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求学生涯

小小年纪的朱镕基，当年发奋努力，最大的动因应该是他特殊的家庭环境，他想取得最好的成绩，来告慰早逝的父母以及抚养自己的伯父。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

族学启蒙

朱镕基小学先就读于“时中学校”，这所小学是朱氏家族兴办的私立族学，始建于1854年，先设在长沙市郊丝茅冲，民国二十七年迁入棠坡朱氏祖屋，其后又移址关山嘴，1990年定址和平村口107国道旁，该校校长蔡海波告诉记者，“时中学校现在仍是长沙县最好的小学。”

朱镕基在时中学校就读这段时间，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从后来上中学的时间来推算，他1941年13岁小学毕业，而当时的小学实行六年制，可以看出，他应该是7岁启蒙。但从朱家书香门第的习惯来看，朱镕基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即已开始接触书本，朱学方老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有朱镕基小时候读《水浒传》，背诵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情节。

转学崇德

在这里就读两年后，9岁多时，因母亲病故，朱镕基跟随“满伯”朱学方迁入长沙郊区，随后就读于崇德小学，这所小学解放后即停办，现在寻找起来，惟一的线索是校址在当时的长沙南区，这一区域现在划归天心区和雨花区，记者得到了两个区教育局的帮助，在多方打听下，得知这所学校位于天心区南门口大古道巷的“出入是门”附近(注：当时进出长沙南门必经之路，遂得此名)，但校址已经只剩下一块碑，学校湮灭在历史风尘中。

2月28日，长沙市委方志处杨志强老人，帮助记者查阅了1934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书中有简略的记载：崇德小学，开办于1917年，属私立学校，创办人名叫刘伯衡。

当时的教育内容，与清末大同小异，规定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学校中设国文以及格致、博物等，民国之后新增了“党义”(或称“公民”，即政治课)、军训等课程。

至于教育的经费来源，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长沙市志中记载，民国时期，省政府除负责官立学校的经费外，对私立学校酌情予以奖励补助。朱镕基在族学中就读时，自然不存在学费问题，后来转至崇德小学，学费是如何解决，当时学校中是否设立奖学金之类，未能查证。

据朱天池老人回忆，当时朱镕基母子名下分得的田地，岁租可以有一两百担，“供其上学应该没问题。”真正的经济困难，大概发生在中学之后，日军侵入两湖，朱学方携家人避难，当时田产因无法带走，纷纷贱卖，朱家因此丧失了几百年来的稳定经济来源。

考入广益

1941年2月，朱镕基以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投考广益中学，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入初中一年级第39班，广益同样是一所私立中学，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禹之谟于1905年创办，原名“惟一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的长沙首屈一指，社会上流传着“要学习、进广益”的谚语。广益中学解放后改为湖南师大附中，至今仍为长沙数一数二的名校。

此时抗日烽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武汉沦陷，长沙告急，市区内几乎所有大、中学校均已外迁，广益中学搬到了远离长沙的衡阳乡下，一个名叫常宁县柏坊乡大坪的地方。13岁的朱镕基，背上行李和书包，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沈谱成回忆，从长沙到柏坊的路线，一般是先搭汽车或火车抵衡阳，然后乘船溯湘江而上，耗时在一天左右，学生们寒暑假才可能回家。

广益中学当时的教学制度非常严格，尤其是期末考试颇有特色，沈老回忆，每到期末，各班各年级考试同时进行，但座位一律重排，在同一考场内安排有不同班的考生，同班学生穿插就座，以最大限度减少作弊。

第一号毕业证

湖南师大附中校史办曾作过一些走访，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任俨提到，学生当时上晚自习，点的桐油灯只能照亮一边，于是约定每隔半小时转一次方向，因计时不准常起争执，在一边默诵英文的朱镕基，起身挑出灯芯，两边同时点燃，光亮顿时加大了一倍，矛盾也解决了，皆大欢喜。

经常被人提到的，还有背圆周率的故事，任俨的回忆是，朱镕基当时和他比赛，由同班同学周继溪担任裁判，结果任俨背了40多位，而朱镕基背到了近100位，可见其超群的记忆力。

