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系列（5）：回归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强大果然被证明是过眼烟云，因为在它的东面，现今伊朗的境内，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39年，波斯开始进攻巴比伦。不久之后，不但巴比伦被攻破，地中海东岸，包括巴勒斯坦，以及更靠西南的埃及，也都落入波斯的统治。对流放中的犹太人来说，这一次帝国的更替，就象是他们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按照《圣经》里的记载，波斯国王大流士Cyrus下诏：“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太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于是共有“四万二千三百六十名”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外加上仆人，牲畜，浩浩荡荡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圣殿。
　　
 　　这样的描述，并不为现今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因为没有理由相信波斯国王会将自己的帝业归功于耶和华。波斯的崛起在古代中东的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早在公元前约三千年前后，源自阿拉伯沙漠讲闪米特Semite语言的民族开始征服定居的农业社会，两河地区一直是由他们主导与统治。亚述与巴比伦统治者，也都操着闪米特Semite语言。波斯在公元前六世纪击败巴比伦之后，使得非闪米特人Semite（包括后来的希腊与罗马）得以在政治上统治西亚。这一状况又持续了一千年，要到公元七世纪前后，穆罕穆德率领阿拉伯穆斯林从沙漠中崛起，西亚才又回复到闪米特人Semite的统治。波斯新征服的地中海东岸地区，也是讲闪米特Semite语言的地区，而波斯所采取的统治政策与亚述及巴比伦正好相反。亚述与巴比伦将当地的上层社会流放，如同对当地社会实施政治上的“斩首”。波斯却将这些被流放者找来，请他们回到故地当波斯的代理人，来统治这一地区。对于当地居民的宗教信仰，波斯采取极为宽容的态度，给予相当的自由，甚至帮助他们修复被荒废捣毁的祭坛或者圣殿。所以《圣经》所述波斯王大流士Cyrus对犹太人的优待，倒是有几分象现代社会中的所谓“民族政策”，并不是出于对犹太人或其宗教的特殊厚爱。而在其后的历史上，巴勒斯坦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犹太人却也一直维持着对波斯的忠诚。
　　
　　从宗教上来说，波斯人信的是多神教。多修一个神殿，多奉一个神明，就多得一方照应，算是一件善举。但是看在信奉“一神论”的犹太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滋味。就好象波斯王成了上帝耶和华的代理人，他们对上帝的忠诚终于得到了回报。上帝不但没有放弃他们，还给了他们一次回归的机会。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的，只是当地犹太人中的少数。毕竟从流放到回归，期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三代人的时间。绝大部分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都是在当地出生长大的，家业都在当地，从来就没有去过贫穷的巴勒斯坦。但是他们所带回巴勒斯坦的，却是在流放期间历经锤炼的犹太教义。作为波斯的代理人，他们掌握了当地的政治权力。而这种权力与犹太教义的结合，产生了“政教合一”的统治，给了犹太教一次实践的机会，并从根本上改造了犹太社会。
　　
 　　此时的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城堡是依然北边的撒玛利亚Samaria，也就是过去在北边的以色列王朝的首府，后来则成为亚述及巴比伦军的驻扎地，而再后来则换成了波斯军。撒玛利亚Samaria周围依然有很多以色列人的后裔。虽然当地上层社会是随亚述及巴比伦大军而来的征服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外来统治者与当地以色列后裔相互融化，竟然也逐渐成为耶和华的信徒，信奉着《摩西五经》。回归的犹太人计划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派代表来耶路撒冷，希望能一起参加，却遭到了拒绝，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有了太多异族的血统。（有的现代评论者说，其实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异族的血统也不少。）由此也种下了二者之间在以后历史上的种种怨恨。这些以色列后裔后来就变成了前边所提到的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撒玛利亚Samaria”的地名成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其后的希腊统治时期，他们曾经自己修建过另一个供奉耶和华的圣殿，更是加剧了与犹太人的对立。按照犹太教义，不但上帝只有一个，崇拜上帝的圣殿也只能有一个。所以再后来犹太人发动反对希腊的起义成功之后，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的圣殿被他们强行摧毁。而二者之间的仇视一直到公元纪年后成文的《圣经新约》之中，也就是耶稣的生平时代，还有不少记载。
　　
