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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卫兵到银行家
英国《金融时报》森迪普•塔克(Sundeep Tucker)报道
2006年8月1日 星期二


伦敦金融城众多首席执行官中,有担任过两年北京一红卫兵联合会副主席经历的人可能绝无仅有。
因此,方莺很难称得上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首席执行官。目前,她领导着一家利基型投资银行,帮助中国公司在伦敦证券市场上市。
8岁时,方莺是一位颇有前途的国家级田径运动员。到12岁时,她就开始站在北京母校的2000多名同学和 300位老师面前,照本宣读《毛主席语录》。

 
 
40年后的今天,她经常乘飞机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之间,旨在为她的公司—— 英国益华证券(Evolution Securities China) 赚取可观的利润。自她1954年出生以来,方莺的人生旅程,恰恰反映出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共产主义教育的影响
方莺表示,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共产党奉行教条主义,那段岁月让她学会了很多技巧和洞察力。现在,这种能力对她帮助中国企业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或缺。说这番话时,她丝毫没有讽刺的意味。
方莺出生在上海一个条件优越的中产家庭,当时家里还雇有佣人。她5岁时,全家搬到北京,方莺便在那里长大。“我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北京口音,”她说道。 “在我与北京的官员们打交道时,这是一种优势。我可以讲他们的语言。”
在回忆她的田径训练时,方莺说,那就像“在军队里”一样。中国田径训练由国家体委 (National Athletic Committee)提供资金。她还补充说:“训练早上6点就开始了。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比如自制、无畏,需要设定并达到目标,以及我能够征服一切。”
到1969年,城市的舒适生活戛然而。方莺被派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所大学位于中国南部的落后农村地区江西省,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再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旨在通过将城市人下放到农村,感受贫下中农的生活方式,重新找回他们的革命热情。
江西对她对中国的认识有着持久的影响。“以前,我从未意识到人民群众有多穷。”她说道。“我认识到,自己以前如何被娇惯,并意识到要让中国运转起来靠什么。”
在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方莺在北京一个文革小组工作,这种政策部门在执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中占有重要地位。
资本主义再教育
70 年代末邓小平掌权后,方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奉行更加务实的社会主义,包括鼓励经挑选的党内精英出国学习国际经验。
1980年,方莺离开中国,到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学习经济学,随后到世界银行(World Bank)实习,后来师从查尔斯•古德哈特 (Charles Goodhart)。古德哈特现在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教授。方莺说,随着职业经历丰富,她逐渐开始思考,如何帮助中国公司跨越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鸿沟。
1988年,方莺带着古德哈特教授的推荐信,到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工作,担任金融经济师。历任多个专注于中国的银行业务职位后,方莺预感到中国公司进入伦敦资本市场的需求将日益增加,于是在2003年(与英国证券公司 Evolution Group合资)成立了益华证券。
去年,方莺把四家中国公司带到伦敦的另类投资市场(Alternative Investment Market)上市,其中包括中国最大柑橘种植园的所有者亚洲果业(Asia Citrus)。此外,另有三家公司正处于上市进程中。迄今,已有36家中国公司在伦敦另类投资市场上市。
吸引中国企业上市
伦敦吸引中小盘中国企业的原因有好几个,方莺说:“要想在香港上市,需要得到中国官僚监管机构的批准。而在纽约上市,法律规定非常繁琐,即便是最小的公司,每年也要花费大约200万美元。”
“伦敦另类投资市场监管得力,也不需其它地方涉及的书面工作和成本。”中国政府正推动本土公司到沪深这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样一来,还会有中国公司来伦敦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吗?
方莺认为,中国企业上市的需求充裕,足以满足所有市场的要求: “即便没有几百万家,也有几十万家中国公司,其中许多需要巨额资本。因此会有足够多的新股上市,使上海、纳斯达克(Nasdaq)、香港和另类投资市场都忙活好一阵。”
此外,方莺认为另类投资市场更理解科技和生命科学等产业。在她协助上市的中国企业中,有一家公司是中国生物柴油 (China Biodiesel),该公司的业务是把废油转化成生物柴油燃料。
方莺强调,尽管大多数全球投行把资源投入大中华地区,她乐于从事较小一点的利基市场。“我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这比为一家大投行效力更有趣。我不提供机构观点,没有限制,而且从帮助中国公司重组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满足感。”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11%,方莺支持政府给经济降温的措施。“像美国的一些人建议的一样将人民币升值,或者提高利率,都有令经济不稳的风险。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和就业水平,变革必须是循序渐进而理性的。”
“大量人口正迁往城镇,为了吸收这部分新进人群,地方经济必须运转良好。我切身了解情况处置失当会引发的种种问题。”
一个集政治威权与经济自由化于一身的政府体制,它的可持续能力如何呢?
方莺表示:“经济改革会自然地影响政治体制,长期来看,民主将会出现。但这需要时间,因为法律框架还处于襁褓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是个奢侈品。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做出有依据的选择,而这只有在国家有钱教育其国民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此外,她认为目前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类型并不存在矛盾。比如,她带到西方投资者面前的首席执行官中,许多人是典型的党员。
“中国完成了从共产主义向务实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点不要搞错。私营企业家明白需要向股东提供回报。但他们也支持一个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多数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最佳道路,使它足够强大,能够傲立于世界。这是爱国主义问题。”
她补充道:“正如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译者/朱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