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香艳温软的大宋帝国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宋元] 那个香艳温软的大宋帝国
宋帝国,温软
遐想：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
随便问一个今天的年轻人，你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
十有八九回答汉朝或者唐朝。做汉唐盛世的天朝子民，生活安定富庶，无乱世奔亡之忧。见了远道而来的蛮夷，脸上也倍儿有光。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屈辱的时代，更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蕞尔小国。
宋朝就是被许多人视为积贫积弱的屈辱朝代。先失去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后失去整个神州版图。相隔一百五十年，竟然两度亡于北方强胡的铁蹄，牵羊系颈，国君被囚在茫茫草原深处。
其实，光从亡国悲剧上来定性一个朝代，多少对这个朝代不公，至少没有完整地看到这个王朝的全部真实面貌。宋朝并不是所有三百余年中一直虚弱不堪，更不是一个贫穷的朝代。也许你不相信，却是事实：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最富裕王朝之一。
那是一个市井乡间到处唱着情歌的帝国，是个士大夫文人拿着高薪厚俸整天狎妓纵酒的帝国，是个不停地变法争论、政敌群起的帝国，是一个自由性爱却又风行严谨的理学思想的帝国。最杰出的大诗人、大画家、大音乐家、大书法家、大学者如同漫天繁星，密集地出现在这三百年的王朝中。
那真是一个香艳无边的帝国。汴河与西湖，见证了这个帝国的南柯一梦。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强国。只不过，它与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靠得太近了。看得眼热，楼台脂粉、风花雪月全被契丹人、女真人狼一样的眼睛盯上了。传说柳永的词描写杭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流传到北方大漠深处，就曾激起金主完颜亮的吞并野心。
作为经济强国，宋代的版图确实比汉、唐两朝小许多。但人口却出现了爆发性增长。据史料记载，宋朝人口超过了一亿，比汉、唐时代多出了一倍。南渡以后，大批中原士大夫和农民南下，开垦土地，发展农业，农业的生产力超过了汉唐时代的两三倍之多。宋代的水稻品种多达260多种，北宋粮食亩产达到三石，南宋亩产更高达六七石。这是从前的农夫们想都不敢想的。
粮食丰产，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各种手工业、文化活动、商业活动。宋代许多野史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等书中，都记载了两朝城市中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情况。各种酒户、药户、茶园户、蚕户、漆户、绫户、香户、磨户、花户、机户等等专业户屡见于史书记载，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分工的纷繁情况。
城市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张，使宋朝成了中国封建历史上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朝代。按照台湾学者的研究结果，北宋城市人口比例占全国的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比例占全国的22.4％。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宋代的赋税，已经不再由传统的农业税占主要地位，商税、专卖税占到了全部赋税的70％，农业税只占30％。换句话说，宋代的中国，就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了。
你不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富庶的朝代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政府官员普遍对文化着了迷。
1996年，江苏省率先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接着旋风般的跟进遍及全国：山西、浙江、广东、山东、江西、甘肃、四川、河南、河北、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十几个省，争相提出了要建设“文化大省”的宏伟目标。至于提出“文化立市”的城市，就更数不胜数。
如果我们问，中国历史上，哪一个朝代配得上“文化大国”的称号？你恐怕想像不到，宋朝首当其选。它甚至要比诗名满天下的唐朝更有资格入选。宋朝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
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宋代书籍大量刊刻，流行天下。按照《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唐代集类书籍共有892部12028卷，而《宋史·艺文志》则著录宋代集类图书2369部，34965卷。几乎超过了唐代两倍。宋代还集中大批文人编纂了卷帙浩繁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司马光以一人之力，从政之余，历时十九年编纂成大型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典章制度方面，郑樵作《通志》，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与唐代杜佑《通典》并称“三通”。
宋代的绘画高度发达。承五代绘画的成就而气象开阔，由山水画更发展出杰出精致的花鸟画、市井风俗画等。初期的画家荆浩、关同、董源、范宽、李成的水墨山水画，北宋中期苏轼、李公麟、文同、米芾、米友仁等士大夫的文人墨戏，南宋马远、夏圭的残山剩水，一角半边，都无不酣畅淋漓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和画家个人强烈个性的印记。