师大附中保存的档案中，详细记载了朱镕基当时的成绩：在前五个学期中，共59科次的期末文化考试，其中100分的15次，平均93.8分，有三个学期名列第一。最后一个学期，朱镕基11门功课有7门获100分，平均96.27分，为全班第一。

沈谱成对这个“皮肤白净、气度沉稳”的同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朱镕基和我在班上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们间为竞争第一名，曾封闭式相处，现在想来，似有年幼稚气之感，初中毕业时，朱名列第一，我为第二，这在毕业证编号上尚可见之。”

学习名次的竞争，当时还是相当激烈的，沈老告诉记者，每临近考试，同学们复习到深夜，十分普遍，宿舍当时毗邻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夜深饥饿时，可通过宿舍墙壁上一个孔，直接从餐馆买到宵夜，十分方便。

当时的奖学金，只有极少数的优秀学生才能享受，广益中学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期末考试成绩列于前三名，则下学期可免交学费银洋两圆。这笔钱，约相当于现在数百元。

湘西求学

1944年10月，初中毕业的朱镕基考入国立八中永绥高中分校，在湘西永绥度过了21个月的时光，一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当时从长沙一起去的学生共有十多人。

永绥现已改称花垣县，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北角，崇山峻岭、地势险恶，朱镕基为何来到偏僻的湘西求学？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紧密相关。

据有关资料记载，1937年12月，日军进逼，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相继陷落，安徽省教育厅于皖西山地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学生坚持教学。1938年12月，蚌埠失守，其后合肥、徐州均相继沦陷，皖西的7所学校数千师生，被迫西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湘西，几易其名后，创立了国立八中，设立了11个分部，遍布湘西及川东各地，初期主要招收苏皖一带的流亡青年，到了中后期，则主要招收后方来的学生，其中湖南各地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重，朱镕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当时日军不敢轻入的湘西。

同班同学杨开卷回忆，朱镕基每科成绩都在98分以上，尤其是英语，居然连《英汉词典》的部分内容都能朗朗成诵。杨开卷的数理化成绩不及朱镕基，为此，经常向其请教，而杨的国文成绩颇好，有一次在全校的作文比赛中获第二名，朱镕基很替他高兴，并提议：“这笔奖金，要他请客好啵？”几个同学高高兴兴吃了一顿。

生死之劫

湘西求学时，一件白色府绸衫是朱镕基最体面的衣服，但就是这件好一点的衣服，也险些被盗。

杨开卷记得是在暑假的一天中午，由于天热，几个留校的学生，将床铺搬到宽敞的教室休息，其时，朱镕基的白色府绸衫正晾在单人木架床的床头，一名窃贼蹑手蹑脚进来，想偷这件衬衣，窃贼并没弄出什么声响，朱镕基却一下惊醒了，一跃而起，大叫“抓贼”，并抓起桌上一只砚向窃贼丢过去，同学们被惊醒，有的挡门口，有的则冲上去抓贼，乱成一团。

在国立八中时，朱镕基的一次登台演出，也给很多老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戴振岳回忆，学校附近青龙村盛产黄杨木杆，同学们竞相以此制作二胡，每当晚饭后，校园里一声声：“一马离了西凉界”、“劝千岁杀字休出口”，京剧风靡。

朱镕基天生一付好嗓门，音色清亮圆润，几个同学于是商量一起排练《空城计》，朱镕基从“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一段段练起，一些本地同学还特意设法借来了留声机及唱片，供朱镕基模仿学唱，戴振岳则由拉二胡改操京胡为其伴奏，在唱段操练好后，又弄来脚本试排了几回，一个“业余剧团”就这样搭起来了。

“剧团”随后安排了一次到保靖的演出，戴振岳回忆往事，犹记得当时化妆，演员均需用长布带将眉梢往上“吊”，朱镕基天生剑眉，无需这道工序，化妆师为之称赞不已，而在剧中当司马懿退兵下场后，诸葛亮有一伸手捋去额上惊汗的动作，不知是天热还是初次登台，朱镕基下台后告诉同学“真捋下一把汗来了”。

