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磊:大学的行政之“病”(时代周报 20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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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行政之“病”

时代周报记者  王珏磊2010-03-17 22:41:14    第70期

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一直雷声大就是不下雨。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今年两会期间,针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轮番展开了激辩,民意的火药桶也一再被点燃,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教育问题的深层关注与思考。

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高校的行政化积弊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一波五折”的博导申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前国际政治系)教授浦兴祖用“一波五折”来形容自己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时遭遇的挫折。这一从1996年绵延至2003年的漫长波折,被浦兴祖看成是高校行政化的典型个案,最终让他“忍无可忍”,愤而上网揭露此事。

事情起源于1996年,某行政领导和浦兴祖及另一位老师一起竞聘教授职称,该领导在谎报学术成果、弄虚作假的情况下,竟然挤掉了竞争对手,成功晋级。浦兴祖即向校领导写信举报此事。

经调查核实,校方否决了该领导的教授资格,然而,在后来的几年间,其人不仅升教授,而且升了职,2001年还成功评上博导。而浦自己在5年内3次申报博导,居然5次遭否决。

“高校内行政人员与教职人员有不同的职称系列,行政人员可评政工师等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是,高校里凡是当过官的会比较容易解决职称,其中一部分是在行政系列内解决,还有一部分会来竞争学术职称,抢夺教职人员有限的资源。”浦兴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另一个现实是,“各类评审或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大部分是选举出来的,而有党政职务的,比如院长或总支书记则不用选,是当然的成员。这也是高校行政化的一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竞争。”浦兴祖说。

在1997年与1999年两次申请博导的过程中,浦兴祖两次被否决。2001年,浦与该领导同时再度申报博导资格。奇怪的是,同为申请人的该领导,却成为学术委员会之上的学位分委员会成员,当上了评委。按有关规定,学位分委员会应在学术委员会基础上建成,也即学术委员会成员才能成为学位分委成员。这一年的评审结果,浦“不出意料”地再度折戟。该领导则顺利晋级博导。

在浦兴祖的申诉下,校方决定对浦兴祖事件“特殊处理”。“学校专门给了我一个名额,不占国关学院的名额。并且让那位领导回避,退出评审,组织外面的人来评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后两轮申请还是没通过。没办法,都是熟人嘛!有时候只需要一个暗示,评委们便心领神会。”浦兴祖说。

在浦兴祖看来,高校的行政人员与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教授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有权就有资源,这次我帮你忙,下次我也容易从你那里得到好处,互相之间都利益相关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教授们都比较世故了,有的甚至是势利。”

2001年10月,“忍无可忍”的浦兴祖愤然上网揭露此事,“不为评上职称,只为求得一个公正。”最终,在校方的强力主导下,2003年,浦兴祖拿到了博导资格。

社会的行政之“链”

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看来,去行政化在外部涉及学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内部涉及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事实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日前即对媒体表示:“如果现在立即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高校校长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

“大学校长们认为,去行政化以后就没人理他们了,这本身就是行政化的表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全社会都行政化的现状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和行政等级密切相关,此外,教授办学的自主权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 

顾昕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大学想开办一个新的专业,得向教育部去解释、争取,最终由教育部来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由大学自主决定。 “我们有时候懒得去解释,去争取,这个专业就开不成了。其实这很简单,教授提出开办某专业的申请,由学校的相关机构根据战略选择、资源等各种因素,说白了是预算,来决定是否开办。最后学校定出一个预算框架,在此框架内进什么人,世界各国一般都由教授自主决定。”

“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

内部的行政之“病”

而在大学内部,许多运作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由行政权力说了算,则是更为人诟病的行政化的表现。

大学里,当官即掌握着资源,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教学科研资源大多掌握在行政手里,科研经费也由官员掌控、分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只要你在某个行业内是个官员,就会有很多机会,各种学会、评审机构都会邀请你参加,推也推不掉。”

“最简单的例子,”浦兴祖说,“有学术团体来邀请相关专家参加学术研讨会,有时会把邀请函发到院系,这便成了有关领导可以分配的资源。自己有兴趣的就自己去了,如果自己没兴趣或走不开,与领导走得近的普通教师更有可能获得这个机会。”

资源高度集中于行政,在张鸣看来,这导致了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评价的行政化。“各种评价体系、评审机构都由学官组成,掌握了学术评价的权力,相应的,官员也就容易获奖,学术好坏与官位挂钩。他们没时间做学问了,但反而学问大了。”

