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陈丹青：鲁迅已经面目全非_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16:32
70年后，鲁迅成了巨大的历史公案与文化公案，譬如但丁、蒙田、尼采……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
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
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特约撰稿 陈丹青
陈丹青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说，围绕鲁迅争议不断就是其价值体现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70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概括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此后，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范畴，挪进学术领域。近20多年，鲁迅话题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10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超越旧有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70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许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50年“政治话题”到近20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50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50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70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尼采……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而鲁迅的命运，正好相反。他死后50年，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奉献到他的墓前，近20年，鲁迅才算清静了，不再被乱用，也不再被供奉。从炙手可热到暧昧的冷漠，都是反常，都归因于历史的冻结。
90多年前，鲁迅誓言“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今天，浑身光明的孩子们应该放鲁迅回家。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 ：“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 ；二、鲁迅很难还原 ；三、要还原鲁迅，还原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这种变化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70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70周年采访我，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3.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其二，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基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好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基因、模式、话语方式，在30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80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90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30年代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三，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
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
特约撰稿 陈丹青
陈丹青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说，围绕鲁迅争议不断就是其价值体现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70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概括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80年代初，“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此后，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范畴，挪进学术领域。近20多年，鲁迅话题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10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超越旧有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70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许多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50年“政治话题”到近20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50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50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70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尼采……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而鲁迅的命运，正好相反。他死后50年，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奉献到他的墓前，近20年，鲁迅才算清静了，不再被乱用，也不再被供奉。从炙手可热到暧昧的冷漠，都是反常，都归因于历史的冻结。
90多年前，鲁迅誓言“放孩子们到光明里去”。今天，浑身光明的孩子们应该放鲁迅回家。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 ：“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 ；二、鲁迅很难还原 ；三、要还原鲁迅，还原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这种变化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70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70周年采访我，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3.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
其二，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基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好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另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基因、模式、话语方式，在30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80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90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30年代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三，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糊涂账。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