朱镕基在湘西时，还经历过一场生死劫：当时霍乱流行，很多同学都被传染，由于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差，不少同学死于此病，至今花垣县城东门外的小山上，还留有几十座坟茔。朱镕基未能幸免，染上了霍乱，几乎死去，但在吃了一个苗族老医生的苗药之后，奇迹般地痊愈了。因此当地人都认为：这个两代遗腹的伢子实在命硬。

湘西的两年生活，无疑给朱镕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1年4月，他回到阔别50多年年之久的花垣视察，当年的文庙已毁于战火，而国立八中也仅存在过8年，朱镕基一路寻旧一路感慨，摸着当年的石狮子，他说了一句：“五十年一摸啊”。

在朱镕基就读过的中小学中，花垣的母校，是他在毕业后惟一“回访”过的地方。

一中插班

1946年7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朱镕基作为公费生，转学到刚从七星街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在这里做了一年的”插班生”，随后考入清华大学。

当时一中每个年级为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朱镕基选读的是26班理科班，班上共有同学28人。

在同学王海洲眼里，朱镕基当时不怎么说话，他们同住一个宿舍，“二三十人，都是铁架子床，”王海洲坦言当时与朱没有过多的过往，“要是知道他要当大人物，应该多记点当时的事。”

同学沈雨随记得，当时“英语老师郭昆很喜欢他，经常和他在课堂上用英语对话”。

而在另一位同学颜家龙的印象中，朱镕基沉默寡言，“主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倒没有表现出来”。

朱镕基当时的交往伙伴，主要是从国立八中一起转来的同学周继溪，周老因哮喘复发卧病在床，记者未能采访。

在一中校史馆，保存有一封朱镕基写给同学胡兰吉的毕业留言，全文如下：“敬书数语与兰吉兄为别：人生聚散本来无常，偶然聚合便顷刻要分离，虽然遗憾又何必悲伤，命运难期，何处不能相逢？我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兄助，但愿他日重逢，耿耿此心依旧，为兄一饮庆功酒。”

一中老校长马清泽告诉记者，这份留言只是一份复印件，原件一直被胡兰吉精心保存，1997年，一中庆祝建校85周年，胡兰吉特意从双峰赶来，欲将原件捐献给学校保存，不料在长途车站，包裹却掉了，虽经多方努力，终于未能找回。

朱镕基非常看重昔日同窗的情谊，对五六十年前历经曲折坎坷、聚散离合的同学，始终心不能忘。

睡在上铺的兄弟

湖南长群中学离休教师周继溪是朱镕基在广益中学和国立八中读初、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两校分别设在湘南和湘西的偏僻山村，交通不便，物力维艰。在初中睡的是两层的铁床，朱镕基分睡下铺，见分睡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就主动把下铺让给他睡。对此，周继溪没齿难忘，说朱镕基从小眷注弱者。

1944年下半年，朱镕基和周继溪都考入了国立八中，并且编在同一个班，这两个初中老同学又朝夕相处了20个月。1946年秋国立八中解散，朱镕基转入了省立一中，周继溪转到了省立十五中，从此两人分离。但两人同窗五载，“情深潭水”，几十年来，他们之间的情谊从未间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来湘视察，百忙中要通周继溪的电话，两位老同学交谈了十多分钟。

有一次周继溪在给朱镕基总理的通信中说，昔日我们游历的800里洞庭湖由于围湖垦殖，如今水面大大缩小了，望政府拨款治湖。朱镕基深以为然，在充分调研后，拨出了治湖专款。

1996年，周继溪到北京，朱镕基工作忙脱不开身，便委托劳特夫(也是国立八中同学)热情接待了他。2001年4月，朱总理到当年国立八中所在的花垣县考察，回到了母校的旧址，并在原有的石狮子旁与夫人劳安合影留念。