在浦兴祖看来,在高校的许多领域,如课题经费、评博士点硕士点、评重点学科、质量评估等等,行政部门都有着相当的“寻租”空间。“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去申请课题,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肯定是没有优势的。最有优势的是那些既有行政职务、又有学术成果的‘学官’。这也是为什么有行政职务的人往往喜欢挂个学术职称,这样在学术圈子里也能吃得开。”

在行政占据有形的资源之外,浦兴祖认为,行政作风在校园无形的渗透,也颇为堪忧。“什么下级服从上级、送礼打招呼之类,侵蚀了校园的风气,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了学店。”浦兴祖告诉记者,有时一些学校甚至以组织的名义到外面送礼,评审者,甚至外围匿名通讯评审者都有可能收到礼物。“比如博士生论文的评审,名义说是盲评,但事实上,送评者往往都知道评审者是谁。我有时候参加匿名通讯评审,评完了会有人来谢谢我,说评语写得不错。那万一评语写得不好怎么办?其实所谓的匿名评审,评审专家还是要写出名字的,交与被评者所在学校的有关部门,说是为方便联系,但往往会泄露出去。”

让浦兴祖忧心的是,行政作风有时还成为了学术腐败的庇护伞。一旦发现某种学术腐败现象,学校领导往往抱着家丑不可远扬的心态,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庇护。此外,一些原本有意揭露学术腐败者,考虑到行政人员能轻易左右他今后的职业生涯,往往也就偃旗息鼓。

“一般来说,好的学校行政化程度会低一些,教学人员有一定的教学自主权,差一点的学校行政化程度相对较高。”顾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事实上,给教授们越多的办学自主权,越能招到好的学生。”顾昕说。他告诉记者这么一件事:有一位人大历史系的硕士生来报考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其笔试成绩并不突出。这时,社会学系一位学术水平得到公认的教授来举荐他,为其争取面试机会,称其是自己这么多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学生。果然,面试过后,所有教授都给了他高分,且抢着要收他做学生。

去行政化积弊之思

随着《教改纲要》中首度提出高校“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高校如何去除行政化积弊,也正在引发各界思考。

“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形的好解决,但无形的官本位作风、行政至上、行政优势对学校的影响不可低估,要消除不那么容易。除了要树立教育家办教育的观念之外,在制度上、政策上还要有相应的措施,比如限制行政权力和掌握的资源,在学术问题上真正考察学术水准,不要让行政掺合,这都不是一朝一日能见功效的。”浦兴祖说。

在顾昕看来,高校去行政化并不仅仅关乎高校,而是要由包括考生在内的全社会来撬动。高校真正做到自主招生、双向多元选择,是加大办学自主权,实现去行政化的一个入手点。“现在博士招生,教授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硕士生招生,自主权就少了,本科就更少了。为什么?考生只能考一次,不能多元选择,仍然是大家在挤一条羊肠小道,这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扩大。现在的自主招生试点,只是把羊肠小道拓宽了一点,只要是羊肠小道就谈不上公正。社会认为自主招生会引起腐败横行,是很可笑的。把羊肠大道拓成宽阔的大道,让大家高兴走哪条走哪条,都试一试,看哪条道路通往最好的方向,会有什么问题呢?即便现在诚信机制缺失也没关系,形成竞争,自然会重视诚信。”

顾昕认为,如此操作的话,现在具有极大权力的各省招生办,将由原先的掌握考生的档案投递权,变为纯粹的服务职能,行政权力将大大缩小,腐败的机会也减小许多,这对全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而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的眼里,行政化也好,不行政化也好,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关键是要对大学自身的内涵进行深刻的思考。在他看来,大学最可贵的是老师和同学相链接的教学模式,由实验室、图书馆等组成的一个教学的网络,是一个能通过教学过程来激活每个人的天才的学问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则开出了一个更“彻底”的药方:在政府对教育的管控仍然存在,教育被视为培养人力资源的手段,而不是注重人的培养本身的现状下,教育的行政化方式难以改变。高校要去行政化,为高校“松绑”可能是先决条件。

“唯一的可能性是开放。”张鸣也说,“办二三十家南方科技大学这样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并且,包括高考在内一系列的制度都得改,才可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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