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公车改革之困亦即体制改革的瓶颈(时代周报 2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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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天的两会上,民革中央的提案又一次指向了公车改革。提案建议将公车管理纳入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下的公车管理体系,对公车消费进行总量控制。并建议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的专车,改为公务用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最近披露,根据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查报告,从2005年到现在,每年行政经费是以1000亿的速度在递增,其中公车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全国的公车大致是230万辆,开支在1500亿-2000亿之间”。叶青还提到,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有几个例子是让我目瞪口呆的”:第一个例子,“一部车一年的维修花了10万块钱”;第二个例子,“有一部车一年换了40个轮胎,这个就说明每一周换一个轮胎”。

公车私用,浪费严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公车改革和遏制公款吃喝这样的问题,已经讲了十几年了。早在1997年,广东省就开始了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国家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并同时在浙江、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试点。2003年,全国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再次引发群众热议,由此出现了2004年前后的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广东等地试点公车货币化改革。但效果如何,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按理说,公车改革并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就拿超标购买使用公车来说,这种违规毫无隐蔽性可言。什么级别只能买什么档次的车,从1994年起国家就有明文规定。副部级以下只能配备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5万元以内的轿车。对公车超标进行监督的技术难度基本不存在,因为东西明摆在那里,天天招摇过市,是否超标一看便知。

和十几年前相比,现在的轿车价格便宜了一大截,性能也更好了,按说这个标准理应再往下调。但我们知道,即使按这个标准,又有多少官员严格执行了?很多人都看到,百万级别以上的豪车随处可见,这些动辄一两百万的豪车,与工作需要完全没关系,它们既不擅长越野,也没别的特殊功能,仅仅就是豪华。

时至今日,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怎么就像牛皮癣一样顽固难治呢?技术上的办法在以往的公车改革方案中已经出台很多了。比如,2009年一些地方进行的公车改革,取消一些专车,改为发放补贴,但不久,辽阳市爆出某区长车改补贴每年高达8万元的消息。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年治公款吃喝的笑话,有地方规定只能四菜一汤,结果有人记账的时候按每个人四菜一汤算。

看来公车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源不在具体的手段,而要从权力监督的根子上找原因。如果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即使有规定又如何,可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照样弄出各种四菜一汤的闹剧来。反正你管不了我,我怎么弄都是理。就算规定了只能买10万以下的车,没有真正有力的监督,照样有人会花50万去改装。

此次有人提出,人大完全可以控制政府的公务车,因为政府的所有花费都是通过政府预算获得的。按照法律,审查和批准预算、监督预算的执行过程,乃是各级人大首要的责任,也是首要的权力。但关键还在于,在现实运作中,人大是否真的落实了这个权力。政治的基本机理其实并不复杂,政治其实是各方实力的制衡与博弈,你没有实在的权力制衡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公车改革的困境其实凸显了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些根本性的瓶颈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权力和利益处于脱节的状态,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极小,改革的主要障碍还是来自于观念,只要人们认为是对的,就会去做。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的主要阻力已经由利益决定了。任何一点触及利益的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权力去推动,就会困难重重。

这正如此次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现代化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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