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抗战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抗战史

抗战中的中国政府与军民

㈠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中正

当蒋委员长得知“七七事变”当天，就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全面战争爆发的担忧。第二天，他发电报给远在四川的何应钦将军，要他立即回南京做好部队调动的准备。同时他又选择了与宋哲元同为西北军旧部的孙连仲，带领四个师的兵力增援华北。随后，他发电报给宋哲元，言辞恳切：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早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就承认８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1927年后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介石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河北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山东省：韩复榘，山西省：阎锡山。由于日本“天津军”和河北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二十九军的将士对日本“天津军”的抵触和敌对意识也很强。

1937年7月7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日本“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挑起战火，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从而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七七事变的史实记载是：1937年7月7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从而形成了军事冲突，最后演变成全面战争。但打完仗后那个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是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在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马上就表示了坚决抗战的态度。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还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中国准备进行长期持久战的战略和决心。

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指示在庐山的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这一天，他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促其坚定决心，加强警戒，其电文是：“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现在教科书一贯宣扬蒋介石“消极抗日”，是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才逼使蒋介石放弃了“不抵抗”的政策。实际上蒋介石放弃的只是剿共，而对于抗日，蒋介石说的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其实早在1936年6月西安事变前，蒋在国民党讲话中就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还又在1936年7月的国民党５届２中全会，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这是因为对日本在不断鼓动“华北自治”，从而企图蚕食华北，侵吞中国的北京。这就是蒋介石再也无法容忍的最后关头。
“不抵抗”一词来源于“918”，而真正的“不抵抗”将军是张学良。张学良自己就说：“那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我没有接到蒋介石任何不抵抗的命令，东北军不抵抗是我没有认清日本侵略的意图，目的是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争的籍口。”而只有当张学良在失去东北后，才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并在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等人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其实是一直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在1932年1月28日19路军淞沪抗战中就是例证，此战中蒋介石也派出了自己的嫡系第五军参战弛援19路军，并肩重创日军，蒋当然最后也签署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但其在最后的领土方面是没有让步的。在后面的在1933年3月到5月期间，发生的长城抗战，最后虽然也签署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但还是没有损失华北的领土。这就是蒋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就是既要守住最后的领土，也要推迟全面战争的爆发。当时的说法是“和平未到绝望关头，不轻言放弃和平。”而这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否则在“918”事件后就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人民就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早七年进入独立抗战而不是现在的只早三年了。而到了“七七事变”，日本想要拿走华北，北京，天津。蒋介石当然是“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在当时日本人以为蒋介石在芦沟桥事变后，会派主力军队前往华北保卫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日军进行局部战争时。蒋介石并没有直接派兵去保卫华北，而是转而进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蒋介石是既然要打，就打全面的战争，因为蒋介石说中国这样的大国：“不怕鲸吞，就怕蚕食”，这是非常英明的。如果中国试图和日本打局部战争，就会导致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被动局面，不如乾脆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将日本拖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
蒋介石无视第一次上海事变时达成的中国不在租界附近驻军之协议，主动将他的嫡系部队部署到共同租界附近的非武装地带。上海共同租界的国际委员会向中国政府抗议中国军队违反协议，被蒋介石置之不理。日本人没料想到蒋介石会主动在上海开辟新战场。当时日本在上海只有几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没有什么准备。8月13日，中国军队主动向上海的日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日军仓促应战，并紧急从国内派兵增援，揭开了第二次上海事变的序幕。　日本军部的“事变扩大派”当初只是设想把芦沟桥事变扩大到华北地区，并没有在中国全土展开全面战争的计划。可是蒋介石的上海攻势，使日本军部对战争的指导发生了混乱。日本军部刚开始还不想扩大上海战线，8月15日只派出了最低限的2个师团（3万余人）的增援部队，但蒋介石将其精锐部队70万投入上海，使用人海战术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迫使日本不断增兵。由于现役部队的人数不够，日军不得不蓟７ｂ时召集预备役部队参战，最后日本投入上海的兵力达30余万人。
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国民党军主动撤退。在2个半月的上海战役中，日军战死2万4千余人，战伤3万余人，几乎可以与日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日俄战争旅顺战役（死伤6万余人）相比。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役中虽然没有取得直接的军事胜利，但上海战役迫使日本把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使日本陷入了全面战争的泥潭。所以说上海战役在战略是相当成功的。
因此一些日本人声称日本原本不想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挑发的。然而中国取胜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和日本进行长期持久的，不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消耗战，将对手消耗拖垮。如果当时蒋介石在华北跟日军进行一场争夺领土的决战，中国不仅必败无疑，还要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所以蒋介石的决断这是非常正确的。蒋介石在战前就预言中日战争持续下去，将引发世界大战。在大战中日本将与美国和苏联为敌，并最后失败。中国可以乘势收回东北和华北的失地，达成完全的独立。后来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蒋介石的战略预言。而蒋介石全面抗战的战略，扩大战线，诱敌深入的战略，就是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基础。