花垣县委宣传部特意放大一张十多寸的照片送给周继溪老师，周老师非常高兴，将其挂在自己的客厅里。

晚到10年的诚挚道歉

浏阳市第六中学的退休教师杨开卷也是朱镕基在国立八中的同班好友。

1982年，杨老师从报上读到“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的信息，不禁一怔，拈须搓手：他莫不是国立八中的老同学朱镕基？

思虑良久，他决定去信问询，但没有回音。十年之后，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杨开卷立马认出是国立八中的那位老同学，往日同窗之情——相互关心、切磋学业、作文比赛、打篮球、拉二胡、唱京戏等，一股脑儿涌上心头。他研墨展纸，给老同学写了一封叙旧的长信。

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朱镕基热情洋溢的亲笔信。

杨开卷同志：

接读来信，愧何如之。你前次来信，本应及时敬复，当时亦告诉自己，不要忘了，因我已有经验，上次一初中同学因我未及时回复，即遭来信大加讽讥。奈因每日白天会海，晚上文山，不过十二时不能就枕，过了几天，再也想不起来了。今蒙我兄再次来函垂询，实感愧怍，从兄处着想，难免感到旧友做了官，架子大了，白眼对故人，从我来说，亦是有苦难言，唯愿不做官。我也不应向兄发牢骚，但请见谅耳。回想中学时期，生活虽极清贫，但一心埋头向学，心情尚舒畅，故友同学切磋、互相帮助之情景，尚历历在目，可惜八中同学除我兄来信外，尚未有联系者。我记得在八中时，你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想今日亦好。

祝健康！

朱镕基

7.26(星期日)

情见乎辞，这封信真情毕露，每字每句都是那样直白，直白得如同一泓清泉。杨开卷感叹：还是那个情深义重的朱镕基！当了这么大的官，昔日同窗之谊没忘。

“就怕你找我题字”

光阴似箭，岁月如流，改革开放之后，杨老师的生活越发过得舒坦。1997年，他在自己的老家盖了一幢红砖楼房。他想，要是能得到朱镕基总理的题字，定能使小小的居室篷筚生辉。他喜滋滋地又给老同学写了一封信，不揣冒昧，说出了自己的希望。他很快就得到了回复。

开卷兄：

来信收悉，谢谢，恭闻身体健康，新居舒适，甚感欣喜，并表贺忱。我一不怕你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不能破例，务请见谅。

敬礼！

镕基

9.10

2000年4月，朱镕基的母校湖南私立广益中学(现湖南师大附中)庆祝建校95周年。校庆前夕，老同学们恳请朱总理为母校校庆题词祝贺，他也以“五诫”相拒绝了。朱镕基严于律己，杨开卷老师只能作罢，不能勉为其难。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杨开卷从媒体看到报道，兴奋不已。

3月19日晚，他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朱镕基记者招待会。新任总理关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发言掷地有声。杨开卷为老同学的过人胆识激动万分，立即挥毫泼墨书写了一副楹联：

镕古铸今精兵简政

基法治国反腐倡廉

此联投邮寄给朱总理。这一次，杨开卷没有要求写回信，他知道这位老同学实在太忙。

一次公开的拥抱

1997年9月，曾经与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同窗四年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工程院张履谦院士获何梁何利基金技术进步奖，颁奖大会在香港举行。

当坐在大会主席台上的朱镕基副总理瞧见了在会场第二排正中就坐的老同学张履谦，颁奖一结束即迅步走下主席台。他与坐在第一排的领奖专家一一握手，然后走到张履谦身边，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他。

香港《大公报》记者抢拍了这真情流露的珍贵镜头。朱总理为何对他“情有独钟”？记者们大惑不解，纠缠着张院士寻根究底。此时此刻，张院士知道，不能太渲染他与朱总理在清华大学的四年同窗生活，就淡淡然说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民为贵”，“民为邦本”，朱总理最喜欢老百姓嘛。

“同学会”成了“民意会”

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在一次在京工作的老同学聚会中，他表示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大家鼎力相助，并提出三点建议与之共勉：一、听到群众对我的意见，哪怕是斥责谩骂，要原计原味、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二、找我办事，遵循章法，公事公办，能够办的就办；三、写给我的信，我一定看，但不一定回信。

