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与时代发展——张召忠给我们上第一堂课

3月9日，教研部副主任张召忠教授为我们上了第一门主课的第一堂课。他讲的题目是《科技创新与时代发展》。他讲了三个问题：科技创新是时代发展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的环境条件及特点规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一上来，张教授就对世界科技文化作了大跨度、大纵深的扫描
世界重心的三次大转移，也就是三个“圈”：黄色圈，攻城略地；蓝色圈，用军船圈陆地；海上“圈地”，即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至今天，以岛屿为中心“圈海”的战略行动。
世界出了三个人：古印度，研究人与神，出了个释迎牟尼，他创立了佛教；古希腊，研究人与自然，出了个苏格拉底，他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解剖家；古代中国，研究人与人，出了个孔子，他创建了儒学。
接着，张教授讲了人类文明的四个阶段、三次科技革命。
四个阶段：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
三次科技革命：
古希腊：第一次科技革命。希腊文明祟尚自由、理性、智慧、科学，在哲学、数学、建筑、艺术、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辉煌成就。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后在宗教和神学的统治下，希腊文明开始大幅衰落。
古代中国：第二次科技革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创造了不同流派的灿烂文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和所有传统思想流派的源头，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重大影响。盛唐时期，政局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处于世界最前列，军事力量强大。唐朝灭亡之后，盛唐雄风仍持续数百年不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作为世界最庞大、最强盛的帝国，面对时代发展、工业革命和异国倔起的挑战，消极保守，漠然置之，闭关锁国，自我封闭，致使康乾盛世成为清朝最后的辉煌。
近代欧洲：第三次科技革命。沉睡的欧洲开始苏醒。在我国进入明代时，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这三件大事把当时落后的欧洲推向一个日新月异、繁荣昌盛的顶峰。科技创新促使欧美列强顺起，列强倔起后又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
张召忠教授认为，回顾历史，就是在新军事变革中，要做引领者，不要做追随者。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指出：  “在早些时候，在中世纪时代，中国JL乎在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是，为什么在近代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却一落干丈，再也没有什么重大创新和发明了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被称为“李约瑟难题”，无数专家学者都曾试图解开这个难题，但至今仍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张召忠教授对这个难题作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回答。
他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无怪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创新文化发育不良，科技创新缺乏必要的阳光、雨露、空气和水分；二是封建统治阶层的保守落后和专制制度，限制了科技创新活动，创新缺乏必要的环境、平台和条件。他进一步分析中国近代科技创新衰落的原因：
原因一：重农抑商，重陆轻海。
中国强盛以后，即使是在实力、环境、条件都十分具备的情况下，历代帝王也从不对外扩张和侵略。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中会有这种一以贯之的理念和实践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农耕文明的影响。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东临沧海，北面草原，西北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沙漠，西南则是高山大川、交通阻塞，于是以黄河、长江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农业的核心地带，孕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小农国家。从思维观念上看，儒家“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农本思想”：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旧意识严重，很容易满足现状。这种小农经济模式习惯于靠天吃饭，期盼于风调雨顺，满足于小富即安，因而缺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逐渐养成了不思进取的保守心态。中国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虽然也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政策终于酿造了闭关锁国、走向衰落的恶果。中国满足于地大物博的疆土，对于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西方文化具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所以开拓、创新、探索、冒险非常普遍。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主要是学习中国，从不忌讳“文源于唐”的说法。明治维新以后，主要是向西方学习。晚清时期，明文规定“以不准议论西方长处为戒”。这种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的思维模式极大妨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拉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使中国沦为保守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境地。
