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司徒望：警惕“躲猫猫”事件调查中的民粹倾向(东方早报 2009-2-2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0:03:59
警惕“躲猫猫”事件调查中的民粹倾向
2009-2-22 3:27:23
司徒望
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于2月8日在关押他的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受重伤，入院四天后不治而亡。据晋宁警方通报，导致李死亡的原因是，他在与同监舍人员玩一种叫“躲猫猫”的游戏时头部受重伤。“躲猫猫”一词于是在网上风靡一时，这一事件也被称为“躲猫猫”事件。
2月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在网上发布公告，邀请网民和社会人士参与对“躲猫猫”事件调查。2月20日上午，包括8位网民在内的15人调查组前往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并于当晚完成调查报告。2月21日凌晨，该报告由官方性质的云南网全文公布。
让网民参与一位公民非正常死亡真相的调查，这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足够意味深长。更何况，这个决策的主导者是省一级宣传部门。
无论动机如何，至少，云南地方宣传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笔者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对地方当局决策进步做出善意回应的同时，舆论中凸显的民粹倾向令人深深担忧。
首先必须指出，对发生在看守所的人命案件，从法定程序上说，调查的首要责任在当地检察院。当然，作为负有上级管理责任的公安部门，也有把真相调查清楚，给死者以及公众一个交代的责任。不过，从严格的回避原则来说，公安部门本身是需要避嫌的。事实上，在制度设计上，这种回避原则是被考虑到的。因此，每个看守所本身就设有由当地检察院驻看守所的监察室。遗憾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彻底执行。
退一步说，即使当地公安部门与检察院同样都有调查事情真相的责任，为什么出现由上级宣传部门来主导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情况呢？虽然说，这件事情在网上的广泛传播已严重影响到当地形象，真相的调查对当地政府而言也可看作一次“公关策划”，但问题是，这样的事实恐怕在逻辑上经不起追问：调查真相究竟是基于给死者一个公道和交代还是为了挽回已经受损的地方形象？如果是前者，责任只在当地公安部门、检察院而与宣传部门无关。如上级对当地检察院或者公安部门不信任或者是处于避嫌的考虑，也应由上级检察部门和公安部门来主导调查。
另外，让网民参与调查命案真相，多少有点勉为其难。抛开“网民”（乃至整个调查团）在调查命案过程中的尴尬法律地位不说，假若真的对公检部门不信任的话，网民们迎来的同样是对方予取予求的结果——由于信息、能力的极度不对称，网民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博弈的能力。如调查报告所承认的：“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拥有法律资源的执法司法部门。”
而参与调查委员会的网友把这次“网民调查团”看作是地方当局“让一度在社会上争议颇多的网民成为主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在中国迈出了第一步”，在笔者看来，这多少有点盲目乐观。公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等同于让公众直接参与到一个公民非正常死亡的命案的调查之中。司法的独立是公民非正常死亡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的保证，因此，我们需要反对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也要反对民意对司法独立的干扰。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目前还不具备根本博弈能力的现实下，“民意”所充当的，往往只是某些权力合法性的口实，或者权力内部博弈的筹码。比如，在“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就有网友称，15人调查团中的8位网民，大多供职于当地正规网站，其领头者“风之末端”是昆明某日报社宣传委员。此消息真假有待考证，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来澄清。不过我们能看到的，依然是公众对当地部门公信力深深的不信任。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楚，公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其真正意义在于，公众能够通过既定的程序设计，既能够对行政权力逐渐形成有效的监督、对独立的司法形成有效的制衡，迫使它们不得不履行职责，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不是由公众直接参与事实真相的调查。 （作者系媒体人士）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4/userobject1ai154502.shtml
2009-2-22 3:27:23
司徒望
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荞明，于2月8日在关押他的云南晋宁县看守所受重伤，入院四天后不治而亡。据晋宁警方通报，导致李死亡的原因是，他在与同监舍人员玩一种叫“躲猫猫”的游戏时头部受重伤。“躲猫猫”一词于是在网上风靡一时，这一事件也被称为“躲猫猫”事件。
2月19日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在网上发布公告，邀请网民和社会人士参与对“躲猫猫”事件调查。2月20日上午，包括8位网民在内的15人调查组前往晋宁县看守所实地调查，并于当晚完成调查报告。2月21日凌晨，该报告由官方性质的云南网全文公布。
让网民参与一位公民非正常死亡真相的调查，这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足够意味深长。更何况，这个决策的主导者是省一级宣传部门。
无论动机如何，至少，云南地方宣传部门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笔者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对地方当局决策进步做出善意回应的同时，舆论中凸显的民粹倾向令人深深担忧。
首先必须指出，对发生在看守所的人命案件，从法定程序上说，调查的首要责任在当地检察院。当然，作为负有上级管理责任的公安部门，也有把真相调查清楚，给死者以及公众一个交代的责任。不过，从严格的回避原则来说，公安部门本身是需要避嫌的。事实上，在制度设计上，这种回避原则是被考虑到的。因此，每个看守所本身就设有由当地检察院驻看守所的监察室。遗憾的是，这种制度设计并没有在实际操作中得到彻底执行。
退一步说，即使当地公安部门与检察院同样都有调查事情真相的责任，为什么出现由上级宣传部门来主导这个调查委员会的情况呢？虽然说，这件事情在网上的广泛传播已严重影响到当地形象，真相的调查对当地政府而言也可看作一次“公关策划”，但问题是，这样的事实恐怕在逻辑上经不起追问：调查真相究竟是基于给死者一个公道和交代还是为了挽回已经受损的地方形象？如果是前者，责任只在当地公安部门、检察院而与宣传部门无关。如上级对当地检察院或者公安部门不信任或者是处于避嫌的考虑，也应由上级检察部门和公安部门来主导调查。
另外，让网民参与调查命案真相，多少有点勉为其难。抛开“网民”（乃至整个调查团）在调查命案过程中的尴尬法律地位不说，假若真的对公检部门不信任的话，网民们迎来的同样是对方予取予求的结果——由于信息、能力的极度不对称，网民根本就不具备任何博弈的能力。如调查报告所承认的：“在实际操作中，无论是网友，还是网友调查委员会，都不可能做到探寻真相。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拥有法律资源的执法司法部门。”
而参与调查委员会的网友把这次“网民调查团”看作是地方当局“让一度在社会上争议颇多的网民成为主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在中国迈出了第一步”，在笔者看来，这多少有点盲目乐观。公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不等同于让公众直接参与到一个公民非正常死亡的命案的调查之中。司法的独立是公民非正常死亡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的保证，因此，我们需要反对行政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也要反对民意对司法独立的干扰。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目前还不具备根本博弈能力的现实下，“民意”所充当的，往往只是某些权力合法性的口实，或者权力内部博弈的筹码。比如，在“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就有网友称，15人调查团中的8位网民，大多供职于当地正规网站，其领头者“风之末端”是昆明某日报社宣传委员。此消息真假有待考证，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来澄清。不过我们能看到的，依然是公众对当地部门公信力深深的不信任。
因此，我们必须认清楚，公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其真正意义在于，公众能够通过既定的程序设计，既能够对行政权力逐渐形成有效的监督、对独立的司法形成有效的制衡，迫使它们不得不履行职责，使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不是由公众直接参与事实真相的调查。 （作者系媒体人士）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4/userobject1ai1545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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