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与传播学技术主义范式的建构

2007-1-5 8:50:18
胡翼青
内容提要：传播学史经常忽略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技术主义方面所做的理论贡献。该学派特别强调传播技术在促进人类心智进化与社会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从而为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创立与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但由于片面地强调技术，使芝加哥学派陷入了抽象的技术决定论泥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局限。
关键词：芝加哥学派 传播学  技术主义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bstract：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has often overlooke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by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The school has specially emphasized on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wever, as it one-sidedly emphasized on technology, the Chicago school has got caught up in the quagmire of abstract technical determinism, which to some extent also determined the limitations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Chicago Schoo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一般说来，社会学界普遍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所涌现出的学者群称之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以下简称芝加哥学派）。其实，该学派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以帕克为代表的该学派成员就传播学提出了许多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传播理论。然而，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自20世纪4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经验传播学研究兴起以后，芝加哥学者们的观点似乎突然退出的历史的舞台，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观点才又被传播学所重视：“尽管米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大众传播学研究者们却直到70、80年代，才开始重视符号互动理论。因为米德将研究重点放在人际互动上而忽略了媒介，所以媒介理论家们很晚才认识到他的观点与媒介相关。”[1]然而笔者认为，芝加哥学派从来就没有真正退出过传播学的舞台，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技术的观点经过伊尼斯、麦克卢汉等学者的发展，最终建构了传播的技术主义范式。
芝加哥学派的技术主义观点
关于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理论贡献，罗杰斯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
1．它使符号互动论概念化了，符号互动论是一种将传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变化的中心的理论观点。
2．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
3．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于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2]
应该说，罗杰斯的归纳是比较全面的，但他唯独忽视了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技术的重要阐述。的确，芝加哥学派主要的理论方向是符号互动论，主要的研究取向是经验与实证的研究，但其实，从其理想起源——杜威与库利那里，技术与社会进步的主题就一直是芝加哥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正如切特罗姆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三位美国思想家顾里、杜威、派克，率先开始全盘研究现代传播在社会过程中的影响力。他们每一位均赋予晚近传播科技的进步极大的重要性，也都把他们所见传播科技的意涵，置于他们的社会思想中心。他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视现代传播媒介为重整美国道德和政治共识的主要代理者。”[3]
笔者认为，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技术的理论分析，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方面，由于坚信没有传播就没有人与社会，芝加哥学派特别强调传播技术在促进人类心智进化与社会发展上的极端重要性。库利认为，传播技术对人的心智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分析说，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四处传播信息，也使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更迅捷的讨论。同时，这些机制很明显使得解释生活和对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判断的被组织起来的智能得到提高。”[4]这个观点也被以米德为代表的许多符号互动论者所接受。而帕克则更侧重于强调传播技术对社会用到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在论文《物理学与社会》中，帕克集中地阐述了技术的社会作用。他看到了物理学使传播的手段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从而对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写道：“传播显然是社会过程中根本的东西，因为物理学使传播手段的延伸和改进对社会的存在显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形态即所谓文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另一方面，由于坚信进化论思想，芝加哥学派对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表现出了相当高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现代传媒技术对于时空的征服，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区与社区的互动，使人类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并实现彻底的民主和理想的沟通。库利分析说，现代社会的传媒有以下四种特性：能够表达各种观念和思想；可以长久保存记录不受时间限制；传递迅速不受空间限制；可以送抵每一阶层的人。[6]因此，他宣称：现代传播媒介可以把人从“时间和空间、粗暴和压制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7]帕克到了晚年依然相信：“促进或阻碍互动过程的，主要是物理上的原因，现在已逐渐被报纸、广播等新发明所克服。”[8]而米德则干脆宣称：传播技术的完善“使得所有人类个体都具有完善的社会智能，以致所有社会意义都同样反映在他们各自的个体意识中，以致任何一个个体的动作或姿态的意义（凭借他采取其他个体的社会态度对待自身并对待他们共同的社会目标或意图的能力，由他实现并表达在他的自我结构中的意义），对于对它们作出反应的任何一个个体来说都一样。”[9]
很显然，芝加哥学派的技术主义观点已经在两个方面为传播技术主义范式打下了思想基础：其一，传播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其二，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一定是社会的进步。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发球经验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实际具备了建构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理论基础。
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到芝加哥大学师从凡伯伦学习政治经济学。正是在那里，伊尼斯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科学训练。有许多证据表明，伊尼斯修读了帕克的课程，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关于传播技术主义的很多观点。“帕克的思想对伊尼斯的吸引力，似乎超过了它对其他学生的吸引力。”[10]
帕克把传播作为创造与维系社会，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的论点令伊尼斯一生的学术轨迹从此发生了改变。逐渐地，他放弃了经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推动力的主流观点，开始思考从媒介的角度来分析人类文明的进程。在他的名作《传播的偏向》与《帝国的传播》中，伊尼斯把帕克的观点演绎成了媒介的偏向决定了帝国的形态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观点后经由麦克卢汉的发扬光大，终于走出了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批判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传播技术主义范式。