其次是儒教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我为中心，自以为天下居中，是天地的中心、世界的中心，中国是天朝，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外国都是“蛮夷”，外国人都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作为皇帝怎么能够用武力去征服自己的臣民呢?面对外族的武力入侵，历代帝王通常采取三种策略：一种是用土地换和平。通过割让土地，向入侵者缴纳租金和贡银来换取和平；另一种是和平谈判、屈辱和亲、丧权辱国或绥靖政策，对蛮夷的侵略行径听之任之；最后一种是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战争的最终日的是保卫国家的疆界，即便是越过疆界占领了敌人的疆域，也要主动退回来守住自己的疆土，认为用武力征服别国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国家之间应该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其中尤以仁爱为先。
原因二：空泛议论，大而化之。
西方文化具有事无巨细的思维模式，认为细节决定成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就像是拿着放大镜或显微镜去观察事物，然后再把观察到的结果进行分类，而且越分越精细，甚至把分类求索的结果用定量方法进行严格实验和求证，这样的刻板和教条造就了西方人理性思维和讲求实效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表现在思维方式的落后性：重实用、轻思辨，重归纳、轻演绎，重综合、轻分析。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得来的知识都是或然的、无普遍性和必然性，这种思维方式的后果是阻碍了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长期的小农经济，由于农业耕作多为靠天吃饭，时间的长短、节奏的快慢、数量的多少对农产品收入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所以逐渐养成了高谈阔论、大而化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与儒教天人合一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综合文化观念。综合文化是一种高度宏观的文化，重视战略思维，强调高屋建瓴，注重推理和假设，推祟模糊性思维，不讲究分的艺术，不注重细枝末节，操作性和实效性经常被忽略。
原因三：尊官员长，崇尚中庸。
西方文化认为“上帝”创造了一切，皇帝、国王在“上帝”面前相形见细。国家的盛衰，时代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科学进步、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健全，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皇帝、国王和政客就像走马灯一样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西方重“治物之学”，喜欢关注入自身以外的东西，特别关注入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文化鼓励求异思维，鼓励个性思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同时习惯于用科学的方法和试验的方法进行验证，最终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西方文化讲究竞争，在竞争中，有才华、有作为的人会受到器重，碌碌无为之辈则会遭到无情的淘汰，从而鞭策人们不断进取，促进人的知识更新和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帝和皇帝的权威都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儒家文化传统讲究做人有四大忌讳：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书者讳，为长者讳。”在封建社会集权体制下，下人的地位是卑贱的，无论多么有见地、有才能、有思想都不能冒犯上尊。对有权势的人要屈从，即便是错了也不能提出异议，最好是将圣贤的错误理解为正确的去贯彻执行。后代儒者只能读经，不能怀疑。写文章要与经书相合，说话做事要与本本相符，人人都要惟命是从。这样的道德规范限制和打压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一味强调“尊富贵长”无条件服从。
儒家文化重“治人之学”，热衷于关注人自身的东西，特别看重人际关系；儒家学说明伦理、主中庸，提倡伦理教化和道德修养，推祟道德至上，坚持不走极端的中道原则，不提倡标新立异，主张在为人和做事方面要讲究谦和、折中。认为“守一”、“齐一”是做人的崇高美德，不鼓励奇思妙想，更反对异想天开。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原因四：重文轻理，重道轻器。
从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观念上来看，西方文化祟尚武学、重视技术、喜欢挑战和发明创造。西方重器也重道，但器为首要，道为次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西方人多重科学理念，认为技术仅仅是实现科学构想的一种技巧和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礼让、谦卑、求和、忍辱负重，认为“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统治阶级“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认为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是“奇技淫巧”，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科技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致使中国军事文化出现了重道、重谋而不重器、不重技的怪异规律。“学而优则仕”，“半部论语治天下”，只要把四书五经八股文背熟了，就能当官，走入仕途，就能够制人；而一旦落魄到“技”的地位，就只能受制于人。
当科技和装备沦落到世界二流或三流水平之后，当器不如人、技不如人、凶器不凶、利器不利的时候，又被迫重新回到“道”上找出路，企图以谋制胜、以巧补拙、以艺制人，通过战法创新、理论创新和各种花花点子来制敌。这种重道轻器的传统思维逻辑往往会偏离正确方向，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把人的作用提升到完全能够取代装备、抵消武器作用的地步，最终距离科学精神越来越远。
张召忠在最后强调，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争取用15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