宋代的诗歌继承唐诗各种风格流变，演绎出了宋人自己独到的瘦硬清空的宋诗家法，从而与唐诗双峰并峙，谁也不能替代谁。唐诗多肉，宋诗多骨。唐诗重言情，景语皆为情语。宋诗重言理，叙事总见思辨。宋词更是宋代辉煌灿烂的文化名片。从北宋前半期达官贵人的风花雪月、香艳无边的浅斟低唱，一变为北宋中后期以苏轼和“苏门四学士”为代表的豪放歌唱和直抒胸臆，再变为南渡词人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刘过等人漂泊流离、扼腕而歌的长啸悲歌，最后由清空派词人如姜夔，和密丽派词人如吴文英等作家，收尽大宋王朝的最后一抹晚霞。
与唐瓷相比，宋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南青北白”（越窑青邢窑白），而是各种瓷系争奇斗艳，相互辉映。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白瓷系等，在产品的工艺上、釉色上、造型上、装饰风格上各呈特色，美不胜收。宋瓷艺术境界之高，艺术风格之多变，令后世为之迷狂。定瓷印花工整，耀瓷刻花犀利，钧瓷的窑变灿如晚霞，汝瓷的莹润如脂玉，龙泉瓷翠碧晶莹，哥窑瓷斑驳古朴，无不是价值连城的珍宝。更不要说“苏黄米蔡”的伟大书法，更不要说满眼繁华的《清明上河图》，更不要说徽宗皇帝的皇家画院，更不要说布衣工匠毕发明的活字印刷，更不要说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流通纸币交子。被北方游牧民族两度灭亡的这个王朝，原来是这样的绚烂耀眼。
市井:浅斟
低唱三百年
从汴河两岸的柳丝风片，到西子湖上的烟波画船，千般的风流怡荡，万种的香艳温柔。有宋三百年，整个市井社会沉浸在瓦肆勾栏的歌舞音乐中，不能自拔。
宋朝经济高度发达，带来了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商业的高度发达。商业的发达，又带动了享乐风气盛行。林立的瓦肆勾栏，蜂拥而来的歌妓舞妓，文人雅士到了“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地步，日常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浅斟低唱。宋词的繁荣和宋代音乐的成熟，只能说是商业经济发达的副产品。
有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说宋代的两位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整日传授学问，著书立说，不免感到枯寂，偶尔也会出来走走，跑到市井中参加朋友的宴会。有一次出去参加宴会，席间有歌舞妓女佐酒。程颐看不惯，拂袖而去。程颢则浑然不觉有什么不妥，与其他客人尽情谈笑饮宴。第二天，兄弟二人相见，说到这件事，程颐仍然面含怒色。程颢笑道：“兄弟，昨夜宴饮，我坐在那里喝酒，座中有妓而我心中无妓；今天书斋中没有妓女，而你心中仍然有妓女。”程颐听了心里大感惭愧。
这个故事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它不在于反映了当时市井社会宴饮场合普遍招妓的风尚，而在于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狎玩歌妓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才艺的玩赏与肉欲的沉溺。程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前者，程颐所担心的是后者。
宋代比唐代更甚，士大夫狎妓风气盛行。当时的妓女分为官家的教坊歌妓、地方的官妓和营妓、市井民间的市妓和私妓，以及士大夫自己蓄养的家妓。词人柳永代表的是下层落魄文人的招妓、狎妓。出没于酒肆勾栏，追欢买笑，四处留情。由于写词的名声太大，他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流行歌王。据说许多歌妓都尽量讨好他，希望他能专门为自己填词。柳永在市井混迹了许多年，仍然不名一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死后穷得无法埋葬，旅殡在镇江的一座和尚庙中。据说还是一群当年的歌妓相好不忍心，凑钱埋葬了他。
有地位的士大夫文人，则在自己家里包养歌妓。苏轼、欧阳修家里都有歌舞妓数人。王黼“家姬十数人”，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最奢侈的要数南宋张鎡，家里竟有歌舞妓数百人。他在空荡荡的厅堂里宴请客人，随着歌乐香烟飘起，戴着不同颜色牡丹花的十位歌女列队歌舞，唱牡丹曲，上珍馐佳肴。每一轮所上的歌妓、服装、音乐、饮器、食物，都不相同。前后十轮。客人散场的时候，数百名歌妓打着灯笼“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恍然若仙游”。真是极度奢侈。
就这样浅斟低唱了三百年，就这样纵酒风流了三百年，大宋亡了。
政坛：以诗歌的名义定罪
《水浒》里写宋江充军江州，怀着一腔郁闷，借着酒意在浔阳楼上大发感慨，信手题诗，却不想被无为军通判黄文炳看到，添枝加叶，附会成谋反抒情诗。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其实，他不过发了点失意文人的牢骚，说了点大舌头的酒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故事虽然是虚构，但也反映了宋朝奸佞当道，诗人动辄得咎的社会现实。
生活在北宋的大诗人苏东坡，在他四十四岁的那年，就遭遇了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反诗之祸。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他的几个政敌上书神宗皇帝，弹劾他写诗讥讽朝政，不忠于皇上。御史台的政敌在表章中攻击苏东坡说：“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结果惹下了一场惊天文字狱。苏东坡立即被罢免官职，押解回京城受审。最后皇上开恩，他被流放黄州，降职团练副使。
