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键:梁漱溟之父梁巨川(时代周报 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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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之父梁巨川
作者 杨键2010-03-17 21:06:27 第70期梁巨川在清末到民初,并不是一位显赫的人物。他是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乡试中的举人,曾做过内阁中书直到民政部主事、员外郎这些官职。
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他听到风声,写信给张,“力言不可复辟”,这话记在他的遗书第一封里。遗书一开首即说“吾今竭诚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济之死,系殉清而死也。’”后面又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他不反对清朝退位,更不反对共和,但是他对民初几年的种种变乱和变化太失望了, “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梁巨川在《致赵智阉书》中指出:“行政各官深居不出,颇以宴安酬应为务,罕在街衢风日之中,与民交涉。不但不似开国振兴气象,并不及光绪三十二年之办事认真。”赵智阉是袁世凯的辅助,后来做到总理。梁巨川接着说:“古之枭雄豪霸,有起家戎马,其初不惜为杂霸权谋,种种无赖。而及至身执国权,则改为尊敬儒修,崇尚道德者。今我公身居高地,手操一国风化之原,只以对付社会,迎合官商为事,而于拨本塞源之计,不能挺身为之。不解我公遇此千载难逢之机,何以坐误若此?而公之辅佐,亦不献一远大之筹!此济所谓明公当以道德巩固国基,而最失机会者又一也。”梁巨川在清末民初做官,但是他经常和人民接触,在《伏卵录》里他自己记他怎样和北京的下层的人熟悉、亲近:“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 ‘梁老爷,你好吗?’吾亦惊诧不已。”
梁巨川以为本来“中华改为民主共和,系由清廷禅授而来”。清之兵力非不能战,以不忍民生涂炭,乃“以统治权移转于民国,原谓此为最良政体,俾全国人民共得安宁也”。假如“因禅让而得民安。则千古美谈,自与前代亡国有异,似乎也可以不必殉节”;倘若“徒禅让而民不安”,则“清朝即亡于权奸乱民之手”,就不能不殉了。梁巨川观察到的现象是,“南北因争战而大局分崩,民生因负担而困穷憔悴,民德因倡导而堕落卑污,全与逊让之本心相反”。梁巨川以为,“欲使国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正义、真诚、良心、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皆立国之根本”。“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而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至“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若“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只有以身作则,“以诚实之心对已往之国”,望世人亦“以诚实之心对方来之国”。故其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然后旧国性保存一二”。此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
梁巨川弃世的时机选择实在不佳,几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他的弃世并未达到其警世目的。梁漱溟曾经说过:“我受父亲的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标之。小儿始自知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追忆:“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
作者系知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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