　　耶路撒冷却在巴比伦入侵时被完全摧毁了，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完全开放的村庄，住着躲过了战争与流放的幸存者。也因此，其周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治真空，正好为回归的犹太人所填补。他们所做的第一步，是要重建圣殿。从统治范围上来说，他们只有耶路撒冷周围的一小块地域，甚至比不上过去那个小小的犹太国。可以用来修建圣殿的资源自然也是远比不上所罗门Solomon第一次建圣殿的时期。于此同时，波斯还在对外发动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与希腊诸岛联盟之间的战争，其统治下的各地自然要为此缴税纳贡。波斯帝国在当时已有相当的规模，东起印度，西至地中海东岸和埃及。这其中印度的行省最为富裕，对国库的贡献最大。相形之下，巴勒斯坦的位置算不上重要。据当时的希腊历史学家Herodotus的估算，整个巴勒斯坦所上缴的税额，其中包括了犹太人、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腓尼基人Phoenicians、塞浦路斯（地处靠近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小岛）及周围其他部落的贡献，不过只占了帝国总财政收入的约百分之二而已。Herodotus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对中东区域的民族风俗都有相当详细的介绍，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到过犹太人。由此也可以看出，犹太人在当时只是地处偏僻、不大为人所知的一个小民族。巴勒斯坦的经济水平，原本就较为落后，一般民众在年成较好的时候也就只能维持温饱而已。波斯的税收成为很大的经济负担，也使得圣殿的重建极为不顺利，前后拖延了二十年时间才建成。
　　
 　　圣殿建筑在山顶上，原本是被捣毁的所罗门Solomon圣殿的遗址。它的形状为一个长约150米、宽约44米的长方形，外边有坚固的围墙保护，里边则有祭坛及为准备祭礼而设置的办公室、储物间及厨房。建成之后，它不但是耶路撒冷的最高建筑，也是犹太人宗教与精神生活的核心。与别的宗教所不同，犹太教只有一个圣殿。只有在这个圣殿里，才可以举行祭典，由专职的祭司，奉献收成的果实，供上牺牲的羔羊，祈求上帝的恩眷。古代社会中，牺牲供奉原本是生活之中重要的一部分。通常部落村庄迁移到哪里，祭台神庙也就跟着建在哪里。久而久之，这样的过程不断重复繁衍，信奉同一个神的民族也会逐渐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崇拜方式。在这一点上，犹太教却是很有几分“中央集权”的味道。流落在埃及、巴比伦的犹太人，不可以自建神庙，而必须在礼拜的时候，面对耶路撒冷的方向。至于说教义的解释，律法的规定，同样都必须由耶路撒冷的祭司们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尽管犹太人由于战乱与动荡散落各地，在宗教上却相当的一致。同样因为这个原因，犹太人才会为建筑圣殿的事，与撒玛利亚人Samaritans闹得势如水火。
　　
　　圣殿建成后，主持圣殿管理与祭典的祭司也自然而然的成为犹太人的政治与精神领袖。犹太祭司制度的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出埃及时期，摩西任命他的哥哥Aaron负责对上帝的祭典，并规定只有Aaron的子孙后代才能担当祭司，因而祭司是世袭的。他们的首领是大祭司，总理圣殿的相关事物，包括保管圣物，主持牺牲，祈获神谕，占卜析梦等等。祭司自然是属于高级神职人员，与之相应的还有低级神职人员，必须来自犹太人中的Levi部落，在圣殿内担当乐师、门卫、工匠、清洁等等一般性工作。在犹太人所讲的希伯来语当中，“祭司”被称为“Cohen”，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姓氏，也有人拼作“Cowen”，或“Kahn”。这样的姓氏，因为其中的宗教含义，而一直受犹太人的敬重。即使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当信徒在犹太教堂中轮流诵经的时候，姓“Cohen”的人还享有优先权。“Cohen”也与我们中国的曲阜“孔”姓相似，成为一个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姓氏。前几年，还有人专门为犹太人中姓“Cohen”的男子做过DNA检测，发现他们之中的80%拥有相似的父系基因，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一位共同的父辈先祖。
　　
 　　以色列与犹太国亡国之前，“祭司”与国王一样，常常成为先知们批判谴责的对象：祭典仪式虽然做得隆重而精致，服务的对象却往往是王公与权贵，图有形式，没有宗教精神。而且面对异教的影响与渗透，祭司们常常屈从于政治权力，牺牲了对“一神论”的坚持。因而在《圣经》里，捍卫“一神论”的英雄是先知们，而不是祭司们。
　　
　　到了波斯统治时期，军事及税收由波斯总督负责，而民事与宗教则是由犹太人自理。犹太教的首领，祭司也就成为自治的权力中心。波斯王朝对犹太人的信任不是没有底线的，圣殿可以重建，但是大卫David王朝的复辟是不允许的。而大祭司的任命，要得到波斯的恩准，因而在政治利益上祭司往往站在波斯一边，而不是大卫David王朝后裔的一边。
　　
 　　圣殿重建之后，《圣经》里没有再记载先知的出现，“先知时代”也随之结束。有的历史学家因而将从摩西出埃及到巴比伦流放的这一段称为犹太教的“革命”时期。因为此时，“一神论”还没有确立主导地位。为“一神论”摇旗呐喊的是往往来自社会底层的先知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必须屈从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王公贵族与祭司。到巴比伦流放之后，从“一神论”所发展而来的犹太教，完全主导了犹太人的社会与生活，形成了神权政治。犹太教“革命”成功之后，也就不再需要先知们的出现。祭司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罗马统治时期，直到公元73年圣殿再一次被罗马兵团捣毁，祭司才失去了他们发挥的舞台，影响逐渐减弱。
　
　　
　　

　　
　　
　　图五：艺术家想像之中的第二圣殿，建于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后来也经历了扩建。在耶稣的时代，圣殿还存在，是犹太教的中心。公元73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之后，圣殿被罗马人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