老同学们称之为“约法三章”，个个允诺。

据老同学回忆，他们聚会、交谈、通信，不谈人情物理，只谈民生国计，反映民情民意。如“群众对公务员加薪计划很有微词”之类。当他们从新闻媒体得知“朱总理决定缓行原定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公务员加薪计划，将这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扶贫济困”的消息，高兴了，满足了。

在另一次老同学聚会上，有人反映：“政府工作卓有成效，物阜民康，老百姓拥护、爱戴朱总理，社会上要求总理连任的呼声很高”。朱镕基诙谐地说，我这个总理并不好当呀，我们党内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我现在还兼任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后不当总理了，还可以当博导嘛。

以湖南籍学生最高分数考入清华的朱镕基，其实“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好文科，老想着转系”。清华四年，朱镕基在用功读书的同时，还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在担任学生会主席期间，他的组织才能和演讲口才，得到了初步展现。

2001年6月，朱镕基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职务，面对在场的5000多名师生，他最后说：“今天，我告别清华，以后就很少来了。说实话，永远也不来了。但是，请大家放心，我的心永远留在清华。清华的每一个成绩我都会欣慰，清华的每一个难处我都会关心，清华的每一个不足我都会指出。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以高分考入清华

朱镕基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在当时报考的湖南籍学生中，数他考分最高。当时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的，可以得奖学金，朱镕基就是其中之一。

朱镕基所在的51届电机系，可谓是英才辈出，光院士就出了四个。朱镕基曾经在多个场合提到这个集体的优秀，刚刚获500万元巨奖的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怡濂就是他的同学。

朱镕基的同班同学、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说，朱镕基初进清华时，集中精力学习功课，博览群书。电机系的功课当时在全校是最难的，他却应付裕如，是班上的“业务尖子”之一。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当过班上的“课代表”，协助老师推动同学们学好功课，在同学中有威信。他的同班同学、《中华诗词》杂志副总编欧阳鹤说：朱镕基非常聪明，领悟能力很强。

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时曾说过，那时候他在班里学习不是最好的，甚至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我不喜欢工程，因为英文好，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有人说没转成是对的，因为国家后来还是重视工科的。”他当时还和一位同学讨论此事：“我说我在中学时是班里的第一名，现在跟班上那些认真学习的人相比，也没有怎么不用功啊？”那位同学告诉他，在来清华之前，哪个不是第一名？

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郭道晖写的《与朱镕基同志同窗记事》一文，可能是对朱镕基在清华的大学生活最翔实的回忆文章。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时就一起就学，只是当时不相识。后来考入清华后，因为是同乡，又同处一室，加上志趣思想相投，郭的父亲郭德垂与朱镕基还有师生之谊，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的这篇文章对朱镕基的这段历史有详细的纪录。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

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他当即欣然同意。那时，“新青联”还是秘密的进步青年组织。

朱镕基一经加入革命组织，他的聪明才干就如泉涌般喷发出来。他先担任班长，深受同学们拥戴。在迎接北平解放和解放后进城宣传的工作中，他带领同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据同班同学孙骆生的回忆，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解放后，组织上曾派几个盟员，其中有他和朱镕基，由地下党员、同班同学蒋企英带领，前往被围的北平城区，去动员傅作义部队的家属进城，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2001年朱镕基在清华作告别演讲时，曾向师生们回忆起对他影响至深的几位教师：“我非常敬佩朱自清先生的为人，很喜欢听他讲话。虽然他写很好的文章，但是不会讲话。我敬佩他为人的那种廉洁和谦虚。我还清楚地记得朱自清先生在同方部的一次讲话，音容宛然。我们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我后来做班长、学生会主席，读了很多很多书，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郭道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去张奚若先生家，其实就是“新青联”工作的一部分，将老师们发表的政治见解宣传给大家。

