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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进午餐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提姆•哈福德(Tim Harford)
2006年1月6日 星期五

一
开始，我似乎肯定不会有机会与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共进午餐了。我第一次试着约他时，他告诉我得等一两个星期，以便他能从有关获奖的“庆祝活动中抽身”。我们另外约了时间，可后来他还是不得不爽约：“我得去瑞典大使馆和白宫，”他发电子邮件给我说道，“我知道我该先问问我太太……抱歉，我目前一团糟，一定把你弄糊涂了。”
最终，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吃饭，他家位于风景宜人的华盛顿特区市郊贝塞斯大(Bethesda)。“一定比去餐馆好，”他保证说。
年届84岁高龄

我到他家时，他太太艾丽丝(Alice)在门口迎接我。谢林站在她身后，脸上带着淡淡的、略带调皮的笑容。“再提醒我一下，你是哪家报纸的，”他说。他不是开玩笑，我是那天第二个采访他的人，而此时离他接到瑞典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谢林感到很意外，他不久前曾放弃这个奖项了。年届84岁高龄的谢林，是有史以来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最年长的一位。
他请我在客厅入座并告诉我，他和其他诺贝尔奖得主不同，他不是一大早被吵醒的，而是早上7点才接到通知，几秒钟后，记者们的电话就来了。“有人说，我本该在早上5点接到电话，但他们没有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禁想，瑞典的情报部门并不怎么样，我可是列在电话簿里的。”
谢林两年前才从马里兰大学退休，他是该校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他本打算利用退休时间学习电脑编程，这样他就可以完成几十年前开始的有关种族隔离的研究。
但诺贝尔奖改变了他的计划：“现在我得了这个该死的诺贝尔奖，大学就不让我退休了。”他一直在克尽职守地帮助筹集资金：“学校对我很不错。”
谢林是因为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赢得了诺贝尔奖。他与从未共事过的数学家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分享了这一奖项。当他涉足这一领域时，该领域被数学家和优雅的理论所控制，与当时现实世界的紧要问题甚少瓜葛，比如怎样避免核战争。谢林对现实问题更感兴趣，比如种族隔离原因，以及人们如何可以控制毒瘾等。
几分钟后，艾丽丝出现了，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午餐有面包、奶酪，以及味道浓郁的鹅肝和希腊风味色拉。谢林开了我带来的红酒。“他下次还能来，”他说。艾丽斯示意我该让谢林坐上座，然后就离开去用电脑了。
有关核武器
谢林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海军军官，从他的平头和卡通人物般的方下巴，不难想象谢林穿制服的样子。虽然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哈佛执教经济学，但他也为美国战争学院(War College)的年轻军官们讲过军事战略。肯尼迪(Kennedy)政府中就满是刚完成谢林研修班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邦迪的副手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以及后来成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得力顾问的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
通过这些人，谢林帮助制定了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曾辩称，这种武器与其它武器没什么区别，但谢林不这样认为，而肯尼迪政府同意他的观点。
美国1970年入侵柬埔寨以后，谢林不再为政府担任顾问。他带领了一个12名同事的小组，去见尼克松(Nixon)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他们要从非正式顾问职位上集体辞职。“当时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今天人们对伊拉克的看法很像，”他说，“我们认为其中有诡计，滥用或篡改了情报。”
种族隔离问题
谢林继续有关核武器的写作，但之后也开始涉足其它问题，比如安乐死和有组织犯罪。1971年，他发表了一篇突破性的论文，证明个人决定的积累，可轻易导致严重的种族隔离，尽管每个人都确实愿意住在种族融合的社区。
我一直都想知道，他是如何产生这个念头的。原来一切始于他在一次长途飞行中的乱涂乱写，他在纸上随意地画着加号和零，试图发现当一个人想避免种族隔离时会发生什么。“用铅笔和纸来做是很困难的‥…很多时候你必须用橡皮擦。”
