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10-24　点滴

讲话是修行
星云大师
一
王阳明有一次跟学生出游，路旁有两个人在吵架，一个骂道：“你没有天理！”一个反驳道：“你没有良心！”
王阳明就对身旁的学生说：“你们听，他们在讲道。”
学生说：“老师，他们是在吵架。”
用天理、良心要求别人，是在骂人；若用来要求自己，则是在讲道。与人相处，“讲话”是一种很切实际的修行，语言的赞美是一种布施。是非常因讲者、听者、第三者无心的搬弄而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是非止于智者。彼此能聚在一起，不要因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破坏掉这份难得的因缘。
二
语言是沟通感情、传达思想的工具，但不得体的言语或过多的声音，常是是非烦恼的因由，故佛门常教我们要“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还有维摩居士的“一默一声雷”，也是很发人深省的棒喝。
苏格拉底非常善于演说，以教人讲话为职。有一个青年前来请他教导演说，并说明演说如何重要云云。苏格拉底等他说了半天以后，向他索要两倍的学费，青年问为什么。
苏格拉底说：“因为我除了要教你讲话以外，还要教你如何不讲话。”
俗云：“一言折尽平生福。”谨言实在是修身要件。
三
“言语之于我们，乃在使我们互相做悦耳之辞。”无意间听到徒众的谈话，措辞实在值得商榷，如：
“是我拉他来的。”为什么不说“是我请他来的”？
“这是我管的。”为什么不说“这是我负责的”？
“你听我的。”为什么不说“我们来沟通一下”？
“你可别后悔。”为什么不说“你不再考虑吗？”
“你要给我小心！”为什么不说“你还是谨慎点好”？
……
同样是中国字，为什么不加点儿润滑？不然，不仅听起来不舒服，也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辜负了中国文字之美。(勒云健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星云大师谈处世》一书)

话人生
陈道明  卢　悦整理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曾经经历过它、尽管经历过“文革”中的各种运动，也感受过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我始终不能忘却。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到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这种距离下不会产生很多美感，到头来只会落得个“不在乎”。
都说对于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责任，我理解的责任首先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于家——父母养育了我，我要尽孝，让老人为我感到欣慰；于妻——我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让孩子因有我这个父亲而骄傲；于友——让对方因有我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让别人因为有我的存在而受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听到这样的话：我实话告诉你，说心里话，说白了吧，我跟你老实说吧，我一点不骗你……我们有多少这样的“真诚的惯用语”，就有多少谎话产生。
我今天戴着墨镜来了，就是要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可以示众的部分并不那么多。不要再释放偷窥这种恶了，这种恶适可而止。
有个30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在社会上陷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一点控制，焦虑就会少一点。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吗？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
我认为发呆是最轻松的事。尝试把自己的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就是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待一待。其时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召回家，这个社会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许多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泡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那也是一种时尚。(从容摘自《时尚先生esquire》2010年第9期)

德川家康遗训
德川家康
一、人之一生，如负重远行，不可急于求成。
二、以受约束为常事，则不会心生不满。
三、常思贫困，方无贪婪之念。
四、忍耐乃长久无事之基石。
五、愤怒是敌。
六、只知胜而不知败，必害其身。
七、常思己过，莫论人非。
八、不及尚能补，过之无以救。
(小然摘自摘自新世界出版社《德川家康传》一书)

初雪
胡定核
初雪。
初雪是立冬后的第一场雪；
初雪是春天的前奏；
初雪是属于孩子们的。
初雪是一位美丽的小姑娘，她从高高的天空中向我们轻轻地飘下来，长长的裙裾在随风摆动。
初雪是一位天真的小姑娘，她从遥远的地平线向我们盈盈地走过来，她的脚步是迟缓的，因为她禁不住要好奇地东张西望。
而在她纯洁的目光注视之下：
青青的麦田第一次盖上了松软的雪被；
金色的秋林羞涩地放下了白色的面纱。
巍巍大山肃立，戴上了银色的头盔，向这美丽的小天使敬礼。
她有着洁白的衣，洁白的肌肤，洁白的长发。
只有脸蛋是鲜红的，如冬日清新的早晨，正在飞升于雪原之上的那一轮鲜红的太阳。
只有嘴唇是鲜红的，如新的一岁到来时，萌动于我们心中的鲜红的希望！

给安德烈
龙应台
你将来会遇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是部属，这人可能是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要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这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学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但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个人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位置，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意思的螺丝钉，否则你会被这个机器所吞噬。
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遇上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袁倩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亲爱的安德烈》一书)