任学生会主席

1949年10月，朱镕基申请加入共产党，郭道晖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同支部书记李淑平一起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新党员宣誓仪式上，朱镕基被指定为新党员的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开始时，朱镕基第一个自愿报名参军。后来党组织考虑到工作需要，没有批准他参军。

1951年1月，党组织又推荐朱镕基担任学生会主席候选人。他当选后，正值抗美援朝运动高潮，学生会的工作就紧密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在清华大学党委的领导下，朱镕基依靠青年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同学开展各项活动，工作十分出色。

作为学生会主席，朱镕基还代表学生成为学校行政领导机构校务委员会的成员，沟通校方与学生的关系。当时的政治活动很多，学生会都要作出迅速的反应。作为学生会主席，他不但要指挥、开动“庞大”的学生会机器，还要随时在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发表鼓动性演讲，动员和组织同学积极参加活动。郭道晖说，他的演讲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富有感情，又具有理性、逻辑力量，感染力很强，总能够成功地征服听众，使各种活动蓬勃开展起来。

1980年代末，朱镕基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时，郭道晖登门拜访，谈及他的组织能力与口才时，朱镕基说，这是在清华当学生会主席时锻炼出来的。

“为学与为人”

朱镕基从中学就开始爱好文学，他自己曾经多次跟人开玩笑说，自己做官是“误入歧途”。

郭道晖还记得，1948年春，有一天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他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可以见出他当时的文学根底和志趣。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朱镕基是孤儿)，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1984年，“对管理特别感兴趣”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这是他在教育界的惟一任职。他曾想过卸任后，“回清华当教授、教书”，但随着他告别清华园，这一设想可能已无法实现。他说：“再见了，我永远是一个清华人！”

“对管理特别感兴趣”

1984年，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李传信说，请朱镕基当院长是董新保(当时经管系主任)和何介人(当时经管系副主任)提出来的。董新保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当时认为，要办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就一定要请有才能有身份又有名气的人来做院长。

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的吕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请朱镕基做院长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在此之前，学校邀请朱镕基作过几次报告，学生的反响相当之好。这个动议得到了当时的名誉校长刘达和校长高景德的赞同。刘校长就派朱镕基高一届的同学李传信(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和同班同学吕森(清华大学秘书长)去请他。朱镕基稍作考虑就答应了。

朱镕基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也曾讲过这段往事：“1984年，刘达同志邀请我做院长，我本来没有学过经济，但对管理特别感兴趣，所以，不知高低，一口应承下来。”

据《新经济》杂志记者曲力秋的采访，在通常情况下，朱镕基一个月来经济管理学院一次，主持召开一次院务会议，讨论学院发展工作的重大问题。

后来，他奉调到上海出任市长，临行前，他对几位院领导说，以后我没法来了，你们谁也不必专门来上海，到南方出差的时候来找我一趟，和我说说情况就行了。那之后，学院的具体工作就没法兼顾了。

1991年，朱镕基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出任总理，但因为工作太忙，几乎连每年来学院一次都做不到。一般是一两年来学院一次，每次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请他来。

在朱镕基的告别演讲上，朱镕基也谈到这一点：“……这些年，我给经管学院没有做过什么事，甚至同学们想见我一面都难，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真的是政务繁忙到见同学们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吗？扪心自问，心中有愧。”当时在场聆听报告的清华2001级MBA徐勇刚说，朱镕基讲到这里，声音哽咽，很多学生也都哭了。

亲自带过四个博士生

朱镕基的院长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够有精力倾注到他的学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长之前。在这期间，朱镕基亲自带了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其中一个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的杨宏儒，一个是现在任清华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的赵平。

朱镕基谈到这四个学生时，曾经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说：“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但董新保说，朱镕基对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导之责，吕森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朱镕基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负责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条件，在他调任上海市长之后，博士生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后来也承认，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他很理解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

但朱镕基还是尽量给他的学生安排锻炼的机会，杨鸿儒后来就到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在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一起研究过上海市的工业状况。

想过离任后回清华教书

对于这个院长的职务朱镕基最为倾注感情。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上海好多大学请他当院长，他表示，只兼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其他一概免了。