㈡国共合作合编

1937年蒋中正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明确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但是他同时也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确定了“只应战不求战”的战略方针。平津失陷后，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在会议上，国民政府领导人分析得出“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的结论。会议后国民政府首先与中共就红军改编事宜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之前救国会的抗日七君子等都转变到拥立蒋中正的立场，全国统一抗日局面就此形成。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以持久战为主旨，将中国划分为5个战区：第一战区为冀省及鲁北，为主战区；第二战区为晋察绥地区；第三战区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为闽粤两省；第五战区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同时分配了各战区的战斗序列。至此，国民政府在华北，沿海等地区调集主力，构建防御阵线开始了全面的抗战！

㈢国共军队英勇抗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日之间的实力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在经济和工业上，1937年时，日本的工业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为13.6亿美元；日本钢产量为600多万吨，而中国为50余万吨；日本拥有世界前列的军工制造业，中国只能制造基本的枪支和小口径火炮。军队方面：1937年中旬时，日军拥有陆军兵力60万人，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力160余万人。中国拥有陆军200万人，预备役50万人。虽然兵力差距不大，但日军每师的装甲数量和炮兵数量都远大于国军。日军海军拥有大型舰艇200艘，中国仅有66艘；日军陆海军拥有作战飞机2625架，中国仅有作战飞机305架。
鉴于中日军事和国力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大纵深，人口多的特点，国民政府制定来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
以空间换时间，就是利用中国广阔的国土，于敌进行持久战，等待国际国内时机的转变。积小胜为大胜，就是在每一场战役中，逐步消灭敌人，消耗敌人，以量变完成质变。为完成此作战方针国军主要进行了以下几场战役：
1、淞沪会战：日军窥视我江浙沪地开区妄图攻占上海，南京等中国核心城市，于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挑起事端。国军因此不断增兵上海期望阻止敌军在上海登陆，保护我国长三角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937年8月始的淞沪会战，直到至11月12日方告结束，历时３个月。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中国投入70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全部系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蒋介石嫡系全部约80万人，仅送沪会战即投入70万人），虽装备恶劣但士兵大都拼死杀敌，此役毙伤日军6万多人[1]，粉碎了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虽然最后失去了上海并随即丢失了南京，但也使得日军在华北，华中上千公里的战线上陷入消耗战，而国民政府趁机完成了企业和国家机关的转移。此役能取得如此战果，主要原因是投入此次战役的部队为国军主力部队，不少人参加过东征、北伐，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因此涌现出了八百壮士英勇抗敌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第二个原因是中共暂时停止分裂活动，国军得以集中精力抗击日寇。第三个原因是日军对我军及我国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实力严重不足，他们最初仅仅以为我国政府会以处理华北事件的方式处理卢沟桥事件，因此兵力调动仓促并且有限。但是，过去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次会战，蒋系精锐倾巢出动，大量被歼灭，使国军元气大伤，使国军陷入被动局面。
2、为阻止日军西犯，国民政府主动组织了太原会战。此会战以阎锡山为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至十一月结束。此次会战有效的呼应了淞沪会战，日军伤亡近4万人，消耗了日军的作战力量，阻击了日军沿平汉南下作战的计划。