爱的实验
李平靖
这个实验出自一位童年缺乏母爱的心理学家之手，他叫哈洛。而他毕生最亲近的伙伴就是一群恒河猴——他实验的对象。也正是在它们身上，哈洛发现了在人类身上具有的爱的重大秘密。
恒河猴和人类的基因非常相似，它们的基本需求、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一些反应，与婴儿如出一辙。为了这个实验，哈洛制作了两只“母猴”，一只母猴的外表由铁丝网制成，腹部上方还有钢制的“乳头”，上面有个小洞，方便奶水流出；而另一只母猴由厚纸筒套上绒毛布巾制成，体内还安装了一个灯泡。
实验开始了，哈洛把一群刚出生的恒河猴放进笼里，里面有两只“母猴”，铁丝母猴里的食物取之不尽，而从绒毛母猴的乳房里吸不到任何奶水。实验助理记录下了幼猴刚开始时的反应：它们一边尖叫，一边撞击着笼子，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几天后，幼猴知道母亲不会出现了，便把感情转移到绒毛母猴上。它们会趴在它胸前，用身体蹭它，抚摸它的脸，轻咬它的身体。当然，如果幼猴肚子饿了，会跳下绒毛母猴，来到铁丝母猴面前，吸取乳汁，吃完后再迅速回到绒毛母猴的怀抱。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奥秘，使得幼猴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呢？哈洛认为，这是因为绒毛母猴能够提供接触安慰，而铁丝母猴不能。虽然肢体接触是影响感情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肢体接触竟然可以完全凌驾于生理需求之上，两者的差别如此之大，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幼猴吸奶只是为了能够和母猴保持亲密的接触。
哈洛由此得出结论：爱源自接触，而非食物。母亲总有一天不再分泌乳汁，但是孩子还是会爱着母亲，因为他们的脑海里还有被爱的记忆。每一次亲子互动，都源自幼时感受到的温柔抚触。
如今，哈洛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各领域的广泛认同。婴儿在医院里都会有专人负责抱，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肌肤的接触，婴儿几乎活不过六个月，即使勉强活过了，以后也会反应很迟钝，常做噩梦。很多初为人母的妈妈都反映，婴儿特别喜欢毛巾、绒毛玩偶，若是它们被人夺去就会大哭大闹，有些孩童甚至没有它们就无法入睡。这些都与几十年前哈洛的研究结果惊人地相似。
我想，任何一个看到此文的人都应该感到欣慰，爱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高深。温柔的抚摸，轻微的晃动……所以，请不要羞涩，拥抱你爱的人吧，这便是爱的真谛。(红玉影摘自《至爱》2010年第10期)

台湾的衙门不设岗
张鸣
台北的政府机构的建筑，都是日据和国民党威权时代留下来的，几乎个个高大、雄伟、宽敞，跟大陆没多少区别。但除了建筑之外，以一个大陆人的眼光，所有的官衙似乎都不怎么像政府。
《旺报》的社长跟我讲，有大陆游客投书，说是找不到台北市政府，因为门口没有站岗的。
我们平日里见惯了高大威猛的政府大楼、政府广场，见惯了戒备森严的门卫，听惯了门卫厉声的呵斥，一旦见了没有门岗的政府大门槛，还真就不习惯。其实，这个世界上好些国家的政府机构，都是这个样子，别的地方，有的连高大的房子都没有，寒酸得紧。
有卫兵的大门槛也不是没有，台北至少有两处，一是“国父纪念馆”，一是“中正纪念堂”。两个地方，都有一坐姿相似的铜像，一为孙中山，一为蒋介石。两座像前，各站立一持枪的兵，一动不动，妻还以为是蜡像。过了不多久，到换岗时分，蜡像居然动了起来，虽然动得跟机器人（300024）相似，但可以看出，他们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实际上，这两处的岗兵都是礼兵，不是站岗，而是在表演一种礼仪。
不过，今天的这两个纪念国民党大人物的场所，已经变成了市民的活动中心，“国父纪念馆”尤甚，到处是背画夹子的儿童，跳街舞的少年，还有盘旋的鸽子。“中正纪念堂”，广场上的大牌坊，已经在民进党当家的时候，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来的“中正纪念堂”五个字被凿去，改成四个颜体的大字—“自由广场”，真是情何以堪。
原来威权的纪念物，也在悄然间改变了性质，开始为民众服务，虽然转变过程中多少有点小小的尴尬。大门槛，已经没了。(叶小周摘自《时代周报》第96期)

悲伤不如呐喊
朱春学
这似乎是个被死神封印的家庭,死亡从来都是如影随形。蒙克5岁时,母亲劳拉死于肺结核;26岁时,父亲克里斯蒂安也撒手尘寰。蒙克还有4个兄弟姐妹,但他们的命运似乎更为不幸。一个兄弟和他最喜欢的姐姐苏菲,在他14岁时病逝;唯一结过婚的兄弟安德烈,在婚礼后不过数月也死了;而蒙克自己因为家庭的原因,疏于照顾,也是体弱多病。
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窘境:想高声呐喊,却不能够;想痛快哭泣,却欲哭无泪。蒙克所遭遇的,要比我们痛苦百倍。
一天黄昏,他沿着小路漫步。他又累又病,停步远眺。太阳正在落山,云被染得红红的,像血一样。他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过天地间。他甚至仿佛已经听到了这声尖叫。于是,他画下了一幅画,画下了那些像血一样的云,那些在尖叫的色彩。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呐喊》的由来。他描绘的是一种让人难以理解却又看得明白的悲惨人生。也许他的画显得悲观,但决不缺乏激情和震撼。如果看似悲惨的命运向我们袭来,不如呐喊,当你呐喊时,浑身的毛孔贲张,也许就会让你逃离惊恐,继而挺身战斗。(卜易摘自《启迪》2010年9月上)

《读者》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