这场冤狱被称为“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监狱。没有这场官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北宋的新旧党争残酷丑恶到什么程度；没有这场官司，也许还不会有“大江东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样的绝世之作；更重要的是，没有这场官司，后代的人们很难判断宋代这样一个文化盛世，文字狱究竟有多厉害，《水浒》里虚构的宋江误题反诗，究竟有没有历史依据。
还有一场发生在南宋的诗祸，不仅当事人遭遇打击，整个社会都受到了诗祸的牵连。
南宋宁宗皇帝驾崩。当时的太子济国公赵年轻气盛，他痛恨掌握大权的丞相史弥远，一心想在登基后除掉这个奸臣。史弥远从民间另外找回来一个赵姓青年，对外称是流落在民间的宋太祖第十世裔孙，将他册封为王。在新皇帝登基前夕，史弥远矫诏废去太子，把这个姓赵的年轻人拥戴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宋理宗。真正的太子赵被封为济王，赶
出都城。后来又因为牵涉聚众谋反，被逼死于湖州。
这场篡位悲剧被称为“济邸之冤”。朝野文人士大夫议论汹汹。人们争相传唱这样的句子：“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江湖诗人你也作诗，他也作诗，唱和之际不免语含讥刺，抨击史弥远败坏朝纲，弄权误国。史弥远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查封书坊，劈毁诗集刻版，将有关诗人逮捕下狱，流放千里之外。并且让皇帝亲自下了一道诏，从此禁止朝野文人写诗，哪怕风花雪月也不行。
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诗禁。这种丑恶的诗禁，不应该发生在封建文化最鼎盛的大宋时代。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诗的欲望渗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里。谁能想像这样一个诗的国度，竟然会有人专制到不准作诗？中国的商业书坊大概出现于北宋前后，到南宋初才开始逐渐繁荣，勉强也不过一两百年的历史。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行业，刚刚出现在民间，就有人前来贴封条了。
结果整整十年，从理宗宝庆初年（公元1225年），直到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也就是史弥远死后的第二年，天下没有诗人的歌唱。
国运：挡不住野蛮的铁蹄
有人说，宋朝跟在盛唐后面再度崛起，是它的幸运；而不巧与剽悍野蛮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同时代，又是它最大的不幸。
北宋的夙敌契丹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辉煌霸道时期后，迅速衰落。草原深处新崛起的完颜阿骨打率领他的女真部落迅速扩张，建立起了更强悍的金国。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灭掉辽国，旋即大举南下攻宋。徽宗皇帝在听取大臣汇报时，气塞昏迷，栽倒在地。醒来之后立即索笔写下：“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把皇位匆匆传给赵桓，就是后来的宋钦宗。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渡过黄河，逼近都城东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钦宗任命李纲担任东京留守，自己打算向南逃跑。李纲以死挽留钦宗，与军民誓死保卫东京。钦宗派大臣前往金军大营议和。结果使臣懦弱胆怯，到了金营吓得浑身发抖，什么都不敢谈，只唯唯诺诺带回了金兵的苛刻条件：赔偿黄金500万两，银子5000万两，牛马1万匹，绸缎100万匹，尊称金帝为伯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大重镇，并派宰相、亲王到金营为人质，送金军渡过黄河。如此屈辱的议和条件，钦宗皇帝全部答应。当时，各地勤王的援军二十多万兵马陆续赶到东京外围，而金兵所有兵力不过六万多人。
不久金军再度南侵，兵临东京城下。指名要太上皇宋徽宗亲自到金军大营谈判。钦宗无奈，只好自己前往金军大营谈判，结果被金军扣留。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金国下令废掉徽宗和钦宗。金兵入城掳走徽宗、皇后、太子以及诸王妃，将他们押送北上。北宋亡国。
一百五十年后，历史再次重演。
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王朝，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传承了八朝之后，再次遭遇了来自北方强胡的蹂躏。草原深处的蒙古诸部落逐渐强大起来，铁蹄直指沉迷于金粉歌舞的繁华南朝。只不过，这一次亡国之痛更为惨烈，中华民族遭遇的文明劫难更加深重。
德元年（公元1275年），元军渡江逼近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朝廷下诏勤王，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前往元军大帐谈判。文天祥一去便被元军拘捕。次年三月，临安城破，宋恭帝、太后、王公贵族全部被押送北上。南宋残军不肯投降，改立端宗，十一岁的小皇帝经不起海浪惊吓，不久即惊悸而死。宋军统帅陆秀夫再立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改元祥兴。最后被元军追杀，不得已退到崖山海上。元军把文天祥押解到崖山，让他写信招降。文天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元军用火攻大破宋军于海上，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蹈海，南宋灭亡。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个朝代，无论它亡于掌握军权的猛将，还是亡于农民起义，或者其他分封诸侯，都未曾招致后人如此强烈的痛心疾首。唯独亡于野蛮民族的铁蹄，而且又是这样的繁华先进，竟然两度覆辙重蹈，确实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