3、南京保卫战，该战役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与日军抵抗作战。国军虽然战败，但英勇抗敌，毙伤日军1.5万余人。[2]
4、为了阻止日军华北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和华中日军会合，国民政府由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指挥组织了徐州会战。此会战国军调集了60万的兵力，在台儿庄取得大捷，毙敌5万余人，又一次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次会战历时4个月，为刚刚迁都至重庆的国民政府组织武汉地区的防御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5、武汉会战，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国民政府组织了100万余人，而日军组织了近30万人，此役日军被击毙近4万人，战略物资被大量消耗，中日战争至此进入持久战。
此外，通常人们忽略的国军大型战役还有以下一些：

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900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也有说4万）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第三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伤亡6000人,其中死亡16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浙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7148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鄂西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4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常德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2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豫中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335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长衡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6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6万余人（双方数字惊人的相似）（《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桂柳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1.6万余人（《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缅北会战 [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4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综合起来计算，国民党所属国民革命军累计毙伤日军近70万人，歼敌48万3708人。

其中国民党系列国军击毙日军主要将领有

1、林大八，陆军少将，第9师团第7联队长1932/3/1上海

2、仓永辰治，陆军少将，第3师团第6联队长，1937/8/29上海吴淞

3、大生坛城，陆军少将，野砲兵第4联队长，1937/9/11山西大同

4、平岩栋一，陆军少将，第10师团参谋长，1937/9/15华北

5、加纳治雄，陆军少将，第101师团第101联队长，1937/10/11上海

6、富田正孝，陆军少将，第10师团副官,1938/6/5华北

7、杵春久藏，陆军少将，第20师团参谋长，1938/8/2山西运城

8、田中圣道，陆军少将，步兵第113联队长，1938/8/6安徽马鞍山

9、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第101师团第101联队长，1938/9/3江西德安

