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系列（4）：流亡与犹太教的兴起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提起犹太人流放总会让人想起纳粹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集中营，毒气室，大屠杀等等。巴比伦所主持的流放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两河地区兴起的巴比伦人，讲的也是Semite语言，对犹太人并没有种族仇恨。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只是平定一方的一种政治措施：将某一个地方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及其家人强行移走，剩下的民众群龙无首，就不会再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巴比伦的首创。在此一百多年前，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亚述采取的是同样的政策。以色列的上层社会也被流放，估计总数有上万人。其后，亚述又迁来其他外族人来统治留下的以色列人。从人数上来说，留下的自然要远多于被流放的。他们与外族统治者互相融合同化，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Samaritan，因为亡国之前以色列的首府所在地名为Samaria。这个至今仍然有少数生存在中东地区的民族，虽然在血统上是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在宗教上也信奉耶和化与“一神论”，但是却与犹太人在以后的历史上相互敌视，格格不入。随摩西逃出埃及的以色列部落共总分成十二支。以色列与犹太国一分为二的时候，十支留在以色列，只有两支留在南部的犹太国。按《圣经》里一位先知的预言，到上帝的天国来临于尘世之中的那一天，这十二支部落最终又会团聚在一起。只是犹太教与后来的基督教，都不将在他们眼前的Samaritans当着以色列部落的后裔，却把期望放在那一小部分被亚述流放，以后在历史记载上失去了踪迹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变成了传说中“失踪的十个部落”。围绕着这些失踪者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有的说他们去了北欧，有的说他们去了非洲，有的说他们在巴基斯坦，有的说他们其实就是北美的印地安人。更有人说他们成了现今的日本人，甚至说居住在中国川藏边境的羌人是他们的后代。其实历史学界对他们的行踪倒是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亚述的流放政策相当成功，不但平定了以色列，流放的以色列人散落外乡，也逐渐被当地居民所同化，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一百多年之后，犹太人同样遭受了被流放的命运。可是这一百多年间，围绕着“一神论”产生了种种的改革与反动，焦虑与思考。先知们的号召与祈求，虽然不足以挽救犹太国的命运，却唤起了犹太人独特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其程度之深刻，已经不可以因流放而洗脱。
　　
　　犹太国的首都耶路萨冷是一个防守坚固的城堡。巴比伦军为了将其攻破，曾经围城一年多时间。到城堡弃守的时候，已经是弹尽粮绝，尸骨成堆。为了平定犹太，占领军不但捣平了圣殿，也摧毁了城墙。然后将王公贵族，宗教首领，被俘将士，甚至能工巧匠，拖家带口强行押往巴比伦。此时犹太国的总人口并不多，估计在十几二十万之间。连年的战乱之中，已经有一部分人逃往埃及避难。大多数人，却只能守着被战火肆虐的土地，渡着艰难的生计。被押往巴比伦的，只是人口中最为富有也最有文化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却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被流放的地点，是在巴比伦王国的心脏地带，地处现在的伊拉克南部。对于现代的我们，想起伊拉克总会想到烧焦的战车与漫天的风沙。但是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所以犹太贵族虽然是被流放，却是从一个贫穷的巴勒斯坦，被押往一个富庶的巴比伦。当地的统治者与一般民众，对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迫害或歧视，而是由他们自生自灭。巴比伦更为发达的经济与财富，不但让犹太人叹为观止，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发展的机会。大部分流放的犹太人受到巴比伦文化的吸引，开始融入当地社会，而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犹太认同。但是这其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却始终无法忘怀亡国的悲痛，拒绝为巴比伦所同化，而且坚持为有朝一日重返巴勒斯坦而做准备。
　　
　　这其后的几十年时间，摩西的“一神论”在流放的犹太人之中发生了重要的发展与演变，逐渐成为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犹太教”。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摧毁，流亡之中不可能再有以前那些庄严隆重的宗教仪式。因而犹太人对宗教的思考着重于理念与教义。相应地，《圣经》作为以色列部落的历史及“一神论”教义的阐述，开始经历系统的编辑与制定。《圣经》旧约的前五部，从“创世纪”到“申命记”是流放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在历史上又称为《摩西五经》。其中，“申命记”的来源最为戏剧性。那是在犹太国灭亡前，内忧外患激励之下的一次宗教改革运动中，当人们清除供奉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外来神灵的时候，偶然找到的。书中记载着以色列部落快要进入伽南前，摩西回顾出埃及的艰苦历程，重述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并详细制定了以色列部落所必须遵守的道德与法规。现代历史学家大多认为，“申命记”其实是先知们根据他们对“一神论”的理解与当时的社会条件，自己写成的。只是为其更有权威性，而假借摩西之名。更将其放在圣殿里，变成一个既偶然又重要的发现。流放中的犹太人又进一步将征服伽南之后的历史，及一些著名先知们的预言整理成文，加入《圣经》，把历史，宗教，道德，与法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以后指导犹太人精神与日常生活的圣典。
