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宽容比歧视好,和解比对抗好(南方都市报 20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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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比歧视好,和解比对抗好
2007-01-10 11:19:2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媒体思想之笑蜀专栏
广州发达了。虽然人均产值究竟是1万美元还是7600美元尚有疑义,但其在国内城市中名列前茅则是没有悬念的。发达总是件好事,但为什么消息发布后,舆论少见欢呼,反而不乏质疑和讥讽之词呢?这则近闻或可作为注脚:因气温骤降,本月6日,3名流浪汉被发现死在广州街头,怀疑因冻致死。人均产值飙升,没能避免路有冻死骨这样的悲剧,经济增长是不是一定就能带来社会发展?一定能让最大多数人受益?如此背景下的诸多追问,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认可这样的追问,但如果要把这样的街头悲剧都诿罪于广州,我认为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这样的街头悲剧不单是广州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来望闻问切,才会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也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广州的困扰,并非仅此一端。逐水草而居是人的天性,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广州成了一块淘金热土,而对中西部人民颇多诱惑。这一方面给广州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广州也不能不付出诸如治安混乱、贫困人群剧增的代价。从前的收容制度,后来的限制所谓“低素质人群”进城,乃至最近的禁摩禁电,都是现代执政意识和现代执政能力有待加强的城市政府的本能反应,而不可能有别的更高明的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困局其实不过是贫富冲突、城乡冲突、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冲突在广州街头的一个缩影。
问题的症结既如此,那么很显然,只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不解决,只要中西部巨大的贫困人群不能各得其所,广州经济无论如何增长,也无论广州如何煞费苦心地建构以隔离贫困阶层为主旨的制度高墙,广州现在的困局都不可能有实质变化。禁摩不可能消灭犯罪,而只是迫使犯罪转换形式;“限低”也不可能真正把穷人赶出广州,而只是使更多穷人绝望乃至铤而走险。从长远来说,这些制度高墙终究不免要跟当年的收容制度一样轰然倒塌。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企图通过人为的尝试,把广州变成一个避风港,独享太平,独享发展的红利,不仅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必然要激怒那些制度高墙的受害者,激化早已经微缩到广州街头的那些贫富冲突、城乡冲突、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冲突。更可怕的是,它还会激发旁观者越来越强烈的道德义愤,将越来越多无利益关联的人卷入那些冲突中,使冲突放大到和复杂到无法预知的程度。
在人均产值创新高的同时,竟然路有冻死骨,虽然如前所述这不能完全诿罪于广州,但的确值得广州当局反思。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同样,广州也不可能不是中国的广州。广州因此只能跟整个民族同甘苦、共患难,而不应该只愿得中国之利而不承受中国之痛。只占便利而拒绝支付成本,这种思路关键还不在仗义不仗义,关键在于不现实,天底下哪有那样美的事?所以这种思路非但不可能解决老问题,反而徒然增加新问题,很大程度是自找麻烦。
这样来看,广州的政策调整就只能有如下两端:从宏观角度讲,就是跟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尽可能改变区域发展的过度不平衡状况,使国家的整个制度,都建立在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的基础之上,使中西部地区的人民纵然穷,也能过得下去,从而减缓外来人口对广州的冲击。从微观角度讲,就是修正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诸多以隔离贫困阶层为主旨的歧视措施,提升城市的宽容度,扩大穷人的生存空间,使已经进入广州的外来人群纵然穷但仍有机会,仍有希望,不至因绝望而走上极端不归路。
宽容比歧视好,和解比对抗好。宽容有代价,但总比歧视的代价小;和解有牺牲,但总比对抗的牺牲小。跟整个中国一道前进,跟所有同胞一道前进,而无论摔多少个跟头。这是广州也是中国所有繁华都市惟一的选择。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