10、小笠原数夫，陆军中将，航空兵技术部部附，1938/9/4湖北孝感

11、渡边广太郎，陆军少将，大使馆附武官，1939/2/1湖北汉口

12、饭野贤十，陆军少将，第101师团第103联队长，1939/3/22江西安义

13、山田喜藏，陆军少将，第16师团第33联队长，1939/5/12湖北大洪山

14、田路朝一，陆军中将，第15师团第15步兵团长，1939/6/17安徽青阳

15、石田金藏，陆军少将，步兵第119联队长，1938/9/14山西柳林

16、奥田喜久司，海军少将，海军第13航空战队司令官，1939/11/4四川简阳

17、小林一男，陆军少将，骑兵第14联队长，1939/12/21绥远安北

18、中村正雄，陆军少将，第5师团第12旅团长，1939/12/25毙于广西昆仑关

19、左藤谦，陆军少将，第33师团第214联队长，1940/3/2江西潘阳湖

20、木谷资俊，陆军中将，野战重炮第2旅团长，1940/3/20山西运城

21、神崎哲次郎，陆军少将，第39师团第233联队长，1940/5/21湖北樊城

22、前田治，陆军中将，第35师团长，1940/5/23山西晋城

23、藤堂高英，陆军中将，独立混成第14旅团长，1940/6/3江西瑞昌

24、大冢彪雄，陆军中将，第1军经理部长，1940/8/5山西

25、井山官一，陆军少将，参谋本部部附，1940/10/16湖北宜昌

26、大角芩生，海军大将，南太平洋舰队司令，1941/2/5广东中山

27、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南太平洋舰队高参，1941/2/5广东中山

28、上田胜，陆军少将，第37师团227联队长，1941/5/13山西中条山

29、酒井直次，陆军中将，第15师团长，1942/5/28浙江南溪

30、冢田攻，陆军大将，第11集团军司令官，1942/12/18安徽太湖

31、藤原武，陆军少将，第11军高级参谋1942/12/18安徽太湖

32、浅野克己，陆军少将，第23军高级参谋，1943/5/29广东东江

33、仁科馨，陆军少将，第40师团第235联队长，1943/6/1湖北

34、黑川邦辅，陆军少将，第56师团参谋长，1943/6/28云南怒江

35、横山明，陆军少将，第18师团参谋长，1943/6/28云南怒江

36、布上照一，陆军少将，第116师团第109联队长，1943/11/23毙于湖南常德

37、中畑护一，陆军少将，第3师团第6联队长，1943/11/25毙于湖南常德

38、下川义忠，陆军中将，第11军第10野战补充队长，1944/4/19毙于湖北应城

39、横山武彦，陆军中将，第62旅团长，1944/6/11浙江龙游

40、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第59旅团长，1944/6/11河南灵宝

41、和尔基隆，陆军少将，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1944/7/21湖南衡阳

42、左治直影，陆军少将，第39师团参谋长，1944/7/27湖北荆州

43、水上源藏，陆军少将，第56步兵团长1944/8/4，缅甸密支那

44、志摩源吉，陆军中将，第68师团第57旅团长，1944/8/6湖南衡阳

45、藏重康美，陆军少将，第56师团第148联队长，1944/8/16云南腾冲

46、大西洋，陆军少将，第8飞行团团长，1944/8/20湖北

47、楠野礼重，陆军少将，第58师团第148联队长，1944/9/8云南芒市

48、岛村矩康，海军少将，大本营参谋、联合舰队参谋、中部太平洋舰队参谋，1945/1/25广东汕头海域

49、秋永守一，海军少将，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机关长，1945/1/27东沙群岛海域

50、与野山寿，陆军少将，第34军兵器部部长，1945/2/9湖南红岩

51、山县正乡，海军大将，第4南遣舰队司令长官，1945/3/7浙江椒江

52、佐野忠义，陆军中将，中国派遣军军附，1945/7/3湖北武汉

53、关根久太郎，陆军中将，第58旅团长，1945/7/27湖南衡阳

54、四手井纲正，陆军中将，关东军副总参谋长，1945/8/18东部沿海

55、佐藤杰，陆军少将，关东军补给监理部参谋长，1945/8/18东部沿海[3]

附录：中共所属国军组织的战役及歼敌情况

1、平型关战斗
日军亡167人，伤94人，全部为日韩文职人员。（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注明：此次战役中共方面最初战报：歼敌10000，后来又说歼敌3000，再后来又说歼敌1000，实际约为200人。
2、广阳伏击战
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日军亡6人，伤26人， 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
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939年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8、平西区春季反"扫荡"

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年反"扫荡"）
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
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年夏季反"扫荡"
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夏季"青纱帐"战役
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秋季反"扫荡"
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年冬季攻势
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年冬季反"扫荡"
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
28、晋西北*年冬季反"扫荡"
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 ”

八路军击毙日军将领有：

1、沼田德重，陆军中将，第114师团长，1939/8/12山东济南

2、阿部规秀，陆军中将，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1939/11/7河北涞源

3、饭田泰次郎，陆军少将，第35师团第35步兵团长，1940/11/28河北邯郸

4、吉川资，陆军少将，第59师团第35旅团旅长，1945/5/7山东沂源

由此可以看出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非像国民党污蔑的那样“游而不击，一分抗战，三分发展，十分宣传”，而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评价：

通过数次会战，国民政府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目标，而日军因为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战略物资严重消耗，被迫改变对华策略。实行以拉拢分化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等亲日派，建立伪政权为主，兵力进攻为辅的对华战略。但国民政府也在数次会战中，损失百万军队，其中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新征来的国民党部队素质低下，贪生怕死，毫无斗志，以至于1946年至1949年四年内战中被中共一举击溃。反观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军后方积极发展，到1945年包括民兵在内中共领导的部队已达127万人。国军虽然积极抗战，但不懂得积极发展，忽视动员力量，故有以后在内战中战败的惨剧。

[1]引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公布的数据为4万余人，实际约5万余人。

[2]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6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张子申、薛春德的《历史的耻辱柱——侵华日军将帅毙命全记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