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不仅要完成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且他会时刻为这个地方、这个单位、这个企业着想。只有那些能够勇于承担责任、具有很强责任感的人，才有可能被赋予更多的使命，才有资格获得更大的荣誉。
培养责任感不仅要靠教育、靠磨练，还要与责任的查究机制相结合起来。要让我们的干部时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也要让我们的官员象形容山西干部那样，感觉是在“鸡蛋上跳舞”。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才敢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取得了实效。
正是如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重要”，而且“必须”。只要我们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所谋求和期盼的实现“两个目标”的理想，将会成为现实。
畅想未来是美丽的。但要真正走向未来，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我们不能奢望上天的恩赐，但是我们不能停下追赶明天的脚步。这里，有几句充满哲理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共勉的警世通言：
——我的未来不是梦（要有理想）。这是一首歌的歌名，也是一种理想。《周易·乾》第一卦卦象的象辞就讲：“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我们要象天体运行那样自强不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描绘的未来并不是不可企及的遥远将来，而是瞬间即至的现实蓝图。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轼也这样讲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我们党的早期领导人张闻天也曾指出：“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俗话说得好：“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作为一个罗甸人，应该有一种：“今天我以罗甸为荣，明天罗甸以我为荣”的信心和勇气。
——风景这边独好（要有自信）。这是毛泽东同志1934年夏写的一首词即《清平乐·会昌》。词的开头几句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随着人们交流的频繁，大家会发现，罗甸这块土地是那样的富有朝气。海南三亚的空气都可以卖，难道我们的空气会比三亚差吗？也许多年以后，唐代诗人王维（701—761年）的《山间秋暝》诗句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可能只有在罗甸才能找到。罗甸是“多山”的县份，也是“富水”的区域，“多山”的现实，决定了我们的“希望在山”；“富水”的机遇，决定了我们的“前景在水”。孔圣人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北宋伟大的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38岁被贬为滁州太守（相当于市长），39岁作《醉翁亭记》，其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鲜花美酒哪堪与我美丽山水相媲美？这就是我们的骄傲。
——今夜星光灿烂（要抓住机遇）。这既是一部意大利歌剧的名字，也是许多港台歌手喜欢唱的歌的歌名。中央电视台也把这个名字作为《同一首歌》栏目的子栏目。现在，罗甸的发展机遇是很好的，我们不能错失机遇。包括扩大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机遇；石漠化治理、“天保”、“珠防”等生态建设机遇；特色产业发展的扶贫开发机遇；落实“以人为本”而带来的改善民生的机遇；欠发达、欠开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机遇等。同时，我县干群团结，部门协调配合，这也是我们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只要抓住这些机遇而不错失这些机遇，未来“两个目标”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同时，现在要善于把握一种奇怪的现象。如：“别人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事别人做”。如平塘大射电望远镜，虽属平塘，却利罗甸。这就是我们要做好交通对接的原因。
——阳光总在风雨后（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这既是一首歌的歌名，更是一种乐观的人生观。“风雨欲来，春花凋落，凭栏眺望，阳光总在风雨后，每一份希望都在你手中”。但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世间哪有免费的午餐？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只有通过艰辛的努力，才能拨云见日，推开迷雾，那雨后的阳光，将是何等的斑斓、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