　　
　　没有了富丽唐煌的圣殿，却产生了一间间小小的犹太教堂。流放的犹太人，定期在这里相聚，维持着旧亲故邻之间的联系。宗教仪式自然是要简单了许多，却多了集体的参与。大家一同做礼拜，做斋戒。一同祈祷，忏悔。一同习读《圣经》，听长老讲道。这样的聚会方式，以后将为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借鉴，传遍世界各地。
　　
　　这一期间的犹太教，也开始强调一些犹太人所特有的风俗习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给男孩子割包皮，不吃猪肉，及每周固有一天的安息日（周六）。在中世纪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强迫他们吃猪肉。割包皮与不吃猪肉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解说，现在已经无从查考。有人从历史的角度，认为不论是割包皮还是禁食猪肉，在古代的埃及与阿拉伯都相当流行。例如源自阿拉伯沙漠的伊斯兰教，也确实同样有着禁食猪肉的规定。也有人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理解。割包皮有助身体的清洁，减少感染，特别是在卫生条件不大好的古代沙漠地区。而猪则因为其习性肮脏，是不洁的动物，吃下去之后有可能导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说吃猪肉会导致疾病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割包皮对健康有益，却曾经有不少人相信，特别是在讲英语的西方国家。二十世纪上半叶，割包皮曾经是美国医院里几乎每一个男孩都经历一回的常规手术。只是近年来，医学界又有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很有必要。还有人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认为这两种习俗都有一定的社会功用，因而在相应的宗教之中强化成为一种教规。割包皮可以降低性爱的快感，让男子免于声色之中的沉溺，甚至据称可以减少手淫。而禁吃猪肉是由于养猪耗水量大，而且猪有可能污染水源。养猪在沙漠周边是一种难以维持的奢侈，因而吃猪肉逐渐变成宗教禁忌。对于流落他乡的犹太人来说，维持这些习俗的确有另一层重要的社会功用。保持住这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习俗，也就保持了他们特殊的身份认同，不至于被他人所同化。每周一天的安息日，让他们得以定期相聚，不但强化身份认同，也促进相互之间的联系。
　　
　　巴比伦的富庶与强大也给犹太人带出了其它的疑问，为什么不信上帝的巴比伦人可以享有富强与繁华，而相信上帝的犹太人却要蒙受亡国与贫穷？难道是上帝遗弃了他们？犹太人之所以会遭受亡国与流放的命运，自然是因为他们罪孽过于深重，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道理虽然可以解释他们的苦难，反应的却是一种负面的惩处。而且这样的惩罚要到何时才算终了？父辈所犯下的罪过，难道要子子孙孙一直承担下去吗？从这些疑问之中，发展出来的是对自身民族命运的新解释：上帝从来就没有遗弃犹太人。恰恰相反，犹太人才是上帝所偏爱的“选民”。他们被选出来经历苦难的磨炼，他们的牺牲将为所有人带来上帝的拯救。这样的答案，有几分“打是亲骂是爱”的味道，将上帝的惩罚化为父母对孩子的管教。这样的答案，也为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提供了一个正面的解释，虽然听来不免有几分阿Q。但是，这样的答案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却让犹太人得以历经两千多年的磨难，依然保持着他们的信仰与认同。通常我们所说的求神拜佛，多半是为了消灾还愿，其中一定会遇到一个灵与不灵的问题。灵的话香火信众会旺一些，不灵的话还可以去拜别的神。犹太人崇拜上帝，自然也希望得到上帝的眷顾。但是，他们所崇拜的神只有一个，因而即使得到灾难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恩赐。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仆人，尘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他们的使命是在苦难之中得到净化，是给其他的民族当榜样，用犹太人的牺牲，换取他人最终也认识到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神。这样的态度，使得在今后的历史上，苦难与不幸常常成为犹太信仰的强心剂。
　　
　　上帝耶和华，在犹太人流放之前，通常被当作是以色列部落所特有的神。流放过程中，与巴比伦的对比与碰撞，让犹太人得以从更宽一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当他们把自己看着上帝所偏爱的“选民”的时候，虽然依旧是出自一个有几分狭隘的角度，将自身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之上，却在理念上把上帝推广成为全人类的上帝。这样的推广，为历史留下了一记伏笔，使得对耶和华的崇拜得以超越民族的界限。只是完成这一推广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以后的基督徒与穆斯林。
　　
　　
　　

　　
　　图四：A. Joyard的 “巴比伦囚禁” （1841年），收藏在纽约大都市艺术博物馆。这幅画里，景致及人物的衣着描画得特别细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