回到家后，他和他12岁的儿子、一个棋盘和儿子收藏的硬币坐了下来，并以硬币的“偏好”作为简单规则开始了游戏。例如，完全被铜硬币包围的锌硬币，将转移至与锌硬币相邻的空白方格。每一步都会引发下一步，直到棋盘完全被划分成一半铜硬币，一半锌硬币。
谢林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个小小的偏好——社区里不要有太多不像你的人，或甚至仅仅是因为偏好社区里要有些像你的人……都可能导致如此极端的平衡，结果看上去就非常像极端的隔离。”
谢林在解释这些时，还不时地吃几口面包和鹅肝。对于种族偏见，他没有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他自己似乎超然于这个问题之外，但他的工作把人类的弱点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去抨击或否认这些弱点。甚至他自己的个人缺点，比如他吸烟的嗜好，也是他研究的素材。
吸烟上瘾理论
1988年，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和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吸烟的重大理论，在该理论中，他们描绘了一名上瘾产品的“理性消费者”，他有意识地让自己沉迷于香烟或海洛因，因为他认为快乐将超过痛苦。
谢林对上瘾的观点不一样。在他1980年的论文“自制在个人内心的斗争”(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 Command)中，他试图这样理解一名吸烟者——“他自我厌恶，捏碎香烟丢进污物碾碎器，发誓这一次他绝不再冒患上肺癌，让孩子成为孤儿的危险，但三个小时后，他又来到大街上寻找仍然营业的商店买香烟”。对谢林来说，这种上瘾既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丧失理性、不由自主。他在自我斗争时是理性的，他能部署策略帮助自己赢得这场斗争。
谢林认为，他具有贝克尔与墨菲所缺乏的东西：个人经历。他1955年戒烟，但1958年他在伦敦的一家餐馆买了一根雪茄后(“当时我以为自己有免疫力”)，又重新开始吸烟了，之后15年他都在努力戒烟。几十年后，贝克尔与墨菲提出了他们的假设，但谢林说“我当时就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京都议定书》问题
后来我问及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他在卡特(Carter)总统的一个委员会担任主席时开始研究的内容。“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将在5到10年后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但谢林表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规定，让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这个议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没有国家会愿意处罚那些未能减少排放的国家。看看欧盟(EU)就知道了，他说。即使法国和德国违反欧盟的经济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也无法同意惩罚它们。“如果欧盟这样紧密的共同体，都无法对违反规定的国家实施制裁，我无法想象一个温室气体议定书，可以对美国、墨西哥或任何国家实施制裁。”
他说，发达国家与较贫穷的国家不同，发达国家承担的气候变化代价极少，这一事实意味着，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将更加困难。(依赖农业而且在竭力应对疾病的发展中国家，将为全球变暖付出更高的代价。)
谢林认为，在如何与气候变化作斗争的问题上，更多的取决于北约(Nato)而非《京都议定书》。他认为，不应让国家达到特定的目标，比如在某段时间里减排一定量的温室气体，而应该让各国承诺采取具体行动，比如花一定的钱，找出限制发电厂碳排放的方法，或对燃料效率立法。“在富国证明它们确实在严肃对待此事之前，不要理会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我指出，这与正统的经济学说完全不同，正统的经济学提倡用税收或污染许可制度来设定目标，让市场决定如何达标。他的回答很简单：“好啊，那样不管用。”
艾丽丝来了，她充满爱意地责怪谢林忘了倒咖啡。更加困惑了？一项战略似乎是更合适的解释：“你可能想走了，”谢林说，“我唠唠叨叨这么长时间，你耳朵都起茧子了。”
谈话地点：谢林的寓所，华盛顿特区贝塞斯大
1瓶2001年的Taltarni Three Monks Cabernet Merlot
Fabrique Delices牌高级鹅肉慕思
Saint Aubray奶酪
希腊色拉
意式面包
2杯咖啡
译者/诸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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