199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朱镕基到MIT(麻省理工学院)讲演：“好多地方请我去，哈佛也请我去，我为什么到MIT来呢？因为我是清华经管学院的院长，清华经管学院和MIT管理学院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就到你们这里来。

朱镕基2001年辞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职务，让很多在场师生大感意外，他当时解释原因说，在开经管学院的第二次顾问委员会会议时，美林银行私下给他递过一封信，说愿意捐给经济管理学院50万美元。“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能收，因为我是请他们来提建议，而不是乱收费的。我不能让外国人说：中国到处乱收费，现在连清华大学也乱收费啊。因此，我告诉王校长、贺书记，我当这个院长其实没好处，有钱也不能收。我自从做总理以来，事情很多，因此好几次提出要辞去院长一职……”

朱镕基本人也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说过，等从政府岗位上退下来，就回清华当教授，教书……清华一位人士分析说，朱镕基之所以辞去这个职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不愿意为政府高官兼任大学校长、院长之风落下口实，是以首先从自己做起，割断了与清华经管学院17年的缘分。

朱镕基告别清华时说，“王大中校长曾经提出，如果院长不做，做个荣誉院长也好。我说不行，最后只做顾问管理委员会的荣誉主席。所谓荣誉，就是来也可以，不来也行。我绝不耽误顾问委员会的运行。”

清华，再见！

清华大学2001级MBA徐勇刚感到特别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做朱镕基的学生，未能叫他一声“朱院长”，包括他在内，不少同学报考清华，很多就是冲着朱院长来的。不过，徐勇刚也算得上幸运，因为当时正好在学校帮忙做一些事情，朱镕基在清华的辞职演讲，他有幸聆听。

直到今天，徐勇刚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综合体育馆大概有5000人左右到会，大部分人当时都只知道是听朱总理作形势报告。

上午10时，在朱镕基进来之前，有人从主席台后出来，每次大家都以为是总理出来了，都报以一片掌声。后面的同学看得不清楚，跟着前面的同学鼓掌，如是几次，一直到10时08分，朱镕基入场，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朱镕基一次一次以他特有的高举双手的方式向大家致意，而掌声的浪潮却仍一次次响起。

在掌声平歇下来后，朱镕基说自己在美国白宫的南草坪上也没有这么激动过，“……来到这里心里还是有点怕……毕竟是后生可畏啊。”

他很快就开宗明义，告诉大家到这里是来告别的，“是出席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这个消息令在场的很多师生感到吃惊。

那天，朱镕基在大会上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国际经济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对经济管理学院的期望。他说，“校长要我对未来的学院提点建议，我认为要把经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学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师资力量。

没有，要花大力气去请，就是讲学也可以。”他还表示希望管理学院所有课程教学都用英文，“我不是崇洋媚外，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朱镕基谈到了自己对于清华精神的理解，那就是：追求完美。他还告诫在场的师生：“每个清华人都负有责任，建设这个国家。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说到自己20年被打成右派没有党籍的日子，朱镕基说，“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信念。我没有忘记清华对我的教育，没有做有愧于心的事情。”

那天的讲话，朱镕基非常动情，在场的师生许多也潸然泪下，校长王大中在最后的讲话中也不由声音哽咽。王大中那次说到朱镕基一次次辞去院长职务的情形，他说，尽管希望朱镕基能继续担任院长，“考虑到他毕竟是13亿人口的大国的总理，我们顾全大局，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徐勇刚记得，在这个时候，王大中校长已没法再说下去了，5000人的体育馆一片寂静，大家听到的只有王校长努力调整感情的重重的呼吸声，大家都在安静地等待，一次，两次，三次，王校长才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朱镕基的讲话结束以后，清华师生全体起立，爆发了长时间持续的掌声，而朱镕基紧闭着嘴唇，没有回头看大家一眼，就离开了。当时主持人告诉大家先不要走，朱总理在休息室休息。大家于是静静地等待着，等了10分钟，但是朱镕基没有回来。他就这样告别了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