翻开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著作，里面充满着芝加哥学派的智慧。麦克卢汉曾经宣称自己的理论有70%都是人类历史上首创的，很多研究者也因此跟着麦克卢汉大惊小怪，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麦克卢汉对于媒介的宽泛界定，就不是他的首创，在他半个世纪之前，库利把传播媒介界定为“包括表情、态度、姿态、声音的语调、词语、作品、印刷、铁路、电话和一切可以成功征服空间与时间的技术”。[11]有研究者指出：“他（库利）的媒介观念和麦克卢汉几乎一样宽泛。”[12]其实从学术渊源来看，这句话恰好应该倒过来讲，因为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传媒方面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讲都可以看作是芝加哥学派的后续。又比如，库利在《社会组织》一书中，分析传播媒介发展的历史时提出：而在手写传播时代，文字使一套明确和永恒的法律与风俗体系成为可能，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因之建立起来；印刷媒体意味着民主，因为它把大量的知识传播给了普通人，知识不再垄断于那些掌握了文字的阶层手中，民主意识将在印刷媒体的撒播下遍地开花。对比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后来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库利的观点对他们很有启发，比如传播技术与政府的关系，在伊尼斯手中，变成了《帝国与传播》的主题；而媒介与知识垄断的问题，也是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比较关心的问题。只是在一些细节上三人有所不同。再比如，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的传播将带来民主，使人类重回“伊甸园”，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这个观点除了电子媒介是创新的概念之外，其他的表述都没有太多的新意，杜威、库利、米德和帕克中的任何一人都详细讨论过传媒如何使人类走向伊甸园，也就是走向没有任何沟通障碍的社会有机体。就连“地球村”的表述，也能在芝加哥学派的多位思想家那里找到对应的论述，只是内涵上可能略有差别，比如杜威在中国讲学时就说过：“以形体言，地球之大小如昔也；以交通言，有火轮、舟车、邮电、飞机彼此沟通，互相贸易、交换意见、灌输思想，从前视为石油工业窎绝莫至者，今则近若比邻。”[13]上述分析并不是想说明技术主义范式缺乏创见，只是想证明技术主义范式并非像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从天而降”。
麦克卢汉去世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迅速跌入低谷。就在传播技术主义范式面临危难之际，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又为该范式的复兴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国学者梅罗维茨在研究了伊尼斯、麦克卢汉的技术主义学说之后，将其与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戈夫曼的学说进行了综合，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内涵。梅罗维茨的努力今天看来就是把芝加哥学派中两种相对立的观点——技术主义与互动论结合在一起，在界定“情境”概念时，加入了非物质情境——也就是信息环境的内涵。梅罗维茨坚信，电子传媒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社会情境并因此改变了社会。在梅罗维茨的启发下，传播生态学的研究真正成为了传播学的热点，并因此复兴了技术主义范式的研究。传播生态学把媒介生存或传播生存看作是现代社会生存方式的特征，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经由传播建立起来的秩序”，并指出：“我们处在社会生活诸多领域发生巨大变迁的社会之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是如何改变诸多社会行为和观念的。”[14]从这个意义上，这一研究领域目前依然没有能走出在芝加哥学派先驱们所划定的藩篱。
芝加哥学派与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缺陷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使传播学具备了一重看待问题的新视角。然而芝加哥技术主义观点的局限与偏颇之处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技术主义范式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芝加哥学派在技术主义方面有几个问题考虑欠妥：
首先，传播确实是创造和维系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是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这恐怕值得商榷。传播在塑造心灵与社会时固然功不可没，但心灵与社会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有目的地改造传播。芝加哥学派过分强调传播对心灵与社会的极端重要性，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失之偏颇，与其社会互动论的辩证视角有很大的差异。
其次，传播技术作为传播的中介，是否一定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有效传播，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芝加哥学派的态度是比较轻率的。在芝加哥学派之前，像詹姆斯这样的学者就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中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反到是沟通上的障碍。现代传播技术在征服空间与时间上确实比以往的传播方式更为先进，但很难说它一定比面对面的传统传播方式更有效。相反，在社会现实中通常出现的情况是，传媒影响了人际沟通的顺畅，比如网络成瘾的问题便是重要的例证。
最后，传播技术的使用者或使用情境会因人而异地左右传播技术的运用，这也是一个被芝加哥学派在讨论技术问题所忽略的问题。实际上，以实用主义为基础，以符号互动论为理论特征的芝加哥学派在许多其他社会问题上一直强调人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传统却没有覆盖到传播技术主义的领域。事实证明，在杜威、帕克和米德的晚年，他们都看到了媒介的不当使用——如希特勒之于广播媒介——所带来的社会退化现象，而他们所盼望的那个民主与民治社会却始终遥遥无期。
正是芝加哥学派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欠周密，因此他们的许多观点就成了现代“电子乌托邦”主张的始作俑者。比如库利曾经说过：“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15]这样广泛体现于杜威、帕克和米德身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观点就是当代电子乌托邦常用的时髦论调。而后者正是技术主义范式遭到其他传播范式围攻的重要证据。
片面地强调技术，使芝加哥学派在传播技术研究的层面丢失了该学派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丢失了符号互动论中对人主体性的精彩概括，从而陷入了抽象的技术决定论泥潭。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芝加哥学派技术观点为基石的技术主义在解释传播问题时，总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注定无法成为主流的传播学范式。
注释：
[1] 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页。
[2]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08页。
[3] [美]Daniel J．Czitrom:《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卢汉》，陈世敏译，台北：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9页。
[4] [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5] [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麦克卢汉序言第7页。
[6]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7, p80
[7] Charles Horton Cooley,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97（12）, p78
[8] Robert Park, 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p197
[9] [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10] 同注8，麦克卢汉译文第8页。
[11] 同注6，第61页。
[12] [美]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13] 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学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14] 以上两处注解见[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页，第201页。
[15] 同注6，第81页。
本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8期